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6章 人物春秋重讀曹禺郭啟宏

　　記得那一年，某次全國文代會前夕，我應邀回潮州，為家鄉的大學講課。在我的“詞典”裏，文代會者，無非是一次“換屆”，或日‘重分配、再就位”，代表的作用也就舉一舉手。北京籌備組的熟人調侃我，你可真牛，文代會都不來。我笑著解釋，實在脫不開身。就在開會前夕，我從報上得知，曹禺先生逝世了！我當即給李玉茹先生和萬方女公子去電話……當時隻是惘然，之後多有懷念。我寫過幾篇文字，始終不滿意，我總覺得自己並不了解這位堪稱恩師的前輩。

　　我與先生的交往其實不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懸殊，宛若雲泥。先生於我，向來‘危乎高哉”，我始終仰望著先生，我沒有瑞士人迪倫馬特的勇氣，把前輩權威隻當作‘對話者”和‘激發者”，盡管我心裏明白，迪倫馬特的說法不無道理。

　　在我調入北京人藝之前。曹禺先生會上會下都曾談到我和我的劇本，特別是那部《南唐遺事》，令我受寵若驚；到北京人藝後，我的首部作品是《李白》，是時隻求上演，別無奢望。劇本是於是之大兄帶到北京醫院給曹禺先生的。不承想竟得到先生的大褒獎，又寫信，又題詩，令我大喜過望，但我想起社科院關於錢鍾書的一句歇後語，“錢（鍾書）讚——不可當真”，在曹禺先生麵前。我確實不敢沾沾自喜。

　　我與曹禺先生第一次比較深入的‘對話”，不是談創作，而是談“師道”。應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我去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先生，說起兩天後要去廣州，參加我的導師中山大學王季思教授從教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曹禺先生說，他與季思教授有過一麵之交，惜無機緣深談，他說他十分敬佩季思先生的學問，要我見麵時一定轉達他的問候，然後談起老師這一神聖的職業。他說他有過很多老師。念起一連串名字，我隻記得張彭春，還有巴金，他神情嚴肅地說，天地君親師，五倫之中，別的不說，那是無從選擇的，唯獨這個師，最了不起，沒有血緣關係，卻把一生的知識無私地傳授給學子，師道尊嚴是批不得的，得有師道！後來，我回到母校，作為季思師受業的學生代表在大會上講了曹禺先生的這番話，永芳堂裏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事後，季思師對我說，你替我謝謝曹禺先生，他懂得我的心，生能得此一語，死可無憾！

　　有一次，我潮州老家的石壁山風景區要搞文化碑林，有關部門選中山頂上一塊巨石，通過我請曹禺先生題字。我跟曹禺先生直說，他痛快地答應，你的家鄉，應該寫的。我為他鋪紙溶墨，他忽然問，寫什麽？我說您寫什麽都行，人家要的是‘曹禺”二字，他說，你出詞吧！我連連擺手，我哪敢呀？他又解釋，我一想詞，頭就疼。無奈。我隻好另紙寫上三個字——“攬玄黃”，行不？他一看，嗯，山頂上，天地玄黃，好！一揮而就。這三個字如今成了風景區的一幀名片。

　　交往的多寡究竟有限量，而影響的深淺則屬無形。就我個人對戲劇的認識，更把話往絕對上說，中國的劇作家堪稱大家的，隻有曹禺一人！北京人藝被稱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劇院，“郭、老、曹”並提，且置曹於末後，妥否？當然，學術上的排序不必過於認真，初唐四傑‘王、楊、盧、駱”，當年當事人就有異議，後代後來人更多歧見。倘若論及真正對戲劇藝術規律有精準把握。當推曹頭（老北京人藝人對先生的尊稱）。郭與老，不及也！更有高風亮節，先生作為人藝一院之長，全力揖讓郭與老的作品在人藝舞台上占盡春光，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

　　我每感到曹禺先生對人對事常有一種偉大的寬容。近幾十年來，人們對先生多有批評，這種批評包括為人和作品。比如作品，尖銳的批評集中在他於中國政權易手後寫的幾個劇本上：而對早年間的名著，偏又肆意劫掠。先生的名著被後來者“改編”的次數幾乎不可勝數，他似乎沒有反對過，他寬容後來者施行各種各樣的“嚐試”，他容許後來者站在他的肩膀上向茫昧眺望，與其說他不計較，莫如說他有一種巨人的自信。尊家聽說過曹禺先生明白表示過他支持哪一種“改編”（或日“解構”、“顛覆”）嗎？換言之，尊家無妨想想，《詩經》《楚辭》需要‘改編”嗎？莎士比亞需要“改編”嗎？在下說得再直白點，不朽的傑作是不能‘改編”的！許多‘改編”者無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釣”時下的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當此際，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當“頷之而已”。（語出《左傳》）

　　中國研究曹禺的專家田本相君，寫了一本《曹禺訪談錄》，書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內心世界，他幾經斟酌，以‘苦悶的靈魂”為正題。我極口讚同這個正題，並應田兄之邀，寫了一篇文論，題目由茲而來——《惟其苦悶，所以偉大》。我認可一個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悶的靈魂！文章寄到《中國戲劇》，當時的編輯部主任很讚同，主編卻壓製，說現在是太平盛世，有什麽“苦悶”！主任為難了，真有點“苦悶”了，問我可否轉給《文藝報》？我說，哪棵樹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似也未有誹謗盛世的不良效應。今日重提這樁往事，遑論如煙如鉛，鄙人已經出離憤怒了：當下的意圖正是著眼於“苦悶”二字，重新解讀曹禺先生。

　　曾聽萬方說過，好多年前，曹禺先生時常在夜間獨坐陽台，問他想什麽，他說想跳下去……乍一聽，腦袋瓜兒嗡然震蕩，似要開裂，如我這般快意朵頤、貪戀殘生的主兒簡直不可思議！漸漸地，萬方的話被我演繹成一個場麵，定格了，我也漸漸悟出些什麽。

　　我想起不少人對曹禺先生的批評，自然都是善意的批評，尤其是畫家黃永玉先生那封出了名的信。

　　黃先生在信裏首先表示‘你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然後指出曹禺先生“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溪流”。語氣相當率直。“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

　　聽說黃先生是個很有才氣且極具個性的人，他的批評似也有理有據；然而，在我看來，似也值得商榷。從表麵看，華瞻的文采難掩偏激的立論。所謂“為勢位所誤”，是不了解曹禺先生的一種誤讀！先生的內心並不追逐‘勢位”，果有‘勢位”，他也是‘應該應份”的，中國戲劇界的領袖人物（從前叫“排頭兵”，當下時髦語叫“領軍人物”），除卻田漢、曹禺，還能有誰？事實上，“勢位”問題恰恰是他的無奈和痛苦。比如，與‘勢位”偕行的不止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態（包括言論和行動）。所謂‘萎縮”，同樣似是而實非。天才的海洋依然存在，隻不過為更廣大的穹廬所覆蓋，我們隻能偶爾看見海洋的一抹浪花。比如，上述田本相君的訪談錄中所記述的曹禺先生的真知灼見，又如，那出有主題先行之嫌的《王昭君》，其中的孫美人的藝術形象便是‘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和閃耀著驕傲的美色”。（借用普希金《致大海》）

　　應該指出的失誤是黃先生這封信的矛頭指向。如果說，曹禺先生‘解放後”的‘不作為”是一種文藝現象，那麽，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由絕不僅僅是曹禺先生們自身的弱點，歸根結底是曹禺先生們的生存環境使然。錢鍾書在《管錐編》裏從羅列古代真言引禍、文網飛災人手，論及中國人的生存環境：“……諸如此類，皆斤斤嚴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見人之懼禍過於畏病，而處世難於攝生矣。”倘說錢鍾書是在談論曆史教訓，未必定與現實掛鉤：可巧，毛澤東答羅稷南問談及魯迅的今生來世，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問題。據黃宗英回憶，一九五七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羅稷南問：“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魯迅麽——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南方周末》2002.12.5）中國偉大的文化旗手魯迅先生尚且如此。更何況曹禺先生們！真個是“瞑禍過於畏病，處世難於攝生”。

　　生存環境的安危緣自社會製度的優劣，我們都從“文革”中走過來，我們不能‘嚴”要求誰，既無資格，也難實現：我們甚至不能要求那些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們也是被一種遠非完美的製度的力量推著走的。

　　聽說曹禺先生把黃永玉的信鄭重其事地裱掛起來，我驀然想起司馬光的‘警枕”，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王應麟《困學紀聞》）莫非曹禺先生以此信為警示，一日三省吾身？我回想這些年來所見所聞曹禺先生行狀，不由深深歎服先生麵對命運不能自主的生存環境，竟能養成如斯自覺的自我保護意識，而又葆有大海的胸臆、赤子之心！試想，先生沒有被打成右派，沒有被關在牢裏，難道不是‘奇跡”？他甚至比毛澤東眼裏的魯迅更多了一種選擇。他盡可以‘不作為”，但聽說他逝世前還被內定‘文聯主席”的‘勢位”，這是多麽了得的生存智慧！人們究竟苛求先生什麽？

　　重讀曹禺，我漸漸認識到一種胸襟、一種精神、一種境界，叫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