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二節 西藏青年大會，“藏獨”接班人

　　成立的背景

　　西藏青年大會，是一個具有極端主義的民族分裂組織，是在特定的曆史背景及國際形勢下成立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少數反動上層在為分裂祖國而策劃的1956年康區叛亂和1959年西藏叛亂相繼失敗後，挾持達賴，裹脅數萬藏人逃亡國外，企圖借用國外反華勢力，積蓄力量，卷土重來。他們接受美、印和台灣等反華反共勢力的軍事訓練和武器裝備，重組外逃殘餘叛亂武裝，不斷回竄西藏，進行騷撓破壞，屢被我軍民在邊境封堵打擊，慘遭失敗。他們逐漸認識到用軍事力量與我較量無異於以卵擊石，是自取滅亡，需要改變策略，組織力量，以和平方式爭取“西藏獨立”。

　　六、七十年代，國際反華勢力出於對中國實行封鎖孤立政策的需要，利用達賴集團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給予一定支持，唆使武裝藏人大舉反攻西藏。隨著我國內形勢好轉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達賴集團獲得的這種支持和援助逐步減少。他們在國外掙紮了十幾年，不僅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公開支持“西藏獨立”，承認其“流亡政府”，西藏問題反而逐漸被世人遺忘，感到獨立的希望渺茫，“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業，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認為這根“接力棒要傳給青年一代，而且越早越好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向世界宣傳西藏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

　　西藏曆史上就派係林立，矛盾重重。分裂集團逃印後內部派別鬥爭愈演愈烈，尤以地區和教派矛盾最為突出。廣大外流藏民為生存而掙紮，不問“獨立”。青年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不願穿藏裝，不願說藏話，對宗教也不甚感興趣。流亡集團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士氣低落，長此下去，不但“獨立”無望，連在國外的藏族亦可能不複存在了。因而他們妄圖把希望寄托在對西藏曆史無知而又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青年身上。為了打破曆史上長期形成的地區和教派界限，流亡集團企圖利用青年大會這個組織形式把各藏區的青年組織起來，借以團結全體在外藏人。其目的表麵上是要“保持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實際上則是要“站在爭取西藏獨立鬥爭的最前列，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60年代，世界學潮洶湧，掀起國際性學生運動。流亡集團認為，1968年巴黎的學潮，泰國和斯裏蘭卡的學生騷亂，美國伯克利和日本的學生反對侵越戰爭，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動以及印度的納薩爾巴裏起義，都嚴重影響各個國家的內外政策趨向，能量不小。這對那些偏激而又無知，自幼就被“西藏獨立”灌滿了頭腦的在外藏族青年，在客觀上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從而，達賴集團認為，分裂祖國，青年人可以利用。

　　上述因素促成達賴集團決心把外逃藏族青年組織起來，成立“全民族性的西藏青年大會”，對內借以團結全體在外藏人，“保持西藏的宗教、文化和風俗習慣”；對外利用青年單純、活躍、好鬥的特點，掀起國際性的“西藏問題”宣傳運動，鼓吹在西藏舉行有國際監督的公民投票，企圖以和平方式“爭取西藏的完全獨立”。

　　在上述情況下，藏青會於1970年10月在印度成立。

　　藏青會的地位與活動

　　目前，藏青會已成為流亡藏人中人數最多，能量最大，影響最深的組織。其下轄地區分會已達50餘個，遍布印度各地的藏人聚居區、以及尼泊爾、不丹、錫金、歐美等國。現在已有萬餘名會員。

　　藏青會也是堅持鬧“西藏獨立”最頑固的一個組織，其活動能量不可小視。該會在達賴集團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已經控製了“流亡政府”的幾個主要部門。“流亡政府”工作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藏青會”會員。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從我國與西藏分裂主義分子作長遠鬥爭的觀點看，“藏青會”有可能成為繼達賴之後在國外繼續堅持鬧“西藏獨立”的核心領導集團，其動向值得我國嚴重注意。

　　藏青會自稱其“不是一個派別組織，而是代表全體藏族青年的國際性”組織。鼓吹“藏青會”的成立及其活動“是西藏民族解放鬥爭的繼續”，它“繼承了西藏兩次起義和西藏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反抗精神，並把他們的理想變成自己的奮鬥目標”。同時，標榜它的成立是“時代的需要是西藏青年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所帶來的社會覺醒、政治民主和民族主義意識上升等重大社會變革的集中體現”，它證明“西藏人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

　　“藏青會”堅持鬧“西藏獨立”的立場之頑固，氣焰之囂張，是曾參加過西藏叛亂的達賴集團元老派自愧不如的。他們自認為比元老派聰明得多。後者認為，選擇非暴力方式，得以保存實力並迅速擴大，“暴力鬥爭是自取滅亡”。他們指責元老派自叛亂失敗逃亡國外便一籌莫展，致使“西藏問題逐漸被人遺忘”。所以，以後“爭取西藏獨立的鬥爭”應該由藏青會來領導。由此展開了與元老派爭奪權利的鬥爭。“藏青會”，首屆主席丹增格切曾任“流亡政府”內閣部長，分管宣傳和衛生部；二屆秘書長紮西旺堆升任部長，負責內政部和安全部；一屆秘書長索朗多傑、二屆秘書長和三屆顧問朗傑多吉、三、四屆主席洛桑京巴，先後分別任“流亡政府”宣傳、教育部秘書長；另有各屆中執委委員十人在“流亡政府”各部任付秘書長或同等職務，進入了實力圈子；“流亡政府”各部工作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藏青會”會員，從而，使達賴集團“流亡政府”基本上完成了權力向少壯派的轉移，形成了藏青會為主體掌權的局麵。

　　在達賴集團中“藏青會”已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的活動對“流亡政府”的政策決策影響很大。它控製了對外宣傳，掌握了各種宣傳手段，反對“流亡政府”與我接觸，指責“流亡政府推行與北京妥協的政策”，致使達賴派人回國不得不秘密進行，並再三否認與中央談了回歸問題。達賴取消一九八五年回國參觀的計劃也與此不無關係。它強烈要求改革偽“西藏人民會議”代表的選舉製度。原選舉製度規定代表的選舉在地區和教派內部進行，“藏青會”認為這是人為地製造分裂，對下一代團結不利，要求在全體在外藏人中實行普選，並以抵製偽人大代表的選舉相威脅，最終實現了選舉製按“藏青會”提案的改革。它還掌握了流亡藏人回國探親參觀的控製權。近年以來，在印藏人回國探親，男人由“藏青會”批準，女人由“藏青會”操縱的“西藏婦聯”批準。此外，他們還到處插手，如成立“接待小組”，控製監視和拉攏出國探親藏胞；組織人員幫助巴基斯坦管理阿富汗難民；動員青年參加“特種邊境部隊”等等。總之，“藏青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有可能出現無視或駕空達賴而在“流亡政府”中一派掌權的局麵。

　　藏青會自成立以來，進行了一係列分裂活動，妄圖擴大流亡集團的影響，爭取國際的同情，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其分裂活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①鼓吹“西藏獨立”，煽動分裂活動。藏青會出版了近十種期刊及大量宣傳品，胡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西藏在地理、種族、語言、曆史、政治與文化諸方麵自西藏成為一個民族起就不同於中國”，“50萬解放軍駐藏是搞軍事占領”，西藏人民強烈需要獨立，“隻要決心堅持到底，一百年後也可以爭取獨立”。藏青會利用各種機會煽動並組織分裂破壞活動。每年3月10日要搞所謂“西藏民族起義周年紀念日”。總部及各地分會的骨幹糾集大量流亡藏人及反華外國人士舉行反華遊行，衝擊我國駐外使領館。他們大量散發宣傳品，攻擊中國殺害了百萬以上的藏人，還掛起偽“西藏國國旗”，搞什麽靜坐、絕食。還強迫每個流亡藏人出錢出人出力向世界各國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寄發“西藏獨立”紀念信封與郵票。他們還企圖對國內的藏族同胞發動宣傳攻勢，鼓動騷亂活動，收集國內情報。他們與境內的地下分裂分子聯係，搞恐怖活動，製造動亂，陰謀破壞西藏的社會穩定與經濟建設。

　　②乞求國際支持，妄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藏青會的成員遍布世界各地，他們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善於迎合西方人的心理，捕捉國際熱點，並與西藏問題聯係起來，乞求國際社會對其分裂活動的支持。凡是對華不友好的外國，他們都要加以聯絡。70年代，中蘇關係緊張，藏青會成員就寫信給蘇聯領導人，乞求援助。1979年初，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印，他們組織龐大的隊伍歡迎。1982年，勃列日涅夫身染沉屙，藏青會獲悉便托蘇駐印度使館送去一包藏藥，並附信說：“西藏與蘇聯的交往是從藏藥開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夫人就是用藏藥治好重病的，“我們虔誠地祝願這些藥也能治好閣下的病，以便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歡迎你到獨立的西藏來訪問”。

　　③謀求印度的支持與援助，是藏青會的重要活動。藏青會聯係了“西藏婦女聯合會”，做印度婦女界的工作，爭取印度第一夫人支持他們的所謂“慈善事業”。他們每逢“3.10”獨立紀念日，都要向印度總統總理致函，鼓吹“印藏之間的精神與世俗的親密聯係”，謀求印度政府對其分裂活動的公開支持。

　　④乞求西方特別是美國對“西藏人權問題”的關注，構成了藏青會近年活動的新動向。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西方對社會主義國開展了人權外交。藏青會在西方社會重新鼓吹“西藏人權問題”。自卡特推行“人權外交”以來，藏青會一直致函美國總統，希求美國的人權運動“能解救喜馬拉雅地區600萬藏人，使之獲得基本自由與人權”，並要求美國恢複對達賴的援助。

　　⑤反對達賴回國，爭奪藏族下一代。1978年開始，達賴喇嘛開始與中央政府進行接觸，並擬1985年回國觀光。遭到了藏青會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達賴回國有可能丟失“西藏獨立”的大旗。藏青會發動各方力量，寫效忠信，進行祈禱，散發傳單，向達賴施加壓力，牽製其回國。說：“達賴是否回國不取決於其個人而是取決於西藏大多數人的決定”。對在境外出生的藏族兒童，藏青會也不放過，藏青會在流亡藏人聚居區建立學校，派成員前去義務教課。他們以繼承“藏族文化”為名，向西藏下一代灌輸獨立思想，企圖將分裂活動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