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四節 美國國會與西藏人權問題決議

　　美國國會不但支持達賴，而且多次通過議案向中國政府和美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幹涉中國內政。1987年6月18日，美眾院通過一個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此案是西方議會在80年代利用“西藏問題”搞的第一個反華決議。其影響與後果十分嚴重。因此有必要將其主要內容摘要出來，並進行剖析。

　　眾議院的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所謂“西藏問題”的“調查結果”，誣蔑我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第二部分是針對西藏的“政策聲明”，闡明了國會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在“調查結果”部分，國會決議案誣蔑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它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訴諸武力將其統治強加給西藏，並通過在西藏大量駐紮占領軍，繼續實行其統治”；胡說“1949年以來，有100多萬藏民直接死於政治動亂、監禁與大規模饑荒”，“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有6000多所寺廟被搗毀藏民的生活、衛生和生活服務水平都大大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水平”；還胡說，中國政府推行“鼓勵大量漢人進藏的政策”；在西藏存在著“逮捕與處決宗教犯的事情”。

　　在“政策聲明”中，國會明顯表露出來對西藏流亡集團的支持和對中國政府的施加壓力。它表示要援助西藏難民，要求國務院在1988～1989財政年度的難民援助計劃中“撥出必要的款項”幫助流亡藏人；美國新聞署應當為流亡藏人在美國學習提供獎學金。同時國會則呼籲“美國應當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並要求美國總統和美國官員更加關注西藏問題，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與“思想犯”。

　　眾議院6月18日通過的此案，在當年12月15日再次交由兩院正式討論並通過。這一修正案附在“國務院援權法”後麵，於12月22日由裏根總統簽署生效。國會之所以采取這個辦法，是因為美國政府1989年以前在西藏問題上與國會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美國政府一直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即使在1987年9～10間的拉薩騷亂中，國務院仍然以美中關係大局為重，認為“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出現明顯積極的趨向”，並對國會搞西藏問題修正案提出了批評。基於這種原因，國會將西藏問題修正案附於“國務院授權法”後麵，使得總統難以行使否決權。

　　12月15日和16日參眾兩院分別正式通過的“修正案”比6月18日眾議院的那個“修正案”更為露骨地幹涉我國內政。該案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和赫爾姆斯提出。它除了重複6月眾院提案的老調外，增加了幾點新內容：歪曲報道9～10月拉薩騷亂事件，表示支持達賴分裂中國的“五點建議”；它還散布西藏是“國家”的謬論，胡說“西藏這麽一個千餘年來一直信奉非暴力和互相共存原則的國家（Nation）已被中國人軍事化了”；它還明確表示要利用西藏問題幹涉中國內政，要把西藏問題“作為美國處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要把“西藏的人權問題”同美國向中國的高技術出口與武器出售聯係起來。

　　更為嚴重的是，該案具有明顯地挑起中國民族糾紛與分裂中國的趨勢。它不僅向總統施壓，說“總統應該會見達賴喇嘛猊下，以表示美國支持他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特別是他為尋求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所作的努力”，而且要求國務院“對中國境內的其他非漢族民族——如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維吾爾人、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滿洲的滿族人等——的權利表明態度並提請人們關注”。

　　美國國會在“西藏問題”上的反華行徑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佩爾、赫爾姆斯等國會議員在七十年代都是極力主張改善中美關係、聯華抗蘇的美國人。而當中美聯合抗蘇的戰略因素下降時，這夥人又重新審視美中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企圖將從前利用人權問題向蘇聯施壓的伎倆轉移到對付社會主義中國方麵。“西藏問題”成為美國國會利用人權問題進行反華活動的一個棋子。每當必要時，就拿出來耍弄一番，對中國施壓，幹涉中國內政。1991年3月12日，美國國會12名參議員再次提出一項聯合決議案，攻擊我國的西藏政策，支持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

　　美國國會某些議員在西藏問題上充當了不負責任的反華角色。他們對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沒有進行過現場調查，僅僅根據流亡藏人的宣傳材料，和某些反華的非政府組織的人權調查報告，胡編亂造，搞出決議案，不僅與事實很不相符，而且嚴重地歪曲事實。這些議員不處於政府工作的前線，以頤指氣使的態度，對中國進行不負責的指責，隻能導致破壞美中關係，鼓勵藏獨分子的分裂活動。正如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在參議院最後通過“修正案”後指出的那樣：“參議院這一行動可能給西藏人民帶來的任何好處，都不足以蓋過幾乎肯定會給美中關係造成的損害”，達賴的五點計劃是“一個隱蔽的獨立計劃”，而在“這個特別的時候，國會支持西藏獨立就是向更凶暴的分子發出錯誤的信號，隻能導致更多的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