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四節 西方國家與西藏人權問題

　　西方社會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在經濟上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係，在政治上有著密切的同盟關係。西方國家是一個政治概念，指歐美、亞洲的日本和澳大利亞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無論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上，美國都稱得上西方國家的首領。在國際上鼓噪西藏人權問題，西方國家是最主要的代表。其中美國是急先鋒，所以將美國與西藏問題在後麵列一章探討。本節主要分析英、法、德、日、澳大利亞等其他西方國家在西藏人權問題上的表現。

　　這些國家就總體上而言，在西藏問題上也是與美國保持了大體的一致，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但又與美國保持一段謹慎的距離，擔心過分得罪中國，影響雙邊關係。就這些國家的政府、議會、社會輿論而言，往往是政府的表現要謹慎些，而議會及某些新聞媒體則表現出明顯的反華趨勢，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風波後。

　　西方國家政府立場

　　西方國家政府在西藏人權問題的立場隨著國際形勢及中國政治事態的發展，前後有較大變化。在1987年至1989年之間，它們對拉薩騷亂的反應多采取了謹慎態度，1989年拉薩戒嚴、特別是六四風波後，西方的態度朝積極幹涉的方向有所發展。

　　法國：法國一直以《人權宣言》而自豪。在國際領域，法國也以“人權衛士”自居。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它的表現與西歐其他國家不同，更顯主動，幹涉中國內政。1987年10月8日，法國國民議會辯論拉薩騷亂時，法國外交部國務秘書表達了政府的立場：

　　由於在1949年到1964年這段時期裏，法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因此它對1950年和1959年在這個北京政府行使主權的地區發生的事件沒有表明過看法。法國在1964年承認中國，並同他建立外交關係時，沒有就西藏自治區（有它自已的特殊情況）歸屬中國的問題發表過任何聲明。同所有主權國家一樣，我國完全遵守不幹涉他國內部事務的這一國際關係準則。不過，盡管如此，法國從未忘記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表示好感和關心，因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是整個人類的財富。因此，當達賴喇嘛前來法國作私人訪問時，他以精神和宗教領袖的身份受到了歡迎。

　　1989年拉薩騷亂後，法國的立場有了許多微妙的變化。法國總統不便直接會晤達賴。法國政府開展了“夫人外交”。法國總統密特朗夫人會見達賴（1989年4月20日），此後，政府文化部長、外交部副部長先後會見了達賴，討論西藏形勢。1991年4月25日至27日，密特朗夫人親臨達蘭薩拉，訪問西藏流亡集團總部。她以法國人權組織——自由法蘭西主席身分受到流亡政府要員及達賴本人的熱情歡迎。1992年2月在第48屆聯合國人權會上，密特朗夫人又以自由法蘭西主席身分到會發言，誣蔑我國西藏政策。

　　英國：近代史上，英國曾力圖控製西藏，這種曆史關係使英國對西藏問題較為關注。這也使得英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具有新特點。對1987年10月的拉薩騷擾，英國反應緩慢且平靜。10月7日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英國政府認為，西藏最近發生的騷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可是，我們對有些人喪失生命感到遺憾。我們希望目前的騷亂不會推遲西藏的自由化計劃。我們早在1906年就已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種立場是本著西藏被認為是實行自治的這種理解而采取的。達賴可以作為平民訪問英國。

　　1991年3月達賴訪問英國，查爾斯王子和英上、下議院議長都分別會見了達賴。雖然英國會20名議員寫信給梅傑要求他重新考慮不會見達賴喇嘛的決定，梅傑首相仍然沒有接見達賴。對此梅傑解釋到：

　　沒有哪國政府承認這個政治機構，而且我們也不與它打交道，我並不想忘掉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主要關注的問題使西藏人民獲得較好的待遇。

　　德國：1987年10月7日西德外交部國務部長向聯邦議院外委會提交的報告中承認達賴是西藏人的宗教領袖，但不承認他是一個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

　　10月8日聯邦議院舉行了一小時的西藏問題辯論。據報道所有議會黨團的議員都呼籲“中國政府尊重西藏居民的人權”。

　　10月8日西德前駐華大使維克特撰寫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

　　這些騷亂和達賴喇嘛前不久在美國會提出的幾點計劃之間肯定有某種聯係，……中國領導兒年來已經看到並且承認他們在西藏所犯的錯誤……北京領導幾年來已經主動悔過並設法彌補損失。……（達賴）的要求同中國的下述觀點是不相容的，即西藏最晚從13世紀起就屬於中國了。從曆史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可爭辯。

　　……事實上值得希望的是北京為西藏人提供自決權，雖然這種自決權……不包括脫離這個國家聯合體的權利，但是這種自決權應該為西藏人提供獨立決定自己事務的可能性。但是，隻有通過一次漫長的、有耐心的對話，隻有當喇嘛和僧侶放棄了自己的政治領導權要求並局限於從事宗教活動，才能實行這樣一種事態發展。

　　西方議會態度有所不同

　　西方國家議會對西藏問題較政府表現出更大的“關心”，有的通過了所謂“西藏人權問題決議”，向本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

　　西歐國家某些議會對西藏問題的反應可以從歐洲議會的決議中表現出來。

　　1987年拉薩騷亂後，10月15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中國“尊重西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自治的權利”。1988年2月歐洲議會擴大常設局作出決議，尊重歐洲議會同中國的良好關係。1988年6月14日英國保守黨議員埃勒夫人邀請達賴訪問斯特拉斯堡。這次訪問在歐洲議會引起消極的反應。議會議長認為達賴的訪問是非正式的，“在歐洲議會改善同中國關係的現時環境下，我並不認為達賴喇嘛的訪問是有益的”。因此達賴隻能在歐洲議會大廈的一個會議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原定在議會的演講取消，講稿散發給了記者。埃勒夫人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去年10月份歐洲議會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是正確的，而今年2月份的決議不能代表全體成員的一致意見。這表明在此時期中國和西歐的關係還很正常。

　　I989年3.月]6日歐洲議會舉行全體會議，就中國西藏局勢進行所謂“緊急辯論”，並通過西藏人權決議，粗暴幹涉中國內政，決議表示強烈譴責暴力鎮壓措施，特別是譴責在西藏首府已經發生動用武力的事，並請求歐洲經濟共同體12國外長和執行委員會與有關各方進行斡旋，以促進西藏問題獲得公正的解決。

　　1990年4月25日，歐洲議會政治委員會舉行西藏問題聽證會，聽取了達賴的演講。據報道達賴這次是歐洲會議邀請的官方客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歐各國對華態度的轉變，特別是六四事件後，西歐各國議會在西藏問題上紛紛轉向達賴。除了歐洲議會外，西歐國家一些議會也對西藏問題進行了討論。

　　在西歐國家的議會裏，某些議員對“西藏問題”的興趣十分濃厚，他們雖然是少數，卻能夠左右議會，通過決議，向政府施加壓力。

　　1987年9月，達賴訪美鼓動了拉薩分裂分子騷亂。德國議會就拉薩局勢進行了辯論。在10月6日的質詢中，西德自民黨議會黨團女發言人要求科爾支持達賴喇嘛。這位發言人要求科爾在“西藏人權問題上表明立場”，她還要求科爾公開支持達賴9月21日在美國會提出的和平建議。自民黨另一名負責人布呂納邀請達賴作為該黨的客人訪問波恩，以便就西藏的前途提出他的計劃。在提到科爾早些時候來華對西藏的訪問時，布呂納說，波恩應當糾正錯誤，這種錯誤使波恩同達賴的關係惡化了。

　　西德聯邦議院10月15日晚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提案，要求聯邦政府謀求中國結束侵犯人權的行為。10月28日荷蘭議會對西藏事件表示關注，並要求荷蘭政府或者單獨地、或者與歐洲共同體一起向中國提出抗議。

　　在西方議會通過的所謂西藏人權決議中，澳大利亞眾議院具有一定代表性。它的決議大致涵蓋了西方議會的主要觀點。

　　1991年6月6日，澳大利亞眾議院通過了一個所謂《西藏人權》問題決議，聲稱：

　　1.自1959年以來，西藏一直存在著侵犯人權的問題，對此，眾議院表示嚴重關注；

　　2.支持聯合國大會在1959，1961，和1965年分別通過的第1353號、1723號和2079號決議，並認為這些決議至今仍適用；

　　3.支持有關中止剝奪西藏人的基本人權與自由的做法與呼籲；

　　4.對達賴及其代表始終不渝地致力於非暴力的主張表示讚賞；

　　5.支持澳大利亞政府與議會向中國所作的關於中國侵犯人權的陳述；

　　6.呼籲中國政府承認西藏人的基本人權；為緩和西藏的緊張狀況，中國政府應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同達賴及其代表舉行有誠意的談判；對澳政府和議會有關中國存在侵犯人權的陳述作出答複；

　　7.呼籲澳政府繼續就西藏存在侵犯人權的現象向中國政府作出陳述，並爭取讓中國政府對此作出答複。

　　澳議會在這個時候通過這個決議，並非偶然。此時，澳大利亞政府正擬派代表團訪華，“了解中國尤其是西藏人權現狀問題”。這一決議旨在為該代表團“壯行”，為其在華活動定下基調。

　　6月6日，議會辯論兩藏人權問題決議時，隻有6個議員參加，其中尼爾·布盧伊特為內閣成員。這些議員大量羅列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誣蔑我國在西藏侵犯人權的“事例”，認為中國侵犯西藏的人權。盧布伊特說，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是，開始就人權問題和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問題舉行建設性和嚴肅的對話；了解中國有關人權問題的法律與政策；了解中國的司法程序，尤其是與保護個人權益有關的法律與政策的監督與執行情況；要讓中國方麵牢牢確立這樣一個印象，即承認和實現國際上所確認的人權準則的重要性。這就是說要澳洲議會向中國施加壓力，接受西方的人權觀念與人權標準。

　　在辯論中，有少數議員信口開河，對中國進行誣蔑與攻擊。南澳洲議員林賽竟稱，西藏是被中國用暴力征服的一個“獨立國家”，接國際法準則，西藏是個“被占領國”，澳大利亞在道義上有責任承認西藏是個“被占領國”，承認達賴和流亡的西藏政府是西藏人的合法政府；他還誣稱1951年5月23日簽訂的“十七條協議”是在脅迫下簽署的投降協議，當時協議上蓋的印章是假的。

　　卡德曼議員指責政府對華政策感情用事，對中國“侵犯人權”現象聲討不力，是個悲劇，並鼓吹澳議會應仿效美國國會通過的決議，承認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

　　有的議員還把西藏問題與香港澳門問題混為一談，攻擊我國。多貝爾·李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各種理由說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1951年的協議是達賴簽署的，這本身說明了西藏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的事實，但是將中國對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態度與當年中國政府向殖民主義者簽署割讓香港與澳門的條約的態度作一比較十分有趣。當時中國政府是在脅迫下簽署割讓香港澳門條約的，因此港澳最終收回歸中國。而十七條協議與割讓港澳的條約有相似之處。”言外之意就是，西藏也終將會回到達賴手中。

　　澳洲議會的決議，配合了達賴集團在1991年發動的“國際西藏年”活動。他們用自己的聲音重複了達賴的主張，為西藏流亡集團說話。這些錯誤的立場與觀點，在後麵諸章均有分析（參見第11章）。值得注意的是，澳洲政府與議會在西藏問題上的作為，逐步走在了其他西方國家的前麵。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

　　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授予達賴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為此發表的公報中說：

　　達賴喇嘛在為西藏解放而展開不懈的鬥爭中反對使用暴力。他主張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和平，以保護他的人民的曆史和文化傳統。達賴喇嘛的哲學來源於他對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極其尊敬和宇宙賦予全人類和大自然的責任概念。委員會認為，達賴喇嘛為解決國際衝突，人權問題和全球的環境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性和有遠見的建議。

　　達賴獲獎，盡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已是連續第三次被提名，但畢竟他不是熱門人選。在101個被提名者中，分析家的注意力一向隻集中在裏根、戈爾巴喬夫、曼德拉以及捷克兩名著名的離心分子中。但是，諾貝爾和平獎一向有其政治涵義，與時局有關。1989年的時局中，北京六四風波占有較重地位。在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談到達賴是如何獲獎時表示：

　　達賴具備了包括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內的其它侯選人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主要是因為中國對民主運動實行了野蠻的鎮壓和隨後整個世界都感到義憤，選中達賴喇嘛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

　　本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就沒有一個令各方麵心悅誠服的標準，尤其是和平獎的提名與遴選是挪威國會一個委員會的決定，其決定常有令人啼笑皆非之處。今年此獎頒布明顯是指向中國的，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曾說：“表彰達賴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所以諾貝爾委員會的考慮是出於政治目的。這給西藏問題的解決增加了新的困難，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首先，這是對中國的又一打擊。自從六四風波以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製裁。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更加突出了中國當時的孤立處境。這種孤立是中國於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絕無僅有的。這也意味著中國40年來力圖避免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努力受到挑戰。向達賴頒獎進一步加強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人權攻勢。

　　其次，達賴獲獎鼓勵了西藏的分裂活動，助長了西藏流亡分子的氣焰。達賴本人利用這個機會多次演講鼓吹“西藏獨立”，攻擊“中國有組織地摧毀西藏人民的民族精神”，並自吹他是“因為從事爭取西藏獨立的非暴力鬥爭而獲獎的，這個獎有助於實現西藏獨立”。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煽起了一場政治風暴。達賴獲獎使藏獨分子喜出望外。“西藏人基金會”主任說：“所有西藏人都將歡欣鼓舞，但對我們來說，戰鬥仍在繼續。”世界各地的藏獨分子、達賴辦事處和駐外機構以及各種西藏分裂組織都加緊了活動，一時氣焰囂張。

　　第三，諾貝爾和平獎的頒布並不能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諾貝爾委員會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西藏自13世紀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頒獎給達賴隻能煽動起藏獨分子的分離活動，長期主張搞武裝獨立鬥爭的西藏青年大會表示：“我們關於進行武裝鬥爭的號召不會受影響，它將繼續保持下去。”

　　關於達賴獲獎一事，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文章的評論最為精辟：

　　一個地區的人民基於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而不願意接受中央的統治，並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更不是中國才有的問題。這類的問題，必須通過理性與忍讓的態度來解決。但諾貝爾委員會的這次決議，卻可能開一個危險的先例。達賴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時，西方“好打不平”的人也隻是給他口頭上支持。因此，諾貝爾委員會的這次決定，真正的用意其實隻是在給中國政府好看，這跟北京六四事件的發生及其餘波，相信也不無關係。中國政府如能平心靜氣想想，也應能理解出其中值得他們反思的地方；但諾貝爾委員會為了要做給人好看，甘冒幹涉別國之指責，有違它原有的宗旨，有損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