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續,是現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後人生命的開端。如此延續下去,科學就會一天比一天燦爛,社會就會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華羅庚
華羅庚的前半生都是在國難中苦苦掙紮。此時,華羅庚正在經曆他人生的第二次劫難。
1938年,華羅庚回到了祖國。
這時國內的形勢是,中國東北已經完全淪陷了。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也因戰亂被迫遷至昆明,三者合並成立了一所大學——西南聯合大學。
華羅庚作為海外歸來的學者,他的數學水平在當時已經沒有任何爭議了。在楊武之教授的建議下,西南聯合大學聘請了華羅庚擔任數學係的教授。
年僅28歲就當上了大學教授,這在清華大學的曆史上開了先例。而未經講師、副教授就直接提升為教授,這也是由華羅庚開創了先河。
戰爭的硝煙籠罩著整個中華大地,國不泰,民不安。
華羅庚作為一個科學家,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是重大的,他應該把科學作為武器和敵人展開鬥爭。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連生存條件都難滿足,更別說是其他了。他覺得自己每走一步都是那麽艱難。
為了躲避敵機的狂轟濫炸,百姓們多從城裏轉移到邊遠山村去逃難。
華羅庚一家也幾經輾轉,最後好不容易躲到了位於昆明郊區20公裏外的一個小村莊裏。
一家七口人擠在一個搖搖晃晃的小閣樓裏,閣樓分為兩層,上層住人,下麵養些雞、鴨、牛、羊。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白天華羅庚拖著那條殘腿去學校講課。晚上回家,他就點燃一盞油燈,在微弱的燈光下專心寫他的論著《堆壘素數論》。
當時的社會狀況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戰亂的摧殘下,昆明人的生活已經很困苦了,但是教授的生活更加艱難,那時盛傳著這樣一句話:“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有一次,華羅庚和聞一多兩人正在大街上走著,身後突然間跟上來幾個要飯的叫花子,聞一多看見後就對華羅庚說:
“羅庚,我和你打個賭,我隻說一句話,這些叫花子就不跟著咱們了。”
華羅庚笑著說:
“我才不和你打這個賭呢,這件事我也能夠辦到。”
兩人會意地一笑,同時回頭對那些人說:
“我是教授。”
那群跟在後麵的叫花子一聽這話,“呼啦”全散了,有的人嘴裏還叨念著:
“哎,我的命真不好,跟了半天,跟了個比我還窮的。”
在當時,其實生活的艱苦隻是一個方麵。最重要的是,人們的自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這裏雖然是大後方,但是敵機還是會時不時地來這裏進行空襲。
有一次,華羅庚因為想問題想得太入神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危險隨時可能降臨。甚至連飛機來時的警報聲他都沒有聽見,結果差點被轟炸到。
到了20世紀60年代,華羅庚的學生們在借讀他的書時,發現幾乎每頁上都沾有沙土,那就是當時在昆明時,飛機轟炸留下的紀念。
隨著生活越來越艱辛,當時有很多教授都選擇了改行經商,或者是弄張護照到國外謀生。就在這個處處為難的時候,華羅庚的第三個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的出生,讓華羅庚一家的生活更加艱難了。吳筱元勸道:
“羅庚,你看咱們現在這個家,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大人還能忍忍,可是孩子們呢,他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這樣下去,我真怕他們會吃不消的。”
華羅庚抱歉地說:
“筱元,是我沒本事,讓你們受苦了。如果我去敵占區,咱們的日子一定會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可是我不能那樣做啊。如果我去了那裏,即使什麽事情也沒做,也會受到世人唾罵的,畢竟我的影響麵太大了。”
“羅庚,這個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也像別的教授那樣改改行,或者上國外去呢?”
“你說的我不是沒有想過,可是科學是我追求一輩子的事情,我怎麽能夠輕易放棄呢?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就在國外,而且當時受邀去蘇聯訪問,我是放棄那裏的一切回國的,現在又怎麽可能跑到國外去呢?”
聽了這話,吳筱元便無言以對了。她尊重丈夫的選擇,但眼看著孩子們吃了上頓沒下頓,明顯營養不良,身為母親,比誰都心痛。
華羅庚看了看妻子又說:
“筱元,我知道你都是為了這個家,這樣吧,我去中學看看,找個兼職貼補一下家用。”
事已至此,也隻能這樣了。從此以後,華羅庚除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外,還去附近的中學教課,而家中的一切都歸吳筱元打理。
雖然條件如此的艱苦,但是華羅庚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數學的研究。
在4年多的昆明生活中,華羅庚克服重重困難,發表了20多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同時撰寫了《堆壘素數論》一書。
這部著作討論了華林問題、哥德巴赫猜想問題和一些相關的問題,統一並改進了他以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這部凝聚了華羅庚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堆壘素數論》的中文原稿竟然被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丟失了。
華羅庚聞聽,悲憤不已。生活的艱難,他可以忍受;玩忽科學,他憤不能平。他認為,扼殺科學的人無異於劊子手。
他拉住好友聞一多的手悲苦地說:
“你說數學有什麽用?我恨不能也去搞政治,跟他們碰一碰。”
這時候,他的另一位好友,黨的地下工作者王士鳳勸阻了他:
“眼前的黑暗早晚有一天會結束。你的腿不行,還是搞你的數學,將來會有用的。”
華羅庚這才放棄了從政的想法,繼續他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