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7章 庚寅上元

　　瀟園

　　如果保持這樣的節奏，其實際寫作時間應該都在三個月之內，否則就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調研、講課以及陪伴家人。

　　吳曉波之獨特，猶如彼得·德魯克之於美國，大前研一之於日本。為了保持“年均一部的速度和節奏出版作品、傳播思想”，同時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調研、講課以及陪伴家人”，吳曉波寫作一部書的時間隻能控製在三個月之內——他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而且“不是什麽有難度的問題”。

　　由此看來，柳紅和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對吳曉波的“誤解”，其實是對吳曉波獨特性的認識不足。

　　說實在的，我原本是不應該“誤解”吳曉波的。早在二〇〇六年，讀了吳曉波的《我對曆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正在創作中的〈中國企業史〉》一文後，我便對他的獨特性刮目相看，並寫過一篇小文，題為“你一定要讀吳曉波”。

　　吳曉波在記述《中國企業史》寫作緣起時寫道：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采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二〇〇四年七月的某個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八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

　　……“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另辟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這裏，吳曉波描述的是他寫作《中國企業史》與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的緣起的某種“契合”。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文學青年對大師的膜拜所導致的幻覺，而更願意相信這就是吳曉波的獨特性，因此當時我就說：“你一定要讀吳曉波。”

　　柳紅肯定不是因為吳曉波的獨特性而讀吳曉波的，因此她提出的批評在吳曉波看來是“必不能接受”的。柳紅不是大前研一，不是彼得·德魯克，不是托爾斯泰，當然更不是吳曉波——問題就在這兒。所以，柳紅提出：“與傳主有關的人大都健在，豈能不做采訪？”受訪者的口述“如何求證”？等等問題，在吳曉波眼中就顯得很“幼稚”了，於是他斬釘截鐵地反問道：

　　為什麽不能隻采訪吳敬璉一個人？中外傳記史上，從來不乏隻采訪傳主一人，其餘全靠文本資料、曆史檔案的傳記。

　　三月八日，對吳曉波的獨特性依然認識不足的柳紅，又發表了《麵對曆史：隻有誠實和謙卑——吳曉波〈吳敬璉傳〉的硬傷、軟傷及其後果》，指出《吳敬璉傳》“硬傷”、“軟傷”凡二十一處，並指出該書“對吳敬璉本人的傷害”等四大不良社會後果。對此吳曉波短信回應記者采訪說：“我寫過一篇文章回應，不會再回應了，抱歉。”

　　這，又一次顯示了吳曉波的獨特性。細讀他的“必不能接受”，不難發現，相對於“硬傷”、“軟傷”，吳曉波更重視或者說強調的是“出處”：

　　事實上，“六天、二十小時”是指我與傳主在攝像機的拍攝下進行的一次“長篇影像口述史記錄”——這不是漫談式的采訪，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綱，進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後留為影像記錄的對話。

　　在書稿完成後，我又與傳主前後進行了三輪大幅度的修改，二〇〇九年平安夜的整個白天，我都是在傳主北京的寓所裏度過的……而據我知道，二〇一〇年元旦的那幾天，年近八十的吳老師也沒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書稿……

　　在“必不能接受”中，吳曉波自稱“是一個嚴肅的、從事非虛構寫作的財經作家，是一個以‘持中正之心寫作、務求字字有出處’來要求自己的人……”以上兩段文字或可以作為“務求字字有出處”來解，所以他自覺有理由不再“回應”了。

　　吳曉波的“務求字字有出處”讓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巴金書簡《雪泥集》初版時，有一條注釋，楊苡先生是根據巴金的口述回憶撰寫的。書出版後，有研究者撰文批評楊苡把其中的一個年份寫錯了。巴老笑著安慰楊苡說：是我記錯了。我的有些事情，研究者比我還清楚。以後重版時改過來就是了。

　　另一件事是楊憲益先生的出獄時間。現有關於楊憲益的文章、傳記，凡提及其出獄時間，依照的都是楊憲益的說法，即“一九七二年五一勞動節前一天獲釋的”，但據筆者所見的一份史料，並經考證，楊憲益顯然是記錯了（這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這裏就不枝蔓展開了）。

　　柳紅說，“人有選擇性記憶，有記憶失誤，有遺忘。”又說，“我對唐德剛先生所說‘口述史並不是對方說什麽我就記什麽，還要查大量的資料來校正他們，’體會甚深。”是的，對那些飽經滄桑的老人，我們畢竟不能苛求他們的記憶不出現絲毫的偏差，更不能要求他們逐字逐句細讀校樣承擔變相的“文責自負”。我想，對“出處”的“校正”，其實也是自稱“對自己、對讀者，並試圖對曆史負責任的”吳曉波肯定知道應該努力去做的。

　　……

　　早在吳曉波提出寫作《吳敬璉傳》之前的二〇〇五年深秋，我有幸和吳敬璉先生見過一麵，為的是在他的專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付印前，率先編發其中的重要章節：“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取決於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那次會麵隻有短短的幾分鍾，但一些細節，記憶猶新……

　　而今，麵對吳曉波用兩三個月時間寫就的洋洋二十餘萬言的《吳敬璉傳》，想到那篇至今未寫的小文，我，隻有慚愧……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

　　不過，故事畢竟隻是故事，何況還是老掉牙的故事。曆史的那一頁應當是早已經翻過去了。

　　但這念頭立即被另一思緒打斷。我想起了“文革”時，在湘北山溝裏聽一位軍工企業老廠長講的切身經曆。那時他在湖北的大都市，同幾乎所有工廠廠長一樣，頂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諡號，自然免不了挨鬥。在那時，挨鬥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但對他的批鬥卻別具一格。一種叫“掛牌子”。別人掛的是紙牌或木牌，他掛的是鋼板製成的大鋼牌，因為就地取材，一塊足有幾十公斤，用細鐵絲懸於脖頸。他必須“低頭認罪”，但不許令鋼牌接觸地麵，否則便棍棒交加。一場批鬥下來，頸脖上勒出深深的血溝，腰也長久直不起來。另一種叫“抬轎子”，更加匪夷所思。“造反派”在兩根扛棒上捆上一塊木板，木板上豎起一根木樁。那位老廠長被命半蹲在木板上遊街示眾，木樁正對著他的肛門。他不能直身，又不能坐實，一路的顛簸，他必須保持這種難忍的姿態，實在蹲不住，往下一坐，木樁便戳進肛門，隻得強忍保持半蹲的姿態。這情景有如騎“木驢”，隻不過刑具更為粗糙並施之於男性罷了。直到他被發配到我也呆過的那條山溝裏，才結束了這非人的折磨。

　　“騎木驢”、“抬轎子”，前後相隔幾百年的兩件事，讓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們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自以為是脫離了動物界的文明族類。我們中國人更自詡為文明之邦、禮義之邦。但是，這樣殘忍地折磨同類，可是別的動物所能想象的麽？這樣殘忍地折磨同類，還要冠之以“維護風化”、“聖人之教”、“繼續革命”、“保衛毛主席”的諸般美名，使這種酷虐合理合法，更為別的動物所望塵莫及。

　　據說儒家是講仁義道德的。“仁者，人也”；“仁者，莫大於愛人”。但是各種酷虐的刑罰和刑具，正是“愛人”者的傑作，是以聖教治天下時明令頒行的。或曰，法家刻深，儒家寬厚。其實法家本出於儒家，秦漢以後更已合流，表儒裏法，是中國百代為政的不二法門，不足為怪。令我驚異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二十年後，何以這些極端殘忍的手段竟如此容易地複活？那次“史無前例”的大動亂，衝鋒在前的主要是些十幾歲的娃娃。他們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按照正統的說法，是所謂“新的一代”。按照今日酷好傳統文化者的說法，也是已經因激進主義而割斷了中國古老傳統的一代。然而，何以那些古老傳統的酷虐手段，他們竟能無師自通，運用純熟？何以在一次次的“革命”和“運動”中，這些手段會一次次地還魂？合理的解釋，恐怕是自辛亥以還，盡管各種新進的旗號在不斷翻新，其實我們並沒有走出雜霸王道以用之的老例，離開文明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老故事雖然變換著場景和人物，卻還在不斷搬演。就像今天的電視劇，沒完沒了地翻拍舊作，了無新意，有些甚至越拍越糟。

　　服，令人昏昏欲睡的課堂講授，以及在孩子們看來回蕩著“封建主義幽靈”的各種規矩，更不用說以高考為唯一目的的庸俗無聊的個人努力。而校園之外包括圖書出版市場在內的整個文化消費市場已經相當活躍，金錢裹挾著關於成功的神話不斷製造誘惑，煥發激情；在校園內規規矩矩唯唯諾諾的中學生，腦子裏所接受的信息已經遠遠超出他們老師的想象。因此鬱秀的出現無疑具有某種隱喻意味，同時又起到一種標杆作用。靈敏的圖書市場在《花季·雨季》走紅之後立刻聞風而動，一時之間書店裏擺滿了諸如《正是高三時》、《十八歲宣言》、《寂寞十七歲》之類的小說。這些小說都號稱是由中學生自述校園生活和青春煩惱，不斷為中學生們提供新的想象性慰藉。而中學時期大概是一個人最為愛慕虛榮、野心勃勃而自視甚高的時期了，在這樣的出版潮流中，有多少中學生萌生出自己來寫作出版的念頭並付諸實施，也就可想而知。在我看來，這是那些從來隻知道按照已出版的中學生作文選來虛構情節構建作文的“八〇後們”，第一次大規模地萌生了自覺的文學意識。

　　幾乎在《花季·雨季》現象同時，長期以來沉悶、呆板、機械的中學語文教育也激起了知識界的反彈，在各種媒體上展開了反思中學語文教育的大討論。對於語文教育的批判可能不僅僅是對於一門高中學科的不滿。或者至少可以判定，對於長期以來的語文教授方法的不滿，隻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社會環境下，才可能產生，並有效地表達出來，甚至影響政策製定和教學實踐。正如“八〇後”的少年寫作現象，隻有在一個體製鬆動眾聲喧嘩的時代才有可能。

　　開啟一個時代的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