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1章 幾次謝絕蔣介石邀請

　　國民黨成立南京政府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的日記說：

　　南來兩月，百事無成。政治則時機不宜，局勢不合。質言之，表麵重門戶之見，裏麵重姻親之私，曾無禮訪賢才之真誠。餘性迂謹，卅年來隻有人求我讚助，決無自行奔走經營之事。在此奔競傾擠場中，當然不願參加。

　　他在寫給親戚鄭天挺的信中也說：

　　倘政治上無發言地位，寧隱居求誌，不問政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老朋友黃郛告訴他，在武漢和蔣介石談及他，“蔣頗致欽佩”，盼他去武漢一談。他表示政治上沒有什麽具體主張，去了也沒什麽可以貢獻，不如大家商定一個政治上的具體辦法，再由他前往向蔣陳說，才不至毫無意義。他請黃郛先代為電複，說再等一些時日。當年十二月三日，黃郛向他出示蔣身邊當紅的老朋友楊永泰來信，說蔣想和他麵談，請他在蔣回南京後，去一趟。他對黃郛說，“希望蔣能來電，表示望餘前往之意，然後再行。”十二月四日，他去看黃郛，詳述訪蔣先決條件。大概意思是：他自民國以來，大政方針實多參與。如定都北京，訂約法拘束袁世凱，一九一六年、一九二三年兩次恢複國會，他都是主張最力之人。今國危至此，不能不說當初政治無誤，故現在實覺自己能力不夠，不願再聞政治。而平生迂拘，喜講交情而不喜附權要。因列述以前所共事之要人，皆係貧賤或患難之交，而非因其當權要而趨赴之，此性至今難改。這次蔣介石要他去見，不知是諸位舊友所慫恿，還是出於蔣本人的誠意，須先搞清楚。黃郛說兩者兼而有之，僅他與蔣就談到不止一次，其他人恐也有談及，所以蔣才會眷眷不忘如此。

　　張耀曾說，蔣果真懇切要見他，自不好一再固拒，隻是見時如能絕對守秘密則秘之，否則不如坦白公開，以免給外間口實。他本人素來主張黨治宜稍限製，而分權於民，如見到蔣，一定要坦陳，如果將來外間有種種推測，他不能不將見蔣的來龍去脈及和蔣的談話公開聲明。這一點如果沒有問題，那就由張群、黃郛來安排。他在日記中自述心跡，之所以顧慮這麽多，是因為蔣當時正四處拉攏，熱心利祿者趨之若鶩，在蔣看來或許是以為天下英雄盡入其彀中，而他豈能因一言之招，就冒昧前往，自失身份？除非蔣表示十二分謙衷誠意，對他所言有相當見重，才不妨試與一談。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黃郛轉來楊永泰的信，勸他到南京見蔣，他想等楊來上海後再說。之後，這件事暫時擱下。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他突然收到軍事委員會的掛號信，打開一看，原來是蔣介石的來信，並附有密電本，囑他可以隨時去電告之所聞所見。他感歎“如此懇切納交之法，可謂手段高妙”，自己雖不能負隨時報告之責，卻不能不回複。第二天，他給蔣回信，推許蔣為本民族的砥柱中流，自己雖久絕政聞，但不敢忘匹夫之責。“不過稍示大意，當然不能遽作深談也。”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楊永泰又當麵請他去見蔣，他答以沒什麽事要說，等明年遊廬山時順便去拜訪吧，楊還是希望他在國民黨五中全會時赴南京一談，他含糊其辭，沒有明確答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有人勸他出來擔當國事，不要安於律師細務，他回答：“無確信而任國事，不如做小事而確能盡職。”他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記說得很清楚，直接從政治去做，殊不可能，“應從事文化事業，涵養勢力，機會一到，轉入政治甚易也。”“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十月十日，“自念廿年來參與國政，與國關係較切，今時勢至此，竟無法救濟，深為不安。且自覺近來心氣浮淺，沉著負重之修養甚乏，故臨事毫無措置之方。蓋自任律師，不免傾重個人生計，學問又偏向私法，致與政治太遠故也。”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今日南京執政皆民元同事，渠等竟掌握大權而餘則自甘廢棄，豈才能之不若，實人生觀有不同耳。爭權奪利，曲學阿貴，餘所不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