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18章 血石、玉石

　　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倒台之前的兩年零九個月時間內，江、林之間的電話達四百七十多次，平均每隔兩天多一點就要通一次電話。

　　……

　　江青聽了以後，自言自語地說：“我叫你們保存這些電話記錄，是想證明我和林彪的關係在政治上沒有瓜葛，怕被林彪和葉群利用，結果叫你們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對我進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進行鬥爭的呀。”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說：“這個東西，怎麽沒有總理的名字呀？怎麽沒有反對總理呀？林彪如果篡黨奪權成功以後，可能還用總理，因為林彪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江青把周恩來和林彪畫在了一條線上。

　　江青這個人聰明得很，當揭發批判她迫害毛澤東的罪行時，她認為這是要害問題、原則問題，立即表現出坐立不安的神態，暴跳如雷起來。她大聲說：“你們這是借題發揮，誇大其詞，企圖以此將我置於死地，你們這樣做是徒勞的。主席的屍骨未寒，你們就對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現在是叫你們來鬥爭我的吧？打倒！我和主席結婚幾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體情況，他的身體好好的，怎麽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懷疑主席身邊的人有問題，我對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難道我還會迫害我的丈夫嗎？我既是主席的學生又是主席的戰友，誰能相信我會迫害主席？”這時，與會的工作人員齊聲喊口號：“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這時，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來，走到工作人員麵前，用手指到一位工作人員的鼻尖上，厲聲厲色地質問：“你相信，你有什麽根據？！”那位工作人員大聲回敬：“因為你是一個野心家。野心家，什麽壞事幹不出來呀？”江青氣急敗壞，狠狠地推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把。年輕人氣盛，咽不下這口氣，過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會議的同誌想製止，但沒有製止住。這時，江青惱羞成怒，攥緊拳頭打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拳。

　　公安幹警過來就把江青用手銬銬了起來，她還不老實，雙手亂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肩上。於是公安幹警就把江青的雙手銬在背後，她這才安靜下來。

　　工作人員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時說：“你得勢、得意的時候，不止一次對我們說：‘我早就做好了各種思想準備，將來要麽被殺頭，要麽坐牢，要麽被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就怕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會感到幸福的。你們要聽我的話，你們聽我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好好為我服務，你們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受了損害，就是黨受了損害。我吃了虧，就是黨吃了虧。我好了，你們也有好處；我倒黴，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由於江青多次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過這番話，所以她不會忘記，也無法抵賴。她聽後沒有站起來反駁，隻是辯解說：“我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我沒有野心。”

　　工作人員說：“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個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評你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江青說：“這是主席對我的愛護、提醒和批評幫助，你們不要曲解主席對我的批評和幫助。”

　　居後，自感身體、精力大不如前，乃主要在室內活動或家門口練太極拳，每次外出都有兒孫陪同，獨自已不敢出門了。

　　有人問梁漱溟的養生之道，梁的經驗是：在生活上少吃多動，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氣貴平和，情貴淡泊。

　　梁漱溟自十九歲吃素食，堅持七十多年，每餐適可而止，吃七八成飽。他的鍛煉，主要是走路和打拳，天天早睡早起，定時運動，持之以恒。九十歲以後雖然主要在室內活動，他仍然堅持鍛煉，每天早晨五點醒來，先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轉動頸脖，然後吸氣、呼氣、屏氣，五十分鍾後下床活動，每天在讀書、寫作的間隙，在室內散步或打拳。

　　因年齡大，不能去公園散步，梁漱溟遺憾地說：“人總是要老的，誌趣可以不變，但體現這種誌趣的途徑和方法，卻不得不加以變更。”

　　梁漱溟一生處事都是“氣貴平和，情貴淡泊”。他曾寫了一幅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他認為：“一個人遇事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肝火攻心；如氣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則又積氣於內腑，兩者都傷肝勞神，有損健康，所以說，氣平情淡自長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鍛煉的一項功夫。”梁漱溟還認為，人要“活到老，學到老”，加上“思考到老”，不但有益思想，也有益健康。

　　一九八六年，有關團體評選梁漱溟為健康老人。標準是：生活上能自理，能單獨行走；智力上能閱讀，能交談。而梁漱溟不僅能讀，還能寫，還能登台講演。

　　梁漱溟不食肉，平時喜歡豆腐乳，飯後少量水果，如廣柑數瓣。

　　學生袁鴻壽回憶：在批林批孔轉而為“批梁”的毫無退路時，梁老說了一句“匹夫不可奪誌”的話，大家稱之為“中國的脊梁”，齊聲叫好，其實小瞧了梁老。回顧抗戰時期，我在桂林時曾宴請梁老七星岩（吃素），敵機在頭上盤旋時，梁老與我在七星岩外一棵小樹下聊閑天，我大驚失色。萬一“中頭獎”，何以對天下人！而梁老鎮定自若，聊天如常。從這點看，他的許多生死關早已過了，不可奪誌是一貫的。在唐山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到戶外，梁老安居不動，直到家屬堅請不要冒險，逼得他沒有辦法，才有幾個晚上在新中街寓所門外的草地上露宿。

　　對於梁漱溟的長壽，袁鴻壽認為：除了梁老七十幾年吃素，還得益於梁經常在戶外活動。梁老認為人不能與大自然隔絕，要少吃多動，除散步外，對訪客常傾聽對方的談話，使腦子也多動。再有梁老穿衣較少，而且穿的都是幾十年的舊衣服，所用手帕之類小物件他都自己親手洗。梁老的被子很薄，冬天多蓋一兩床。他的床頭加一擋風木板，以避免睡熟時受涼氣侵襲。

　　還有一次，袁鴻壽與梁漱溟談及喜怒哀樂問題，因為袁在“文革”前後受莫須有之委屈時，往往狂躁，憤不欲生，袁夫人常請梁漱溟來勸解。每次，梁老不談客觀原因，總是歸結到一句結論：“不要對自己過不去。”袁鴻壽聽到梁老極其平靜的語調，如醍醐灌頂，心中的積怨渙然冰釋。所以袁鴻壽認為梁漱溟是修養到最高層次的無我境界，已沒有喜怒哀樂等凡夫的俗情。但出乎意料，梁老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是在曹州，係由學生不聽話所致；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南京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梁漱溟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後繼續當選為全國政協七屆常委。

　　四月十日，友人張西曼的女兒張小曼來訪，兩人談話近兩小時。張小曼請求梁漱溟為她題字留念，梁問她想要什麽字，張說：“就題您一生中最喜歡的一句話吧！”梁漱溟乃寫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個蒼勁的大字，題上“小曼同誌留念”，簽名蓋章後，交給張小曼帶走。

　　四月十三日，梁漱溟在梁培寬、梁培恕、長媳和三個孫兒陪同下，前往良鄉祖墳掃墓。這天風大，梁漱溟回到家後感到身體不適、氣短。

　　四月二十五日，梁漱溟感覺呼吸困難，病情加重，由家人陪同到協和醫院看病，大夫初步檢查後，告梁留院治療，作進一步檢查。醫院采取了一些醫療措施後，梁漱溟呼吸困難有所緩解，確診患的是尿毒症，繼續住院觀察。

　　五月中旬一天晚上，梁漱溟突然呼喚當班陪侍的梁培寬：“我有話要說！”接著斷斷續續地說：“嶽美中先生講過：‘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人的壽數有限，我的壽數到了。你們不要勉強挽留了，吃點藥，順其自然發展吧！”說話時很平靜。

　　梁漱溟曾多次表示要出院回家，一是不願再治療下去，二是不喜歡醫院的環境。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香港大學舉辦了“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的學術研討會。原本邀請梁漱溟作演講，但因梁先生病重無法出席。梁漱溟曾於當年六月份寫了一篇千字的短文《父慈子孝兄弟恭》，並進行了講話錄像。因此該研討會第一議程就是放映梁漱溟的講話錄像，在這篇短文中，梁漱溟闡述了儒學、倫理、天下太平等中國傳統思想，並指出這些傳統思想精神在現代依然存在的價值。這也是梁漱溟的最後一次發言。原文如下：

　　我從來說中國缺乏宗教，中國人淡於宗教。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現實人生。這是孔子的非宗教態度。

　　有人將儒家稱為儒教，這不對。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宗教與此相反，它恰恰要議論“怪力亂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顧現實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從前讀書人供奉“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天地”與“君”、“親”、“師”同時供奉。宗教則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於一切，不能與人並列。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總是在現實生活中畢恭畢敬於眼前。宗教則畢恭畢敬於“上帝”。故說中國人淡於宗教，中國人遠於宗教。故說中國儒家不同於其他宗教。

　　在上述情況下，外來宗教乘虛而入。中國所有的偉大宗教均為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無不是外來的。中國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於社會，但夠不上宗教。偉大的宗教中國沒有產生過，有則均為外來。中國有的就是倫理。

　　“上帝”一詞，古書上有，但不重要，而倫理在中國特別重要。倫者偶也，倫理內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對方為重”，是雙方的，不是單方的。此種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況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隨著注重倫理而來的是講“天下太平”。“天下”，無所不包，不分國內國外；講“太平”而不講“富強”。講“富強”，春秋戰國時有之，但此後均講“天下太平”。“天下”無疆界可言，講“天下太平”，最無毛病，最切實可行。這個精神最偉大，沒有國家，這是人類理想，人類前途不外乎此。

　　中國此種傳統精神與現代化不相衝突，它在空間上不分地域，在時間上無論何時，均合情合理。

　　有人說，發展商品經濟要講“利”，而中國傳統強調“義利之辯”，恥於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講義與利，義不是空的；利在義中，義包含了“利”的問題。合乎情理的利叫做義，不是完全對立的。

　　六月二十日，梁漱溟的身體已極為衰弱，經醫生檢查後，說心和肺都好，可以做人工腎手術。梁培寬告訴父親：“李先生、曉青、閻先生都讚成做人工腎手術。”梁漱溟點點頭。正當人們滿懷希望，等待六月二十四日做人工腎手術時，卻出了意外。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醫生采取急救措施，梁漱溟的心髒跳動這時快到一分鍾一百七十下，緊接著又急促下降。醫生問：“梁老，你感覺怎麽樣？”梁漱溟斷斷續續地講了最後一句話：“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便溘然逝世，時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

　　批大口徑艦炮、榴彈炮、反坦克炮以及速射炮等重武器。而台軍接受美國導彈援助後，也通常是第一時間將反艦、防空導彈部署於此。因此，這裏對大陸和經過此地的船隻威脅甚大。

　　接到觀察哨報告後，艦隊指揮員下達了準備戰鬥的命令。

　　同時，“昆明”號護衛艦打開信號燈，向東引島台方守軍發出了要求緊急通過台灣海峽的信號。

　　其實，東引島上的台軍早已通過雷達發現這支艦隊，也做好了“戰鬥準備”。但台軍指揮官看到信號後便不知所措。一支中共海軍艦隊居然大張旗鼓地要求通過台灣海峽，這可是二十多年來從沒遇到過的事情。怎麽辦？他們立即給台灣“海軍司令部”發了緊急電報。

　　接到電報後，台灣“國防部長”高魁元和“海軍總司令”宋長誌急忙趕到位於台北士林的蔣介石官邸。時年八十八歲的蔣介石因之前做過一次手術，身體比較虛弱，所以將一切軍政事務都交給了蔣經國處理。不過，事關重大的一些決策問題，尤其是事關兩岸的問題，各級官員還是要向他請示。此前，蔣介石也一直關注著西沙的戰事。他曾讓蔣經國指示台灣“外交部”發表公告，再次聲明中國是南沙、西沙等群島的唯一享有合法主權的國家，其主權不容置疑……

　　蔣介石掃了高魁元一眼，慢慢閉上了眼睛，像是自言自語地輕輕歎喟道：“西沙戰事緊啊！”

　　高魁元立刻明白了蔣介石的意思，馬上說道：“總統，允許中共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此後可為慣例？”

　　蔣介石又意味深長地說：“那是路遠啊！”

　　高魁元與宋長誌交換了一下眼神，心領神會地退了下去。

　　當晚，夜色籠罩的東引島，高高的信號台上，突然亮起了強光穿霧信號燈。信號燈一閃一閃地向解放軍艦隊發出“請通過……請通過……”的信號。

　　“昆明”號、“成都”號、“衡陽號”三艦接到信號，立即起錨，乘風破浪駛向南海。

　　此後，在南海的數次海戰中，人民海軍的南下艦隊，都是途經台灣海峽支援南沙海戰的。

　　不僅如此，一九八八年初，解放軍艦艇還在台軍控製的太平島停留一周，補充糧食飲水。

　　當時，解放軍派出一個代號為“五二二”的海軍艦艇編隊，到南沙海域巡視。據艦隊指戰員回憶，一月二十三日，我海軍編隊在大風大浪中航行了三天三夜後，到達南沙海域。

　　中午一點左右，我海軍編隊來到太平島附近海麵，準備拋錨待命。

　　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麵積0.443平方公裏，島上有茂密的樹木，還建有碼頭、環島防禦工事和樓房。這裏駐守著台灣軍隊四百多名官兵。當時，太平島碼頭有一艘台軍登陸艦正在卸物資，港外有一艘驅逐艦和一高速炮艇正在執行警戒任務。

　　“艦長，駐守在太平島上的台灣官兵也很辛苦，我們可不可以向他們表示問候？”我海軍編隊中“宜賓”艦上的官兵們首先提議。

　　得到應允後，我海軍“五五二”編隊幾艘艦艇同時拉響了汽笛。太平島上的台軍官兵平時經常遭到越南軍隊的襲擾，不勝其煩。這時看到大陸軍隊的到來，也備感親切。他們馬上予以回應，並同意我海軍“五五二”所有艦艇在太平島停留一個星期。

　　其間，我海軍編隊還從太平島得到了淡水和主副食品的補給。

　　此消息很快傳到了台灣島內，駐守太平島的台軍不但沒有受到“懲戒”，時任台灣“國防部長”的鄭為元還公開表示，“如果再發生戰爭，國軍將助中共軍隊抗戰”。此後，台灣方麵在一九九三年製定“南海政策綱領”時，明確提出要堅定維護南海主權，其“國防部”有關官員也屢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不排除與大陸合作開發與管理南沙”。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同時須考慮一個條件，即在閩浙兩省建立飛機隱蔽庫，即掘大山洞藏飛機。如無此項條件，則飛機不能隱蔽，亦不濟事。

　　與此同時，劉少奇正在秘密出訪蘇聯。出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劉少奇訪問蘇聯的議題，其中包括請求蘇聯出動空軍、海軍配合解放台灣的問題，但中共中央對此並不抱太多希望。劉少奇到蘇聯後，蘇聯領導人表現得相當熱情，斯大林主動建議派空軍支援解放軍進軍新疆。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即給劉少奇發去轉交斯大林的電報，提出解放台灣問題：“第三野戰軍隻在兩個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灣開展軍事行動。福建省的軍事行動將於今年十月結束，而攻占台灣的軍事行動要在我們建立了空軍部隊後才能進行，這也許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在上海，自封鎖之日起，嚴重的困難日益增加。但是，為了粉碎這種封鎖，必須占領台灣，但是沒有空軍是不可能占領它的。我們希望你和斯大林同誌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蘇聯能否在這方麵幫助我們，即在六個月至一年的期限內，在莫斯科為我們培養一千名飛行員和三百名機場勤務工作人員。此外，蘇聯能否賣給我們一百至二百架殲擊機、四十至八十架轟炸機，這些飛機將用於攻占台灣的軍事行動。在建立海軍艦隊方麵，我們也請求蘇聯幫助我們。我們設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軍進攻台灣期間，中國大陸的所有領土除西藏外都將被我們占領。”

　　斯大林答應了出動空軍幫助運輸解放軍進軍新疆的要求，但對派蘇聯空軍、海軍參加攻台作戰則表示為難。他擔心這樣會引起美國的介入，引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他表示願意幫助新中國建立空軍。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給劉少奇發去專電，請他向斯大林提出：為準備在一年左右時間組成中國人民空軍作戰部隊，參加渡海戰鬥，解放台灣起見，請蘇聯方麵給予援助：擬向蘇聯訂購戰鬥機、轟炸機，擬請蘇聯航空學校代我訓練空軍人員。

　　七月二十七日，劉少奇拜會了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並於當日向黨中央回電說：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同誌對我方計劃表示讚同，但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在中國設立。他們同意劉亞樓速來莫斯科，以便商談具體計劃。

　　中共中央收到劉少奇的複電後，周恩來通知劉亞樓：中央決定你、王弼、呂黎平於八月一日從北平出發赴莫斯科，去完成爭取蘇聯援助的任務。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劉亞樓一行三人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向毛主席匯報並聽取指示。

　　八月十二日，劉亞樓一行到達莫斯科後，向劉少奇作了匯報。次日，劉少奇、劉亞樓等來到蘇聯武裝力量部與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舉行會談。蘇聯方麵的態度是熱情友好的。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並批準了六所航校的成立。

　　海軍是三野在渡江戰役中創建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了張愛萍、林遵等海軍將領，布置進攻台灣任務。

　　三野在遭遇金門和登步島戰鬥失利的挫折後，粟裕感覺渡海作戰完全不同於陸地作戰，需要周密部署，充分準備。一九四九年攻打台灣的計劃，顯然無法實現。而要解決台灣，首先必須攻占舟山。十月十二日他就致電華野參謀長張震、副參謀長周駿鳴：“打定海不應依靠飛機與海軍，打台灣則一定要有海空軍配合，但亦不能完全依靠海空軍，不管海空軍強弱與否，陸軍訓練仍以登陸突破前沿與打退敵人反擊，鞏固與向縱深發展，為準備時期中最主要的課程。”

　　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到杭州主持軍事會議，在總結了金門、登步之戰的教訓後指出：“原來預定今年打台灣的，參加有關單位都沒有準備好，今年不能打了。究竟什麽時候打，要看各方麵準備工作，明年準備好就打，明年準備不好就不能打。現在要求一切戰備工作於明年二月底前準備好，或者春季準備好。”

　　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在為解放台灣積極創造條件。毛澤東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海空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唯一的捷徑是向蘇聯尋求支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十二月十六日在與斯大林的第一次會談中，毛向斯大林提出：“國民黨人在台灣島上建立了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我們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占領台灣。鑒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呼籲蘇聯援助，蘇聯可以派遣誌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盡快拿下台灣。”

　　斯大林表示：“有可能給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慮周到。這裏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幹預提供借口。至於參謀和教官，我們隨時都有。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然後他問毛：“你們有空降部隊嗎？”

　　毛澤東回答：“有一個原國民黨的傘兵團，現在已轉到我們方麵來了。”

　　斯大林說：“可以選一個連的空降隊員，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將來派往台灣，並通過他們在島上組織起義。”

　　斯大林初步答應了援助建設中國的海空軍。為此，周恩來率領政府和軍事代表團飛到莫斯科，具體商談援助和軍事援助問題。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當解放軍積極建設海空軍，並在為解放台灣進行多方準備的時候，台灣方麵的形勢則變得越來越絕望。從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渡過長江，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時起，美國政府就認為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不值得再為扶植它付出任何代價了。

　　美國政府一方麵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保持敵對態度，采取不承認和封鎖的方針。但另一方麵也不願意對國民黨提供軍事援助或進行武裝幹預。

　　這時的台灣，真是處於風雨飄搖、人心惶恐的絕境。作家江南（劉宜良）親身經曆了那段時光，描述道：“陸續敗退到台灣、海南、金門、舟山、大陳的國軍，人數約六十萬之眾，烏合之眾，未經整補訓練前，難擋強敵；很多單位，徒具虛名，官多於兵，或有官無兵，為普遍現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門。”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用“絕境”來形容台灣的處境是很恰當的。蔣介石在一月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革命失敗，台灣淪亡時，必以身殉國，則不必再另有遺囑矣。”他采用最嚴厲的手段，來維持他即將崩潰的統治。三月一日，蔣介石在台灣宣布“複行視事”，廢掉了滯美不歸的李宗仁，重新掌握台灣的黨政軍大權，開始了他在台灣的獨裁統治。他發布一係列法令，限製官員和軍人出國，非政府派出執行特殊使命，一律不發給護照。已經出國的官員限期回台，否則吊銷護照。四月二十六日公布《懲治叛亂條例》，六月十三日公布《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國民黨特務情報機關四處搜查，稍有嫌疑，即行逮捕槍殺，使台灣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當中。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和情報機構，在這個時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給粟裕發出“注意研究奪取台灣問題”的電報後，九月，華東局成立了台灣工作委員會總會，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負責，統一領導福建、浙江、上海、三野四個台委分會。三野分會由粟裕負責，日常工作由三野政治部聯絡部主持，下設廣州、福建、青島、上海四個對台工作小組。十一月二十日，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總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粟裕、劉曉就對台工作方針和任務做了指示。為了培養解放台灣的幹部，三野九兵團集中了各軍區及二野、四野的台灣籍幹部及熟悉台灣情況的工作人員三百八十九名（其中台籍二百零三名）進行培訓。與此同時，解放台灣幹部訓練班也在上海成立，團長是蔡嘯。

　　遵照毛澤東裏應外合解放台灣的指示，華東開始不斷向香港和台灣派遣情報人員和聯絡人員。廣州對台工作組的任務最為繁重。工作組下設香港分組（負責駐港聯絡、派遣）、聯絡小組（負責派遣、策反工作）、調研小組（台灣情報的分析調研，吸收台灣籍能夠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成員）、交通小組（開辟交通線，護送派遣人員並維持聯絡）和電台等部門。當時南逃香港的難民很多，我們的派遣關係就在混亂的掩護下進入香港和台灣。

　　得知台灣地下黨組織和情報係統遭到破壞的消息，三野於六月六日發出指示：由於海南、舟山的解放，台匪集中退守台灣孤島，封鎖勢必加嚴。今後工作應把海上交通、掌握和派出關係放在首要地位，作較長期打算。嚴守秘密，求得站穩腳跟，隱蔽下來。朝鮮戰爭爆發後，對台工作由策反轉為長期隱蔽。各對台工作組於一九五〇年十月相繼結束任務。

　　雖然內應和情報工作遭受了損失，但並未影響解放軍攻打台灣的準備。尤其是海南和舟山的解放，全軍士氣高漲，三野加緊了準備攻台的步伐。三野參謀長張震回憶：“起初，我們製定了以九兵團四個軍為主，實施攻台作戰的預案。後來，隨著對渡海登陸作戰的不斷深化，我們於一九四九年秋又製訂了以八個軍攻台的作戰計劃。年底，再次決定增加兵力，準備以十二個軍約五十萬人攻台的作戰計劃。一九五〇年三月，粟裕在北京與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會商攻台作戰問題，並在此基礎上修改完善，向中央軍委呈報了攻台作戰方案。”

　　三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情報部擬定了《攻台準備與戰略部署》，上報中央軍委。文件提出了攻台兵力的準備並確定攻台戰術：將空軍秘密集結於福州、廈門、長汀、建甌等沿海機場，突襲轟炸台灣各主要機場，取得製空權。以海軍艦隊尋求台灣艦隊殲滅之，然後掩護陸軍行動。待上述任務完成後，陸軍船隊采取正麵中央突破，強渡海峽，在空降兵配合下，截擊台南、台北，然後分別向南北拓展，占領台灣主要城市，殲滅國民黨殘兵。

　　文件特別強調外交策略：“在解放台灣之前不必強調宣傳攻台，尤其在攻台準備期間內，應特別注意外交之運用，不可過於刺激美國，以免激起對台之加強援助或因作戰不能速決遷延時間。使台方甘請國際托管，又或台人獨立而終由美軍占領。”應該說，這個文件是相當周密可行的。

　　當時，蘇聯空軍巴基斯基部隊已經到達上海，並開始培訓解放軍空軍。但海軍卻沒有得到蘇聯的幫助，靠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在短時期內要滿足渡海攻台的需求，顯然是辦不到的。當張震向張愛萍傳達中央關於解放台灣的指示，張明確表示海軍目前的力量無法完成搭載並掩護陸軍登陸的任務。他對張震說：“你這個參謀長也替我想想，我拿什麽配合幾十萬大軍行動？我無法完成這個任務。”粟裕回到前委開會，問張愛萍怎麽辦。張說：“接受這樣一個任務，一定要有準備期。除空軍外，海軍主要是登陸艦艇和戰鬥艦艇的準備。國民黨留下的船都在地方和招商局，都給我調來。海軍建設是綜合性的，現有的領導機構不夠用，調幾個現成的軍一級機構來。再就是搞幾所學校，加大培養的力度。”粟裕當場批準，馬上報華東局通過實施。但是，船隻和艦艇的問題成為當時最大的困難，製約了渡海作戰的時間。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的議題之一是研究解放台灣，粟裕匯報了解放台灣的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六月二十三日，粟裕又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提交了詳細的書麵報告。

　　粟裕在報告的最後表示：“攻台作戰關係太大。二次大戰前蘇聯對芬蘭作戰打得不好，實為希特勒敢於向蘇聯進攻的原因之一。如我攻台作戰不能成功，不僅對鞏固國防有極大影響，且可能影響太平洋及東南亞局勢，使美帝國主義更加瘋狂。因此我們對攻台作戰如無絕對把握，不僅不應輕易發起攻擊，而且寧願再推延一些時間。由於此一戰役關係太大，而我個人能力很薄弱，故曾於三中全會請求軍委直接組織此一戰役。當時雖經主席宣布仍由職負此責任，職實感能力有限不堪負此重責，且許多具體實際問題非軍委統籌而不能行。為此仍請求軍委直接主持此一戰役或請劉伯承、林彪兩位同誌來一個主持亦可，職在華東範圍內當全力以赴。”

　　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就宣布：“解放台灣之戰仍由粟裕指揮。”粟裕的報告也得到中央的批準。按照報告中的部署，再經過幾個月的準備，解放軍就將渡過台灣海峽。誰也沒有想到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突然爆發，局勢一下逆轉了。

　　獲悉朝鮮內戰爆發的消息時，杜魯門總統正在密蘇裏州和家人共度周末。收到電報後，他的第一反應是：“如果對這種侵略行動不加以製止，那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他火速返回華盛頓，與國務院和軍方緊急磋商後，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並將第七艦隊派往台灣海峽。聲明說：“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台灣）的攻擊。作為這一行動的應有結果，我還要求福摩薩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福摩薩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複、對日本的和平解決或聯合國的審議。”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往台灣海峽，擔負起“保衛”台灣的任務。

　　美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嚴重影響了中共中央解放台灣的部署，令中共中央領導人非常憤怒。

　　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口氣雖然強硬，但中國領導人心裏明白，以解放軍現有的海空軍力量，是無法與美國的海空軍力量相比的。渡海攻台的計劃由於美國軍事力量的介入，不得不另做打算了。六月三十日，周恩來召見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向他轉達了中央對當時形勢發展的估計和我國的態度。周恩來說：“這一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著。但也有好處，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現在我國的態度是，譴責美帝侵略台灣，幹涉中國的內政。我們軍隊的打算是：陸軍繼續複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

　　朝鮮內戰的爆發引起台灣海峽形勢的劇變。作家江南評論說：“朝鮮戰爭的爆發，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關係，最後因兵戎相見，冷凍三十一年，所謂‘台灣問題’，了無盡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國民黨政權，因勢便得以在夾縫中生存迄今。”

　　美國介入朝鮮內戰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覺。戰略重心轉移到了東北，中共中央擱置了在一九五〇年底解放台灣的計劃。八月八日陳毅在華東局高幹會議上作報告時傳達中央指示：“攻台任務加重，準備工作延長。確定一九五一年不攻，一九五二年解放台灣。”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再次召集討論東北邊防軍組建和部署的軍委會議，決定將原來在上海地區作為進攻台灣第一梯隊的九兵團秘密北上到山東曲阜地區待命。

　　叫做撞角，用於在近距離交戰中撞擊敵艦，是19世紀中後期軍艦上的流行設計。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舊是中國心的意味。提出的促進經濟發展，不讓死人占活人地的號召。

　　紅衛兵焚燒了張之洞家的書畫，將張家後人押到一所小學裏批鬥，然後又拿著皮鞭，迫使黑五類們挖開張之洞的墳墓。此時張之洞的屍骨並未腐爛，張家後人眼睜睜地在一旁看著紅衛兵將之吊在樹上月餘，無人敢去收殮，最後被野狗吞吃。

　　另一位死後遭劫的人物是海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斥責《海瑞罷官》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並指影射了“彭德懷事件”。海瑞的墳墓也不幸遭殃。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紅衛兵們闖入海瑞墓園破“四舊”，他們推倒了石塑、砸斷了華表、打爛了牌坊、撬開了石雕。折騰了一整夜，到次日天亮，海瑞棺槨的蓋板終於被打開，海瑞的屍骸和幾吊銅錢，都被扒出來，被紅衛兵們用門板抬著，遊街示眾。挖掘後的海瑞墓，一片狼藉，很快雜草叢生，很長一段時間裏淪為附近農民的豬牛放養之地。

　　破四舊中，挖掘古墳的理由五花八門。比如西漢名將霍去病，他英年早逝，二十四歲病亡，死後其霍陵居然香火旺盛，人們都來祈福，以為這位名叫“去病”的年輕將軍，能保佑生者去災免病。也正因如此，在“文革”期間，紅衛兵認為村民在搞封建迷信，一並搗毀了霍陵。

　　大禹的墳墓，位於浙江省紹興會稽山上，盡管是衣冠塚，也難逃厄運。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墓則毀於一旦。諸葛亮的墓塚則繼日軍侵華後，再一次遭劫。民族英雄嶽飛也不例外。當年嶽飛父子在杭州風波亭被害，曆來的杭州人也視嶽飛為家鄉的英雄，但“文革”一到，情況就變了，“革命”青年將嶽飛的墳刨了個底兒朝天。

　　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複不了。

　　曲阜城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之中。不料，曲阜師範學院部分紅衛兵行動了，他們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徹底搗毀孔家店”。

　　在孔府門前，文管會工作人員把紅衛兵們攔住了。

　　紅衛兵們齊聲背誦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時任副縣長的王化田站出來，指著國務院立的文件保護的碑說，“你們好好看看，要在這裏搞破壞，是觸犯國家法律的。”

　　一個紅衛兵上來就問：“你是做什麽的？”王化田自報家門：“我是王化田，是副縣長。”誰知，他的話音未落，學生們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在曲阜，一個名字被很多孔府後裔不斷提及——譚厚蘭，這是當時“討孔”的幹將，是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的負責人。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曾被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由此，她結識了林傑，林傑是當時《紅旗》雜誌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

　　譚厚蘭被審查時所寫的交代材料有以下記述，林傑曾這樣對譚厚蘭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林傑接著說：“你們應當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這個反。”譚厚蘭當時的回答是：“我們去，我們一定去！”

　　而根據有關“文革”檔案、《討孔戰報》以及諸多當事人回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打來電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譚厚蘭們製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告全國人民書》，同時派出了兩支“先遣隊”，分別對山東省委、曲阜縣委進行“火力偵察”。

　　為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人用大木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麵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標語，以為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去動了，更別說砸了。

　　但這樣的努力在反孔風潮中不堪一擊。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標誌著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

　　十一月十三日，孔府大門被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裏外坐著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湧而入。

　　十一月十五日，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國務院一九六二年立在孔府門前，寫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有人從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線裝古書，這是一部裝幀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禮記》。緊接著，人們又從孔子以及包括顏回在內，被稱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門生塑像肚裏紛紛掏出了線裝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擠不上神龕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踢足球一般地踢來踢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陰冷。譚厚蘭帶領北京來的紅衛兵去扒孔子墓。孔子墓周圍擠滿了人，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譚厚蘭後麵，再往後，是一大串戴著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們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等待著號令。

　　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這一破四舊的“壯舉”。

　　革命小將為了更快地掘開墓穴，還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孔子的墳被炸開，墳塚上的黃土到處都是，而眼前，紅衛兵們正在往樹上係繩子，然後將屍體吊起來。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屍體：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屍體剛出土時還很完整，但很快被紅衛兵和農民的鐵鉤戳破，“屍體便像撒了氣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癟下去”。

　　挖出來的幾具屍體在那裏放了五六天的樣子，每天圍觀的人都絡繹不絕。後來，一天晚上被弄到孔林東南角的一個土坑裏燒掉啦。主要是覺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屍體男女都有，光著身子太難看。

　　如今，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豎起的墓碑上通體橫貫斷痕，用粗大的鋼筋連接固定，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孫墳塋前，明清時期的一些墓碑徹底斷裂倒下，至今如此。

　　孔令貽的墓在整個孔林的邊上，遊人罕至，隻因當年被破壞得太徹底。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是孔令貽的兒子，當年蔣介石視之為國寶級人物，將孔德成與故宮的文物一道搶運到了台灣。孔德成曾任台灣“考試院”院長，於二〇〇八年十月離世，享壽八十八歲，盡管一再獲邀，他卻從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說，他心裏難受。祖墳被挖，這在中國的傳統之中，是極大之侮辱。

　　一些當年“討孔”的骨幹已大多早逝。而風光一時的譚厚蘭，一九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一九八二年被免予起訴。譚厚蘭罹患宮頸癌，四十五歲病亡，沒有結過婚。

　　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舊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當年，紅衛兵挖墓後，這裏的村民就開始瘋搶墓裏的陪葬品，緊挨孔林的林前村，當年流傳著“一夜挖出個拖拉機”的說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墳致富了。

　　最為誇張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後來帶頭領著人去挖。

　　紅衛兵們這時曾想阻止挖墳的擴大化，但已經無力控製，村民們眼裏隻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

　　當時從大小孔家子孫的墓裏挖出來的金銀珠玉不計其數，銀行來收金銀，九十六元一兩，前後收了三十多萬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為不收購，所以立即被村民視為廢品，被孩子們拿去，係上繩子，在路上甩著玩耍。

　　一九七九年，國家重新修複孔子墓，曲阜文管會讓人幫助尋找孔子墓碑，還有散落的碑塊，在附近社員家裏找了上百塊，現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這些石塊拚在一起的。

　　幸運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後來修複“三孔”古跡的依據。

　　吧。我和胡喬木也隻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麽，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麽，以後不要記了。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誌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隻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誌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誌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準，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誌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一九六〇年四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六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講《人民公社六十條》，突接龔子榮電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誌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麵向毛澤東作書麵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麵責成機要室的同誌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盡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誌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準，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誌和黨內同誌的談話，中央領導同誌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準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複會場速記的辦法。直到一九六五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曆史文獻嘛！遺憾的是，一九六一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錄音問題被林彪、江青一夥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錄音”問題並升級為“秘密竊聽”。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在這份文件中，關於楊尚昆的主要“錯誤”第一條就是“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竊聽”一案株連的，範圍之廣，人數之多，難以準確統計。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誌被誣陷，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單位的負責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因“竊聽”一案受株連的同誌全部得到平反，楊尚昆也恢複工作。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誌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至此，“秘密錄音”問題真相大白。

　　蔣經國覺得並非已意，拒絕簽名。後來蘇聯內務部長和王明商量，同意蔣經國另寫一信，蔣經國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國，隻含蓄地寫上一句：“我沒有一天不想吃點久未嚐到的家鄉小菜。”從莫斯科回到烏拉爾後，蔣經國曾經通過一個名叫陳甫玉的華僑幫他帶一封信給蔣介石。一個月後，陳的妻子告訴蔣經國，陳甫玉已經在距離中蘇邊境隻有幾裏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後，蔣經國曾一度被取消候補黨員資格。蘇聯有關方麵的結論是：“我們不要忘記，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經國申請成為聯共正式黨員。他在自傳中表示，如果將來有機會碰到蔣介石，要“給他和他的黨羽嚴酷的懲罰”。同月十五日，蔣經國被接受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這說明，他是被作為特殊情況處理的。

　　盡管蔣經國痛罵蔣介石，宣布與其斷絕父子關係，但是，他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留蘇不歸，蔣介石還是懷念他的。蔣經國留蘇不歸，久無音訊，蔣介石盼望兒子歸來，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後一段時期中蘇關係的惡性發展，使蔣介石感到蔣經國歸來希望很渺茫。

　　國共關係破裂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經過多次討論，決定支持中共組織武裝暴動，在廣州建立工農兵蘇維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布從中國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國外交官迅速撤離，斷絕外交關係。

　　中蘇斷交，蔣經國歸國的希望斷絕。此後，蘇軍進攻中國。東北軍東北地方當局與蘇聯達成《伯力協定》，由於協定涉及一些需中央批準的內容，南京中央政府未承認此協定。一九三〇年，宋藹齡向蔣介石建議，考慮承認《伯力條約》，為營救經國歸來留下餘地。蔣介石決然回答說：“伯力紀錄無異亡國，餘寧犧牲一切，雖至滅種，亦誓不承認也。”次日，蔣介石、宋美齡陪宋藹齡拜謁蔣母墓地，再次討論營救蔣經國回國一事，蔣介石的回答卻是“不宜操切”。自然，換取蔣經國歸國的問題就無法談起了。

　　蔣介石雖然拒絕了宋藹齡以承認《伯力協定》交換蔣經國的建議，但是，他對蔣經國的思念卻有增無減。由於蔣母已去世多年，蔣經國又是蔣母疼愛的長孫。這一段時期，蔣介石對兒子的思念經常和對母親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記雲：“少年未聞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順於親，不慈於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十二月三日日記雲：“近日思母愈切，念兒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古語雲：“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蔣介石是儒學倫理的遵奉者，他擔心蔣經國死在異國他鄉，將來自己去世後，無顏見雙親。

　　就在這一時刻，曆史給了蔣介石一個爭取蔣經國歸來的機會：宋慶齡向蔣介石提出，釋放國民政府逮捕的共產國際間諜牛蘭（Hilaire Naulen）夫婦，以之為交換條件，讓蘇聯政府允許蔣經國歸來。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蔣介石日記雲：

　　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餘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餘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餘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餘所懷耶！

　　蔣介石當然會想到，對宋慶齡方案的拒絕可能導致蘇方加害於蔣經國，但他馬上又想：古人傳世，依靠德行與勳業，不靠子孫。前代史傳中有許多聖賢豪傑、忠臣烈士都無後，但其精神事跡都卓絕千秋。與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後”、“無後”一類問題，說明自己誌向低鄙。不過，他猜想，俄國人也許還不至於加害經國，自己生前也許見不到兒子，但死後，經國“終必有歸鄉之一日”。蔣介石就這樣心事紛紜，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對國不能盡忠，對親不能盡孝，對子不能盡慈”，自白活在世間，傷心之至！

　　以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這一主意可能來自莫斯科。牛蘭夫婦被捕後，莫斯科不僅動員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出麵營救，而且願意以蔣經國交換，這一事實說明牛蘭夫婦在共產國際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麵的密切關係。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宋慶齡“已近乎是共產黨員”，她參與營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蔣介石拒絕宋慶齡的建議，顯示了他性格中堅決反共和倔強一麵，但是，他還是希望蔣經國能夠回來，也相信能夠回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記雲：“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同年八月十五日日記雲：“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能繼餘之業也。”可見，蔣介石雖然作了蔣經國在蘇聯被殺的最壞思想準備，但對其歸來仍抱有希望。

　　當時，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威脅下，中蘇開始接近，雙方都希望以兩國的聯合牽製和震懾日本。蔣介石一麵指令顏惠慶、顧維鈞、王寵惠等與蘇聯談判。企圖恢複邦交，一麵通過外交途徑爭取讓蔣經國回歸。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日記雲：“與顏、顧、王等談外交方針漸定，彼等或較諒解，經國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結果，則努力之效漸見。”同年十二月，蔣介石從蘇方得到消息，蔣經國不願回國，蔣介石一麵感歎“俄寇之詐偽末已”，一麵則自覺“泰然自若”。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此家難，能以一笑置之，自以為有進步也”。不過，蔣介石也想到，蔣經國在蘇聯已經被“赤化”，曾經發表過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聲明，即使能夠回國，見麵時如何相處，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這樣一想，他就轉而安慰自己。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日記雲：“經國不歸，使餘無逆子之憂慚，是塞翁失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十二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蔣介石將寫給宋美齡的遺囑托宋子文轉交。還有一函致經國與緯國：

　　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一世隻有宋女士為我唯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唯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如何，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囑。

　　父。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蔣介石兩次會見周恩來。有資料說，周恩來曾擔保，蔣經國可以由蘇聯歸來，經國是愛國分子，毫無疑問，也會希望父親抵抗入侵中國的敵人。

　　蔣經國的歸國難題終於呈現曙光了。

　　中蘇關係改善後，蘇方對蔣經國的回國態度也逐漸轉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蘇俄駐華大使準備回國，通過張衝向蔣介石傳達“經國可以回國”，並稱：前些時候，蔣經國曾通過華僑帶信回國，“被搜查折回”。蔣介石得悉後感到安慰，在日記中表示：“可知經兒未忘其國家也。”同月，蔣廷黻被任命為駐蘇大使，啟程之前，宋美齡特意告訴蔣廷黻，委員長希望長公子能夠回國。到達莫斯科後，蔣廷黻和蘇聯副外長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請他代為查詢蔣經國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難，答應試一試。

　　蔣經國的回國問題終於進入議程。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停止了對陝甘寧蘇區的圍剿，國共雙方加緊了聯合抗日的談判。蔣經國曾致函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季米特洛夫決定，叫蔣介石兒子來一趟，然後派他回國。蔣經國到莫斯科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國，但首先要寫一個聲明，保證回到中國後不跟中共作對，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間，蔣經國先後會見蘇聯副外長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等人。他們對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對他說：“中國政府要求我們送你回去。蘇聯政府現在覺得南京政府及其領袖蔣總司令對我們是友善的，因此，我們願意答應我們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國。”又說：“中蘇關係正在日益改善。我們現在對南京政府及蔣總司令有很透徹的認識。中國近四五年來，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希望我們將來不單在地理上，而且還在政治上，有密切的關係。”據說，在此期間，蔣經國還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見。

　　二十五日，蔣經國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領取護照，向蔣廷黻大使辭行，蔣廷黻隨即致電蔣介石報告。當日下午蔣經國離開莫斯科。

　　蔣介石在三月十七日得到蔣經國即將歸國的消息，很高興。日記雲：“十年苦鬥，方得國與家漸見光明也。”二十四日，蔣介石舉行家宴，自然一片喜慶氣氛，但經國、緯國尚遠在異國，不能團聚，蔣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來到。二十五日，蔣介石接到蔣廷黻大使的莫斯科來電，聲稱蔣經國當日到使館敘談，已有妻與子各一，大約下月即可到達上海。四月六日，蔣介石接到蔣經國從海參崴打來的電報。多年以來，蔣介石、蔣經國之間不通音訊，接到兒子第一通電報，蔣介石自然感到安慰。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再接蔣經國電，聲稱已自海參崴乘船回國，更覺高興。

　　隨著父子相聚日期的臨近，蔣介石心中開始密布愁雲。四月十三日日記雲：“教子不慎，自壞家風，可痛可悲也。緯兒決不如此也。”四月十八日，蔣經國到達杭州。怎樣和這個“赤化”了的、在蘇聯報紙上罵過自己的兒子見麵，蔣介石不無躊躇。日記雲：“家事愁悶，不可言喻。”第二天，蔣介石才決心和蔣經國一家相見。日記雲：“下午見經國，以昨日到杭，不願即見也。”二十日，蔣介石又煩惱了一天，以後才慢慢緩解下來。月底，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經兒由俄歸家，一別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為異，而對先妣之靈可以告慰。”他終於放下了無以對母親，也無以對祖宗的沉重思想負擔。

　　政治生涯其實都是在崇揚和推進羅斯福式的民主黨政策。

　　小亞瑟·施萊辛格留下了六千餘頁的日記，現在他的兒子選出其中的六分之一左右的內容發表了。在這些日記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曆史學家對當代政治的直接觀察和感想。

　　就像後來的登月探險一樣，巴拿馬運河的建成是二十世紀早期美國的驕傲，向全世界顯示了美國無與倫比的科技水平和組織大規模工程的能力。運河的建成也正好與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同步，成為美國走向世界的一個象征。

　　但是，過去的史書在描寫運河建設的成功故事時，往往隻注重於講述工程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們取得的驚人成就，他們如何消滅了黃熱病，如何削平了整座整座的山峰，如何建造了使船隻升降的巨大機械，如何最終不超出預算還提前完工。然而史家常常忽視了那些在巴拿馬運河工地上幹體力活的工人們的實際生活。當然，運河建設的時候，美國早就告別了奴隸製度，在工地上沒有一個奴隸工，所有的勞工都是自願簽約的雇工。曆史上大工程的工地裏常見的暴力、奴役、草菅人命等現象是沒有的，一切都按照當時的勞動法規和市場原則井井有條地組織起來的，美國的國會議員也不時來視察，看看有什麽違規的地方。

　　不過，實際的勞工狀況也並不像當時的報刊報道的那麽好。在建造運河的十年中，六萬多名勞工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美國人，他們大多來自加勒比地區，主要來自牙買加和巴巴多斯，其他也有從亞洲和歐洲來的工人。當時巴拿馬城裏五方雜處，中國人的小店和意大利的鋪子並排開著，路上則有印度人趕著牛車，他們都是衝著巴拿馬運河工程從世界各地聚集來的，期待著能夠賺到別處賺不到的高工資。然而，實際上能夠得到高薪報酬的隻有美國的白人職工，運河工地上操作蒸汽運石機的白人技工每月工資二百美元，在當時是驚人的高收入，並且還是以金幣支付。但是外籍工人則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的工資低得多，且是以銀幣支付。最可怕的是工地上工傷頻繁，因坍方和爆炸而死傷的工人不計其數，公司有一種專門的黑信封，用來向死亡的家屬通報噩耗。

　　今天的曆史學家提醒讀者，在讚歎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奇跡時，不要忘了那些為這個工程付出血汗的普通工友們。

　　智商是一個很能引起爭議的題目，因為智商測驗以客觀的和科學的方法鑒定了人和人之間的差別。多年以前，兩個美國心理學家發表了一部題為《鍾型曲線》的著作，以大量的測試數據證明，智商的高下是和種族有關的，智商最高的是歐洲裔猶太人，其次是亞洲人，後邊是白人，智商最低的是黑人。這部著作因為其結論有種族主義的嫌疑，在美國學術界和公共輿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批評者都針對智商測試的方法提出疑問，認為心理學家們使用的智商測試題本身就有文化偏向，因此是不科學的。

　　《如何變得聰明》一書的作者從另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