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1章 錢鍾書先生橫遭青蠅之玷

　　王水照

　　多年前，讀到謝泳先生的一篇短文《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載《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4期），勾起四五十年前沉甸甸的曆史記憶，引發對上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的思索。往事確實無法如煙，不會隨風飄滅，事情的“有”“無”和事理的是非，不能回避。

　　謝泳先生的文章披露了一份重要的材料，即高等教育部關於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文件名為《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份“調查材料”就是會議參考資料之一。它對當時北大的知識分子作了分類排隊，錢先生被明確列入“反動教授”。第一條“罪證”就是指控錢氏與所謂間諜案有關。《調查材料》說：“反動的：一般是政治曆史複雜並一貫散布反動言論。如文學研究所錢鍾書在解放前與美國間諜特務李克關係密切”等等。文學研究所當時僅是北大的“附設單位”，原是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決定成立的，在業務上並不受北大直接領導，但《調查材料》仍不放過他這個“編外”人員。“間諜”“特務”所幹的是竊取機密、陰謀煽動甚至殺人放火等等勾當，錢先生怎麽會與這種人“關係密切”呢？

　　我在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曾看過《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一書（群眾出版社，1958年8月）。此書由李克（Allyn Rickett）、李又安（Adele Rickett）合著。他夫婦倆曾因“間諜罪”被人民政府逮捕，後得到釋放，故原書名為《Prisoners of Liberation》。書中記述人物，一律用化名，但仍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如第三十四頁講到在一九五〇年暮春，他們請清華的兩對教授夫婦吃飯，其中的“趙先生”講起“現代詩”問題：“你說是‘現代’詩嗎？哼……我認為還不如說是‘絕代’詩倒更恰當些。五十年以後就不會有人再聽到這些東西了。”用這種語言修辭機智來表達思想，“現代”、“絕代”，正是錢先生的習慣，正如他婉謝別人“祝壽”是“促壽”、“延年”是“厭年”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