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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
胡適
“傳略”胡適（公元1891～1962），原名洪�、嗣縻。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取“適者生存”之意。安徽省績溪縣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中國現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教育家、文人。哲學上信奉實用主義，政治上主張改良。除自傳外，海內外出版傳記多種。
胡適生於上海，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後曾在澄衷學堂學習。1906年入中國公學。其間主編過《竟業旬報》，時年僅17歲。1910年複以優異成績取得第二批“庚款留學生”赴美留學資格，隨後就讀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先學農科，後攻哲學，師從於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其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是運用實用主義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作品。1917年回國任北大哲學教授。同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倡言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麵革新，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旗手。1919年7月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對傳統考據學提出挑戰，在學術界造成巨大影響。此期間還參加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編輯工作。1922年與丁文江等創辦《努力》周報，宣傳“好人政府”主張，開始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點評論政治。
1927年胡適擔任管理美國退還庚款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兼秘書，並任光華大學教授、國民政府大學院大學委員會委員等職。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1931年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形勢的變化，他由從教轉為從政，1938年任駐美大使，為爭取美援而奔波。抗戰勝利後任國立北平大學校長，並曾代表國民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1946年參加南京政府的製憲國民大會並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1949年移美定居，過了幾年流亡寓公的生活。1958年去台，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其晚年主要致力於學術研究，尤其是酈學，1962年2月病逝於台北，享年71歲。著有《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胡適論學近著》等。
“影響”鼓吹白話文，宣傳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接著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相繼著文響應，以白話文運動為主要內容的文學革命遂成全國規模。胡適強調每個時代要有每個時代的文學，今天的文學應當拋棄矯揉造作的古典文學，而把白話文視為正宗。文學應當麵向整個社會，在創作上要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作為社會思想的載體，白話取代古文，不僅是文學發展本身的要求，而且是社會變革所必需的。五四時期科學和民主兩大口號反映了普遍的社會要求。前者要求廣泛地研究事實，縝密地進行推理；後者則是整個社會覺醒的標誌。古文局限於狹小的圈子，講求排比、對仗、用典，無法完成新的曆史使命，必然要被日益成為社會交際工具的白話文代替。提倡白話文在今天看來實屬平常，而在那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舉，胡適的開創之功無疑是有重大曆史意義的。
胡適身體力行，實施文學革命。文學內容的變革其實就是創作實踐問題。1920年他出版的《嚐試集》，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新詩集，帶來了一代詩風的變化，他的獨幕劇《終身大事》，則開辟了中國話劇的創作道路。上述作品連同他的大量白話散文共同促進了白話文學正宗局麵的形成，也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提倡新文學又同改造舊文學密不可分。1919年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主張對古代文化典籍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用科學方法重新估定其價值。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上，胡適提出了許多與傳統考據學不同的新觀念，新思路。如運用形式邏輯、心理分析、文學比較、跨學科研究等。他把這種治學方法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在占有一定材料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觀點，再搜求事實，作翔實的證明，有一定的科學性。《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就是這種方法論的具體運用。該書考證了部分古典通俗小說的作者及家世，理出了這些作品成書過程的基本線索和各版本之間的關係。《紅樓夢考證》一文最典型，他以確鑿的材料和充分的證據考訂了該書作者和讀者，又對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境遇和所處時代做了研究，並探討了各版本之間的演化過程，提出此書是作者的“自敘傳”。這樣，就把多年來已成“謎學”的紅樓夢研究課題引入科學的軌道。胡適的考證成為第一部“新紅學”研究作品，開辟了紅學研究的新階段。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白話文學史》都是他在新的方法論指導下從事學術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成果。
在中國文化史上，胡適是新一代的學者，他不僅開拓了許多新的文學研究領域，而且用新方法研究舊問題，重審《水經注》案即是一例。他從1943年卸任駐美大使起，共花費了近20年的時間，收羅了幾乎所有能見到的《水經注》版本，詳細考校，最後得出結論，戴震並沒有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從而為這一爭論多年的學術公案作了定論。
胡適又是一個哲學大家。是他第一個把美國的實用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主張用行為的效果來證明思維的合理性，根據實踐的效果來修正觀念的偏差。實用主義是當時美國哲學的主流，在哲學上影響深遠，包括胡適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它來論證封建社會的合理性，論證民主、平等、自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產生了重大的社會效果。
“餘論”在現代中國，學者、教育家、政治活動家常常三位一體，胡適就是這樣。但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化人。他的新文學理論與實踐，他的實驗主義思維方式，他的“整理國故”，都堪稱“開風氣之先”。然而新文學反映的是新的社會需求，這種新的社會需求又是政治變革的先導，這就使他不可能脫離政治，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所謂20年不談政治，也隻是一種向往而已，胡適其實是無時不在談政治。文化人參政，自有其悲哀所在。社會政治不是理想，不是熱情，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胡適影響之大更在於他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是一個急需革新時代的知識革新的代言人。他代表了向國外尋求救國良方以達到現代化目的的那部分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和理想。所以透徹地研究胡適也就了解了一個時代，了解了那個時代文化人的酸甜苦辣。當然，作為學者，胡適的偉大在於他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他一生獲取了世界各國與地區的大學榮譽博士學位35個，就是明證。
（劉喜堂）
§§第五編
“傳略”胡適（公元1891～1962），原名洪�、嗣縻。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取“適者生存”之意。安徽省績溪縣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中國現代著名學者、哲學家、教育家、文人。哲學上信奉實用主義，政治上主張改良。除自傳外，海內外出版傳記多種。
胡適生於上海，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後曾在澄衷學堂學習。1906年入中國公學。其間主編過《竟業旬報》，時年僅17歲。1910年複以優異成績取得第二批“庚款留學生”赴美留學資格，隨後就讀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先學農科，後攻哲學，師從於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其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是運用實用主義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作品。1917年回國任北大哲學教授。同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倡言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麵革新，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旗手。1919年7月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對傳統考據學提出挑戰，在學術界造成巨大影響。此期間還參加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編輯工作。1922年與丁文江等創辦《努力》周報，宣傳“好人政府”主張，開始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點評論政治。
1927年胡適擔任管理美國退還庚款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兼秘書，並任光華大學教授、國民政府大學院大學委員會委員等職。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1931年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形勢的變化，他由從教轉為從政，1938年任駐美大使，為爭取美援而奔波。抗戰勝利後任國立北平大學校長，並曾代表國民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1946年參加南京政府的製憲國民大會並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1949年移美定居，過了幾年流亡寓公的生活。1958年去台，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其晚年主要致力於學術研究，尤其是酈學，1962年2月病逝於台北，享年71歲。著有《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胡適論學近著》等。
“影響”鼓吹白話文，宣傳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接著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相繼著文響應，以白話文運動為主要內容的文學革命遂成全國規模。胡適強調每個時代要有每個時代的文學，今天的文學應當拋棄矯揉造作的古典文學，而把白話文視為正宗。文學應當麵向整個社會，在創作上要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作為社會思想的載體，白話取代古文，不僅是文學發展本身的要求，而且是社會變革所必需的。五四時期科學和民主兩大口號反映了普遍的社會要求。前者要求廣泛地研究事實，縝密地進行推理；後者則是整個社會覺醒的標誌。古文局限於狹小的圈子，講求排比、對仗、用典，無法完成新的曆史使命，必然要被日益成為社會交際工具的白話文代替。提倡白話文在今天看來實屬平常，而在那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舉，胡適的開創之功無疑是有重大曆史意義的。
胡適身體力行，實施文學革命。文學內容的變革其實就是創作實踐問題。1920年他出版的《嚐試集》，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新詩集，帶來了一代詩風的變化，他的獨幕劇《終身大事》，則開辟了中國話劇的創作道路。上述作品連同他的大量白話散文共同促進了白話文學正宗局麵的形成，也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提倡新文學又同改造舊文學密不可分。1919年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主張對古代文化典籍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用科學方法重新估定其價值。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上，胡適提出了許多與傳統考據學不同的新觀念，新思路。如運用形式邏輯、心理分析、文學比較、跨學科研究等。他把這種治學方法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在占有一定材料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觀點，再搜求事實，作翔實的證明，有一定的科學性。《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就是這種方法論的具體運用。該書考證了部分古典通俗小說的作者及家世，理出了這些作品成書過程的基本線索和各版本之間的關係。《紅樓夢考證》一文最典型，他以確鑿的材料和充分的證據考訂了該書作者和讀者，又對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境遇和所處時代做了研究，並探討了各版本之間的演化過程，提出此書是作者的“自敘傳”。這樣，就把多年來已成“謎學”的紅樓夢研究課題引入科學的軌道。胡適的考證成為第一部“新紅學”研究作品，開辟了紅學研究的新階段。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白話文學史》都是他在新的方法論指導下從事學術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成果。
在中國文化史上，胡適是新一代的學者，他不僅開拓了許多新的文學研究領域，而且用新方法研究舊問題，重審《水經注》案即是一例。他從1943年卸任駐美大使起，共花費了近20年的時間，收羅了幾乎所有能見到的《水經注》版本，詳細考校，最後得出結論，戴震並沒有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從而為這一爭論多年的學術公案作了定論。
胡適又是一個哲學大家。是他第一個把美國的實用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主張用行為的效果來證明思維的合理性，根據實踐的效果來修正觀念的偏差。實用主義是當時美國哲學的主流，在哲學上影響深遠，包括胡適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它來論證封建社會的合理性，論證民主、平等、自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產生了重大的社會效果。
“餘論”在現代中國，學者、教育家、政治活動家常常三位一體，胡適就是這樣。但他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化人。他的新文學理論與實踐，他的實驗主義思維方式，他的“整理國故”，都堪稱“開風氣之先”。然而新文學反映的是新的社會需求，這種新的社會需求又是政治變革的先導，這就使他不可能脫離政治，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所謂20年不談政治，也隻是一種向往而已，胡適其實是無時不在談政治。文化人參政，自有其悲哀所在。社會政治不是理想，不是熱情，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胡適影響之大更在於他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是一個急需革新時代的知識革新的代言人。他代表了向國外尋求救國良方以達到現代化目的的那部分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和理想。所以透徹地研究胡適也就了解了一個時代，了解了那個時代文化人的酸甜苦辣。當然，作為學者，胡適的偉大在於他學貫中西，博通古今，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他一生獲取了世界各國與地區的大學榮譽博士學位35個，就是明證。
（劉喜堂）
§§第五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