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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雄才大略的盛世君主漢武帝
劉徹
“傳略”漢武帝（前156～前87），名劉徹，漢景帝劉啟第十子，西漢第五代皇帝，前140～前87年在位。《禮記・諡法》中說：“威強睿德曰武。”傳見《漢書》卷六《武帝紀》以及《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
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加強和鞏固了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度。前141年16歲即帝位，明年始建年號“建元”，立即著手更化政治。在建元元年詔舉賢良中，漢武帝親自策問以古今治道及天人關係三題，董仲舒對以三策，史稱“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黜刑名，崇儒術，明教化，興太學，令郡國盡心求賢。同時宣揚《公羊春秋》大一統學說，在思想領域主張，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帝係統地接受了董仲舒的治國思想，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這次所舉賢良，隻錄用儒家，治申韓蘇張之言的士人，一律不用。史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嗣後，建元五年（前136）立太學，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皆用董仲舒之言。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實行與民休息的無為政治，經過高、惠、文、景四代的經營，到武帝初即位的建元年間，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史稱：“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農業、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發展，全國興起了幾十個大都會。隨著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學術文化也繁榮起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死，22歲的漢武帝親政，明年改年號元光，銳意興革，並大刀闊斧地進行。從此，西漢政治從“無為”轉向“多欲”。對外用兵，抗匈拓土；對內興作，多所建樹。封禪、改曆、易服色、變官製，一展漢家氣象。武帝訪求和超拔人才，“群士慕響，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造成了西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極盛。西漢各方麵的代表人物都湧現了出來，這是一個非常燦爛的時期。
但是，由於漢武帝過度使用民力，加上祀神求仙，揮霍無度，以至賦役繁重，民不堪命，造成“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凋零局麵。武帝晚年，社會各種矛盾積累並尖銳起來。農民大量破產流亡，階級矛盾激化。天漢二年（前99），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區均爆發了農民起義。征和二年（前91），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權奸江充治巫蠱獄，激發了太子劉據起兵的宮廷政變，長安城中兩派政府軍大戰，死者數萬。漢武帝及時醒悟，於征和四年（前89）下輪台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與民更始，休養生息。此詔學術界習慣稱為“罪己詔”，為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使西漢避免了重蹈亡秦之禍。
“影響”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雄主之一。他最偉大的建樹是鞏固和發展了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權製度，把中華民族悠久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對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說中國曾經有過奴隸製社會，西周是它的高峰，那麽西漢，特別是漢武帝時代，則踏上了封建社會第一個鼎盛時期，鞏固和確立了新製度、新規範；如果說中國西周已進入封建領主製度，並創立了一個盛世，那麽，漢武帝的建樹則是完成了大一統的新世紀。他所造就的西漢盛世可以說有四個空前，即政治上空前統一，經濟上空前繁榮，國力上空前強盛，文化上空前發展。這一時期，人才輩出。大經學家、政論家董仲舒，大教育家、政治家公孫弘，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理財家桑弘羊，大探險家、外交家張騫，大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大農學家趙過，大音樂家李延年，大水利學家徐伯，都集中出現在漢武帝時期。所以說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燦爛的時期。
漢武帝作為那個時代最燦爛的代表，他的文治武功，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具有獨特的曆史意義。
漢武帝的文治。政治方麵：元朔二年（前127），頒“推恩令”，使諸侯王分封諸子為侯，以削弱割據勢力，把西周以來行用千餘年的封建立藩製度，劃了一個句號；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元封元年（前110）封泰山；太初元年（前104）改曆，定官製，完善了國家製度。經濟方麵：采納桑弘羊的建議，把冶鐵、煮鹽、鑄錢收歸官營；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元狩四年（前119）初算緡錢，征收商人資產稅；元鼎三年（前114），楊可主持“告緡”，沒收中產以上商賈資財，沉重地打擊了商人。這一係列經濟政策，在當時籌措了巨額戰費，支持了對外用兵，長遠的利益則是為集權政治製度創立了經濟基礎，影響深遠。而漢武帝的經濟壟斷政策遏製了自由工商業的發展，影響曆史亦至為深遠。此外，漢武帝運用國家政權大興水利，加固黃河堤，大造人工渠，推廣“代田法”，移民西北屯田，推進了農業的發展。文化方麵：建元元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三年（前138），詔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元朔五年（前124），免除太學生徭役賦稅，在全國範圍推廣了文化教育事業；又定音律，置樂府，采集民間詩歌，這一切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漢武帝的武功。元光二年（前133），設謀馬邑，拉開了漢朝反擊匈奴擾邊的決戰序幕。元朔二年（前127），漢匈河南之戰，漢取河南地（即黃河河套西北部地區），立朔方郡；元狩二年（前121），漢匈爭奪河西之戰，霍去病將匈奴勢力逐出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前119），漢匈漠北大戰，匈奴主力被殲，從此漠南無王庭。三大戰役奠定了漢勝匈敗的新格局。嗣後，漢武帝伐大宛，斷匈奴右臂，其勢力達於西域蔥嶺之巔。
漢武帝發動的這場漢匈決戰，保障了古代亞洲大陸黃河流域先進農業經濟文化區的發展，從而確立了中華民族之稱為“漢人”的經濟文化基礎，意義極為深遠。漢武帝曾兩次派張騫通西域，開辟了溝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又派唐蒙等人開發西南夷地區，又並兩越，拓境至南海。漢武帝大體奠定了中國今日之版圖。
“餘論”西漢承秦之弊，國窮民貧，天子儀仗不能用純一色的馬拉車，至於將相有的乘坐牛車。窮則思變，漢初統治者為了贏得農民擁護和重建地主經濟，實行休養生息的“無為”政治，發展了生產，鞏固了統治地位，才為漢武帝的“有為”奠定了基礎。他的文治武功是積數代之資。但武帝個人氣質不凡，年少即位，即欲進取，又在位曆久，長達54年，故能成其功。武帝迷信，又奢侈無度，及至晚年，吏治腐敗，物盛而衰，帝國政治經濟瀕於崩潰。但年近70之武帝，卻至為澄澈，發罪己之詔，轉運危局，為古今雄主所不能為，僅此一端，足見漢武帝之奇，廟號“世宗”，享諡曰“武”，不亦宜乎！（孫虹）
“傳略”漢武帝（前156～前87），名劉徹，漢景帝劉啟第十子，西漢第五代皇帝，前140～前87年在位。《禮記・諡法》中說：“威強睿德曰武。”傳見《漢書》卷六《武帝紀》以及《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
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加強和鞏固了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度。前141年16歲即帝位，明年始建年號“建元”，立即著手更化政治。在建元元年詔舉賢良中，漢武帝親自策問以古今治道及天人關係三題，董仲舒對以三策，史稱“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黜刑名，崇儒術，明教化，興太學，令郡國盡心求賢。同時宣揚《公羊春秋》大一統學說，在思想領域主張，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帝係統地接受了董仲舒的治國思想，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這次所舉賢良，隻錄用儒家，治申韓蘇張之言的士人，一律不用。史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嗣後，建元五年（前136）立太學，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皆用董仲舒之言。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實行與民休息的無為政治，經過高、惠、文、景四代的經營，到武帝初即位的建元年間，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史稱：“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農業、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發展，全國興起了幾十個大都會。隨著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學術文化也繁榮起來。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死，22歲的漢武帝親政，明年改年號元光，銳意興革，並大刀闊斧地進行。從此，西漢政治從“無為”轉向“多欲”。對外用兵，抗匈拓土；對內興作，多所建樹。封禪、改曆、易服色、變官製，一展漢家氣象。武帝訪求和超拔人才，“群士慕響，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造成了西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極盛。西漢各方麵的代表人物都湧現了出來，這是一個非常燦爛的時期。
但是，由於漢武帝過度使用民力，加上祀神求仙，揮霍無度，以至賦役繁重，民不堪命，造成“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凋零局麵。武帝晚年，社會各種矛盾積累並尖銳起來。農民大量破產流亡，階級矛盾激化。天漢二年（前99），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區均爆發了農民起義。征和二年（前91），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權奸江充治巫蠱獄，激發了太子劉據起兵的宮廷政變，長安城中兩派政府軍大戰，死者數萬。漢武帝及時醒悟，於征和四年（前89）下輪台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與民更始，休養生息。此詔學術界習慣稱為“罪己詔”，為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使西漢避免了重蹈亡秦之禍。
“影響”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雄主之一。他最偉大的建樹是鞏固和發展了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權製度，把中華民族悠久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對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說中國曾經有過奴隸製社會，西周是它的高峰，那麽西漢，特別是漢武帝時代，則踏上了封建社會第一個鼎盛時期，鞏固和確立了新製度、新規範；如果說中國西周已進入封建領主製度，並創立了一個盛世，那麽，漢武帝的建樹則是完成了大一統的新世紀。他所造就的西漢盛世可以說有四個空前，即政治上空前統一，經濟上空前繁榮，國力上空前強盛，文化上空前發展。這一時期，人才輩出。大經學家、政論家董仲舒，大教育家、政治家公孫弘，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理財家桑弘羊，大探險家、外交家張騫，大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大農學家趙過，大音樂家李延年，大水利學家徐伯，都集中出現在漢武帝時期。所以說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燦爛的時期。
漢武帝作為那個時代最燦爛的代表，他的文治武功，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具有獨特的曆史意義。
漢武帝的文治。政治方麵：元朔二年（前127），頒“推恩令”，使諸侯王分封諸子為侯，以削弱割據勢力，把西周以來行用千餘年的封建立藩製度，劃了一個句號；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元封元年（前110）封泰山；太初元年（前104）改曆，定官製，完善了國家製度。經濟方麵：采納桑弘羊的建議，把冶鐵、煮鹽、鑄錢收歸官營；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元狩四年（前119）初算緡錢，征收商人資產稅；元鼎三年（前114），楊可主持“告緡”，沒收中產以上商賈資財，沉重地打擊了商人。這一係列經濟政策，在當時籌措了巨額戰費，支持了對外用兵，長遠的利益則是為集權政治製度創立了經濟基礎，影響深遠。而漢武帝的經濟壟斷政策遏製了自由工商業的發展，影響曆史亦至為深遠。此外，漢武帝運用國家政權大興水利，加固黃河堤，大造人工渠，推廣“代田法”，移民西北屯田，推進了農業的發展。文化方麵：建元元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三年（前138），詔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元朔五年（前124），免除太學生徭役賦稅，在全國範圍推廣了文化教育事業；又定音律，置樂府，采集民間詩歌，這一切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漢武帝的武功。元光二年（前133），設謀馬邑，拉開了漢朝反擊匈奴擾邊的決戰序幕。元朔二年（前127），漢匈河南之戰，漢取河南地（即黃河河套西北部地區），立朔方郡；元狩二年（前121），漢匈爭奪河西之戰，霍去病將匈奴勢力逐出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前119），漢匈漠北大戰，匈奴主力被殲，從此漠南無王庭。三大戰役奠定了漢勝匈敗的新格局。嗣後，漢武帝伐大宛，斷匈奴右臂，其勢力達於西域蔥嶺之巔。
漢武帝發動的這場漢匈決戰，保障了古代亞洲大陸黃河流域先進農業經濟文化區的發展，從而確立了中華民族之稱為“漢人”的經濟文化基礎，意義極為深遠。漢武帝曾兩次派張騫通西域，開辟了溝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又派唐蒙等人開發西南夷地區，又並兩越，拓境至南海。漢武帝大體奠定了中國今日之版圖。
“餘論”西漢承秦之弊，國窮民貧，天子儀仗不能用純一色的馬拉車，至於將相有的乘坐牛車。窮則思變，漢初統治者為了贏得農民擁護和重建地主經濟，實行休養生息的“無為”政治，發展了生產，鞏固了統治地位，才為漢武帝的“有為”奠定了基礎。他的文治武功是積數代之資。但武帝個人氣質不凡，年少即位，即欲進取，又在位曆久，長達54年，故能成其功。武帝迷信，又奢侈無度，及至晚年，吏治腐敗，物盛而衰，帝國政治經濟瀕於崩潰。但年近70之武帝，卻至為澄澈，發罪己之詔，轉運危局，為古今雄主所不能為，僅此一端，足見漢武帝之奇，廟號“世宗”，享諡曰“武”，不亦宜乎！（孫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