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十七、重慶豐都、石柱崖棺葬調查與研究

　　王豫

　　在重慶豐都縣東南部和石柱縣境內，沿長江支流——龍河兩岸分布著密集成群的崖棺葬墓群。1999年，筆者有幸參加《中國文物地圖集——重慶分冊》的編寫工作。在編寫過程中，發現原調查材料對上述兩地的同類崖棺葬年代說法不清，或東漢、或唐、或宋。在這個問題促使之下，2002年5月初筆者前往石柱、豐都兩縣，對兩地的崖棺葬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它是一種完全有別於我們通常所見的漢式崖墓的崖葬形式，即這種崖棺葬的墓葬形製、布局、開鑿方法諸方麵與以往所見到過的崖墓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整理調查材料時發現，關於這兩地的崖棺葬過去所做的工作甚少，僅有個別文章把石柱縣的崖棺葬納入烏江水係的酉、秀、黔、彭四縣的崖棺葬範疇來討論。而筆者認為從大的範圍看，龍河水係的豐都、石柱縣崖棺葬，盡管與烏江流域的崖棺葬同在渝東南地區範圍以內，由於所在的水係不同，其墓葬形製和分布狀況等方麵都有各不相同的地域性特點，也就是說烏江水係的黔江、彭水、酉陽諸縣的崖棺葬與龍河流域，以及渝東南地區的其他水係的崖棺葬在形式上有著較大的差別，應分別論之。由於豐都、石柱兩縣的崖棺墓中基本上沒有保存任何遺物，對它的年代、源流、族屬等問題無法從中找出答案，隻能對兩縣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曆史沿革、墓葬材料（包括本地、周邊地區及其他地區材料）進行比較研究後，才能解決該地區崖棺葬年代和其他問題。

　　一、豐都、石柱縣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古代南賓河

　　豐都縣東南部和石柱縣的自然地理環境基本相同。這是因為二地均處於四川盆地東南緣，原屬川東南地區，按新的行政區劃則隸屬重慶市，故又稱為渝東南地區。據台灣學生書局1968年印行的《豐都縣誌》“多險峻。”是卷十：邑南道路津梁邑北較平坦。“邑北”指豐都縣境以內的長江以北的地區，其地勢較平緩。而南部地區與石柱諸縣相鄰，地形均以山地為主，丘陵次之，平壩很少。山地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至2000米之間。長江南岸的七曜山、方鬥山橫亙豐都縣境內東南部和石柱縣東部和西部，並列平行，呈向西南延伸之勢。筆者沿龍河調查發現，沿途有兩種丘陵平地零散分布於山原頂部和龍河沿岸。還有一種最具特色的地形，其山地頂部較為開闊平緩，在當地被稱之為坪的一側或“這種地形非常特別”，坪周側是懸崖陡壁，坪散布“上有耕地和民居。”可能因地形的關係，在坪上的農居，無法形成規模較大的居民點。崖下是河流溪溝，水流湍急，崖棺葬墓群就分布在這些距河麵有相當距離的懸崖陡壁上。另一種平地則位於龍河兩岸，大多是河流衝積而成的平壩。盡管這種地形在龍河沿岸分布很少，往往是地勢平坦，麵積較大，成為古代縣、司治所在地，如石柱縣城關鎮就是龍河水係麵積最大的平壩，延續下來，也是現代縣城鄉鎮的所在地。

　　在已知的豐都和石柱兩地崖棺葬所在的地名裏也反映出崖棺葬地點的地貌狀況，如豐都龍河鎮的杉樹坪、石柱縣下路鄉上進村的劉家寨坪等地點名稱。在這種自然條件下，選擇山原頂部平地，作為古代人類居住和勞作之地。死後，墓葬就開鑿在這些“坪”的麵河流一側的崖壁上。這種地理環境對於無論行崖棺葬習俗的古代人類還是現在仍居住在坪上的人們來說，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上述的地理特征是豐都東南部和整個石柱縣所共有的特征，而穿越其間的龍河在該地區的曆史發展過程中，起著溝通兩地交通、經濟、文化的作用，也是聯係龍河上遊地區、鄂西南地區與長江沿岸各地的重要水道之一。龍河源起川東、鄂西的黃水壩山原，向西南縱貫石柱縣境中部，在江池鎮進入豐都縣境後，轉至葫蘆溪匯入長江，全部流長168公裏，其中豐都縣境內有58公裏，石柱縣境內有110公裏。龍河具有山區水文特征，河床陡狹，河水暴漲暴落，富水利資源。從石柱境內的悅來鎮、江池鎮到豐都境內的龍河鎮的龍河兩岸懸崖陡壁上，散布著密集成群的形態基本相同的崖棺葬墓群。相同的墓葬形態顯示出豐都、石柱兩地的崖棺葬是居住在龍河沿岸同一個民族所行使的一種葬俗。

　　唐武德二年（619年）置南賓縣，以今豐都縣龍河鎮（舊名觀音寺）為治地。雖然它的隸屬關係在曆史上發生過許多變化，但縣治地卻沒有發生變化，直到宋元時期，南賓縣治仍在龍河鎮（觀音寺）。明清時，省南賓縣。據“南賓河，治南一百裏，發《豐都縣誌》卷八：源於湖北利魚，筌口入邑，屬義順鄉，有野鶴溪，自忠屬來，匯覆而流入石，經邑，屬觀音寺至邑南烏楊壩。大山阻之，伏流山底，經龍河，出葫蘆溪口入江。此溪容小流最多，惜陡絕，不能導致成棄材。”古代龍河上遊至龍河鎮的河段是唐宋元時代的南賓河，把下遊河段至入江口，稱作龍河。

　　宋設石柱安撫司於石柱縣城關鎮，元初升為石柱軍民宣撫司。元末、明玉珍改安撫司。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該石柱安撫司為宣撫司，屬重慶衛。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屬夔州衛。天啟元年（1621年），升宣慰司。司治都設在石柱縣城關鎮內。從地形看，龍河鎮和石柱城關鎮是古代南賓河畔麵積最大的平壩，唐、宋、元時期設縣治和司治於此，使之成為沿岸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調查情況也反映出，豐都、石柱縣崖棺葬的分布範圍大致限於古代南賓河一帶，並且墓葬形態基本相同（除細部上的變化和差異），應屬同一支民族留下的文化遺存。材料顯示，這支崖棺葬民族的活動區域主要在古代南賓河沿岸。

　　二、豐都、石柱縣崖棺葬的分布及墓葬分析

　　在對墓葬分析前，就本文中“崖棺”的稱謂或形製作一些解釋。文中之所以稱之為崖棺，一是它屬崖葬範疇；二是其墓葬形製的平麵或立麵都似長方形棺木，故名崖棺葬。這隻是為了形象、方便地行文，沒有更多的含意。從豐都、石柱兩地崖棺墓群來看，均是一種人工開鑿在崖壁上呈長方形的平頂龕，無論橫穴式或縱穴式其空間僅存1具棺木，故名崖棺葬。

　　豐都、石柱兩縣的崖棺墓群的分布特點：其崖棺墓群的具體位置，一般都選擇在龍河及其支流兩岸陡峭的崖壁上，距河麵幾十米或更高。從小的範圍看，每個墓群比較集中並密度大。從大的範圍看，墓群多集中在龍河中上、中遊沿岸的崖壁上，尤其是中遊沿岸分布最為集中（這裏也包括中遊河段支流的分布情況），中遊河段實際上是唐宋元時期的南賓河。

　　龍河源於七曜山西北山麓，向西南流淌，與石柱境內的悅來河匯於四方水庫，形成龍河幹流。在龍河與悅來河匯合之前的發源地，沒有發現此類崖棺葬，而在龍河支流悅來河的沿岸卻發現有易家岩、大石板、馬鹿山等幾處崖棺墓群。盡管發現的數量與中遊沿岸的密集分布狀況比較，顯得零散稀疏，是龍河上遊地區的為數不多的崖棺墓群。而在中遊河段以下，出了豐都縣龍河鎮轄區再也不見崖棺葬墓群的蹤影。

　　關於現存崖棺葬墓群的具體數字，筆者做了一個粗略的統計。位於中、上遊地區的石柱縣境內的龍河沿岸，共發現37處崖棺墓群，約650座墓；與之相鄰的豐都縣境內的龍河沿岸發現16處崖棺墓群，約251座墓。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古代南賓河沿岸約900餘座墓（不排除有被遺漏的墓群）。下麵具體介紹墓群或墓葬形製。

　　例1.豐都縣龍河鎮觀音寺崖棺墓群，共17座墓，分布在龍河南岸約200平方米範圍的崖壁上，距龍河水麵高約100餘米，均為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墓門作雙層門邊。其中M1寬1.98、高0.91、進深1.35米。

　　例2.豐都縣龍河鎮杉樹坪崖棺墓群，共22座墓，分布在龍河支流暨龍河東岸杉樹坪山頂約300平方米範圍的崖壁上，距河麵高約千餘米。該處有三個小墓群，每群以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為主，一個墓群中僅有1座長方形縱穴式龕形墓。橫穴式墓均作雙層門邊，縱穴式墓作三層門邊。橫穴式墓如M1寬2.05、高0.91、進深1.45米。縱穴式墓如M2寬1.1，高1.1、進深2米。其中一個墓群的上方鑿有深、寬約0.1米的排水溝槽，橫斜向右邊側延伸。另一墓群中有的墓在清光緒甲午年（1894年）被改刻。

　　例3.豐都五龍鄉崇興寺壕壩河崖棺葬，共25座墓，分兩個墓群。每個墓群中有1座縱穴式崖棺墓。每個墓群中的縱穴式墓分別作雙層或三層門邊，其餘23座為橫穴式龕形墓，均作單層門邊。

　　例4.石柱縣下路鄉上進村北800米有一處崖棺墓群，共25座墓，分布在距龍河水麵高約25米的崖壁上，範圍約80米。墓門作單層門楣，均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其中1墓寬1.7、高0.7、進深0.7米。

　　例5.石柱縣永和鄉花園村崖棺墓群，共28座墓，分布在硝洞岩約500平方米範圍的岩壁上，距地表高約5米。該墓群以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為主，皆作單層門楣，其中M1寬2.1、高1.1、進深1.2米。有個別長方形縱穴式墓，如M2寬0.9、高0.9、進深2.1米。還有較小型的橫穴式墓，如M3寬1.5、高1.1、進深0.9米。墓群中的M11、M12、M15—17出土船形木棺，其中1具長2、高1、寬1.1米。據傳，曾出土有“青碗”等遺物。

　　（陶或瓷不詳）

　　例6.石柱縣永和鄉紅花村南2公裏的一處崖棺墓群，共8座墓，分布於龍河側岸一個叫四方岩的岩壁上。墓門作單層門邊，均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M1寬2.1、高1.1、進深1.2米。另1座兒童墓葬出有1具船棺，長約0.7、高0.15米。據傳，船棺是用木質板材製成，兩端做成船形，無蓋，棺內有兒童人骨1具。

　　縱觀上述崖棺墓，其墓葬形製簡單，規格較小，僅有橫穴式和縱穴式兩種形製。受其寬、高及深度的限製，這種龕形崖棺的空間隻能置放1具棺木，墓框的大小與室內空間的大小幾乎相同，無法封門。兩地崖棺墓長度一般都在2米左右（較小的崖棺墓，可能係兒童墓葬），高度和寬度大致為1米左右。均以橫穴式為主流形製，在豐都縣境內非常流行1座縱穴式墓與數座橫穴式墓的墓葬組合形式，縱穴式墓葬多位於墓群的中部位置。

　　通過對豐都和石柱兩地的崖棺葬比較後發現，除墓葬形製在組合方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外，兩地崖棺葬的門邊呈不同形式。豐都崖棺葬的橫穴式均在墓門外做出雙層花邊，縱穴式作三層或四層門邊。位於龍河上遊地區的石柱縣崖棺葬無任何雕飾，保持著這種墓葬的早期形態。處於豐都、石柱之間交界地區的豐都壕壩河崇興寺崖棺葬的縱穴式墓做出雙層門邊，其餘橫穴式墓作單層，在此範圍內的崖棺墓的門邊裝飾，以及墓葬形製的組合上都呈現出兩地的過渡形式。

　　崇興寺崖棺葬墓群位於石柱與豐都龍河鎮之間，即在石柱與豐都交界地帶。該墓群僅在縱穴式崖棺墓上出現雙層門邊。當其下遊地區的橫穴式崖棺墓出現雙層門邊時，縱穴式墓就進一步發展成三層或四層，顯現出這種龕形崖棺葬的晚期形態。筆者認為，縱穴式崖棺葬的形製和起初的雙層門邊及後來的多層門邊都顯示出墓主人在其家族中較高身份和地位，似乎這種飾有多層門邊的崖棺墓在有意識地突出墓主人的與眾不同或特別。

　　筆者在實地調查中還發現，石柱縣境內的崖棺墓群和豐都境內的部分崖棺葬，利用墓群上方自然凸起或人工形成的岩石作遮簷。這種岩簷，是在開鑿崖棺葬之前，先鑿去凹凸不平的岩麵而形成的。然後，在較為平直的岩麵上，開鑿崖棺墓。這種人工形成的岩簷，在墓群上方對整個墓群起著避雨的保護作用。

　　為了排水，也有開鑿排水溝形式的墓群，如豐都龍河鎮白山洞、杉樹坪崖棺墓群上方都開鑿有斜向（溝槽一頭高、一頭低便於排水）的排水溝槽。作法是在平直的崖壁麵上及整個墓群的上方橫斜向地鑿出溝槽，沿岩壁右側向下延伸。這種排水設施顯然比利用天然的岩石作遮簷較為進步，前者注重的是避水，後者則是主動地排水。此外，在一些崖棺葬墓口上方鑿有“∧”形和“⌒”的溝槽，都是起排水作用。如豐都毛坪下馬台村崖棺葬。

　　綜上所述，龍河流域上、中遊地區的崖棺葬在門邊、墓葬組合及排水設施等方麵存在著不同的表現形式，顯示出不同地區崖棺葬的相對早晚關係，即處於不同時空位置的同類崖棺葬存在著一種發展演變的關係。除龍河流域外，在相鄰地區的其他河流的崖棺葬也存在這種發展關係，並且由這種關係牽涉出這種崖棺葬的源流等問題，後麵將討論。豐都的崖棺葬門邊、排水設施的變化，應是受長江沿岸漢式崖墓的影響所致。

　　關於漢式崖墓，最早發現於河南等地，一般是西漢的諸侯王墓，由側室、回廊組成。東漢至蜀漢時期，在四川、重慶地區非常流行漢式崖墓。早期的崖墓呈長條形，後來才逐漸縮短，前麵有堂，耳室也逐漸增多，功能明確。四川彭縣等地東漢中晚期的墓室空間較大，在形製上仿地麵建築。重慶地區的墓室沒有四川彭縣等地的宏大，而且晚期的崖墓形態與磚室墓非常相似，出土物與磚室墓的基本相同。在豐都縣沿長江兩岸地區，尤其北部地區發現漢式崖墓最多。

　　這些漢式崖墓為避風雨侵蝕，通常將門框（即門楣）作成雙層或三層或四層。這種呈疊澀狀的門楣一般厚達1米以上。分布在長江沿岸的漢式崖墓門楣的樣式對豐都東南部的崖棺葬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其一改過去崖棺葬的單層門邊，做成淺窄的多層樣式。不過，其功能隻是裝飾，不像漢式崖墓的門楣有避雨之實用功能。這可能是因為崖棺葬的墓室空間窄小，無法向裏擴展的緣故。不管怎樣，這種門楣已顯示出崖棺葬民族與漢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跡象。豐都崖棺墓門上方的“∧”或“⌒”形溝槽就是因襲了漢式崖墓的形式。

　　豐都、石柱兩地崖棺葬墓群的出土遺物十分罕見。目前，僅石柱縣曾發現二處存有船棺或木棺的崖棺墓（據傳，船棺係板材製成）。

　　它們分別是硝洞岩和四方石的崖棺墓群。其中硝洞岩崖棺曾出土“青碗”，遺憾的是，記錄材料中沒有寫明這種“青碗”是瓷或陶。筆者與當時的調查人員通過電話了解到，他們也是聽人說，而非親眼所見。鑒於沒有出土遺物，棺木也未見過，故不敢對這些“出土物”。

　　多有議論，僅依據兩地的崖棺葬具體特征推測：兩地崖棺葬墓葬形製以長方橫穴式崖棺葬為主，因其形態等方麵略有差異，故年代方麵應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應在一個大的時間範圍內。從墓葬組合、門楣和排水設施的不同特征看，石柱崖棺葬早於豐都崖棺葬，具體年代後麵還將進一步探討。

　　在調查中，筆者還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同一地點的崖棺葬墓群中，墓葬之間的分布位置是有所不同的，其分布呈若幹組小墓群。即使岩麵麵積再大，小墓群間都保持了一定距離，而不是不分彼此地隨意分布。這些小墓群之間的距離可能存在著家族或家庭兩個層次的親緣關係。同一個岩麵上的整個墓群代表了家族一層的親緣關係。它包括了同一岩麵上的所有小墓群。一個小的墓群則代表著家庭一層的親緣關係。

　　關於上述崖棺墓的開鑿方式，筆者也作了一些觀察。發現這些崖棺的鑿痕一般呈水平狀，由外向裏鑿進。在龍河鎮杉樹坪的1座崖棺墓，被清光緒甲午年（1894年）重新改鑿，其鑿痕呈弧線形，細密而亂。而未被晚期墓葬打破的崖棺墓的鑿痕，平直而寬疏。由此推測，豐都、石柱的崖棺葬被開鑿時，是用繩子將工匠懸在岩麵上，由外往裏鑿石成龕。從鑿痕看，一般用的工具是尖鑿。縱穴式崖棺……米1約般一、寬高其有關，大度較難鑿開與可能因，原較少的量數葬……米2約深進的。

　　三、與其他地區崖棺葬材料的比較研究

　　由於以下討論將涉及相鄰地區其他幾種形態的崖棺葬，為了方便，在此作一點簡單的說明或歸納。崖棺葬在有些文章中被稱之為懸棺葬。筆者認為這沒有太大的矛盾。廣義上講，凡在崖壁上開鑿窟龕形式的墓穴或利用天然洞罅來放置棺木者，均屬崖棺葬或懸棺葬範疇。無論崖棺葬還是懸棺葬，都同時具有被懸空和崖葬的意義，這是相對漢式土坑墓、磚室墓、石室墓等埋於地下的墓穴而言。根據具體的形式在狹義上又可區分：較早利用天然縫隙並以木樁或鐵樁支撐棺木的屬懸棺葬。將木棺置於插入人工孔穴的木樁上屬晚期的懸棺葬。而以天然洞穴或人工窟龕為墓穴的屬崖棺葬，年代較早的以天然洞穴為主，較晚的以人工龕窟為主。是否懸棺或崖棺，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在擱置棺木的方式上。一般稱之為懸棺葬的多以木樁或鐵樁來支撐棺木，將棺木懸而置之。而崖棺葬則是把棺木置於人工鑿成的窟龕形墓穴或天然洞穴裏。一般在人工鑿成的龕中僅置1具棺木，人工形成的洞窟或天然洞穴多置數棺，並且，天然洞穴底部往往用石、磚等材料砌墊。

　　在這樣狹窄的空間由外向裏鑿石，其難度是可以想見而懸棺葬或崖棺葬的其他稱謂，如“架壑船”、“船棺”、“崖洞墓”、“崖墓”、“岩墓”等，實際上都是不同地區對崖棺葬或懸棺葬墓群的不同稱謂，將其歸類不外是崖棺葬或懸棺葬兩大類，硬將上述墓葬作具體的區分，筆者認為沒有太大的意義。故關於稱謂問題本文不再贅述。

　　就目前的調查材料可知，年代較早的崖棺葬多是置棺木於天然洞穴或縫隙之中，如福建武夷山懸棺葬的年代約在西周至春秋。

　　江西貴溪崖棺葬年代約在春秋戰國之時。浙江遂昌崖棺葬年代晚於貴溪，下限不晚於三國時期。重慶湖北三峽地區的奉節、巫山、巫溪、秭歸、宜昌的懸棺葬年代約在戰國至東漢。此後，有的崖棺葬開始對天然洞穴的某些部位進行了修整，但仍屬利用天然洞穴之類。出現新的形製的崖棺葬當屬貴州鬆桃仙人嶺懸棺葬一號墓，它是人工開鑿的龕形崖棺葬，其年代為西晉時代。唐宋時期形製各異的崖棺葬在南方各地延續使用，如廣西隆安懸棺葬為唐代遺存，出土有唐代錢幣。重慶黔江、彭水等地的崖棺葬，根據出土物可定年代為宋。湖南永順人工開鑿的洞窟形製的崖棺葬出土宋錢，年代定為宋代。從各地發現的墓葬情況來看，唐宋以後利用天然洞穴的崖棺葬仍在延續，而人工開鑿的龕形崖棺葬逐漸成為主流形製。

　　綜上所述，崖棺葬主要分布在我國的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嶺南地區、西南地區和陝西南部等地，包括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北、湖南、浙江、台灣、四川、雲南、貴州、重慶等省市地區。將材料按年代排序後，發現存在著往南往東的墓葬年代較早、往北往西的年代則較晚的發展趨勢。這種狀況同樣發生在渝東南部及相鄰地區。對於這種趨勢的判斷，首先是對湘西、黔東北、鄂西南和渝東南各地的同類墓葬材料進行梳理，以弄清楚分布於這一廣大地區各水係崖棺葬的形製、分布規律、相互關係等問題，從而解決豐都、石柱崖棺葬年代問題。

　　在渝東南部及相鄰的湘西地區發現有崖棺葬的水係主要有烏江、沅江、清江等。下麵將簡單介紹分布於各水係的崖棺葬情況。

　　烏江沿岸的崖棺葬主要集中在黔江、彭水二縣（即烏江支流鬱水、濯水沿岸）。墓葬形製有兩種，一種係天然洞穴，個別有人工修整痕跡，一般在洞底用石、泥、磚等材料墊平，置棺木於其上。棺木成櫃子形態，櫃內分格，一格置一個個體的人骨，一棺內往往有數個頭骨，屬二次葬。另一種係人工開鑿或天然洞穴，空間大小約1米多，呈方形洞穴，棺木半截在洞穴內，半截露出洞外（或稱方形淺龕式）。20世紀60年代初，曾對彭水崖棺葬進行過清理，根據出土的遺物，其年代被確定為宋代。

　　屬於沅水水係的花垣河（今鬆江河）從貴州自西南往東北流淌，在湘西保靖縣附近與酉水匯合，往東南注入沅水幹流。位於花垣河上遊的貴州鬆桃縣仙人嶺崖壁上發現兩種形式的崖棺葬墓群。一種為人工開鑿的長方形橫穴式（即龕形）崖棺葬。據《簡報》稱：“仙人嶺岩頂距河麵70多米，頂部現為林區並有少量水田。其東邊岩壁陡峭，上有若幹人工鑿成之長方形壁龕及方形小孔。長方形壁龕大小不等，但深度均在1米以內……”。另一種墓葬形製是鑿孔插入木樁置棺木。《簡報》中的長方形壁龕就是本文所說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其龕內有船棺，無蓋，棺內有人頭骨2個，為男女各1，屬二次葬。經C14測定其年代為1475±90年，約西晉時代，其年代早於鑿孔插入木樁後置棺木的崖棺葬（據《簡報》稱）。此外，在仙人嶺下遊另發現一處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和少數天然洞穴崖棺葬共存的墓群，並以橫穴式崖棺葬為主。貴州鬆桃西晉崖棺葬是目前發現的人工開鑿的橫穴式龕形崖棺葬的最早實例，與之共存的還有木樁撐棺木的墓葬形式或天然洞穴式崖棺葬。

　　沅江水係的湘西地區，其崖棺葬集中分布在酉水流域的龍山、永順、保靖、古丈四縣。尤為重要的是，保靖縣主要以天然洞穴和長方形橫穴式兩種形製的崖棺葬墓群為主。不過，其他形式的人工洞穴也有，如空間較大的長方形縱穴式崖棺葬，其壁上開小龕。這種墓葬與天然洞穴一樣，分布零散，不像橫穴式墓葬集中分布，形成規模較大的墓群。調查材料說，在保靖縣乳香岩距河麵高約40米的崖壁上有橫穴式崖棺葬，其中一墓的“墓口長方形，口高1.56米，寬2米，深1.15米”。在永順縣的杏坪村箱子洞（人工開鑿）出土有宋代天聖元寶、崇寧通寶錢幣，成為酉水流域同類崖棺葬斷代的重要依據。

　　屬於沅水水係範疇的還有渝東南地區的秀山縣。秀山縣境內崖棺葬主要分布在酉水支流采茶河、梅江河、花垣河沿岸。梅江河在秀山石堤鎮注入酉水，酉水與花垣河在湘西保靖縣匯合，酉水至沅陵入沅水。在秀山縣境內的三條河流沿岸共發現35個崖棺葬地點，約70餘座墓，多已空。其中利用天然洞穴的崖棺墓有21座，人工開鑿的長方形縱穴式墓有6座，方形淺龕式墓有8座，餘為長方形橫穴式龕形墓。天然洞穴空間不大，一般置長方形棺木於其中。方形淺龕式崖棺葬高、寬、進深皆1.5米，置入棺木後，棺木的半截被留在龕外。天然洞穴空間通常較大，寬高約2-3、進深約2-5米不等。有的底部砌有棺台。由秀山、鬆桃崖棺葬的分布圖上可知，方形淺龕式、長方形縱穴式和天然洞穴崖棺葬多分布在酉水上遊的梅江河與采茶河沿岸。而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及少數天然洞穴式崖棺葬則分布在花垣河沿岸。並且，分布在酉水上遊地區、梅江河、采茶河沿岸的崖棺葬墓分布稀疏，成群的不多，一個地點大多隻有1座墓或2座墓，並相距數百米或更遠的地方才有另一處崖棺葬，呈零散狀分布。而秀山縣境內花垣河沿岸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則聚集成群，並與少數天然洞穴崖棺葬共同存在於一處崖壁上（或許是先利用天然洞穴，然後在其周圍開鑿橫穴式崖棺葬）。從材料可知，墓葬形態的不同，其分布狀況也不相同。

　　鄂西南地區的崖棺葬墓群主要分布在清江流域，與峽江地區的秭歸、宜昌等地的崖棺葬（或懸棺葬）在形製等諸方麵都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湖北地區的峽江崖棺葬同於重慶峽江地區的崖棺葬，多是利用天然洞穴或縫隙置棺木，並且年代較早，屬戰國或西漢時期的墓葬。較之為晚的崖棺葬主要分布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的利川、恩施、建始、鹹豐、來鳳等縣，其中鹹豐、來鳳境內的崖棺葬大多是天然洞穴或縫隙。人工墓穴發現較多的地區主要是利川、恩施、建始三縣。恩施境內的崖棺葬以淺龕形式的墓穴為主，一般寬1、高0.6、進深0.5米，棺木有半截留在墓外，係二次葬。建始縣的方式穴橫形方長而；米1約深、進1-1.2高、0.8-1約寬葬棺崖式龕淺形墓一般寬約2，高約1、進深約1米多。在這些墓葬的山腳下，采集有人骨、葬具和陶瓷殘片。其中有宋代黑瓷片。利川崖棺葬中，其墓群組合比較特別。除1座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外，其餘墓門呈方形，三層門楣（實為門框），室內空間較大。墓外壁上有人物、動物等雕刻。筆者認為，這種多層門邊、雕飾、室內空間較大的墓葬似乎是漢式崖墓。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屬偶然現象，不似長期居留此地的居民留下的遺跡。

　　把上述材料歸納如下：烏江、沅水、清江等水係均發現天然洞穴的崖棺葬。但是，烏江流域陳放若幹人骨的櫃子形態的葬具不見於沅水、清江等地，其獨特性最強。天然洞穴（進深較淺空間較小）或人工開鑿的方形淺龕式崖棺葬在上述河流地區均有發現。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不見於烏江流域。因此，根據龍河流域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的形態來看，隻有沅水、清江水係沿岸的崖棺葬與之關係較近。也即說，這種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在沅水貴州鬆桃、重慶秀山、湘西保靖、鄂西南的建始和利川諸縣均有發現。由於龍河沒有發現露出半截棺木在外的方形淺龕式崖棺墓和類似淺龕的天然洞穴崖棺葬，並且龍河中遊地區長方形橫穴式墓在形態上也晚於沅水等地的同類墓葬，如室內空間略大、門楣層數較多，以及存在縱穴式和橫穴式兩種墓葬形式的組合和人工開鑿的排水溝代替岩簷等諸多現象，足以說明龍河崖棺葬晚於其他水係的同類墓葬。由此推測，沅水流域的貴州鬆桃縣西晉時代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與秀山縣、保靖縣、建始、利川縣的同類墓葬是龍河崖棺葬的源流。龍河崖棺葬是前者往北往西延伸的晚期形態，分布於龍河中遊的豐都崖棺葬為最晚。

　　關於利用天然洞穴作墓穴，筆者一直認為是古代崖棺葬的早期形態。在墓葬組合方麵，鬆桃、秀山、保靖都有發現天然洞穴崖棺葬與橫穴式崖棺葬共存的情況。清江流域的人工墓穴沒有發現與天然洞穴共存的現象，與龍河的已很接近。如此看來，秀山境內的崖棺葬形態多樣也顯複雜，其橫穴式崖棺葬形態應晚於鬆桃的同類墓葬，如墓葬空間大於鬆桃的同類墓葬。據鬆桃縣崖棺葬簡報所知，其墓葬進深一般為0.5-0.6米左右，均小於秀山縣的同類墓葬。保靖等地的墓葬與秀山的相近。而龍河流域的墓葬形製均晚於秀山縣的同類墓葬，如前麵所說的空間大小、門楣層數的增加、排水溝的開鑿等，以及不見天然洞穴形式的崖棺葬等特征。可以認為，秀山縣的崖棺葬相對年代晚於鬆桃縣的崖棺葬，但又早於龍河流域的崖棺葬。這種橫穴式崖棺葬傳播路線大致是沿花垣河，經保靖入酉水，沿酉水又向北，入清江，往北最遠到建始，後又繼續沿清江至利川，然後進入龍河流域。在龍河上遊地區（即南賓河地區）停留後，又沿河到達龍河中遊的南賓縣（今豐都龍河鎮）。循著鬆桃、秀山、保靖、建始、利川、石柱、豐都等地崖棺葬傳播途徑，發現這條線路大致符合前麵所說的崖棺葬或懸棺葬存在從南往北、由東向西的發展趨勢。

　　而方形淺龕式崖棺葬形製（人工形成的），應與橫穴式崖棺葬相區別。它的分布範圍較廣，是烏江、沅水、清江等地較為常見的一種崖棺葬形式，而龍河流域則不見。筆者認為，它可能與前麵介紹的長方形縱穴式崖棺葬存在著前後發展關係。那種長方形縱穴式崖棺葬也許就是在這種方形淺龕崖棺葬的基礎之上，將它的進深延長，使棺木完全置於墓室之內，以避風雨侵蝕。這種進步的舉措在秀山縣的梅江河、采茶河沿岸已有展示。由於這種崖棺葬的開鑿較為困難，在龍河流域使用這種墓葬形製便成為一種與眾不同的象征。

　　古代鬆桃縣和秀山縣在地域上關係密切，即同屬一個行政轄區。曆史上的鬆桃、秀山二縣為秦黔中郡和漢武陵郡屬地，即鬆桃縣不屬於牂牁郡。隋唐時鬆桃、秀山又為黔中道屬地。從地理位置看，流經鬆桃縣的花垣河和流經秀山縣的酉水，都是同一水係的兩條支流。鬆桃和秀山縣的崖棺葬也被開鑿在距水麵數十米高的崖壁上，山頂上是農田，在自然條件方麵同於位於龍河沿岸山頂上的“坪”這種地形。正是這種相近又相鄰的關係，顯示出它們同在一個文化圈內，行使著相同的埋葬習俗，存在著一種淵源關係。

　　此外，在鬆桃縣長方形橫穴式崖棺墓中出有船形棺，在石柱縣的同類墓葬中也有船形棺木。雖然秀山縣沒有發現船形葬具，卻不能說它沒有。因為，它們是形製相同的崖棺葬。

　　四、關於豐都、石柱崖棺葬年代和族屬

　　通過對周邊同類墓葬材料的比較，已得出豐都、石柱兩地的崖棺葬相對年代比鬆桃、秀山較晚的結論。沅江水係的貴州鬆桃縣發現的若幹崖棺葬年代為西晉，雖然秀山縣的墓葬年代不詳，但從文獻中得到一些相關的年代信息。如唐代張著《朝野僉載》二卷：“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大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於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複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五溪，辰、巫、武、卷三百十九：謂酉、陵等五溪也。”源於鬆桃縣境內的花垣河係古代武溪，秀山縣境內的酉水，即古代的酉溪。這兩條河流均在五溪之中是毫無疑問的。五溪蠻死後，在瀕臨江邊的山岩壁上，鑿龕葬之。這是對崖棺葬所在位置和墓葬龕式形態的如實描述，完全符合筆者所見到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的實際情況。《朝野僉載》作者張的生平在《新唐書》列傳第八十六張薦傳首中有相關介紹。開元初，張被流放至嶺南，可能在流放期間他遊曆了五溪等地。由此推測，秀山縣橫穴式崖棺葬年代範圍的上限大致在西晉以後至唐開元年間。又根據烏江水係的人工開鑿的方形淺龕式崖棺葬年代為宋代，湘西永順杏坪村的崖棺葬、清江流域的方形淺龕式崖棺葬年代均為宋，在秀山境內也有不少同類墓葬的發現，即年代也為宋代。由此推測，在這個區域往北的崖棺葬年代較晚，一般為宋代。相對鬆桃仙人嶺來說，位置偏北的秀山崖棺葬的年代範圍下限已到宋代。這支行橫穴式崖棺葬的民族遠道至龍河流域時，已至宋代是無疑的了。龍河上遊地區的崖棺葬與清江流域的利川、建始等地的墓葬年代大致相同。在葬式方麵，龍河的與鬆桃等地的一樣，應屬二次葬。

　　龍河流域的崖棺葬相對秀山等地同類墓葬來說，龍河的墓葬年代最晚。其年代大致為北宋至南宋末。這種推測可從南賓、石柱二地設置縣司後當地人口的急劇增長得到證明。唐代初年，設豐都龍河鎮為南賓縣治地。此時的龍河鎮一帶，仍是山高水險的蠻荒之地，屬於尚待開發的地區。直到從上遊遷徙而至的大量崖棺葬民族後，南賓縣人口才得以發展，眾多的崖棺葬遺跡就是這段曆史的見證。南賓縣從設置以來其治地從未遷於他處，是這個地區的人口得以長期而穩定地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石柱縣於南宋時設安撫司，元初升為石柱軍民宣撫司，司治一直在石柱縣城關鎮。石柱縣政區設置雖晚於南賓縣，但可以想象得出，之前已有五溪蠻在此地活動和居住。隨著五溪蠻的大量遷入，人口的增加，迫使中央政府設安撫司，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管理。石柱縣附近大量崖棺葬墓群的發現，也顯示了這段曆史的存在。按龍河現存的崖棺葬數量大於鬆桃的來看，這支民族進入龍河流域後處於一種定居的狀態。墓葬數量的增加，說明人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

　　上述諸多方麵的比較和推測都指向一個結論：分布在龍河流域的豐都、石柱二縣的宋代崖棺葬，源於鬆桃西晉時代的崖棺葬，往北經秀山等地，最終到達龍河上、中遊地區。龍河從龍河鎮向北拐，由南向北注入長江。出了龍河鎮便不見崖棺葬的蹤影，這個現象說明龍河流域的崖棺葬民族沒有繼續往北遷徙至長江沿岸，其活動範圍的北端僅限於龍河的中遊地區，即龍河鎮一帶。這支行崖棺葬的民族就在此地與漢族居民相互融合，並逐漸漢化。

　　關於龍河流域崖棺葬的族屬，據文獻記載與古代五溪蠻的關係十分密切。對五溪蠻的解釋是宋代朱輔《溪蠻叢笑》。書中說五溪蠻是盤瓠的後代。五溪蠻所指的五個族類，其名稱是按聚落區域的劃分而得名。沅水流域是他們的居住的故地。居住在此地的有五個民族，即“貓”、“猺”、“獠”、“獞”、“仡佬”族。筆者認為，五溪地區民族成分比較複雜，朱輔所說五溪蠻可能是指當時人口較多、勢力較大的五支民族。即使在同一區域內，這幾支民族各自的埋葬習俗也有所不同。下麵僅舉崖葬和土葬兩種習俗。

　　文獻中關於古代獠、仡佬有崖葬習俗的記載較多，如《貴州通誌》中關於仡佬族行崖棺葬習俗的記載：其種有五“仡佬一名仡獠，……裙花布者謂花仡佬，紅布者謂紅仡佬，死者有棺而不葬，之置岩穀中，不施蔽蓋……。”仡佬是獠的不同種。文獻中沒有發現關於“貓”、“猺”、“獞”族行崖葬的記載。依此推測，在鬆桃、秀山二縣的長方形橫穴式崖棺葬（甚至包括方形淺龕式崖棺葬）族屬，是自漢代以來一直生活在黔東北、湘西諸地的“獠”或“仡佬”族。因此，豐都、石柱兩地崖棺葬的族屬應為五溪蠻的後裔，他們的先輩可能是西晉、唐宋時期來自五溪地區的“仡佬”或“獠”人。

　　關於“仡佬”或“獠”人，筆者擬作一點解釋。史籍中常提到的“獠”人，在不同的地區範圍內，行使著不同的埋葬習俗。在《魏書·列傳》第八十九卷說：“蓋南蠻之別種”“死者豎棺而埋之”“獠者，有的習俗。”文中說獠是南蠻中的一種，並提到獠人土葬的情況。史籍中常在獠或蠻前冠以地名，如五溪蠻、廣州獠、山獠、巴州獠、南平獠等。冠以地名後，在地理位置上對獠或蠻作了一定範圍的圈定，表示在不同地區的蠻獠有著相異的文化或行使著不同的埋葬習俗。如唐段少卿著《酉陽雜俎》“獠在牂牁，死第四卷：其婦人七月生子，則豎棺埋之。”文中記載了牂牁的獠人死後豎棺而埋之，而非崖葬。

　　唐張所說五溪蠻中的獠雖與牂牁毗鄰，卻有崖葬習俗。又據《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十一，說辰州漵浦縣西四十裏，有鬼葬山，臨江山岩上有棺木，遙望長十餘丈，等等。這裏所說的臨江山岩上的棺木，似乎就是指天然洞穴或方形淺龕崖棺葬露在洞穴之外的半截棺木。辰州是古代五溪東部地區，也在獠人活動範圍之內。總之，雖謂獠，不同地區的獠人各自行使著不同的埋葬習俗，即是崖葬也有洞穴式或龕式的不同。在龍河沿岸，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宋代的土葬墓，這進一步說明崖棺葬是當時唯一可見的埋葬形式。

　　分布在龍河流域豐都、石柱的崖棺葬，與沅水流域和烏江流域的崖棺葬一樣，都是重慶地區唐宋時代少數民族的重要文化遺存，是研究這個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和了解當地少數民族埋葬習俗的重要實物資料。本文中關於這批材料的年代、族屬方麵的研究隻是一項基礎工作的結果，是否正確還有待未來更多的考古材料的發現來驗證。而對這批材料更深入的研究，筆者則期待著同道們的努力工作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