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十三、關於晚期巴文化研究的幾點思考

　　方剛張建文

　　重慶地區處於江漢平原與成都平原之間的過渡地帶，地形大勢由南北向長江河穀傾斜，起伏較大，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為主，坡地麵積較大。長江幹流自西向東橫貫全境，南北兩岸還有數十條大小不等的河流匯入長江。江河兩岸的台地和丘陵以及江河所提供的水源、漁獵資源、交通條件，為古代人類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有利條件，自更新世時期以來，就一直有人類群體在這裏生息勞作。春秋時期後隨著巴國的逐漸向西遷徙，這裏成為巴人和巴國的主要活動區域，雖然文獻記載的秦滅巴國發生在閬中，但《華陽國誌·巴誌巴誌》中有關巴國的記載主要發生在這個區域。而且，長江水道作為連通成都平原與江漢平原的交通要道，使得這裏成為秦楚相爭的戰場，也是晚期巴文化與楚文化、秦文化發生密切聯係乃至最後逐漸被漢文化逐漸同化的地區。近幾年來，隨著三峽水庫建設的進展以及烏江流域的梯級水電站開發，在烏江流域的幾條主要幹流都進行了一係列的考古調查和搶救發掘工作，例如重慶市文物考古所2005年對武隆土坎遺址的發掘，發現一處戰國至漢代的墓地，清理十餘座戰國至秦漢時期土坑墓，這些墓和晚期巴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另外，2006年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在對烏江支流酉水河上的酉酬電站、石堤電站的調查發掘結果看，也發現有商周以來的遺存，目前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中。從這些線索來看，烏江水道應該是巴文化向外遷徙、擴張的另一個重要渠道，在晚期巴文化及其消亡階段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中所言及的晚期巴文化，主要是指戰國中後期至西漢前期，生活在現在重慶境內以巴族為主體的一係列具有獨特麵貌的文化遺存。重慶地區的晚期巴文化遺存分布較為廣泛，多數的遺址墓葬中都有晚期巴文化的遺存分布，其中較為集中的有：巴縣冬筍壩墓群、涪陵鎮安墓群、小田溪墓群、藺市遺址、武隆土坎遺址、忠縣崖腳墓地、老鴰衝遺址、萬州中壩子遺址、雲陽李家壩墓群、開縣餘家壩墓群、奉節上關遺址、巫山秀峰一中墓地、麥沱墓群、江東嘴墓地等。由於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晚期巴文化遺存中，公開發表的絕大部分是墓葬材料，遺址的發掘和資料整理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地開展，對晚期巴文化進行全麵研究還有一定的材料限製。因此下文中筆者結合近年來的發掘收獲，就晚期巴文化研究中的幾個爭議問題進行探討。

　　一、船棺葬的族屬問題

　　船棺葬作為古代先民的一種特殊葬俗，在中國也有多處發現，這些船棺葬的並不屬於同一個民族，埋葬方式也有區別，本文所探討的船棺葬僅限於古代巴蜀地區發現的船棺葬。

　　整體來看，古代巴蜀地區的船棺葬墓坑為狹長形豎穴土坑，其葬具為船棺，船棺用料往往為整段原木打削，船棺呈舟形，其船艙采用火燒後再用斧挖刨而成，其整體形狀非常接近實用的獨木舟。下葬時通常在船棺上覆蓋木板等，死者遺體以及隨葬器物均置於船艙之內，主要采用單人直肢葬式。船棺葬大致可以分為兩端齊平的獨木棺和一端或兩端上翹成舟形的船棺兩種類型。自從1954年巴縣冬筍壩墓群、昭化寶輪院墓群發現船棺葬開始，早期的巴文化研究者就把它和巴人聯係在一起，認為船棺葬是巴人的葬俗之一。但根據近年來四川、重慶等地的發掘成果，將原蜀國境內的船棺葬和原巴國境內的船棺葬材料進行比較，我們有理由對船棺葬屬於巴人葬俗的觀點表示質疑。

　　理由一：從船棺葬的出土地點和發現數量看，前者發現數量要遠遠多於後者。到目前為止，船棺葬在巴縣冬筍壩、昭化寶輪院、什邡城關、滎經同心村、成都商業街等地都有多座船棺葬發現，此10江蒲、邑、大縣郫、竹綿、縣彭外等地也有發現。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成都配合基建考古工作中也曾多次發現船棺葬。這些船棺葬資料中除巴縣冬筍壩墓群位於原巴國中心地域內，昭化寶輪院墓群位於原巴國地域邊緣，而且可以確認的船棺葬數量僅有21座，其餘的幾處地點都位於原蜀國境內，而且數量眾多，接近百座。

　　理由二：從出土船棺葬的時代範圍看，前者存在的時代也短於後者。關於冬筍壩、寶輪院的船棺葬時代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也有一些不同的結論，但比較認同的意見是這批船棺葬屬於戰國中晚期，從有些船棺出土有大半兩錢、鐵器、漢文印這一特征來看，有可能晚到秦滅巴蜀之後。而川西平原的船棺葬有學者曾經做過研究，將船棺葬分為三期，時代貫穿了戰國時期，並經曆了從粗糙的、兩頭齊平的、毫無規律的“船棺”到較為規則的“船棺”再到製作規整的、一頭平齊一頭上翹的“船棺”這三個發展階段。兩地船棺的發展演變序列後者顯然完整些。另外，將兩地船棺葬的隨葬品進行排比分析，前者的隨葬品中陶器主要有圜底罐、矮圈足豆、釜甑等幾類，陶質多以夾砂褐陶為主，銅器主要有鍪、釜甑、柳葉形劍、圓刃鉞、弓耳矛、無胡戈等種類，一般容器類的胎壁較薄，製作較簡陋；而後者隨葬品隨時代延續也有一些變化，陶器多夾砂灰陶，早期除了上述器類外，還有斂口缽、大口甕、帶蓋圜底罐等器類，中期斂口缽消失而代之以圈足豆，晚期器類簡化，主要是圜底罐、矮圈足豆兩類，大口甕、器蓋等都消失；銅器方麵器類變化不大，仍以鍪、釜、甑、柳葉形劍、矛、戈、鉞等種類為主。從隨葬品的特征看，前者的隨葬品特征與後者中、晚期隨葬品特征接近。

　　理由三：從出土船棺葬的涵蓋階層來看，前者等級較低，而後者涵蓋了從低到高的各等級。冬筍壩、寶輪院的船棺葬一般長約4-5米，直徑約1米多，隨葬品的數量不多，主要是銅兵器、銅容器、銅印章、錢幣、飾件、陶容器等幾類，有的還出土有鐵器，從墓葬規模還是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方麵都不算高；而在公認為屬於巴人高級墓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等地沒有發現船棺葬的痕跡。川西平原則廣泛發現有船棺葬分布，從以成都商業街為代表的大型船棺，到以滎經同心村為代表的小型船棺，大型船棺除出了隨葬常見的銅、陶器外還出土有較罕見的漆、木器，小型船棺則隻見陶、銅器。

　　在考古發掘中往往會發現一些受到周邊文化影響的墓葬中存在著隨葬品與葬俗不一致的現象，有些隨葬巴人特征器物的墓葬采用塗抹青膏泥的木槨埋葬，對於這些墓葬的族屬判斷容易產生爭議。將冬筍壩的船棺葬與戰國晚期的小田溪墓群的豎穴土坑木槨墓進行比較，兩者雖然葬俗不同，但在隨葬品器形、器類特征方麵基本一致。我們認為相比於偏重物質性的隨葬品來說偏重於精神性的葬俗更能體現出墓主人的民族性，因此葬俗的區別對於族屬得判斷更為重要。從這個結論出發，冬筍壩的船棺葬與戰國晚期的小田溪墓群的豎穴土坑木槨墓葬俗不同而隨葬品接近，說明兩者生活的時代應該相近卻屬於不同的族屬，船棺葬在葬俗、隨葬品等方麵的特點表明它與蜀國的聯係更為緊密一些，對於探討蜀墓的演變規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認為船棺葬應該是由蜀人創造並沿用的一種葬俗，由於巴蜀文化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往來，尤其是在晚期巴文化階段更是出現了許多習俗共通共用的現象，冬筍壩的船棺葬有可能是一支與蜀人同源的部族向巴國地域發展後繼續沿用的葬俗。

　　二、關於晚期巴文化中的人牲、人殉葬俗

　　人牲、人殉作為先秦時期較為常見的一種葬俗廣為發現。而在晚期巴文化中是否存在這種習俗則缺少實例證明。《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曾載：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廩君死，遂以人祠焉。”依此記載，廩君巴人應該有殺人祭祀的習俗。但過去發現的晚期巴文化墓葬中都沒有發現這種習俗的存在。

　　最近幾年在雲陽李家壩的戰國時期巴人墓地中發現了一些殉人墓的跡象。從已經發表的資料統計，1997M34、M40、M54、M50殉葬1人，M19、M31、M43殉葬2人，M42殉葬3人。1999M13殉葬1人，M24殉人2具，]12[具3牲具，人1人殉M18……李家壩墓群的殉人墓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殉人墓比較，前者的這幾座墓葬都不大，長在3-4米；隨葬品方麵也並不十分豐富，最多不過十幾件，從墓葬尺寸和隨葬品方麵來看地位都不算突出；而後者多見於大型墓葬，與殉人同時入葬的還有豐富的隨葬品。這些人殉人牲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將殉人保持身體正常姿勢附葬於墓主身邊或附近，這種殉人很可能是墓主的妻妾或仆從；一種是將殉人的骨骼堆放在一起，頭骨在最上方，很可能與陝西鳳翔秦公1號墓的人牲一樣，將人牲殺祭後肢解，然後殉葬；第三種是隻殉葬人頭骨，按發掘者的說法，像獵頭族的做法，我們認為可能是墓主將生前戰爭中斬下的敵人頭顱隨葬。這三種方式中前兩種在中原地區春秋戰國時期都有發現，後一種在雲南地區也有發現。

　　根據上述資料，李家壩墓群中存在人殉人牲現象是可以確認的，但是，由於李家壩墓群的殉人墓數量不多，而其他的大型巴人墓群尤其是普遍被認為是巴國王陵所在的涪陵小田溪墓群的幾座大墓中都沒有發現人牲人殉，應該說李家壩墓群的殉人墓僅僅是孤證。晚期巴文化中人殉人牲很可能並非是作為廣泛使用的製度出現，認為晚期巴文化中存在人牲人殉的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證實。

　　三、鐵器出現在重慶地區的時間

　　鐵器的出現和使用時間很早，但鐵器作為一種新的重要生產工具使用並推廣則是春秋中期之後。到了戰國中晚期中原地區鐵農具開始廣泛應用於農耕，對於戰國時期農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繼而間接地推動了戰國時期政治、軍事的一係列變更。換句話說，更鋒利耐用的農具使得人們可以耕種的土地麵積增加，糧食產量增加，進而為諸侯軍隊提供了更多的兵源、糧食，刺激了諸侯兼並戰爭的進程。重慶地區的鐵器出現時間也比較早，但由於所屬國家不同，鐵器在不同地域出現的時間也有很大差別。

　　楚國的冶鐵業當時很發達，鐵農具很早就得到推廣使用。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看，屬於楚國管轄的巫山、奉節、萬州等地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使用鐵農具，到戰國時期地層和墓葬中出土鐵器已經比較常見。巫山藍家寨遺址1998年在第一期文化遺存中發現鐵2件，鐵鍤2件，鐵鏃1件；1999年在東周時期文化層中發現了33件鐵器，其中鐵鍤13件，鐵5件，鐵鋤1件，鐵鏃1件。發掘者認為當時屬於楚國管轄的大昌盆地使用鐵農具已經較為普遍。巫山麥沱墓群1998年發掘的戰國楚墓M43出土有鐵鼎。巫山張家灣遺址地層中發現1件鐵。奉節新浦遺址1998、1999年在屬於東周時期上層遺存中發現10件殘鐵器。萬州麻柳沱遺址1998年東周地層中出土有鐵釘、殘鐮刀等；1999年T107④層出土鐵鍤、鐵斧各一件，發掘者認為時代在戰國中晚期。

　　巴國雖然與楚國為鄰，但在鐵器的使用上卻落後於楚國，考古發現證實晚期巴文化遺存發現鐵器的時間和數量遠遠少於重慶地區的楚文化遺存。根據已經發表的資料統計，雲陽李家壩遺址地層中發現有鐵釜、鐵斧各1件；1997M27出土1件鐵锛，M53出土1件鐵刮刀。發掘者認為時代屬於戰國中期後段至戰國晚期前段。忠縣崖腳墓地BM2出土1件鐵劍，發掘者判定時代為戰國，我們認為有可能屬於戰國晚期。涪陵鎮安遺址1998年M1、M2、M5、M6共出土鐵鍤2件、鐵削3件、殘鐵器1件，作者推斷M1、M5為秦代前後，M2、M6為秦漢之際；1999年M14、M15、M19、M21共出土鐵器6件，主要是削、鍪，其中M15屬於秦代或秦漢之際，M14、M19、M21屬於西漢初期至武帝時期。涪陵藺市遺址M8出土有兩件殘鐵器，其時代為秦代前後。

　　從上述資料看，重慶地區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由於分屬楚、巴兩國，鐵器的出現時間和種類都有差異。由於楚國的鐵器製造業發達，前者在戰國甚至春秋時期就已經使用鐵器；最早出現的鐵器大多是鍤、鋤、鐮等農具，也有削、斧等工具，兵器隻有鐵鏃，容器隻有鐵鼎等。後者在秦滅巴蜀之前一直處於青銅時代，鐵器的出現時間晚到戰國中後期，較為廣泛的使用應該是在秦代前後；種類方麵與前者相似，但鐵農具的出現時間較晚，數量較少，在西漢中期開始才在墓葬中有較多的出土。這表明巴國在鐵器尤其是鐵農具的出現和推廣使用上遠遠落後於楚國，這也從側麵證明了巴國的農業經濟和冶鐵業遠不如楚國，這使得巴國的經濟實力難以有較大的發展，從而直接地影響了巴國的命運。可以說巴國之所以在與秦、楚兩國的一係列戰爭中失利，導致國力衰減，進而亡國應該和巴國農業經濟落後，無法為國家提供充足的糧食和人口，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