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十章 誰在操控金元博弈

　　也就是在一期間，盛宣懷遇到了自己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對手，胡雪岩。

　　在晚清紅頂商人排行榜上，盛宣懷與胡雪岩不相上下，他們之所以成為對手，不僅是因為同是政商兩界的紅人，他們所涉獵的產業，從船政到紡織再到電報，都有著碰撞與交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走的政治路線有著很大不同。盛宣懷走的是淮係李鴻章路線，而胡雪岩則是湘係左宗棠的路線。

　　1879年到1880年，中俄爆發伊犁危機。由於上海到北京的電報聯係尚未建立，給朝廷處理事務造成諸多不便。盛宣懷與胡雪岩的心中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個念頭，開辦電報。此時，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為兩江總督。在他即將赴任時，胡雪岩乘機提出開辦電報。

　　於是左宗棠急忙向朝廷送上奏折，提出開辦電報和通商救國的要求。而此時盛宣懷也正悄悄地帶著李鴻章的親筆信來到上海，請太古輪船公司總經理鄭觀應出山，共商辦電報之事。

　　正如盛宣懷所料，為辦不辦電報的事，朝中官員各執一詞。作為權力掌舵人的慈禧則認為，電報之事需要從長計議。左宗棠知難而退，胡雪岩也將全副精力繼續投放到他的絲綢、茶葉生意上。而鄭觀應看了李鴻章的信，大受感動，離開太古，與盛宣懷一起，開始了辦電報局的準備工作。在盛宣懷的經營團隊中，多有買辦出身的置業經理人，其中不乏像鄭觀應這樣的經營奇才。不過，這些資金及人才在盛宣懷看來，不過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對所有，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著控製權。盛宣懷請示李鴻章，建議按照輪船招商局的模式，用公開招股的方式籌集資金，用以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

　　盛宣懷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與天津之間架一條電報線，小試牛刀。而這裏正是李鴻章的防務區。天津的電報線架成後，李鴻章請醇親王等朝廷顯要親臨試驗，評議很好。李鴻章這才正式奏請，並很快得到批準。

　　1881年盛宣懷被清廷正式委派為電報局總辦，主持電報局工作。通過進軍電報業，盛宣懷加速發展其一生的事業，這也為最終擊敗胡雪岩打下了經濟基礎。胡雪岩以左宗棠為靠山，在數十年間，集商場、洋場、官場勢力於一身，財富愈聚愈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李鴻章，並最終成為李鴻章和左宗棠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如果說在此之前，盛宣懷隻是李鴻章經濟事務的代理人，那麽說這個時候，他已經在晚清權力場上真正擁有自己的一麵旗幟。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而且主要負責電報線的籌建和官督商辦電報局的組織工作。這也是李鴻章最為看重的商業行為。

　　李鴻章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官僚，他向朝廷提議架設這條電報線的奏折，依然沒有提到盛宣懷的名字。當朝廷的批文下來，他卻委派盛宣懷為代表，去和丹麥大北電報公司談判電報線架設事宜。這意味著李鴻章把自己最為看重的事情交給盛宣懷去辦理，但又不至於讓他人知道盛宣懷和自己幽深的關係，表麵看上去是任人唯賢，不動聲色。這樣的隱形風格，為盛宣懷接下來的工作鋪平了道路。盛宣懷開始著手向商人籌集資金，很快取代了為數不多的官款，完成了資金的可持續性。天津到上海的電報線大功告成，帝國電報局在天津成立，李鴻章順理成章地把盛宣懷推到了總督辦的位置。

　　此時的盛宣懷兼任總督辦和大股東的雙重身份，政商集於一身的權力框架，讓他如魚得水。他的下屬，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就曾經質疑過盛宣懷“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於統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誌專精乎事功”。盛宣懷開始廣泛鋪設電報線，試圖建立起一個具有全國性的電報網絡。為此，他與丹麥、英國的電報公司馬不停蹄地談判，打算在雲南和廣東邊界連接中國電報線和法國電報線，在滿洲邊界連接俄國電報線。電報局的事業推進如此順利，讓李鴻章對盛宣懷更加委以重任。

　　中法戰爭開打後，各種麻煩圍繞著李鴻章，輪船招商局的一把手唐廷樞又要遠赴歐洲。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讓盛宣懷放下電報局的工作，將主要精力放在輪船招商局，協助唐廷樞工作。說是協助，其實就是找機會全盤接手招商局。唐廷樞的暫時離開，公司大小事務，隻有盛宣懷和企業家徐潤兩個人拍板。徐潤顯然不是盛宣懷的對手，沒過多久，盛宣懷就指控徐潤金融投機，逼迫他離開了招商局。等到唐廷樞回國，盛宣懷又指控唐廷樞和他的弟弟唐廷庚“嚴重虧空”公司，使得唐氏兄弟也知難而退。“官督商辦”其實是一種無奈之舉，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政府不可能做到隻督不辦，作為權力者掌控的權力部門，他們無法遏製自己對於權利的欲望。當出現危機時，商人總是被推到權力者的前麵，而等到環境稍有改善，他們又會無情出手，不但攬事爭利，甚至羅罪致人，從來都是利益大於情麵。

　　一切盡在李鴻章的掌控之中，或許是考慮到盛宣懷的手段過於激進，連續趕走徐潤、唐廷樞兩名職業經理人，無法向政商兩界交代。李鴻章再次將盛宣懷隱藏於自己權力鋒芒的後麵，選派了自己的另一權力門徒馬建忠入主輪船招商局，盛宣懷再度擔任協助者的角色。

　　等到局麵穩定下來，在李鴻章的一手操控之下，輪船招商局進行全麵改組，盛宣懷理所當然成為總督辦。盛宣懷就此控製了輪船招商局，既是總經理，又是最大的股東。同時，他還是電報局的總經理，也是大股東。晚清工業體係中最大的兩大產業，輪船和電報，都掌握在盛宣懷手中，以至於當時的中外人士認為，這不是朝廷的產業，而是盛宣懷的個人產業。

　　這時候的盛宣懷正逐步走向自己事業的巔峰，他已經擁有傲視群雄的資本。放眼天下如果說有一個人值得他去服從，那這個人非李鴻章莫屬。當然在商界能夠與盛宣懷匹敵之人，非胡雪岩莫屬。

　　胡雪岩發跡比盛宣懷更加富有傳奇色彩，以至於今天的人們一提起“紅頂商人”，首先會想到的人就是胡雪岩。一名錢莊夥計，通過開辦票號而迅速發跡。寬鬆的金融經營空間，曾經造就了山西票號的百年輝煌。在那樣一個權力獨大的時代裏，民間金融雖有自由，卻依然擺脫不了對於權力的依賴。胡雪岩的阜康字號之所以發展迅猛，是因為他先後得到兩位封疆大吏（王有齡與左宗棠）的權力庇護，壟斷了浙江的軍餉匯兌。山西票號的業務，也是“向以政府軍餉、丁銀或官僚等私財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棄擯斥，不事接洽”。由於嚴重依賴於權力網絡，山西票號的當家人把大部分經曆都放在了官場應酬之上，北京經理常出入於王公大臣之門，省會經理也經常往來於督撫藩臬之署，招攬生意，各逞才能。

　　山西票號的發展模式其實很簡單，就是將自己的財富命運與政治權力捆綁在一起，當權力能夠提供照顧時，票號當然抓到了優質的客戶與資金，而當權力發生更替時，票號也就難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號由盛轉衰，大麵積倒閉，原因很複雜，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即是票號的“權力依賴”。民國學者陳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號為什麽沒落時，特別提到，“太平的時候，因為（票號）借重官場的勢力，可以追索債務。一遭變亂（辛亥革命，城頭易幟），官場失勢，欠款不易收回，因為無抵押，連局部的取償，也不可得。”

　　胡雪岩能夠得到朝中大小官員和漕江幫派的支持，將官場、商場、黑道的各種資源整合為自己的勢力。一個手眼通天的人物，需要具備胡雪岩那樣強大的“整合能力”。盛宣懷早年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就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彈劾，丟掉了督辦之職；盛宣懷到湖北勘查鐵礦，開辦荊門礦務總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詆毀，中途被調回京城；在創辦電報局的交鋒中，胡雪岩也讓左宗棠利用手中權力設置了重重障礙。可以說，盛宣懷與胡雪岩的財富競爭，權力交鋒，早就埋下了伏筆。

　　天津電報總局成立後，盛宣懷任總辦，任命鄭觀應為會辦，著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七處設分局，一切都很順利，惟獨鄭觀應把架設長江電線的計劃呈請左宗棠批準時，遭到了拒絕，這顯然是要在兩江卡盛宣懷的脖子。

　　與此同時，胡雪岩托熟人混進了盛宣懷辦的電報學堂，弄了幾套密碼出來。接著通過左宗棠上奏朝廷，開始架設長江之線。盛宣懷自然不甘心，先後邀請丹麥大北公司和英國大東公司的負責人密商電報線之事，表示隻要他們不向胡雪岩提供電線器材，願以三倍的價格收購。他還警告他們，胡雪岩大量收購絲繭壟斷原料，也嚴重威脅了洋商的在華利益。如果為胡雪岩提供電線器材，等於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鬥法，大北公司和大東公司的負責人對他並沒有好感，何況盛宣懷願意出三倍的價錢。雙方於是暗中結盟，共同對付胡雪岩。

　　胡雪岩不斷派人與大東公司的負責人騰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並提高購買價格。盛宣懷知道以後，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個計謀。一晃一個月過去了，道森才給胡雪岩運來一批器材。由於電線器材質量低劣，工程進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盛宣懷迅速把胡雪岩架設電線失利的消息告訴李鴻章，並要李鴻章在朝廷上予以彈劾。不久，李鴻章上書彈劾胡雪岩。朝中許多大臣也紛紛上奏，要求撤換胡雪岩。不久，朝廷下令長江電線速由盛宣懷辦理架設，左宗棠隻好拱手把架設長江電線的權力資格讓與盛宣懷。

　　盛宣懷主持電報局後，實力大增。由於與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爭端日多，他謀劃著要給胡雪岩更致命的一擊。他終於還是等到了這個機會。1883年法軍進攻駐越南的清軍，中法戰爭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再招左宗棠入軍機。左宗棠南征北戰，每次都要有大筆的銀子作後盾。這回為了準備與法國人交戰，胡雪岩又一次忙得不亦樂乎。而李鴻章和盛宣懷卻趁左宗棠不在兩江，準備向胡雪岩下手。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積大量生絲，這生意越做越大，壟斷了生絲市場，控製了生絲價格。盛宣懷抓住這一時機，通過電報掌握胡雪岩生絲買賣的情況，一邊收購生絲，向胡雪岩的客戶出售，一邊聯絡各地商人和洋行買辦，叫他們今年偏偏不買胡雪岩的絲，致使胡雪岩的生絲庫存日多，資金日緊，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曾經向匯豐銀行借了650萬兩銀子，定下七年的期限，每半年還款一次，本息約50萬兩。上年他又向匯豐銀行借了400萬兩。這兩筆款子都以各省協餉作擔保。也就是說，如果胡雪岩沒有侵占公款的行為，他就不會因為經營吸儲、放貸業務而陷入絕境。在胡雪岩將他的“阜康”字號錢莊、票號設遍大江南北的那個時代，並不存在什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之類的“罪名”。那時商人隻要有本金，想經營錢莊票號，是相當自由的，甚至一度連向政府備案都不需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清政府對民間金融持一種放任自流的態度。

　　這時候，胡雪岩曆年為左宗棠行軍打仗所籌集的80萬兩之巨的還款正趕上到期，這筆款雖然是清廷借的，經手人卻是胡雪岩，外國銀行隻管朝胡雪岩要錢。這筆借款每年由協餉來補償給胡雪岩，照理說每年的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府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岩，以備他還款之用。盛宣懷在此卻動了手腳，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鴻章有意緩發這筆協餉，時間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鴻章的人，雖然畏懼左宗棠，但想緩發二十天也不算什麽事，自然照辦了。

　　對於盛宣懷來說，二十天時間已經足夠扳倒胡雪岩。他開始私下串通外國銀行，向胡雪岩催款。這時，左宗棠遠在北京軍機。由於事出突然，胡雪岩隻好將他的阜康銀行各地錢莊調來80萬兩銀子，暫時先補上眼前這個大窟窿。他想協餉反正要給的，不過是遲發二十天而已，應該不會有什麽意外發生。胡雪岩萬萬沒有料到，盛宣懷會選擇在這個時候給自己致命一擊。

　　胡雪岩的一切調款活動，盡在盛宣懷的掌控之中。他估計胡雪岩調動的銀子陸續出了阜康銀行，阜康銀行正是空虛之際，就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

　　這些提款的人基本上都是紳商大戶，少則數千，多則上萬。盛宣懷知道，單靠這些人想擠垮胡雪岩是不可能的，他便讓人四處放風，說胡雪岩積囤生絲大賠血本，隻好挪用阜康銀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國銀行貸款八十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雖然人們相信胡雪岩財大氣粗，但是他積壓生絲和欠外國銀行貸款卻是不爭的事實。為了保障資金安全，儲戶們紛紛上門提款。

　　擠兌首先發生在盛宣懷坐鎮的上海，這裏也是金融之都。上海擠兌發生之時，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時，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與胡雪岩一向友好，聽說上海阜康即將倒閉，便料定杭州阜康也將會發生擠兌。他忙叫兩名心腹，到庫中提出二萬兩銀子，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勢尚能支持，可是上海那邊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還沒來得及休息，又星夜趕回上海，讓總管高達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發下協餉，邵友濂未予理會。他隻好發電報向左宗棠求救，結果電報被盛宣懷暗中扣下。

　　百般無奈之下，胡雪岩隻好將地契和房產都押了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捱過擠兌風潮。擠兌引發了全國性的連鎖反應，各地阜康銀行紛紛受到衝擊。胡雪岩打聽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懷從中做了手腳。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權力捆綁在一起，是胡雪岩商業王國一夜崩塌的隱秘原因。阜康銀行倒閉，事關重。李鴻章派人給盛宣懷送了密信，叫他暫到天津代理海關道台之職，避避鋒頭。《南亭筆記》有則記載，可窺一斑：胡雪岩敗跡，官場索提存款者蜂擁而至。擾攘間，左宗裳駕到，按簿親為查詢，官員們於是“皆囁嚅不敢直對，至有十餘萬僅認一二千金者，蓋恐嚴詰款之來處也。文襄亦將計就計，提筆為之塗改，故不一刻數百萬存款僅三十餘萬了之”。

　　胡雪岩的背後靠山就是左宗裳，而這位時任兩江總督的左帥，雖然威風八麵，但畢竟不是最高的那片天，比起朝廷來，他仍為一小巫，而“大巫”不保，小巫又乃之若何呢？

　　胡雪岩的倒掉，看似湘淮兩派鬥爭的結果，胡雪岩看似李鴻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犧牲者，實則是朝廷早就想瓜分的利益蛋糕。官商也是商，本質為商人的胡雪岩注定是要被洗劫的，這主要由封建王朝的統治哲學所決定。賊王不善創造而善打劫豪奪；他要壟斷一切，不會允許商人無限做大。在朝廷庇護下成長起來的經濟動物，勢必還會因朝廷要“過年”而遭屠宰，在饕餮的體製，胡雪岩式的“成功”滾出的是一圈連一圈的政治和社會腐敗的雪球，最後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蒸發的命運。

　　光緒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最大的保護傘左宗棠去世了，東閣大學士、理財專家閻敬銘奏請朝廷捉拿胡氏問罪之舉。等到拿人、抄家的諭旨下發到杭州時，一代紅頂商人胡雪岩已經在窮困潦倒中告別了這個世界。胡雪岩倚靠左宗棠代理朝廷的一些事務，經手巨額款項。由於左宗棠與李鴻章素有不和，使得這個“後勤部長”成為李鴻章政治集團的首要打擊目標，所謂“除左必先倒胡”。如果最終得勢的是左而不是李，是不是胡雪岩就可以免受打擊？我看也未必，長期的鬥爭正是政治領域一個基本特點，政治鬥爭中你死我活與商人之間的和氣生財相去甚遠，商人永遠不會成為政商博弈的最後贏家。

　　胡雪岩與盛宣懷從參與政治的那天起，就已經暴露在政治風險當中。自古以來商業資本參與政治都是比較危險的事情，為官者就會千方百計的製定出有利於自己小集團內部的規則，對於政治對頭不遺餘力執行堅決打擊的政策，這樣反反複複的過程對於國家和普通國民則是災難性的。政府政治力量應該成為國家的守夜人，就要堅持“國不與民爭利”原則。

　　一直以來，商人都處於封建社會價值譜係的底層，飽受官府與民間的雙重貶抑。雖然情形如此，但是社會又離不開商人。因為即便是最傳統的農業經濟，也需要商人參與到最基本的生產和交換之中。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中國始終難以發展出一個獨立的企業家階層，整個社會結構中，一直被肯定、被尊重，同時認為極有價值的，是那些儒家的官僚紳士。廣大的農業生產者並沒有能力在更大的市場範圍進行產品交換，這樣的工作隻能由商人來完成，因此，雖然企業家商人的社會地位偏低，但他們似乎很稀缺，因而更容易獲得巨大的財富收益。

　　在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家和商人在中國隻具有生意屬性，整個社會似乎彌漫著一種對利益和生意的不屑，這是一種道德情緒，不過每個人卻又離不開錢財，這就使得企業家商人看上去很粗俗，而其他人諸如官員、知識分子，甚至包括農民，在利益麵前卻很虛偽。利益導向和市場交換因此隻能在一種隱性的秩序下進行。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正是這種隱蔽的秩序，極大地增加了整個市場的交易成本。企業家的市場化行為是無所不在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利益的社會結構裏，如此，企業家和官僚的關係，表麵看起來，一定是企業家對官員的深度依賴，是政企不分，但在利益的深層次，卻是企業家和官僚機構的一種利益博弈。

　　企業家需要利益，官僚機構同樣需要利益，一場利益的戰爭，從一開始就處在一個不公平的語境裏，官僚階層以公權力為籌碼，將企業家階層統轄起來，本來是一種市場層麵的分工，如今演變為一種政治權力和商人利益的不合理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