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後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解除了許多禁錮，作者才大膽地、實事求是地寫了一些文章，本書收集的文章包括中國現代史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軍事、人物以及著名的曆史運動等等方麵。

這些文章原來都散布在各種雜誌、論文集裏，林文勳院長主動找我並鼓勵我將它們整理成集出版，又親自為我整理了目錄，呂昭義書記為我寫了序及籌措出版資金等等，另外，沙文濤、吳曉亮和本書責任編輯都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保證本書的質量，在此一並衷心致以真誠的感謝！

作者

2005年10月18日

滇西抗戰中的邊疆民族關係

王文成

滇西抗戰是發生在多民族聚居的雲南邊疆的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雲南邊疆民族關係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並反過來對滇西抗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構成了雲南抗日戰爭史和民族關係史的重要內容。本文擬就此作一初步探討。

一

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而滇西則是雲南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僅以怒江沿岸及其以西而言，世居於此的少數民族即有獨龍、怒、傈僳、白、彝、回、阿昌、德昂、傣、景頗、佤、拉祜等等10多個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漢族也逐步遷移而業，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多民族間友好關係日益發展。但與此同時，階級社會的性質也決定了曆史上滇西地區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亦同步加深。近代以來，大量漢族的遷入使上述兩個方麵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一方麵先進的生產工具、技術（如鐵器、牛耕、種茶）在各民族間傳播，一方麵“客籍戶”不斷加重剝削、地方政府的負擔日益增加，尤其是清政府對各族人民大起義的殘酷鎮壓，更給民族關係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民元以後，滇西地區的民族關係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民國初年，這一地區廣泛建立了直屬於雲南地方政府的行政區、殖邊公署，原有的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行政實體——土司、山官的職權大大削弱。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雲南地方政府進一步參照國民政府頒布的《縣組織法》、《設治局組織條例》，調整區劃，改建、新建了縣政府、設治局，一套較完整的流官體係在滇西全麵確立，雲南地方政府亦認為，“各土司之上政府仍分別設有行政官吏掌理一切行政司法事宜，土司亦歸節製，故土司製度之存在與國家行政之施行實際上並無何種障礙”，土司已和地方行政無關。從推進雲南邊疆設治的意義上看，這無疑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從民族關係的角度看，這導致了滇西民族上層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惡化，尤其是各設治局建立後，各地清查人口，編定戶籍，準備清丈耕地，直接征收賦稅，“土”“流”間發生了尖銳的利害衝突。梁河設治局1932、1933年還幹脆連續兩年截收轄區內南甸土司按傳統方式征收的地租——“三大款”3萬餘元。南甸土司亦不示弱，反對清丈耕地、公賣煙土，甚至調兵攻打設治局，“殺官焚署”。1938年省政府又將龔綬革職查辦，押解省城囚禁達兩年之久。

不僅如此，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各民族之間，尤其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客觀上存在風俗殊異甚至語言不通的情況，加之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廣泛存在，各族群眾往往“隻知有土司而不知有政府”，把土司、山官為主體的民族上層視為本民族利益的代表。因此，各民族上層與雲南地方政府關係的惡化，也給各族群眾間的關係帶來了負麵影響。

正當滇西民族關係發生上述變化之際，滇西抗戰爆發。1942年4月底至5月初，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遭到慘敗，已潰不成軍。其中一部輾轉進入印度，一部由中緬邊境潰散回國。同時，日軍急速推進，於5月3日克畹町，並相繼攻占龍陵、芒市、騰衝，兵鋒直達怒江西岸，滇西淪陷。更重要的是，在日軍大舉入侵東南亞之際，泰國披汶政府企圖借助日本的力量，擺脫英法的控製，並進而擴大版圖。以1941年12月21日日泰同盟條約的簽訂為標誌，雙方正式結盟。泰國成為日軍侵略緬甸、雲南的幫凶。日泰方麵鑒於滇西民族關係複雜，與泰國主體民族泰族有深厚曆史淵源的傣族在滇西人口眾多，他們更進一步擴大“大東亞共榮”和泛泰族主義宣傳，妄圖挑撥滇西民族關係，製造民族分裂，這進一步使原已充滿矛盾的滇西民族關係，麵臨著十分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