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附八：論楊傑的民主思想

　　楊傑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之一，著名的國防戰略家、愛國主義者，在我國現代軍事史上享有一定的聲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上，楊傑曾走過了一段曲折的彎路：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發展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最後，無畏地為民主革命獻身。本文擬對他的民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一點初步的探討。

一

楊傑的民主思想，產生於對祖國無限的熱愛和對蔣介石反動本質認識的過程中。

在楊傑的青少年時代，中國正處於帝國主義奴役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清政府隻顧自己的苟安，鎮壓義和團運動以後，竟完全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年輕的楊傑目睹這一切，深為祖國的命運而擔憂，他明確地表示了對當時清政府的不滿，以及迫切要求改變中國現狀的思想：“海禁開後，外交軍事，無一不告失敗，若不改弦更張，就會亡國滅種。緬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樣”。

辛亥革命後，民國的招牌雖然掛起，國家的情況卻一天天壞下去，帝國主義仍然掠奪和奴役中國。對此，楊傑認為：“要完成國民革命，複興中華，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徹底鏟除依賴外人的劣根性，使全體國民能夠過獨立自主的經濟生活，中國社會能夠獲得獨立自主的進步，中華民族能夠獲得獨立自主的戰爭，”要達到這一目的，就要看“我們這一代黃帝子孫努不努力，爭不爭氣。”

這表達了他要求依靠自己的力量、擺脫帝國主義對祖國的奴役，求得中華民族獨立生存的思想。

論楊傑的民主思想春苑論史——楊德慧文集為了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楊傑一心想為國家建立業績，想在軍事上進一步深造。1921年當他第二次東渡日本時，寧願放棄中將留學生監督的頭銜，以陸軍中校身份，自費考入日本陸軍大學，這的確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學習期間，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日本朝野上下的稱讚。畢業時，日本當局以高官厚祿挽留他，但是忠誠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使他毅然拒絕了這一切，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投奔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府，參加了北伐戰爭。

楊傑認為，要使民族得到獨立生存，國富兵強，首先就應該建立統一的國家，隻有國家的統一，才有可能建設強大的國防，才能抵禦外侮，保障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發展。這種基於愛國基礎上建立中國的國防思想，是正確的。可是，當時的楊傑對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把“統一”國家的希望寄托於蔣介石身上，這就鑄成了楊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一段曲折的彎路。在各派新軍閥的混戰中，他為蔣介石“一統天下”，立了汗馬功勞；蔣馮戰爭，他親臨指揮，扭轉了戰局；之後，擊敗了唐生智的舉兵反蔣；中原大戰又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結果使蔣介石在各派軍閥中居於優勢。然而蔣介石“統一”各派新軍閥後，建立起來的國家，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封建法西斯政權。

隨著蔣政權的腐朽，楊傑對蔣介石的本質逐漸有了認識。當時，江陰要塞司令楊春圃，因為稽查英輪，英輪占勢向軍政部質問，蔣介石不但不支持楊春圃的正當做法，反而使楊春圃兩次入獄，長帝國主義之誌，滅自己人的威風。楊春圃無法，前後花了一萬五千元運動王震南才算了事。為此，楊傑在日記中寫道：“……王（指王震南）為委座親戚，如此貪狼違法，而委座專任之無感乎，此蔣氏被天下人怨恨也。”南京淪陷後，楊傑憂心忡忡，又在日記中寫道：“聞南京失陷，深為悒悒，此皆舉棋不定所致，如此名城，如此工事，反不如一烈日要塞之壽命，真騰笑萬邦矣。噫，豈天之亡中國，使鬼神輩充斥要樞歟歟。”

以上兩則日記中，可以看出楊傑對蔣介石的本質逐漸有所認識，對蔣的統治已感到不滿。他在分析南京淪陷事件時，認為南京淪陷是蔣介石對日妥協、消極抗戰和政治腐敗的結果。這種敏銳的眼光，不儀用於軍事問題上，而且用於政治問題上，這的確是楊傑觀察事物的一個大進步。

楊傑企圖通過國家的統一，國防的建設，來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和求得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絕對辦不到的。隨著蔣介石政權的腐朽，楊傑對蔣介石的本質逐漸加深認識，他的思想也隨之不斷發展。

二

楊傑的民主主義思想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形成的。

帝國主義用武力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腐朽的清政府毫無抵抗能力，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這對青少年時代的楊傑，是個很大的刺激，他反複提出問題：“那麽大的中國，為什麽打不過遠遠跑來的外國強盜？”思考的結果，楊傑認為中國落後於時代朝流；中國沒有自己強大的國防。他因此走上了“軍事救國”的道路，曆盡千辛萬苦，一心要為祖國建設起強大的國防，使祖國富國強兵。可是，他和當時許多愛國誌士一樣，還不能理解舊中國不徹底改造，任何改良式的救國救民的方案都行不通，建設強大的國防也是不可能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地開始全麵侵入中國，使中國社會矛盾開始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高漲。中國共產黨代表全中國人民的要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揭露蔣介石不低抗政策的罪惡，發表了抗日宣言，這給楊傑以深刻教育和激勵，他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非常憤慨，主張堅決抵抗。

1933年3月，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熱河，並進一步發動了對長城一線的進攻，企圖侵占華北。中國軍隊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的激勵和積極支持下，奮起禦敵，楊傑任第八軍團總指揮，指揮長城戰役。是這他第一次使用大兵團和日本軍隊對陣。在這次戰役中，中國廣大愛國官兵給日本侵略軍以沉重的打擊。但是，由於蔣介石堅持“必先安內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導致了長城戰役最終失敗。

不久，蔣介石在北平成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楊傑主持。楊傑滿懷信心，到處奔走，積極籌劃抗日。在製定古北口抗日作戰計劃時，他主張放棄古北口，誘敵深入，然後以兩翼包圍，一舉殲滅進犯敵人。但是，他的主張遭到何應欽的竭力反對和攻擊，蔣介石對楊傑堅決抗日的言論與行動，也大為不滿，遂改任何應欽與黃郛主持北平軍分會。結果，華北戰線全麵崩潰。

由於蔣介石和楊傑在“抗日”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蔣介石對楊傑很不放心，不再把實際兵權交給楊傑。以以後的整個抗日戰爭中，楊傑就再沒有能夠掌握蔣軍的實際兵權，去與日本帝國主義對抗。在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時候，不能實現他疆場殺敵，保衛中華的素誌，是他終身的憾事。

楊傑不願意眼看著祖國的大好河山大片地淪喪，不願讓自己的同胞門，在敵人的鐵蹄下痛苦呻吟，更不願意屈意迎合親日派，他不斷憤斥國民黨對日妥協投降的可恥行為。蔣介石對此感到惱火，1933年10月，遂以歐洲考察團團長的名譽，將他派出國去。

在歐洲二十個國家長達一年的考察中，楊傑有機會了解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幾種不同製度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1934年，楊傑回國後，認為世界大戰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他寫了《歐洲各國軍事考察報告》一書，主張趕快進行重工業及兵器工業的根本建設，以增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他說：“滿清末葉編練新軍之後，中國軍人一向是用外國的武器作戰，直到現在，作為軍隊骨幹的重兵器如飛機、大炮、坦克等，我們自己仍然不能製造，必須依懶友邦的接濟。這種弱點，若聽其繼續存在，實在是抗戰建國、複興中華民族最大的障礙”。所以“我國現在惟有力求自強，鞏固現有地盤，增加實力，咬定牙關，作堅決之奮鬥”，否則“職予料世界火並戰禍一開，必蔓延全世界。是時，各國自顧不暇，敵必以海軍封鎖我各口岸，斷我軍火之來源。是時，雖以萬萬金不能得一禦侮之工具”楊傑的這些議論，反映了他要求在抗戰中建設國家，複興中華民族的思想。特別可貴的是，這一切的實現，他認為不是依懶外人，而是靠自己咬定牙關，奮發圖強。因此，他要蔣介石認清國際國內形勢，盡快采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具體措施。楊傑的主張，表達了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求得中華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勝利，這就使他的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

楊傑反對蔣介石進攻共產黨的內戰政策，堅決主張團結一致抗日。

早在1931年，蔣介石在“統一”了各派軍閥後就發動進攻共產黨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當時身為蔣介石的總參謀長的楊傑，不願參加這種內戰，毅然化裝離開軍隊，避居上海，這在蔣介石高級官員中是很稀少的一人。

“九一八”事變後，他多次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歐洲考察回國後，對蔣介石不惜用巨款向外國購買的武器，繼續對共產黨進行反革命“圍剿”，殘殺中國自己人，抵消抗日力量的倒行逆施，楊傑非常憤慨。他認為，日本一定要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再不積極準備抗日，再不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那麽：“當此二十世紀狂風暴雨中，莽莽神州，誠有不堪設想者”。在廬山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暑期訓練團的一次會上，他當著蔣介石的麵發表演說：“我去國外遊曆近一年回來，看到他們國家都在緊、急、忙之中，德國是緊、意大利是急、日本是忙，總覺得侵略我國東北四省還不滿足，還氣勢洶洶地要滅亡中國。我回到上海一看，遍街是閑人，政府的官員更閑，甚至有的吃、喝、玩、樂通霄達旦，把東北四省淪於敵手的恥辱置於腦後不問。”“我已擬好了一份抗日作戰計劃、予料日本必敗，望政府拿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國策來，統一思想，發動群眾，中國是大有希望的。”這一席話引起了全團學員的震動。但是，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蔣介石不僅不采納楊傑的主張和建議，反而把東北軍調去和西北軍一起進攻共產黨。楊傑堅決反對蔣介石這種對共產黨的內戰，認為這是“破壞國防的健康，抵消國家的作戰力量，”他指出：“國防建設的指導者，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致力於國內戰爭的消彌，不論這種戰爭采取那一種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機。”這不僅表達了楊傑堅決反對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內戰，而且指出了這種內戰將導致的嚴重惡果。

為爭取抗日援助，楊傑曾致力於發展中蘇兩國的親善邦交。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魔爪步步逼近，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愛國誌士紛紛奮起要求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誠發動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楊傑高興地說：“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國內戰爭，促成了全國上下的大團結，這種因禍得福的結局是幸災樂禍的日本軍閥所料想不到的，”“西安事變造成中國的精神國防”。1933年8月23日，蔣介石為了爭取得到蘇聯的軍事物資援助，任楊傑為特派軍事代表團團長，張衝為副團長，往蘇聯爭取援助。

楊傑在拜會蘇聯領導人時，努力呈訴中國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以及與蘇聯和世界的關係，誠懇地要求蘇聯對於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給予幫助，因而贏得蘇聯領導人及廣大人民的同情，給予了及時的援助。

1937年9月21日，中國獲得蘇聯的第一批軍事物資。10月以前，蘇聯給中國兩次貸款，各為五千萬美元，以後，直到1940年，蘇聯先後給中國代款四億五千萬美元，所有代款不附帶任何條件或抵押，這正值英美拿中國人民命運做賭注的時候，中國得到了蘇聯無私的援助。

1938年8月，蔣介石任命楊傑為中國特命全權駐蘇大使，以後，楊傑為努力於中蘇邦交親善，爭取蘇聯的援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現代中蘇關係史上起過良好的作用。

楊傑在蘇聯期間，經常去參觀集體農莊和工廠，以及他能夠去的地方，他在許多場合廣泛地接觸了蘇聯勞動人民，了解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他特別用心地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共產國際史略》等書，並做了筆記。他認為：“蘇聯是現在世界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史太林憲法頒布以後，便實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由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過渡到全體人民的民主政治”。它的經濟是計劃性的，其“經濟建設的特點是工業化、軍事化進行兩麵同時作戰的經濟體係”。它的國防建設是受恩格斯“武器、編成、組織、戰術和戰略等，第一是依存於當時的生產階級和交通狀況”的軍事理論指導的。他從軍事觀點出發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它的經濟任務也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因而，蘇聯的社會製度，是建設理想國防的最好製度。“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因此“比一切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

楊傑對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細心研究，全麵了解的結果，使他非常向往這樣的國家製度，他積極促進中蘇關係親善，希望祖國也能向這樣的國家製度邁進。

楊傑主張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政策，主張國共合作，一致對外；主張中蘇親善，以爭取蘇聯的援助，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魄力。這一思想說明，他已完全轉變為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

三

楊傑的民主主義思想在堅決投入反蔣獨裁的民主運動的洪流中得到發展。

首先，共產黨的關懷和教育，是楊傑民主主義思想發展的決定性原因。

1940年春，隨著國際國內反共逆流的掀起，楊傑被蔣介石免職回國。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走訪了楊傑，楊傑說了這幾句話：“中國若是徘徊歧途，不能當機立斷，決定蘇聯外交政策，將必成為波蘭之續。”次晨，他的談話被發表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蔣介石為之勃然大怒，斥責了《中央日報》。

楊傑回國後，親眼看到中國共產黨肩負起了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重任，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沉重地打擊著日本侵略者，使日本帝國主義深深地陷入人民戰爭的泥沼裏而難以自拔。因此，他對自己的生命及生活道路也有了新的認識，他說：“五年來的抗戰，中華民族覺醒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腦膜上都被敵人的刺刀雕刻著殷紅的字跡：’國家‘、’民族‘。每個中國人民對於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評價和新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對於楊傑在國內國外的言論與行動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關懷。在重慶，周恩來同誌遇有重大事情都要接見他；董必武同誌常常把重要消息告訴他，讓他寫成文章在報上發表；黨內有許多重大的事情也是通過他轉遞的。如1943年中共中央同意劉浩同誌關於與龍雲建立統戰關係的指示信，就是由楊傑帶到昆明交楚圖南同誌寄到劉浩手中的。黨對楊傑的信任支持和關懷，是楊傑在民主運動中不顧個人安危而堅決反蔣的根源。

其次，楊傑組織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堅決反對蔣介石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的鬥爭中，民主思想得到發展。

在周恩來同誌、董必武同誌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貫徹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把一切愛國進步力量都調動起來，匯入人民革命的洪流。楊傑與譚平山、陳銘樞等人於1945年10月在重慶組織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民聯”為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進行了許多革命工作。為了打破蔣介石反革命白色恐怖造成的沉悶、黑暗的局麵，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首先組織一些民主同誌開座談會，談國際國內的時事，希望大家認清形勢。座談會經常向董必武同誌匯報，董老聽了匯報後說：“你們這個座談會搞得很好嘛，抗戰的勝利，民主的實現，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們交了許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對黨的支持嘛。”董必武同誌的鼓勵，使楊傑更有信心搞好民主同誌會的工作。1947年下半年，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部分領導人到了香港，公開展開活動。1948年1月1日，與民主促進會、民主派的民革以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聯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局時的主張，聯合共產黨及民主黨派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還在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後，他的總參謀長陳誠神氣十足地召集了各報社記者談話說：“國民黨是有足夠的勢力，隻要三個月時間，可以擊潰共軍主力，五年內完全肅清殘餘。”嗣後，《重慶日報》記者到楊傑住宅訪問：“您看過陳誠將軍對記者的談話嗎？”楊傑答：“看過了，我沒有多大見解，但我的看法，共產黨有廣大的群眾基礎，要三個月打垮共軍，五年內肅清，是辦不到的，我認為十年打不垮，百年肅不清。”記者們張口結舌退出，他的這次談話見報後，又一次引起人們的震動和蔣介石的忌恨。

再者，楊傑積極幫助民主黨派及進步人士認清形勢，堅定反蔣信心。

楊傑認為蔣介石是獨夫，他越來越走向人民的對立麵，為“天下人所怨恨”，蔣介石非垮不可。於是他幫助民主黨派及進步人士認清形勢，提高鬥爭藝術，堅定反蔣信心。

民主進步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籌備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大會，因撰寫了一付挽聯，被警察局逮捕入獄，出獄後在重慶辦了一個“新群文化圖書公司”參加這個公司的是些進步民主人士，該公司代售許多進步書籍，楊傑知道後，向杜重石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激請一些川康軍人和“哥老會”的人參加，以衝淡特務的注意；二是不要用“新群”二字為名，以免特務認為是共產黨剛停刊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的變像組織。杜重石采納了第一個意見，忽視了第二個意見，結果，“新群”開張營業後不幾天，特務便找上門來進行一連串的挑釁活動，杜重石不得不把“新群”改名為“現代書局”。

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斷地取得勝利。1948年夏，楊傑經常在黎霖、周君實、張喬嗇家集會座談，暢談革命的大好形勢，痛斥蔣介石是獨夫的反革命罪行，他告訴大家，蔣介石很快就要垮台了，並提到雲南已有武裝遊擊的情況，鼓勵大家堅定反蔣信心。

這段時間，楊傑往返於昆明重慶之間活動，他常與陳複光秘書到篆塘新村54號張淑絢家，借“磨豆花”吃為名，與中共地下黨員任泊生會麵，提供組織革命武裝的意見，並爭取黨的幫助。他還找國民黨左派張天放聯係，並對張說：“蔣介石是獨夫，非垮不可，反對他的人很多，我們現在要朝這個方麵做工作，多聯係些人，非把這家夥打倒不可。”後來又同張天放商量，組織“雙周聚餐會”，由張天放負責，邀約一些進步人士，抨擊蔣介石政權。楊傑又與張天放以“雙周聚餐會”做基礎，發動昆明萬人簽名，召開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大會，聞一多、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等積極約人參加簽名，又請張天放擬了一個稿子，聞一多修改後，公開發電出去，重慶“新華日報”全文刊載。

為了鼓勵人們團結鬥爭，楊傑不顧個人的安危，在特務的監視跟蹤的情況下，仍然公開演講，抨擊蔣介石腐朽黑暗統治。

1946年6月，楊傑應昆明市省立中等學校教職員的邀請，在求實中學禮堂發表演講，題目是《國防與教育》。

楊傑簡單地描繪了一下抗戰開始時，蘇聯人民對我國抗日所給予的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幫助，以及精神上的鼓勵。接著講了他的國防理論，又講了蘇聯在困難的情況下，進行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績。最後他指出：“蘇聯教師則被人稱為人民的導師，他們受盡尊榮，而我們的教師，則一天到晚吃不飽，不敢說話，被視為仇敵，你們應該好好地團結起來，大喊大叫來震醒這些麻木不仁。”

三大戰役結束後，楊傑對青年學生們演講說：“徐州是四戰之一，必須是四戰之軍，共產黨方麵高級指揮官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是龍、虎、豹、彪。蔣介石用劉峙，此人連一條豺狗都不如，是條死豬，那有不敗之理……”。

1949年秋，解放軍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橫掃著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作為蔣介石後方的昆明，形勢非常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楊傑應昆明新聞界編輯人聯誼會的邀請，於8月1日準時到會作了題為：“國內外時事分析”的報告，他首先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決不會發生，反動派整天期待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主觀上的幻想，幻想一定會被事實粉碎。他說：“國際上，美國等一些國家說，新的世界大戰很快就會爆發，而且必須是原子彈大戰，依我看不會很快爆發，起碼廿年內還不會爆發”。接著他從軍事學的角度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提到民心、士氣、武器、後勤線以及軍事地理等等。他說：“美國如果真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必將’執牛耳‘於歐洲。”會後，記者把楊傑的談話紛紛發表於報上，影響進一步擴大，對於揭露反動派的造謠陰謀，安定人心，在當時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然，蔣介石視楊傑也更為眼中釘。

1949年9月9日，盧漢與蔣介石在重慶會麵回來後，發動了“九九整肅”，其要逮捕的黑名單的第一名就是楊傑。是時，楊傑應中共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第一屆新政協，途中經過香港，被蔣介石特務用卑鄙的暗殺手段將楊傑殺害了。

縱觀楊傑民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清楚地看到，由於他始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在這種愛國主義思想的支持下，他不斷地明辨是非與真偽，明辨真理與謬誤。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對祖國的侵略中，他的思想最終從改良主義發展到民主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直接教育下，楊傑毅然與國民黨反動派絕裂，無私無畏地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中，發展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寄希望於共產黨，寄希望於社會主義，為中國民主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