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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找到自己成大事之本
如果沒有太平天國，如果沒有募勇練兵，曾國藩充其量隻能做個默默無聞的高官和學識淵博的學者。但是曆史給了他成就更大功業的機會——練兵、統軍。曾國藩以常人不曾具備的決斷能力找到了自己成大事的根本出路。
（1）從意外辦理團練起家
曾國藩於1853年1月2日（鹹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寄諭，令其協同巡撫辦理湖南團練，鎮壓農民反抗。當時，他剛在兩個月前將母親的棺柩厝置於居室之後，還沒來得及舉行葬禮。接到這個諭旨，不由使他左右為難起來。對地主階級來說，鎮壓這些在太平天國革命鼓舞下即將起來造反的群眾，盡快恢複封建秩序，不能說不是當務之急。既有如此機會，何不出手一試？從這方麵想，曾國藩覺得是應該出山的。但想到另一方麵，又使曾國藩感到難於成事，顧慮甚深。他一怕丁憂期間出來任事受人譏笑；二怕在自己家鄉辦理地方事務，多有不便。不過這還都是次要的，更為主要的是，他痛恨統治階級當權者的腐敗無能和一般地主士紳的軟弱散漫，擔心難以同這些人合作。倘若事事掣肘，處處荊棘，則自己無望成功，有緣受過。與其將來自遺後悔，不如現在就深居不出。想到這些，又使曾國藩神氣沮喪，裹足不前，遂具疏辭謝，陳請終製，準備交張亮基代發。不料就在這時忽然接張亮基的來信，驚聞太平軍攻克武漢的消息，曾國藩的心立刻緊縮起來，深恐太平軍一旦反攻過來，巢穴不保，安身無處。因而心為所動，感到深居山林，亦非亂世良策，又對自己的決定躊躇起來。恰在此時，郭嵩燾受張亮基之托，連夜趕到曾家，敦勸曾國藩出山。郭嵩燾對曾國藩說，你“本有澄清天下之誌，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製也”。這些話正中曾國藩的下懷，隻是難於改口。於是郭嵩燾又去動員曾國藩的父親，曾鱗書亦同意郭的看法，慫恿曾國藩出辦團練。這樣，曾國藩既有保全桑梓的名號，又有父命可秉承，就不怕別人疑其用心，譏其不孝了。因而破釜沉舟決意出山。後來，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解釋自己的這一思想變化說，“大局糜爛至此，不欲複執守製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這些話是基本符合他的實際情況的。這也說明，他在鄉居的幾個月中，思想又深化了一步。他之所以把問題看得那麽難，就是因為他對問題想得比當時的一般人深透得多，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決不是小修小補所能奏效的，因而，不幹則已，幹必從頭做起，放手大幹。曾國藩就是帶著這種拚命直前，不顧一切的情緒投入對農民階級和內部反對派的鬥爭的。1853年1月25日，曾國藩和郭嵩燾一起從家鄉動身前往長沙。途經湘鄉縣城時，又特意會見了朱孫詒、羅澤南、劉蓉、王鑫等人。他們剛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征調湘鄉練勇一千人赴省守衛的紮飭，便與曾國藩一同啟程，1月30日趕到長沙。這些人也就成為曾國藩辦理團練、訓練湘軍的最初班底。
（2）打造一支可以倚仗的鐵軍
太平軍離開湖南後，湖南原有駐軍大部分跟向榮一起尾追而去，因而造成湖南省城長沙和全省各地兵力空虛的局麵。對於這種狀況，曾國藩深感憂慮，一方麵害怕太平軍重新打回來，攻打長沙，本省無力防守；一方麵又怕群眾起來造反，省城與各縣無兵可派。針對上述情況，曾國藩采取了三種對策。曾國藩認為，對付集中而強大的太平軍，必須有一支凶悍敢戰的軍隊。有了它，太平軍返回湖南，可以據城抵抗，守衛“桑梓”；太平軍不來湖南，則可以出省作戰，主動進攻。而這支軍隊的來源，不外兩個途徑，一是從外省調撥，一是自己募勇訓練。從當時情況看，第一種辦法是行不通的。各省既已自顧不暇，何有兵力支援別省？況且，即使費盡氣力拚湊一些，也不一定頂用。因而，最好的辦法還是集勇訓練，自己解決。湖南巡撫張亮基早已想到了這一點，並且在此之前已劄調湖南一些府、縣的練勇來省城助守。曾國藩帶領湘鄉練勇趕到長沙時，各縣練勇也陸續趕到，其中主要有新寧縣的楚勇、辰州府的辰勇、寶慶府的寶勇、瀏陽縣的瀏勇、瀘溪縣的瀘溪勇等。曾國藩還就如何辦理團練和集訓練勇的問題與張亮基進行過討論。曾國藩認為，“團練保衛鄉裏，法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餉於官，緩急終不可恃。”因而提出將所調各縣練勇改為募勇，訓練成軍，用以對抗太平軍和鎮壓本省各地會黨活動。張亮基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遂將調集省城的各縣團練武裝改為官勇，由湖南巡撫和團練大臣負責指揮，發糧餉。當時曾國藩稱湖南官勇為“大團”。他到達省城的第二天就在征得張亮基的同意後，發出了他早已擬好的奏折。曾國藩在奏折中說，太平軍既破武昌，就有重回湖南的可能，長沙為省城重地，不能不嚴加防守。現在湖南兵力空虛，長沙防禦薄弱，而鄰近各省又無兵可調，因於湖南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1853年1月曾國藩初到長沙時，張亮基所調各縣練勇除湘勇外，還有楚勇、瀏勇、瀘溪勇、辰勇、寶勇等，其後楚勇、瀘溪勇均在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廣總督時全部帶走，辰勇、寶勇交由塔齊布教練，實際上由曾國藩直接訓練的隻有湘勇。曾國藩最初帶往長沙的湘勇隻有一千零八十人，分為三營，中營由羅澤南管帶，左營由王鑫管帶，右營由鄒壽章管帶。1853年夏湘勇已增募至八營兩千七百人，羅澤南率領三營一千人赴援江西，王鑫率一營前往衡山、桂東、興寧一帶鎮壓會黨，鄒壽章率一營去瀏陽守卡，防止太平軍由江西進入湖南。這樣，曾國藩身邊便隻有新募的新化勇三營一千多人了。於是，他便對這批新勇進行嚴格訓練。曾國藩對付個別群眾和小股會黨反抗活動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體辦法是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和捆送形跡可疑、眉眼不順之人，或批令各縣就地處決，或送往省城交他訊辦。當時政局動蕩，天下大亂，一般地主富戶都不敢公開同貧民、會黨作對，各地肯於出麵辦理團練的，多是為惡一方的土豪劣紳。他們平時武斷鄉曲，魚肉百姓，一旦辦起團練，就更是無法無天，成為當地的土皇帝，他為了迅速地把各地農民的反抗活動鎮壓下去，就大張紳權，積極扶植這幫反動派，用以對付貧苦農民和會黨群眾。
（3）在排擠和譏諷中求發展
曾國藩練勇，除每日進行軍事訓練外，還規定三、八兩日進行政治訓練，其具體辦法是由曾國藩親自對兵勇訓話，重點是紀律教育和為人處世之道。從1853年5月起，又通過塔齊布傳令營兵會操，並與練勇一起聽取政治訓話，雖盛夏亦無一日之間斷。綠營將驕兵惰，一向蔑視團練，輕視文官。在他們看來，曾國藩以團練大臣令他們與練勇會操，簡直是一種汙辱。結果，令出之後，惟塔齊布獨領所部前往，其餘駐長沙各營，不僅拒絕會操，還指責塔齊布諂事曾國藩，群起而攻之。曾國藩聞之，遂以平日惰於操練、戰時臨陣退避為由參劾德清。德清不服，前赴湖南提督鮑起豹處訴冤，並反控曾國藩六月操兵為虐士，塔齊布與練勇會操為破壞營製。鮑起豹遂揚言，盛夏操兵乃虐待軍士，敢有違令操演者軍棍從事。塔齊布聞之畏懼，從此再不敢領營兵前去會操，湖南司道官員見此情景心中暗喜，以為是對好事者應有的懲戒。在這種氣氛下，綠營兵就更加氣焰囂張，肆無忌憚。不久，鮑起豹的提標兵（又稱永順兵）與塔齊布統帶的辰勇因賭博發生鬥毆，提標兵鳴號列隊，準備討伐辰勇。曾國藩欲殺一儆百，稍抑綠營兵這種怯於戰陣而勇於私鬥的風氣，遂移谘提督，指名索捕肇事士卒。鮑起豹非常氣憤，故意大肆張揚，公然將肇事者捆送曾國藩公館。提標兵群情洶洶，散滿街市，先去圍攻塔齊布，毀其居室，塔齊布匿於草中幸免喪命。接著，又於當晚衝進曾國藩的團練大臣公館，槍傷隨身親兵，幾乎將他擊中。曾狼狽萬狀，隻得向駱秉章求援。曾國藩的公館就設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內，中間僅一牆相隔，事情鬧到這般地步，近在咫尺的駱秉章竟裝聾作啞，坐觀事態的發展，直待曾國藩前去打門，方才故作驚訝，出麵解圍。駱秉章一到便給肇事者親自鬆綁，並向其賠禮道歉，而對備受屈辱的曾國藩卻無一語相慰。事過之後，駱秉章對永順兵和鮑起豹亦無追究彈劾之詞，永順兵事件遂不了了之。
（4）以統一的標準、嚴格的要求募兵求將
經過多次打擊和挫折，曾國藩愈益感到綠營兵的腐敗不可用，從而更加堅定了另起爐灶、重建新軍的決心。曾國藩募兵求將時，他所要求的兵是：須擇技藝爛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麵而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說過：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遊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曾國藩在初募湘軍時，每天坐在招募處，看到黑腳杆而又不好說話的鄉下人，便連聲說“好、好”，表示可以選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說話的人，則“唔、唔”兩下，表示不可選上。因此湘軍士兵，幾乎無一不是黑腳杆的農民。這些樸實的農民，既能吃苦耐勞，又能忠勇，一上戰場，則父死子代，兄仆弟繼，義無反顧。有兵如此，怎麽會不打勝仗呢？選兵如此，曾國藩對於帶兵官的選擇，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選將的標準有四：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逐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過於求全，而苟缺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另方麵，曾國藩還有一個選將標準，就是不用喜歡愛說話的人。他說：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動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湘軍曆來不喜善說話之將。在訓練上，曾國藩仿戚繼光治兵成法，逐日訓練，陣法技擊，無不演習，至少操練兩個月。凡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都陸續淘汰。最重要的還是精神訓練。曾國藩說：“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適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複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與張石卿製軍書》）曾國藩選擇營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說：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而後可以言戰也。（《致江氓樵書》）隻有精神還不夠，還要有物質的條件，曾國藩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恤銀六十兩。比綠營的餉銀差不多加了一倍。由於曾國藩帶兵簡直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般地誠信感孚，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亦視長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精神。
（5）變“兵為國有”為“兵為將有”
曾國藩的湘軍士氣民心較為高旺，這是他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輸後所發生的效果。其他各省，雖然也辦團練，也募鄉兵，但因他們並不知道注重教育與訓練，而長官與士兵之間又缺乏親愛精誠的感情基礎，所以終歸仍是無用的贅疣而已。明了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當可知道，湘軍之成功，應歸於曾國藩的“精誠感召”與“正確領導”。後人推崇他軍事學方麵的修養，亦即是由此而來的。曾國藩除了以儒家精神選兵、練兵外，還從組織上保證了湘軍的穩定性與戰鬥力。他摒棄了以往綠營軍的世襲兵製，改以募兵製，以隨著形勢的變化和需要隨時增減或裁撤部隊。同時，將“兵為國有”變為“兵為將有”。為了加強對士兵的控製和湘軍內部的團結，曾國藩又在兩個方麵作出了努力：一是加強各級軍官的權力，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士兵絕對服從軍官；一是募勇的地域原則和私人情誼至上的原則。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這樣，士卒由私人關係轉相招引，軍官則憑個人好惡任免，官與官之間也靠同鄉、同事、師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維係，遂形成湘軍各樹一幟，各護其長的風氣，久而久之，逐漸變成一支軍閥武裝。
（6）根據情勢以厚餉養兵
曾國藩認為，綠營兵所以缺乏訓練，戰鬥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一是兵餉太低。湘軍餉章對弁兵薪餉的規定是相當優厚的，尤其是營官和統領，連曾國藩都不能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統計其各項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六十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兩，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故王闓運說：“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尤廉將也。”湘軍將領除多隆阿一人外，“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於是，“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這樣，固然調動了湖南農民，尤其紳士、文生的從軍積極性，但同時也為日後籌餉帶來困難。為解決這個矛盾，湘軍采取發半餉的辦法，一般隻發五成餉，欠餉數月以至半年，成為普遍現象，久而久之，形成風氣，士兵亦習以為常。為防止士兵離營，甚至有意拖欠軍餉，或扣下大部分餉銀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歸時進行核算，酌發部分現銀以充川資，其餘部分由糧台發一印票，至湖南後路糧台付清。若士兵擅自離營，欠餉、存餉即被沒收，不再發給。這樣，士兵苦無川資，又戀於餉銀，也就不會輕易離營了。同時，士兵一旦假歸或遣散回家，就能領到一大筆銀兩，對未曾應募入伍的人也可以產生巨大的誘惑力。這樣，曾國藩就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減輕了籌餉的困難，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還能引誘大批農民和書生踴躍應募。
（7）練成了陸師水師兩大主力
湘軍分為水陸兩部。陸師的建立最早應從1853年算起。這年夏天，曾國藩同江忠源商定練勇萬人的計劃，初步確定了湘軍的規模。曾國藩打算編練成軍之後，概交江忠源指揮，以為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軍事資本。這年秋天，又奉創辦水師之命，遂改原定集練陸師萬人的計劃為水陸各五千人，營製亦改為每營五百人。然而，這時湘軍陸師的實際人數已大大超過五千人，因而不得不對現有各營進行縮編。曾國藩提出，鄒壽章、周鳳山、儲玫躬、新化勇各為一營五百人不變，塔齊布、羅澤南各將兩營七百人縮編為一營五百人，王鑫六營約二千二百人縮編為三營一千五百人，其餘遣散。王鑫不服，認為這是曾國藩借故打擊自己，並訴之於駱秉章。駱秉章認為王鑫所募新勇可用，無須遣散。從此，王鑫率營脫離曾國藩，投靠駱秉章的門下。又因羅澤南年歲（四十六歲）較大，不願再次遠征，而湘南地區仍有天地會的活動，亦須留有一定兵力，遂將羅澤南部湘軍留駐衡州。這樣，隨同曾國藩出征的陸師就僅有六營三千人了。恰在這時，平江知縣林源恩投書曾國藩，願充一營官。曾國藩令其募平江勇五百，編為一營。另外，又令朱孫詒、鄒世琦、楊名聲各募一營，湊成十營五千人之數，使湘軍陸師初具規模。湘軍水師的籌建晚於陸師，它是在曾國藩移駐衡州後開始的。清朝綠營水師分為外海和內江兩部分，外海水師駐廣東、福建沿海，內江水師駐長江沿岸各要隘。至鹹豐初年，外海水師尚存，而內江水師久已廢弛。兩湖三江皆無炮無船。偶有少數炮船，亦不過在民船上裝炮而已，實不能作戰。自1852年12月太平軍在益陽、嶽州得民船萬隻，建立水師之後，千船百舸，蔽江而下，千裏長江完全控製在太平軍手中。
1853年太平軍圍攻南昌之初，曾有個名叫黃經的禦史上奏清廷，請飭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練兵，從水上攻擊太平軍。鹹豐皇帝遂批令兩湖、四川照奏執行。命令發到湖南後，駱秉章甚感為難，便以力所不及為由將其擱置起來，不予照辦。及至郭嵩燾赴援南昌，見太平軍駐兵船上，進退自如，往來迅速，感到欲與太平軍爭雄，必先建水師，奪回舟楫之利，遂向江忠源提出籌建炮船的建議。江忠源對此極為重視，馬上上奏清廷，請飭兩湖、四川造船，並由廣東購洋炮千尊，以裝備炮船，興建水師。清廷依議，這年9月再次命令兩湖、四川製造戰船，並令廣東購洋炮五百尊交湖廣、四川，安置船上，順流而下，與下遊水師夾擊太平軍。命令傳到湖南後，曾國藩便與駱秉章商定，以籌建水師自任，這是湘軍籌建水師之始。開始一個階段，既缺資金，又無人才，甚至連適合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到，隻好購買釣鉤、小之類民船加工改造，暫充炮船。這年11月清廷令曾國藩赴援湖北，曾以水勇未練，炮船不齊，予以拒絕，並乘機奏請提取存放長沙的廣東解往江南大營的餉銀四萬兩，以為購炮造船的經費。曾國藩得到這批銀子後，造船的速度便大大加快了。由於湖南無人懂得炮船船式，工匠亦不會造船技術，曾國藩在造船過程中曾遇到很大困難。最初製造大筏以壓風浪，後又仿端午競渡之舟製造戰船，結果均告失敗。後來得嶽州水師守備成名標及廣西候補同知褚汝航，兩人到過廣東，見過廣東水師的戰船。他們告訴曾國藩：廣東水師有拖罟、長龍、快蟹等戰船，那才是真正可以作戰的船隻。於是曾國藩在衡州、湘潭分設船廠兩座，委派成、褚二人為監督，依照廣東式樣，打造戰船。又采納黃冕的建議：添造小戰船一種，名叫“舢板”，以供搜索港汊之用。自鹹豐三年冬到次年春初，湘軍水師編組完成。計水兵五千人，分為十營，每營五百人，擁有快蟹四十艘，長龍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另有拖罟大船一艘，作為大帥坐船。又買釣鉤船一百二十艘，配上大炮五百尊，改為炮船。又雇用民船一百餘條，裝載軍需輜重。這支水軍，七拚八湊總算告成。現在看來，未免幼稚可笑；但在當時，這已是中國曆史上最“現代化”的精銳“海軍”了。水師十營，以褚汝航為總統；陸師也是十營，五千餘人，以塔齊布為先鋒。合計水陸士兵，約一萬七千餘人。這時候的曾國藩，儼然已是獨當一麵的軍事統帥了。
如果沒有太平軍橫掃天下，逼得清帝手忙腳亂，曾國藩作為一介書生，可能最終會作為一位大學問家名世，仕途再暢，也不會立下為後人仰羨的豐功偉業。但是亂世之中，為什麽隻有曾氏能抓住機會，成就一世英名呢？應該說這首先要歸功於他對世事的洞察，對局勢的把握和常人難及的統馭之才。當時鹹豐的諭旨不過是讓他“幫辦團練”，而他卻抓住這個機會，練成了一支善戰之師，我們不能不說，曾國藩的成就是“練”出來的，這個“練”的過程，就是他抓住機會的過程。
（1）從意外辦理團練起家
曾國藩於1853年1月2日（鹹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寄諭，令其協同巡撫辦理湖南團練，鎮壓農民反抗。當時，他剛在兩個月前將母親的棺柩厝置於居室之後，還沒來得及舉行葬禮。接到這個諭旨，不由使他左右為難起來。對地主階級來說，鎮壓這些在太平天國革命鼓舞下即將起來造反的群眾，盡快恢複封建秩序，不能說不是當務之急。既有如此機會，何不出手一試？從這方麵想，曾國藩覺得是應該出山的。但想到另一方麵，又使曾國藩感到難於成事，顧慮甚深。他一怕丁憂期間出來任事受人譏笑；二怕在自己家鄉辦理地方事務，多有不便。不過這還都是次要的，更為主要的是，他痛恨統治階級當權者的腐敗無能和一般地主士紳的軟弱散漫，擔心難以同這些人合作。倘若事事掣肘，處處荊棘，則自己無望成功，有緣受過。與其將來自遺後悔，不如現在就深居不出。想到這些，又使曾國藩神氣沮喪，裹足不前，遂具疏辭謝，陳請終製，準備交張亮基代發。不料就在這時忽然接張亮基的來信，驚聞太平軍攻克武漢的消息，曾國藩的心立刻緊縮起來，深恐太平軍一旦反攻過來，巢穴不保，安身無處。因而心為所動，感到深居山林，亦非亂世良策，又對自己的決定躊躇起來。恰在此時，郭嵩燾受張亮基之托，連夜趕到曾家，敦勸曾國藩出山。郭嵩燾對曾國藩說，你“本有澄清天下之誌，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製也”。這些話正中曾國藩的下懷，隻是難於改口。於是郭嵩燾又去動員曾國藩的父親，曾鱗書亦同意郭的看法，慫恿曾國藩出辦團練。這樣，曾國藩既有保全桑梓的名號，又有父命可秉承，就不怕別人疑其用心，譏其不孝了。因而破釜沉舟決意出山。後來，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解釋自己的這一思想變化說，“大局糜爛至此，不欲複執守製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這些話是基本符合他的實際情況的。這也說明，他在鄉居的幾個月中，思想又深化了一步。他之所以把問題看得那麽難，就是因為他對問題想得比當時的一般人深透得多，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決不是小修小補所能奏效的，因而，不幹則已，幹必從頭做起，放手大幹。曾國藩就是帶著這種拚命直前，不顧一切的情緒投入對農民階級和內部反對派的鬥爭的。1853年1月25日，曾國藩和郭嵩燾一起從家鄉動身前往長沙。途經湘鄉縣城時，又特意會見了朱孫詒、羅澤南、劉蓉、王鑫等人。他們剛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征調湘鄉練勇一千人赴省守衛的紮飭，便與曾國藩一同啟程，1月30日趕到長沙。這些人也就成為曾國藩辦理團練、訓練湘軍的最初班底。
（2）打造一支可以倚仗的鐵軍
太平軍離開湖南後，湖南原有駐軍大部分跟向榮一起尾追而去，因而造成湖南省城長沙和全省各地兵力空虛的局麵。對於這種狀況，曾國藩深感憂慮，一方麵害怕太平軍重新打回來，攻打長沙，本省無力防守；一方麵又怕群眾起來造反，省城與各縣無兵可派。針對上述情況，曾國藩采取了三種對策。曾國藩認為，對付集中而強大的太平軍，必須有一支凶悍敢戰的軍隊。有了它，太平軍返回湖南，可以據城抵抗，守衛“桑梓”；太平軍不來湖南，則可以出省作戰，主動進攻。而這支軍隊的來源，不外兩個途徑，一是從外省調撥，一是自己募勇訓練。從當時情況看，第一種辦法是行不通的。各省既已自顧不暇，何有兵力支援別省？況且，即使費盡氣力拚湊一些，也不一定頂用。因而，最好的辦法還是集勇訓練，自己解決。湖南巡撫張亮基早已想到了這一點，並且在此之前已劄調湖南一些府、縣的練勇來省城助守。曾國藩帶領湘鄉練勇趕到長沙時，各縣練勇也陸續趕到，其中主要有新寧縣的楚勇、辰州府的辰勇、寶慶府的寶勇、瀏陽縣的瀏勇、瀘溪縣的瀘溪勇等。曾國藩還就如何辦理團練和集訓練勇的問題與張亮基進行過討論。曾國藩認為，“團練保衛鄉裏，法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餉於官，緩急終不可恃。”因而提出將所調各縣練勇改為募勇，訓練成軍，用以對抗太平軍和鎮壓本省各地會黨活動。張亮基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遂將調集省城的各縣團練武裝改為官勇，由湖南巡撫和團練大臣負責指揮，發糧餉。當時曾國藩稱湖南官勇為“大團”。他到達省城的第二天就在征得張亮基的同意後，發出了他早已擬好的奏折。曾國藩在奏折中說，太平軍既破武昌，就有重回湖南的可能，長沙為省城重地，不能不嚴加防守。現在湖南兵力空虛，長沙防禦薄弱，而鄰近各省又無兵可調，因於湖南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1853年1月曾國藩初到長沙時，張亮基所調各縣練勇除湘勇外，還有楚勇、瀏勇、瀘溪勇、辰勇、寶勇等，其後楚勇、瀘溪勇均在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廣總督時全部帶走，辰勇、寶勇交由塔齊布教練，實際上由曾國藩直接訓練的隻有湘勇。曾國藩最初帶往長沙的湘勇隻有一千零八十人，分為三營，中營由羅澤南管帶，左營由王鑫管帶，右營由鄒壽章管帶。1853年夏湘勇已增募至八營兩千七百人，羅澤南率領三營一千人赴援江西，王鑫率一營前往衡山、桂東、興寧一帶鎮壓會黨，鄒壽章率一營去瀏陽守卡，防止太平軍由江西進入湖南。這樣，曾國藩身邊便隻有新募的新化勇三營一千多人了。於是，他便對這批新勇進行嚴格訓練。曾國藩對付個別群眾和小股會黨反抗活動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體辦法是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和捆送形跡可疑、眉眼不順之人，或批令各縣就地處決，或送往省城交他訊辦。當時政局動蕩，天下大亂，一般地主富戶都不敢公開同貧民、會黨作對，各地肯於出麵辦理團練的，多是為惡一方的土豪劣紳。他們平時武斷鄉曲，魚肉百姓，一旦辦起團練，就更是無法無天，成為當地的土皇帝，他為了迅速地把各地農民的反抗活動鎮壓下去，就大張紳權，積極扶植這幫反動派，用以對付貧苦農民和會黨群眾。
（3）在排擠和譏諷中求發展
曾國藩練勇，除每日進行軍事訓練外，還規定三、八兩日進行政治訓練，其具體辦法是由曾國藩親自對兵勇訓話，重點是紀律教育和為人處世之道。從1853年5月起，又通過塔齊布傳令營兵會操，並與練勇一起聽取政治訓話，雖盛夏亦無一日之間斷。綠營將驕兵惰，一向蔑視團練，輕視文官。在他們看來，曾國藩以團練大臣令他們與練勇會操，簡直是一種汙辱。結果，令出之後，惟塔齊布獨領所部前往，其餘駐長沙各營，不僅拒絕會操，還指責塔齊布諂事曾國藩，群起而攻之。曾國藩聞之，遂以平日惰於操練、戰時臨陣退避為由參劾德清。德清不服，前赴湖南提督鮑起豹處訴冤，並反控曾國藩六月操兵為虐士，塔齊布與練勇會操為破壞營製。鮑起豹遂揚言，盛夏操兵乃虐待軍士，敢有違令操演者軍棍從事。塔齊布聞之畏懼，從此再不敢領營兵前去會操，湖南司道官員見此情景心中暗喜，以為是對好事者應有的懲戒。在這種氣氛下，綠營兵就更加氣焰囂張，肆無忌憚。不久，鮑起豹的提標兵（又稱永順兵）與塔齊布統帶的辰勇因賭博發生鬥毆，提標兵鳴號列隊，準備討伐辰勇。曾國藩欲殺一儆百，稍抑綠營兵這種怯於戰陣而勇於私鬥的風氣，遂移谘提督，指名索捕肇事士卒。鮑起豹非常氣憤，故意大肆張揚，公然將肇事者捆送曾國藩公館。提標兵群情洶洶，散滿街市，先去圍攻塔齊布，毀其居室，塔齊布匿於草中幸免喪命。接著，又於當晚衝進曾國藩的團練大臣公館，槍傷隨身親兵，幾乎將他擊中。曾狼狽萬狀，隻得向駱秉章求援。曾國藩的公館就設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內，中間僅一牆相隔，事情鬧到這般地步，近在咫尺的駱秉章竟裝聾作啞，坐觀事態的發展，直待曾國藩前去打門，方才故作驚訝，出麵解圍。駱秉章一到便給肇事者親自鬆綁，並向其賠禮道歉，而對備受屈辱的曾國藩卻無一語相慰。事過之後，駱秉章對永順兵和鮑起豹亦無追究彈劾之詞，永順兵事件遂不了了之。
（4）以統一的標準、嚴格的要求募兵求將
經過多次打擊和挫折，曾國藩愈益感到綠營兵的腐敗不可用，從而更加堅定了另起爐灶、重建新軍的決心。曾國藩募兵求將時，他所要求的兵是：須擇技藝爛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麵而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說過：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遊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曾國藩在初募湘軍時，每天坐在招募處，看到黑腳杆而又不好說話的鄉下人，便連聲說“好、好”，表示可以選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說話的人，則“唔、唔”兩下，表示不可選上。因此湘軍士兵，幾乎無一不是黑腳杆的農民。這些樸實的農民，既能吃苦耐勞，又能忠勇，一上戰場，則父死子代，兄仆弟繼，義無反顧。有兵如此，怎麽會不打勝仗呢？選兵如此，曾國藩對於帶兵官的選擇，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選將的標準有四：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逐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過於求全，而苟缺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另方麵，曾國藩還有一個選將標準，就是不用喜歡愛說話的人。他說：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動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湘軍曆來不喜善說話之將。在訓練上，曾國藩仿戚繼光治兵成法，逐日訓練，陣法技擊，無不演習，至少操練兩個月。凡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都陸續淘汰。最重要的還是精神訓練。曾國藩說：“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適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複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與張石卿製軍書》）曾國藩選擇營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說：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而後可以言戰也。（《致江氓樵書》）隻有精神還不夠，還要有物質的條件，曾國藩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恤銀六十兩。比綠營的餉銀差不多加了一倍。由於曾國藩帶兵簡直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般地誠信感孚，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亦視長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精神。
（5）變“兵為國有”為“兵為將有”
曾國藩的湘軍士氣民心較為高旺，這是他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輸後所發生的效果。其他各省，雖然也辦團練，也募鄉兵，但因他們並不知道注重教育與訓練，而長官與士兵之間又缺乏親愛精誠的感情基礎，所以終歸仍是無用的贅疣而已。明了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當可知道，湘軍之成功，應歸於曾國藩的“精誠感召”與“正確領導”。後人推崇他軍事學方麵的修養，亦即是由此而來的。曾國藩除了以儒家精神選兵、練兵外，還從組織上保證了湘軍的穩定性與戰鬥力。他摒棄了以往綠營軍的世襲兵製，改以募兵製，以隨著形勢的變化和需要隨時增減或裁撤部隊。同時，將“兵為國有”變為“兵為將有”。為了加強對士兵的控製和湘軍內部的團結，曾國藩又在兩個方麵作出了努力：一是加強各級軍官的權力，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士兵絕對服從軍官；一是募勇的地域原則和私人情誼至上的原則。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這樣，士卒由私人關係轉相招引，軍官則憑個人好惡任免，官與官之間也靠同鄉、同事、師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維係，遂形成湘軍各樹一幟，各護其長的風氣，久而久之，逐漸變成一支軍閥武裝。
（6）根據情勢以厚餉養兵
曾國藩認為，綠營兵所以缺乏訓練，戰鬥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一是兵餉太低。湘軍餉章對弁兵薪餉的規定是相當優厚的，尤其是營官和統領，連曾國藩都不能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統計其各項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六十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兩，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故王闓運說：“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尤廉將也。”湘軍將領除多隆阿一人外，“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於是，“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這樣，固然調動了湖南農民，尤其紳士、文生的從軍積極性，但同時也為日後籌餉帶來困難。為解決這個矛盾，湘軍采取發半餉的辦法，一般隻發五成餉，欠餉數月以至半年，成為普遍現象，久而久之，形成風氣，士兵亦習以為常。為防止士兵離營，甚至有意拖欠軍餉，或扣下大部分餉銀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歸時進行核算，酌發部分現銀以充川資，其餘部分由糧台發一印票，至湖南後路糧台付清。若士兵擅自離營，欠餉、存餉即被沒收，不再發給。這樣，士兵苦無川資，又戀於餉銀，也就不會輕易離營了。同時，士兵一旦假歸或遣散回家，就能領到一大筆銀兩，對未曾應募入伍的人也可以產生巨大的誘惑力。這樣，曾國藩就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減輕了籌餉的困難，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還能引誘大批農民和書生踴躍應募。
（7）練成了陸師水師兩大主力
湘軍分為水陸兩部。陸師的建立最早應從1853年算起。這年夏天，曾國藩同江忠源商定練勇萬人的計劃，初步確定了湘軍的規模。曾國藩打算編練成軍之後，概交江忠源指揮，以為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軍事資本。這年秋天，又奉創辦水師之命，遂改原定集練陸師萬人的計劃為水陸各五千人，營製亦改為每營五百人。然而，這時湘軍陸師的實際人數已大大超過五千人，因而不得不對現有各營進行縮編。曾國藩提出，鄒壽章、周鳳山、儲玫躬、新化勇各為一營五百人不變，塔齊布、羅澤南各將兩營七百人縮編為一營五百人，王鑫六營約二千二百人縮編為三營一千五百人，其餘遣散。王鑫不服，認為這是曾國藩借故打擊自己，並訴之於駱秉章。駱秉章認為王鑫所募新勇可用，無須遣散。從此，王鑫率營脫離曾國藩，投靠駱秉章的門下。又因羅澤南年歲（四十六歲）較大，不願再次遠征，而湘南地區仍有天地會的活動，亦須留有一定兵力，遂將羅澤南部湘軍留駐衡州。這樣，隨同曾國藩出征的陸師就僅有六營三千人了。恰在這時，平江知縣林源恩投書曾國藩，願充一營官。曾國藩令其募平江勇五百，編為一營。另外，又令朱孫詒、鄒世琦、楊名聲各募一營，湊成十營五千人之數，使湘軍陸師初具規模。湘軍水師的籌建晚於陸師，它是在曾國藩移駐衡州後開始的。清朝綠營水師分為外海和內江兩部分，外海水師駐廣東、福建沿海，內江水師駐長江沿岸各要隘。至鹹豐初年，外海水師尚存，而內江水師久已廢弛。兩湖三江皆無炮無船。偶有少數炮船，亦不過在民船上裝炮而已，實不能作戰。自1852年12月太平軍在益陽、嶽州得民船萬隻，建立水師之後，千船百舸，蔽江而下，千裏長江完全控製在太平軍手中。
1853年太平軍圍攻南昌之初，曾有個名叫黃經的禦史上奏清廷，請飭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練兵，從水上攻擊太平軍。鹹豐皇帝遂批令兩湖、四川照奏執行。命令發到湖南後，駱秉章甚感為難，便以力所不及為由將其擱置起來，不予照辦。及至郭嵩燾赴援南昌，見太平軍駐兵船上，進退自如，往來迅速，感到欲與太平軍爭雄，必先建水師，奪回舟楫之利，遂向江忠源提出籌建炮船的建議。江忠源對此極為重視，馬上上奏清廷，請飭兩湖、四川造船，並由廣東購洋炮千尊，以裝備炮船，興建水師。清廷依議，這年9月再次命令兩湖、四川製造戰船，並令廣東購洋炮五百尊交湖廣、四川，安置船上，順流而下，與下遊水師夾擊太平軍。命令傳到湖南後，曾國藩便與駱秉章商定，以籌建水師自任，這是湘軍籌建水師之始。開始一個階段，既缺資金，又無人才，甚至連適合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到，隻好購買釣鉤、小之類民船加工改造，暫充炮船。這年11月清廷令曾國藩赴援湖北，曾以水勇未練，炮船不齊，予以拒絕，並乘機奏請提取存放長沙的廣東解往江南大營的餉銀四萬兩，以為購炮造船的經費。曾國藩得到這批銀子後，造船的速度便大大加快了。由於湖南無人懂得炮船船式，工匠亦不會造船技術，曾國藩在造船過程中曾遇到很大困難。最初製造大筏以壓風浪，後又仿端午競渡之舟製造戰船，結果均告失敗。後來得嶽州水師守備成名標及廣西候補同知褚汝航，兩人到過廣東，見過廣東水師的戰船。他們告訴曾國藩：廣東水師有拖罟、長龍、快蟹等戰船，那才是真正可以作戰的船隻。於是曾國藩在衡州、湘潭分設船廠兩座，委派成、褚二人為監督，依照廣東式樣，打造戰船。又采納黃冕的建議：添造小戰船一種，名叫“舢板”，以供搜索港汊之用。自鹹豐三年冬到次年春初，湘軍水師編組完成。計水兵五千人，分為十營，每營五百人，擁有快蟹四十艘，長龍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另有拖罟大船一艘，作為大帥坐船。又買釣鉤船一百二十艘，配上大炮五百尊，改為炮船。又雇用民船一百餘條，裝載軍需輜重。這支水軍，七拚八湊總算告成。現在看來，未免幼稚可笑；但在當時，這已是中國曆史上最“現代化”的精銳“海軍”了。水師十營，以褚汝航為總統；陸師也是十營，五千餘人，以塔齊布為先鋒。合計水陸士兵，約一萬七千餘人。這時候的曾國藩，儼然已是獨當一麵的軍事統帥了。
如果沒有太平軍橫掃天下，逼得清帝手忙腳亂，曾國藩作為一介書生，可能最終會作為一位大學問家名世，仕途再暢，也不會立下為後人仰羨的豐功偉業。但是亂世之中，為什麽隻有曾氏能抓住機會，成就一世英名呢？應該說這首先要歸功於他對世事的洞察，對局勢的把握和常人難及的統馭之才。當時鹹豐的諭旨不過是讓他“幫辦團練”，而他卻抓住這個機會，練成了一支善戰之師，我們不能不說，曾國藩的成就是“練”出來的，這個“練”的過程，就是他抓住機會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