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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欲成大事必須要有真本領
曾國藩讀書求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經世”，從個人角度講為了建功立業，從國家角度講為了拯救時局，所以曾國藩的苦學不是死學，更不是毫無目的地瞎學，而是直接為了“成大事”這一目標服務，並為此修煉一身治國治軍的真本領。
（1）以安民歌收複人心
曾國藩以文荷道的理念，使他成為桐城學派一杆旗幟。他不但撰寫慷慨激揚之文字，以求荷道之本心，還自撰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收複人心。當曾國藩的湘軍還沒有練成時，太平軍又大軍壓境，湖南人心浮動，四處亂逃，如果老百姓逃光了，還有什麽兵可練，什麽仗可打呢？曾國藩見了這個局麵，深知安民第一重要，乃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派人四處張貼，又派了許多人去各地勸慰百姓，不要亂逃亂跑，果然收效甚大，人心一時大定。這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是：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們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隻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
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俱嗷嗷。
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
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響。
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
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難帶一根毛。
走出門來無室住，躲在山中北風號。
夜無被鋪床板凳，日無鍋甑切菜刀。
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
隻為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
茶陵遭州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徙。
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將“文以荷道”落實在具體的行為上，是曾國藩有別於一般“大學問”家的特殊之處。湘軍訓練手本，就是曾國藩自擬的愛民歌。這首《莫逃走》的民歌，是一首白話詩，也就是當時最流行的蓮花鬧歌詞，深入淺出，富於情趣，它又是湘軍的識字教本。曾國藩每日隻教一句二句，令其先識字，後識義，循環複習，身體力行，因此湘軍紀律較好，曾國藩致函胡林翼：“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又嚐自稱：“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泣杜鵑之血”。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孔學為主流，在其兩千年的曆史演變中曾表現為由原始儒學而漢唐經學；由漢唐經學而宋明理學。他們各自有過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們先後替代，顯示了各自的別有意蘊。
（2）講求經世之學
曾國藩崇尚程朱理學，但並無門戶之見。他出入於漢學和宋學之間，由漢學以通“經”，由宋學以通“理”。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他對儒學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一方麵，他在吸取眾家所長的過程中，看到了不同意蘊中的本來價值。因此，“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這其中包含著曾國藩有意於超越漢唐宋明，去追溯原始儒學的趨向。這使得曾國藩在晚清諸多理學家中，帶有幾分“改革”的色彩。他對高談“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學作了新的闡發，使理學與原始儒學的經世思想相結合，為這門在康乾以來陷於封閉的政治哲學——衰微理學注入了某種活力，從而適應了“同治中興”的需要。曾國藩雖然“一宗宋儒”，卻把“經濟”之學明確地作為孔門學說中不可缺乏的獨立門類，講求經世之學。他一變理學家的傳統，拋棄了理學隻講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風，不僅大力發揮理學維係封建綱常的作用，而且特別注重恢複理學的經世功能。曾國藩在“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基礎上，將唐鑒等理學家三種學科的分類，即義理、考核、文章，改為四種，即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他指出：為學之術有四：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語言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之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國藩將經濟之學作為孔門政事之科，目的是為了轉移世風，力圖使傳統文化更有效地服務於政治和社會。為此，他一生不尚虛文。
“荷道”、“經世”是曾國藩學文求理的目的所在。他的經學思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實用性，而不是圍著經書轉、從經書到經書那種書齋式的和學究式的。這是他的經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特點。這個特點根源於曾國藩的效忠封建王朝的鮮明立場。這個特點決定著曾國藩主要不是經學家，而主要是政治家。單就他的思想而言是如此，若就他一生的整個活動而言，自然更是如此。
§§第二章 終生在自省與自律中度過
（1）以安民歌收複人心
曾國藩以文荷道的理念，使他成為桐城學派一杆旗幟。他不但撰寫慷慨激揚之文字，以求荷道之本心，還自撰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收複人心。當曾國藩的湘軍還沒有練成時，太平軍又大軍壓境，湖南人心浮動，四處亂逃，如果老百姓逃光了，還有什麽兵可練，什麽仗可打呢？曾國藩見了這個局麵，深知安民第一重要，乃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派人四處張貼，又派了許多人去各地勸慰百姓，不要亂逃亂跑，果然收效甚大，人心一時大定。這首《莫逃走》的安民歌是：
眾人謠言雖滿口，我們切莫亂逃走！
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
隻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
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俱嗷嗷。
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
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響。
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
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難帶一根毛。
走出門來無室住，躲在山中北風號。
夜無被鋪床板凳，日無鍋甑切菜刀。
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
隻為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
茶陵遭州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徙。
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
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
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將“文以荷道”落實在具體的行為上，是曾國藩有別於一般“大學問”家的特殊之處。湘軍訓練手本，就是曾國藩自擬的愛民歌。這首《莫逃走》的民歌，是一首白話詩，也就是當時最流行的蓮花鬧歌詞，深入淺出，富於情趣，它又是湘軍的識字教本。曾國藩每日隻教一句二句，令其先識字，後識義，循環複習，身體力行，因此湘軍紀律較好，曾國藩致函胡林翼：“鄙人乃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又嚐自稱：“說法點頑石之頭，苦口泣杜鵑之血”。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孔學為主流，在其兩千年的曆史演變中曾表現為由原始儒學而漢唐經學；由漢唐經學而宋明理學。他們各自有過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們先後替代，顯示了各自的別有意蘊。
（2）講求經世之學
曾國藩崇尚程朱理學，但並無門戶之見。他出入於漢學和宋學之間，由漢學以通“經”，由宋學以通“理”。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他對儒學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一方麵，他在吸取眾家所長的過程中，看到了不同意蘊中的本來價值。因此，“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這其中包含著曾國藩有意於超越漢唐宋明，去追溯原始儒學的趨向。這使得曾國藩在晚清諸多理學家中，帶有幾分“改革”的色彩。他對高談“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學作了新的闡發，使理學與原始儒學的經世思想相結合，為這門在康乾以來陷於封閉的政治哲學——衰微理學注入了某種活力，從而適應了“同治中興”的需要。曾國藩雖然“一宗宋儒”，卻把“經濟”之學明確地作為孔門學說中不可缺乏的獨立門類，講求經世之學。他一變理學家的傳統，拋棄了理學隻講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風，不僅大力發揮理學維係封建綱常的作用，而且特別注重恢複理學的經世功能。曾國藩在“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基礎上，將唐鑒等理學家三種學科的分類，即義理、考核、文章，改為四種，即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他指出：為學之術有四：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語言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之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國藩將經濟之學作為孔門政事之科，目的是為了轉移世風，力圖使傳統文化更有效地服務於政治和社會。為此，他一生不尚虛文。
“荷道”、“經世”是曾國藩學文求理的目的所在。他的經學思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實用性，而不是圍著經書轉、從經書到經書那種書齋式的和學究式的。這是他的經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特點。這個特點根源於曾國藩的效忠封建王朝的鮮明立場。這個特點決定著曾國藩主要不是經學家，而主要是政治家。單就他的思想而言是如此，若就他一生的整個活動而言，自然更是如此。
§§第二章 終生在自省與自律中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