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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不愉快的插曲
1第一次以色列—埃及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並不是有計劃產生的。1974 年1 月，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著一份新的軍隊脫離接觸的計劃來到華盛頓，他建議由美國國務卿親自把這個計劃呈交給薩達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薩達特的冬天住處阿斯旺，埃及總統也提出一個建議：與其把問題交給日內瓦談判小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東從中斡旋，以加快推進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暫訪問返回阿斯旺後，一種新的外交風格誕生了。“歡迎你們登上在埃以之間穿梭的飛機！”興高采烈的約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開始時脫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隨後的兩年裏，基辛格為四輪重要談判而11次訪問中東。
基辛格決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給日內瓦處理第一輪西奈脫離接觸會談。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把蘇聯人排除在這次行動之外。當然，他也承認“這裏麵無疑包含著一種虛榮心”。他不願意放棄外交主動權，主要出於雙重考慮：一是相信沒人幹得跟他一樣好；二是害怕有人幹得跟他一樣好。
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給基辛格的軍隊脫離接觸計劃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軍隊撤到蘇伊士運河以東20公裏，將建立一個10公裏的聯合國緩衝區分隔雙方部隊。每一方應劃出縱深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
薩達特決不會同意這筆交易，因為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區。但這都好商量。薩達特比他的將軍和以色列內閣更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照這個路子商討達成協議，將標誌著以色列自1956年以來第一次從它占領的重要領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驚的是，薩達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達揚建議的以色列的前沿線。他所不同意的是達揚計劃隻允許埃及在運河以東保留兩個營，他認為這是對占領那一地區的軍隊的侮辱。他要保留10個營和一些坦克。但薩達特將接受基辛格所能爭取到的任何數目——當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麵對的是他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親密朋友伊加爾·阿隆領導的談判小組。這位以色列副總理希望基辛格跟薩達特還價還到5至6個營。令人稱奇的是，阿隆和薩達特跟基辛格說話時好像都把他當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個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說。
“如果他們堅持10個營，我們堅持6個營，也許8個吧。”阿隆說。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個小一點的數目放在妥協的前麵是愚蠢的。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個營，就說8個好了。“如果這件事拖得太久的話”，基辛格警告道，“他（薩達特）的顧問會轉而反對它的。”
薩達特接受了這個數目。但他不願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認的國家一塊舉行協議簽字儀式。基辛格出了個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別把協議條款寫進給美國的信中，由美國向雙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國建議”的信讓他們簽字。這種形式很繁瑣，但行得通。
當基辛格帶著幾乎是最後協議的文本來到薩達特處，薩達特未加思索地決定口授一封信給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這使得他成為第一個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聯係的埃及現代領導人。
“當我談到和平的時候，我是言出必行。”薩達特在給梅厄的信中寫道，“我們過去從未進行過聯絡。我們現在有基辛格博士幫忙，我們可以通過他進行對話。”
果爾達·梅厄正患有嚴重的帶狀皰疹，一星期沒有出家門。當基辛格到達以色列時，那裏下著10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雪。基辛格靠軍車開道才抵達梅厄的住宅。他給她念了薩達特的信。
“這是件好事”，她簡潔地說，“他為什麽要這樣做？”隨後，她寫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達她的和平願望外，還高度讚揚了基辛格。“很幸運，我們擁有我們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隨時準備為和平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脫離接觸協定的最後幾項已被接受。協定將由埃及、以色列軍隊司令在101公裏處簽字。基辛格已回到薩達特的夏天住處阿斯旺，薩達特剛剛讀完梅厄的信，一個助理走進來說簽字儀式已經完畢。“我要脫掉軍服”，薩達特宣布，“除了慶祝儀式我再也不會穿它了。告訴她這就是我的答複。”
那天下午，尼克鬆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這個協議，這總算使他從國內的痛苦深淵中抬起頭喘口氣，盡管大部分榮譽仍舊歸在基辛格的名下，據民意測驗結果，85%的美國人認為基辛格幹得不錯，自從有這項民意測驗以來，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得到過如此高的讚揚。兩家以色列報紙在頭版把他描繪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現大型的群眾歡慶場麵；在敘利亞，公眾的仇視情緒已轉變成一種秘密願望：希望他們的國家列入基辛格下一個議事日程安排之中。
隻有從莫斯科傳來了一片指責聲。在一份給尼克鬆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國無視過去達成的諒解，即美國在處理中東問題時應與蘇聯聯合行動。對基辛格來說，這個哀傷的指責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賀。
基辛格在中東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賞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麽必要或有什麽可能達成解決像巴勒斯坦問題這種基本爭端的全麵中東協議。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領土地，勸誘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確保邊境安全的權利。就這樣，他靠這種一步一步的談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結果。
與那種客觀估量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東充分利用他與政治家的友誼來達到談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種私人關係”，以色列原國防部長伊紮克·拉賓說，“一種很親密的關係，迫使別人為他幫忙。”
這在中東是很適用的，因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態除了好討價還價之外，就是喜歡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賞這種在討價還價中發展起來的友誼。“他骨子裏是個希伯來人。”一位研究中東的學者說。
他發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關係。基辛格常常用一種肅然起敬的口氣把薩達特說成是“先知”。除了周恩來，沒有一個他接觸的國家領導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濃厚的感情。
有一次，薩達特把他領到別墅的熱帶花園裏，在一顆芒果樹下，薩達特親了他。“你不僅是我的朋友”，薩達特說，“你是我的兄弟。”吃了一驚的基辛格隨後告訴記者，“以色列人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為他們沒有親我。”
基辛格與果爾達·梅厄的關係則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誌堅強的猶太母親和她飛黃騰達的不孝之子之間的關係。“果爾達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問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會的。”他們向他保證，但他們也承認關係頗有一觸即發之勢。
盡管果爾達一會兒叫基辛格氣得發瘋，一會兒叫他垂頭喪氣，基辛格對她還是懷有感情的，因為他理解她對她的每一個公民的生命安全所懷有的關切之情，因為他理解她對以色列的生存所持有的獻身精神。對這一點，作為猶太人的他決不會置身事外。
1974年梅厄最後的官方舉動是為基辛格舉辦了一個招待會。在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中，基辛格狠狠地親了梅厄一下，這個吻比他給與薩達特和從薩達特那兒得到的要大得多。“我知道”，她說，“你從不親女人。”
基辛格與伊加爾·阿隆，以色列副總理、以方主要談判代表的關係既親密又緊張。基辛格對他懷有深厚的感情，基辛格曾試圖跟埃及外交部長伊斯梅爾·法赫米套近乎，但卻沒有成功。“他假裝是和平締造者和調解人，實際上總是在為以色列謀取利益”，法赫米後來談到基辛格時說，“考慮到他自己是個猶太人，這一點也不奇怪。”
法赫米最厭惡的是基辛格的兩麵派行為。“他總是咒罵以色列人，常常取笑以色列領袖來使我們相信他是我們這一邊的，並以此來掩蓋他的偏心眼，”他說，“不幸的是，隻有薩達特吃他這一套。”
好多跟基辛格打過交道的人都指責他口是心非。基辛格確實是個很狡猾的人，他善於用自己的話、行為、玩笑、風格去迎合他的談話者。在敘利亞，他譏諷地稱果爾達·梅厄為“以色列小姐”；在以色列，他拿阿薩德開粗俗的玩笑，還模仿沙特阿拉伯國王如何就共產主義和猶太主義之間的聯係大放厥詞。
但基辛格的狡猾還在於他避開赤裸裸的兩麵派行為。他用詞很講究，從不撒謊，隻是掩蓋一些真相，使人產生誤解。“但這不能算是欺詐行為。”他過後說。
詹姆斯·施萊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對頭，對基辛格這些做法特別反感。他甚至認為這與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關。“亨利的欺詐風格在歐洲不會像在這兒一樣受到責難”，施萊辛格說，“過分玩弄權術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不吃香。”
“亨利沒有意識到的是阿拉伯領導人好互通傳聞。”施萊辛格補充道。其實，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這一點。但他喜歡做變色龍，對不同的聽眾變化出不同的顏色，並企圖用詆毀另一個人的方式討這個人的歡心，這不僅僅是一種談判技巧，也是一種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兒采取的風格與他在白宮和華盛頓晚宴上采取的風格毫無二致。
前任國務卿授權讓人家辦事的時候多，親自出馬的時候少，基辛格則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門的決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華盛頓的副國務卿無權作主。這樣一來，國務院實際上是基辛格上哪兒，它上哪兒。基辛格的指揮部設在一架名叫“薩姆—86970”的波音707飛機上，它曾被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作為“空軍一號”使用過，機上裝有一個由兩位技術軍士操縱的大型電子控製台，能與世界各地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有些天，二百多封電報往返於他的飛機。每次停下來，8輛裝得滿滿的大卡車把文件從飛機運到賓館。《華盛頓郵報》稱這為“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團。”基辛格也稱他的波音707飛機為飛行中的國務院。
早在基辛格還隻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認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斷想點子讓他處理掉等著他簽署的堆積如山的文件。過去，他們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標明由索南費爾特批閱的字樣，因為這肯定會誘使他抓起文件仔細閱讀，現在除了這一招外，他們還在他們需要他批閱的重要決定備忘錄標上“慶賀電報”、“斯考克羅夫特與總統的對話”，引誘他翻閱。
他所擔任的責任之多，任務之重，就連管理行家也會感到應接不暇，何況基辛格並不善於管理。他討厭委托別人幹，下達的命令既不明確也不決斷，弄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不嚴格遵守時間表，好向下屬發泄不滿，一點不想掩蓋自己對官僚機構所持有的蔑視態度。當他開始為談判無限度地四處奔走時，這些管理缺陷進一步地暴露出來，尤其是他隻帶上像伊格爾伯格和洛德這樣的高級官員，而把副國務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邊。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顯露出來的才華掩蓋了他管理方麵的無能。
他善於用令人信服的、極其生動的語言向埃以雙方描繪失敗的可怕後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猶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有可能橫插一腳，一旦美國公眾厭倦了，以色列就將在沒有美國空投的情況下戰鬥。反過來，他告訴薩達特：如果戰爭爆發，五角大樓決不會放過你。
因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讓步，基辛格從曆史的角度生動形象地分析著局勢，設想出一個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動亂和被世界遺棄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談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觀主義論調的仿真詞典。當他稱這一進程是“自殺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難。“不可能”可譯為“不太可能”。“困難的”意味著“有成果的”。當他說：“我來看看我能做什麽”，這個意思是“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妥協，隻是沒告訴你們罷了”。
除了威脅恫嚇之外，他還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蘿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裏，他許諾美國將進行技術投資。第一個脫離接觸協定簽字後，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國核電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輪會談破裂，基辛格認為是以色列的錯，則要求國防部長施萊辛格減慢給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這正中施萊辛格的下懷，他以書麵的形式下達了這個命令。伊加爾·阿隆在戴維營向他過去的老師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認這是在施加壓力。他向阿隆保證，外交分歧和武器運輸之間沒有聯係。阿隆非常清楚美國這樣做是衝著協定未達成而來的，麵對基辛格的狡辯，他又驚又怒。但這方法很有效，下一輪談判中，以色列馴服多了。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結束對耶路撒冷訪問之際，他悄悄撇下記者，瞻仰了為紀念死於納粹之手的600萬猶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他本意並不想去那兒，但以色列官員請求每個來訪的國家領導人都這樣做，他也不例外。雖然基辛格，一個從菲爾特逃出來的難民沒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殺是什麽，但有些以色列人認為這位國務卿先生有必要上這堂課，他們認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麽人，是什麽出身。
在參觀雅德·瓦森期間，基辛格表現出對自己身份所懷有的矛盾心態。一家以色列報紙報道：他隻是不情願地去了那裏，並且快速走過那些柱形紀念碑。20分鍾後，他看看表，悄悄地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說：“我們什麽時候離開這兒？”但他的以色列東道主並不想縮短參觀時間，或設法變哀思為快意。以色列官員告訴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爾特刻在顯眼處，他還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殺親戚姓名在上麵的書。
帶著亞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來。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過後說——“心碎了”。淒風苦雨抽打著山側的紀念碑，哀悼祈禱文在空中回蕩，基辛格低下頭，默哀良久才離去。陪同他的一個官員說他好像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但基辛格過後回憶說，他是借此機會獨自回顧一下他自己的過去，曆史的冷酷無情，以及人類在政治家的活動中所承受的風險。
作為美國第一位猶太人國務卿，基辛格不得不麵對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鬆在與埃及外長伊斯梅爾·法赫米私下會麵時，稱基辛格為“我的猶太夥計”。
有關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話題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猶太人，但事實是這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他在70年代早期告訴一位猶太朋友。“美國給了我一切。一個家，一個學習機會和謀取高職的機會。我不知道其他猶太人想要我成為什麽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國人。”
他從軍隊回來後就不再做禮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萊辛格，他從不拒絕猶太教，而施萊辛格一家已蛻變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對猶太人的態度常常能從他的幽默中反映出來。他的玩笑總是針對原諒以色列一切罪惡的“我的教友”對他施加的壓力，得知以色列人違背停火協議、包圍埃及第三集團軍後，氣頭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機處理會議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來就是猶太人，我肯定是個反希伯來分子。”在另一個盛怒的場合，他脫口而出：“任何一個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錯了什麽事。”
基辛格的猶太身份使他在與尼克鬆交往中處處覺得矮人一等。他不想這樣，“但尼克鬆就是要他有這種感覺。”埃爾希曼說。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鬆對猶太人的偏見。有一陣子，他告訴索南費爾特或霍爾珀林，他不想要他們參加會議是害怕露麵的猶太人太多。
盡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內心深處，他視以色列的生存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會是它最堅定的衛士。同樣，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毀滅的路上邁步，他又是最著急的批評者：“作為一個在大屠殺中喪失13位親人的猶太人，我怎麽會背叛以色列？”他告訴猶太領導人。
1973年10月“贖罪日戰爭”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以阿拉伯國家為首把原油價格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並削減了5%的產量。10月19日，尼克鬆要求國會撥款22億美元作為給以色列的一攬子援助，使它可以為空運去的軍事裝備付款，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應，沙特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實行全麵石油禁運。
石油禁運對國內產油的美國來說影響不大，但減產和石油價格的提高在石油消費國導致了一場真正的危機。12月23日石油輸出國會議上，伊朗國王把價格抬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每桶11.65美元，幾乎是10月上旬的4倍。
幾乎有10年時間，日本和西方盟國陷入通貨膨脹、經濟停滯的困境。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新價格超過了他們從各種渠道得到的外援的總和，並且這些外援很快就被迫取消了。
“保護我”，尼克鬆對伊朗國王說。好大喜功的伊朗國王滿口答應。美國在這筆交易中要付出的是無限製地向這個石油富有國出售任何武器。五角大樓曾警告說伊朗已購買了他的軍隊消化不了的太多的先進武器。但出於政治原因，五角大樓的意見被否決了。
基辛格也竭力促使美國向伊朗出售任何它想要的武器，伊朗國王興奮地稱基辛格為“最聰明的美國人”。
但購買武器的高額經費從哪兒開支呢？伊朗國王提出美國購買伊朗石油作為戰略儲備，尼克鬆很不明智的回絕了。伊朗隻得借支持埃及、敘利亞為名抬高石油價格，償還購買武器的債務。
即將成為財政部長的石油大亨威廉·西蒙在1973年底認為，應利用與伊朗國王的武器關係迫使石油價格降下來。但即使大漲價之後，基辛格仍舊不願意使用這個連環套，盡管他對這方法駕輕就熟。
西蒙，這位頭腦敏銳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成為與基辛格爭奪勢力範圍的對手，但他們的爭鬥出乎意料的很友好，尤其是以基辛格的標準來看。“我跟西蒙簽有互不侵犯條約”，基辛格後來開玩笑說，“如果我不談經濟問題，他隻會慢慢接管外交政策。”
西蒙與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邁·亞馬尼關係友善，更願意向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靠攏。在一次公開場合，他說漏了嘴，稱伊朗國王為“怪人”。基辛格氣哼哼地給他發了一封責問電報。
“這是斷章取義的結果。”西蒙說。
基辛格的答複既怒氣衝衝又不失一種幽默。“在什麽文章裏”，他回電道，“你能稱美國盟國首領為‘怪人’？”
基辛格、尼克鬆依靠伊朗國王來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此項政策理論上行得通，但在實踐中卻變成一場災難。伊朗國王因他購買到的龐大武器庫而妄自尊大起來。70年代末，他被國內的基要主義者推翻，這些人強烈反對他的西式世界觀和他的石油美元帶來的副產品——異教徒式的現代化。隨即而產生的反美主義多年來一直削弱著華盛頓在該地區的作用。
基辛格為緩解能源危機所作的主要貢獻是快馬加鞭地充當中東調解人。1974年2月在阿爾及爾召開了阿拉伯小型首腦會議。在公開場合，他們重申禁運立場。私下裏，他們秘密決定請基辛格再次奔走，為敘利亞—以色列前沿陣地爭取一項脫離接觸協議。
基辛格對敘利亞穿梭外交正求之不得，但尼克鬆一心一意想解除石油禁運，好讓他從水門事件中求得幾分解脫。“我惟一的興趣是石油禁運”，他告訴基辛格，“這是國家惟一感興趣的事。他們才不管敘利亞會發生什麽事呢。”
幸運的是，埃及外長和沙特阿拉伯外長受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之托，飛到華盛頓請基辛格出山。他們向尼克鬆、基辛格轉達了一個決定，即3月份解除石油禁運，但有一個彼此心照不宣的前提：基辛格必須馬上開始敘利亞—以色列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並不是有計劃產生的。1974 年1 月，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著一份新的軍隊脫離接觸的計劃來到華盛頓，他建議由美國國務卿親自把這個計劃呈交給薩達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薩達特的冬天住處阿斯旺，埃及總統也提出一個建議：與其把問題交給日內瓦談判小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東從中斡旋，以加快推進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暫訪問返回阿斯旺後，一種新的外交風格誕生了。“歡迎你們登上在埃以之間穿梭的飛機！”興高采烈的約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開始時脫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隨後的兩年裏，基辛格為四輪重要談判而11次訪問中東。
基辛格決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給日內瓦處理第一輪西奈脫離接觸會談。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把蘇聯人排除在這次行動之外。當然，他也承認“這裏麵無疑包含著一種虛榮心”。他不願意放棄外交主動權，主要出於雙重考慮：一是相信沒人幹得跟他一樣好；二是害怕有人幹得跟他一樣好。
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給基辛格的軍隊脫離接觸計劃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軍隊撤到蘇伊士運河以東20公裏，將建立一個10公裏的聯合國緩衝區分隔雙方部隊。每一方應劃出縱深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
薩達特決不會同意這筆交易，因為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區。但這都好商量。薩達特比他的將軍和以色列內閣更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照這個路子商討達成協議，將標誌著以色列自1956年以來第一次從它占領的重要領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驚的是，薩達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達揚建議的以色列的前沿線。他所不同意的是達揚計劃隻允許埃及在運河以東保留兩個營，他認為這是對占領那一地區的軍隊的侮辱。他要保留10個營和一些坦克。但薩達特將接受基辛格所能爭取到的任何數目——當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麵對的是他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親密朋友伊加爾·阿隆領導的談判小組。這位以色列副總理希望基辛格跟薩達特還價還到5至6個營。令人稱奇的是，阿隆和薩達特跟基辛格說話時好像都把他當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個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說。
“如果他們堅持10個營，我們堅持6個營，也許8個吧。”阿隆說。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個小一點的數目放在妥協的前麵是愚蠢的。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個營，就說8個好了。“如果這件事拖得太久的話”，基辛格警告道，“他（薩達特）的顧問會轉而反對它的。”
薩達特接受了這個數目。但他不願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認的國家一塊舉行協議簽字儀式。基辛格出了個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別把協議條款寫進給美國的信中，由美國向雙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國建議”的信讓他們簽字。這種形式很繁瑣，但行得通。
當基辛格帶著幾乎是最後協議的文本來到薩達特處，薩達特未加思索地決定口授一封信給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這使得他成為第一個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聯係的埃及現代領導人。
“當我談到和平的時候，我是言出必行。”薩達特在給梅厄的信中寫道，“我們過去從未進行過聯絡。我們現在有基辛格博士幫忙，我們可以通過他進行對話。”
果爾達·梅厄正患有嚴重的帶狀皰疹，一星期沒有出家門。當基辛格到達以色列時，那裏下著10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雪。基辛格靠軍車開道才抵達梅厄的住宅。他給她念了薩達特的信。
“這是件好事”，她簡潔地說，“他為什麽要這樣做？”隨後，她寫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達她的和平願望外，還高度讚揚了基辛格。“很幸運，我們擁有我們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隨時準備為和平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脫離接觸協定的最後幾項已被接受。協定將由埃及、以色列軍隊司令在101公裏處簽字。基辛格已回到薩達特的夏天住處阿斯旺，薩達特剛剛讀完梅厄的信，一個助理走進來說簽字儀式已經完畢。“我要脫掉軍服”，薩達特宣布，“除了慶祝儀式我再也不會穿它了。告訴她這就是我的答複。”
那天下午，尼克鬆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這個協議，這總算使他從國內的痛苦深淵中抬起頭喘口氣，盡管大部分榮譽仍舊歸在基辛格的名下，據民意測驗結果，85%的美國人認為基辛格幹得不錯，自從有這項民意測驗以來，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得到過如此高的讚揚。兩家以色列報紙在頭版把他描繪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現大型的群眾歡慶場麵；在敘利亞，公眾的仇視情緒已轉變成一種秘密願望：希望他們的國家列入基辛格下一個議事日程安排之中。
隻有從莫斯科傳來了一片指責聲。在一份給尼克鬆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國無視過去達成的諒解，即美國在處理中東問題時應與蘇聯聯合行動。對基辛格來說，這個哀傷的指責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賀。
基辛格在中東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賞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麽必要或有什麽可能達成解決像巴勒斯坦問題這種基本爭端的全麵中東協議。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領土地，勸誘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確保邊境安全的權利。就這樣，他靠這種一步一步的談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結果。
與那種客觀估量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東充分利用他與政治家的友誼來達到談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種私人關係”，以色列原國防部長伊紮克·拉賓說，“一種很親密的關係，迫使別人為他幫忙。”
這在中東是很適用的，因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態除了好討價還價之外，就是喜歡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賞這種在討價還價中發展起來的友誼。“他骨子裏是個希伯來人。”一位研究中東的學者說。
他發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關係。基辛格常常用一種肅然起敬的口氣把薩達特說成是“先知”。除了周恩來，沒有一個他接觸的國家領導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濃厚的感情。
有一次，薩達特把他領到別墅的熱帶花園裏，在一顆芒果樹下，薩達特親了他。“你不僅是我的朋友”，薩達特說，“你是我的兄弟。”吃了一驚的基辛格隨後告訴記者，“以色列人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為他們沒有親我。”
基辛格與果爾達·梅厄的關係則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誌堅強的猶太母親和她飛黃騰達的不孝之子之間的關係。“果爾達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問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會的。”他們向他保證，但他們也承認關係頗有一觸即發之勢。
盡管果爾達一會兒叫基辛格氣得發瘋，一會兒叫他垂頭喪氣，基辛格對她還是懷有感情的，因為他理解她對她的每一個公民的生命安全所懷有的關切之情，因為他理解她對以色列的生存所持有的獻身精神。對這一點，作為猶太人的他決不會置身事外。
1974年梅厄最後的官方舉動是為基辛格舉辦了一個招待會。在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中，基辛格狠狠地親了梅厄一下，這個吻比他給與薩達特和從薩達特那兒得到的要大得多。“我知道”，她說，“你從不親女人。”
基辛格與伊加爾·阿隆，以色列副總理、以方主要談判代表的關係既親密又緊張。基辛格對他懷有深厚的感情，基辛格曾試圖跟埃及外交部長伊斯梅爾·法赫米套近乎，但卻沒有成功。“他假裝是和平締造者和調解人，實際上總是在為以色列謀取利益”，法赫米後來談到基辛格時說，“考慮到他自己是個猶太人，這一點也不奇怪。”
法赫米最厭惡的是基辛格的兩麵派行為。“他總是咒罵以色列人，常常取笑以色列領袖來使我們相信他是我們這一邊的，並以此來掩蓋他的偏心眼，”他說，“不幸的是，隻有薩達特吃他這一套。”
好多跟基辛格打過交道的人都指責他口是心非。基辛格確實是個很狡猾的人，他善於用自己的話、行為、玩笑、風格去迎合他的談話者。在敘利亞，他譏諷地稱果爾達·梅厄為“以色列小姐”；在以色列，他拿阿薩德開粗俗的玩笑，還模仿沙特阿拉伯國王如何就共產主義和猶太主義之間的聯係大放厥詞。
但基辛格的狡猾還在於他避開赤裸裸的兩麵派行為。他用詞很講究，從不撒謊，隻是掩蓋一些真相，使人產生誤解。“但這不能算是欺詐行為。”他過後說。
詹姆斯·施萊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對頭，對基辛格這些做法特別反感。他甚至認為這與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關。“亨利的欺詐風格在歐洲不會像在這兒一樣受到責難”，施萊辛格說，“過分玩弄權術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不吃香。”
“亨利沒有意識到的是阿拉伯領導人好互通傳聞。”施萊辛格補充道。其實，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這一點。但他喜歡做變色龍，對不同的聽眾變化出不同的顏色，並企圖用詆毀另一個人的方式討這個人的歡心，這不僅僅是一種談判技巧，也是一種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兒采取的風格與他在白宮和華盛頓晚宴上采取的風格毫無二致。
前任國務卿授權讓人家辦事的時候多，親自出馬的時候少，基辛格則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門的決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華盛頓的副國務卿無權作主。這樣一來，國務院實際上是基辛格上哪兒，它上哪兒。基辛格的指揮部設在一架名叫“薩姆—86970”的波音707飛機上，它曾被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作為“空軍一號”使用過，機上裝有一個由兩位技術軍士操縱的大型電子控製台，能與世界各地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有些天，二百多封電報往返於他的飛機。每次停下來，8輛裝得滿滿的大卡車把文件從飛機運到賓館。《華盛頓郵報》稱這為“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團。”基辛格也稱他的波音707飛機為飛行中的國務院。
早在基辛格還隻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認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斷想點子讓他處理掉等著他簽署的堆積如山的文件。過去，他們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標明由索南費爾特批閱的字樣，因為這肯定會誘使他抓起文件仔細閱讀，現在除了這一招外，他們還在他們需要他批閱的重要決定備忘錄標上“慶賀電報”、“斯考克羅夫特與總統的對話”，引誘他翻閱。
他所擔任的責任之多，任務之重，就連管理行家也會感到應接不暇，何況基辛格並不善於管理。他討厭委托別人幹，下達的命令既不明確也不決斷，弄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不嚴格遵守時間表，好向下屬發泄不滿，一點不想掩蓋自己對官僚機構所持有的蔑視態度。當他開始為談判無限度地四處奔走時，這些管理缺陷進一步地暴露出來，尤其是他隻帶上像伊格爾伯格和洛德這樣的高級官員，而把副國務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邊。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顯露出來的才華掩蓋了他管理方麵的無能。
他善於用令人信服的、極其生動的語言向埃以雙方描繪失敗的可怕後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猶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有可能橫插一腳，一旦美國公眾厭倦了，以色列就將在沒有美國空投的情況下戰鬥。反過來，他告訴薩達特：如果戰爭爆發，五角大樓決不會放過你。
因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讓步，基辛格從曆史的角度生動形象地分析著局勢，設想出一個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動亂和被世界遺棄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談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觀主義論調的仿真詞典。當他稱這一進程是“自殺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難。“不可能”可譯為“不太可能”。“困難的”意味著“有成果的”。當他說：“我來看看我能做什麽”，這個意思是“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妥協，隻是沒告訴你們罷了”。
除了威脅恫嚇之外，他還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蘿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裏，他許諾美國將進行技術投資。第一個脫離接觸協定簽字後，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國核電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輪會談破裂，基辛格認為是以色列的錯，則要求國防部長施萊辛格減慢給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這正中施萊辛格的下懷，他以書麵的形式下達了這個命令。伊加爾·阿隆在戴維營向他過去的老師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認這是在施加壓力。他向阿隆保證，外交分歧和武器運輸之間沒有聯係。阿隆非常清楚美國這樣做是衝著協定未達成而來的，麵對基辛格的狡辯，他又驚又怒。但這方法很有效，下一輪談判中，以色列馴服多了。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結束對耶路撒冷訪問之際，他悄悄撇下記者，瞻仰了為紀念死於納粹之手的600萬猶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他本意並不想去那兒，但以色列官員請求每個來訪的國家領導人都這樣做，他也不例外。雖然基辛格，一個從菲爾特逃出來的難民沒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殺是什麽，但有些以色列人認為這位國務卿先生有必要上這堂課，他們認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麽人，是什麽出身。
在參觀雅德·瓦森期間，基辛格表現出對自己身份所懷有的矛盾心態。一家以色列報紙報道：他隻是不情願地去了那裏，並且快速走過那些柱形紀念碑。20分鍾後，他看看表，悄悄地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說：“我們什麽時候離開這兒？”但他的以色列東道主並不想縮短參觀時間，或設法變哀思為快意。以色列官員告訴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爾特刻在顯眼處，他還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殺親戚姓名在上麵的書。
帶著亞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來。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過後說——“心碎了”。淒風苦雨抽打著山側的紀念碑，哀悼祈禱文在空中回蕩，基辛格低下頭，默哀良久才離去。陪同他的一個官員說他好像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但基辛格過後回憶說，他是借此機會獨自回顧一下他自己的過去，曆史的冷酷無情，以及人類在政治家的活動中所承受的風險。
作為美國第一位猶太人國務卿，基辛格不得不麵對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鬆在與埃及外長伊斯梅爾·法赫米私下會麵時，稱基辛格為“我的猶太夥計”。
有關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話題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猶太人，但事實是這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他在70年代早期告訴一位猶太朋友。“美國給了我一切。一個家，一個學習機會和謀取高職的機會。我不知道其他猶太人想要我成為什麽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國人。”
他從軍隊回來後就不再做禮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萊辛格，他從不拒絕猶太教，而施萊辛格一家已蛻變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對猶太人的態度常常能從他的幽默中反映出來。他的玩笑總是針對原諒以色列一切罪惡的“我的教友”對他施加的壓力，得知以色列人違背停火協議、包圍埃及第三集團軍後，氣頭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機處理會議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來就是猶太人，我肯定是個反希伯來分子。”在另一個盛怒的場合，他脫口而出：“任何一個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錯了什麽事。”
基辛格的猶太身份使他在與尼克鬆交往中處處覺得矮人一等。他不想這樣，“但尼克鬆就是要他有這種感覺。”埃爾希曼說。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鬆對猶太人的偏見。有一陣子，他告訴索南費爾特或霍爾珀林，他不想要他們參加會議是害怕露麵的猶太人太多。
盡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內心深處，他視以色列的生存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會是它最堅定的衛士。同樣，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毀滅的路上邁步，他又是最著急的批評者：“作為一個在大屠殺中喪失13位親人的猶太人，我怎麽會背叛以色列？”他告訴猶太領導人。
1973年10月“贖罪日戰爭”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以阿拉伯國家為首把原油價格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並削減了5%的產量。10月19日，尼克鬆要求國會撥款22億美元作為給以色列的一攬子援助，使它可以為空運去的軍事裝備付款，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應，沙特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實行全麵石油禁運。
石油禁運對國內產油的美國來說影響不大，但減產和石油價格的提高在石油消費國導致了一場真正的危機。12月23日石油輸出國會議上，伊朗國王把價格抬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每桶11.65美元，幾乎是10月上旬的4倍。
幾乎有10年時間，日本和西方盟國陷入通貨膨脹、經濟停滯的困境。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新價格超過了他們從各種渠道得到的外援的總和，並且這些外援很快就被迫取消了。
“保護我”，尼克鬆對伊朗國王說。好大喜功的伊朗國王滿口答應。美國在這筆交易中要付出的是無限製地向這個石油富有國出售任何武器。五角大樓曾警告說伊朗已購買了他的軍隊消化不了的太多的先進武器。但出於政治原因，五角大樓的意見被否決了。
基辛格也竭力促使美國向伊朗出售任何它想要的武器，伊朗國王興奮地稱基辛格為“最聰明的美國人”。
但購買武器的高額經費從哪兒開支呢？伊朗國王提出美國購買伊朗石油作為戰略儲備，尼克鬆很不明智的回絕了。伊朗隻得借支持埃及、敘利亞為名抬高石油價格，償還購買武器的債務。
即將成為財政部長的石油大亨威廉·西蒙在1973年底認為，應利用與伊朗國王的武器關係迫使石油價格降下來。但即使大漲價之後，基辛格仍舊不願意使用這個連環套，盡管他對這方法駕輕就熟。
西蒙，這位頭腦敏銳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成為與基辛格爭奪勢力範圍的對手，但他們的爭鬥出乎意料的很友好，尤其是以基辛格的標準來看。“我跟西蒙簽有互不侵犯條約”，基辛格後來開玩笑說，“如果我不談經濟問題，他隻會慢慢接管外交政策。”
西蒙與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邁·亞馬尼關係友善，更願意向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靠攏。在一次公開場合，他說漏了嘴，稱伊朗國王為“怪人”。基辛格氣哼哼地給他發了一封責問電報。
“這是斷章取義的結果。”西蒙說。
基辛格的答複既怒氣衝衝又不失一種幽默。“在什麽文章裏”，他回電道，“你能稱美國盟國首領為‘怪人’？”
基辛格、尼克鬆依靠伊朗國王來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此項政策理論上行得通，但在實踐中卻變成一場災難。伊朗國王因他購買到的龐大武器庫而妄自尊大起來。70年代末，他被國內的基要主義者推翻，這些人強烈反對他的西式世界觀和他的石油美元帶來的副產品——異教徒式的現代化。隨即而產生的反美主義多年來一直削弱著華盛頓在該地區的作用。
基辛格為緩解能源危機所作的主要貢獻是快馬加鞭地充當中東調解人。1974年2月在阿爾及爾召開了阿拉伯小型首腦會議。在公開場合，他們重申禁運立場。私下裏，他們秘密決定請基辛格再次奔走，為敘利亞—以色列前沿陣地爭取一項脫離接觸協議。
基辛格對敘利亞穿梭外交正求之不得，但尼克鬆一心一意想解除石油禁運，好讓他從水門事件中求得幾分解脫。“我惟一的興趣是石油禁運”，他告訴基辛格，“這是國家惟一感興趣的事。他們才不管敘利亞會發生什麽事呢。”
幸運的是，埃及外長和沙特阿拉伯外長受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之托，飛到華盛頓請基辛格出山。他們向尼克鬆、基辛格轉達了一個決定，即3月份解除石油禁運，但有一個彼此心照不宣的前提：基辛格必須馬上開始敘利亞—以色列穿梭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