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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變術存商機——以變應變,巧牽牛鼻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事業能夠一帆風順,不願看到出現什麽變數,害怕由此引來的失敗。但是,世事是變幻無常的,縱觀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人,他們在通往成功的路途中,都懂得適時地靈活變通。變通是一種方法,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藝術。記住: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變通者得成功,這是成功人士的經驗之談。

審時度勢,善聽弦外音

了解時勢特點,預測情況變化,審時度勢,應時而變,才能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

胡雪岩深諳商道,能夠在充滿風險的商海中,時刻注意了解當前時勢的特點,及時地預測可能要發生的變化,審時度勢,應時而變,采取積極靈活的應對措施,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

胡雪岩加緊籌備錢莊,不料未等錢莊正式掛牌亮相,便有人找上門來。這天,一位老者來到阜康門前,指名道姓要見胡老板。胡雪岩見他頭戴瓜皮小帽,著青色緞袍,一副師爺模樣,便請進內堂敘話。此人自稱高師爺,在江寧府公幹,胡雪岩察言觀色,見他兩頰如削,雙眼深塌,前額微突,便知是慣弄刀筆的老吏。兩人寒暄已畢,一時無話。師爺從夾袋裏掏出一張官報,請胡雪岩過目。胡雪岩客氣道:“胡某一個商賈,不敢與聞政事。”“看有何妨,”師爺微妙地笑笑:“生意人當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戰亂時期尤其如此。”

報上是一段地方官更迭的消息,其中有“江寧知府俞大壽遷升河南藩司”的內容,胡雪岩揣摩這也許是師爺來此的原因。師爺雙目如鷹眼,掃視胡雪岩道:“胡老板看出其中的門道麽?”“沒有,”胡雪岩大智若愚,答道:“胡某愚鈍,敬聆老前輩指教。”

師爺蹺起二郎腿,老實不客氣道:“我家主子升為河南藩司,實為喜事,胡老板難道不高興?”

胡雪岩說:“當然值得慶賀,但和我有什麽關係?”

“若胡老板願交朋友,鼎力相助,關係便非同尋常。”接著,高師爺壓低嗓門,悄聲道:“千裏做官隻為錢,我家老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在江寧任內三年,虧空了二萬銀子,眼下新任已到江寧,等著交接,二萬銀子的虧空如不設法補上,恐遭詬譴,危及前途。”

胡雪岩一下便明白了,大凡有人升遷交接,前任虧空公款司空見慣,隻要彌補及時,人不知鬼不覺,賬麵上做得幹淨漂亮,便可安然無恙,仍可落個“廉潔清正,操守可嘉”的考語。高師爺此行伸手告貸,其意不言自明。但這種借錢方式,不早不遲,偏偏在錢莊開業節骨眼上,尤其耐人尋味。一般而論,彌補虧空款子,如填無底洞,前任賬目不清,溜之大吉,後任亦不認可,隻苦了錢莊,白借一筆錢,有借無還。這種情況,胡雪岩當夥計多年,見過成千累萬。有些本錢小的錢莊,在威逼下替官吏彌補虧空,以致倒閉。

胡雪岩開錢莊的消息,揚名遐邇,四方無賴之徒,莫不紅了眼要來撈一把、吃白食。但胡雪岩做得聰明,與各個衙門搭上關係,又有知府王有齡撐腰,因此“吃白食”者尚不敢輕易開口要錢。這個江寧知府,莫非吃了豹子膽,昏了頭,敢向胡雪岩伸手?

胡雪岩婉言道:“高師爺,敝號是新張甫始,本小利薄,不敢高攀,恐難如願,使你失望了。”高師爺搖頭道:“找個彌補虧空的錢莊,江寧多的是,老朽隻當胡老板久居錢業,精明過人,才不遠千裏來結緣交友,不料胡老板拒人於外,蒙昧難教,實在可惜。”說著,起身便要走人。胡雪岩聽他話中的話,忙做出很恭謙的樣子,百般挽留,說:“晚輩無知,衝撞老前輩,實在不應該,還請不吝賜教、指點迷津。”

高師爺才回嗔作喜道:“生意人應該八麵玲瓏,一點就透,送上門的財,若放過了,財神爺生了氣,終生都不照看你。”便說明來意。河南藩司為一省糧餉最高當權者,執掌河南銀錢度支,因逢戰亂年代,朝廷命河南地方每年籌措餉銀七十萬兩,輸送軍前糧台使用。這種方式稱為“協餉”。協餉一般存放在信譽良好的錢莊備用,且不算利息,隨時供軍隊取用。錢莊都渴望能得到協餉存銀,一則充實錢莊本錢,二來可放款以獲厚利。

胡雪岩果然一點就透,藩司想用河南協餉做好處,請阜康彌補虧空,日後河南協餉必定存入阜康。胡雪岩不消細算,直覺告訴自己,七十萬對二萬,好處不言自明,若長期來往,更是極劃算的交易。當下胡雪岩做出大夢方覺的樣子,對高師爺一揖到底,連聲說:“小的有眼無珠,差點誤解了高老前輩,多有得罪,實在慚愧!”

高師爺倚老賣老道:“年輕人經驗不足,在所難免,吃得虧,人上人,日後就懂得了。”胡雪岩命人擺上等魚翅席,宴請高師爺,事後封好二萬兩的銀票,交高師爺轉給知府,又私下備了一千兩的銀票,送與高師爺。

忙碌過後,胡雪岩又有些擔憂,唯恐二萬銀子有去無回,打了水漂兒。可是不到半月,河南協餉七十萬兩銀子,果真劃到阜康錢莊,這一次可是做了一門劃得來的買賣。

胡雪岩靈活變通的行事方式,使他在商界如魚得水,不僅為他化解了商業活動中的一個個困難,更主要的是他在各種關係中找到了自己巧妙投資的路子。

生意場上,各種情勢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的,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成功的商人要學會審時度勢、應時而變。這是因為此時可用且用之有效的招數,彼時不一定用之有效。凡事不可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一種情勢下絕不能采取的做法,移到另一種情勢下,也許恰恰適用。生意場上要善於靈活變通,因為商場中沒有陳法可以遵循的,墨守成規,等於作繭自縛,也等於自殺。

所以,一個生意人要在商場中做出大事業,一定要有隨機應變的意識。正所謂“商”者,詭道也。

活絡經商,巧打“擦邊球”

商場上打了臭球、壞球,往往不僅僅是失分的問題,它帶來的後果,常常就是悲慘地出局。這裏有一個“度”的把握,其中機理,實在隻可悟而不可言。

我們知道,胡雪岩是“官商”結合的典範,與官府打交道肯定是懂法的,更應該守法,所有的官和商可都是盯著的。但是,在不改變法律形式的前提下,卻可以變法律為己所用,這一謀略真是登峰造極。

胡雪岩說過:“犯法的事,我們不能做,不過,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東西,他怎麽說,我們就怎麽做,這就是守法。他沒有說,我們就可以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做。”胡雪岩主張的是隻有守法才能用法,才可以適當地打一些“擦邊球”。

錢莊本來就是以錢生錢的生意。胡雪岩與張胖子籌劃的吸收太平軍逃亡兵將的私財,向得補升遷的官員和逃難到上海的鄉紳放款的“買賣”,的確是一樁無本萬利的好買賣——得來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卻一定會有進賬,豈不就是無本萬利?

可是張胖子不敢做這筆生意。張胖子有張胖子的道理,他認為,按胡雪岩的做法,雖不害人,但卻違法,因為太平軍兵將的私財,按朝廷的說法無論如何應該算是“逆產”,本來是朝廷追繳之列,接受“逆產”代為隱匿,可不就是公然違法?

然而胡雪岩卻不這樣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來,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靈活變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機騰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來是有板有眼的東西,朝廷律例怎麽說,我就怎麽做,不越雷池一步,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沒有說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沒有規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違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賊”隱匿私產,自然有律例定規,做了就是違法。但太平軍逃亡兵將絕不會明目張膽以真名實姓來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並沒有規定錢莊不能接受別人的化名存款,誰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裏談得上違法不違法呢?

胡雪岩的說法很有些為我所用的詭辯,但也確實透出他頭腦的靈活和手腕的不凡。胡雪岩的說法和做法,用我們今天的一種說法,也就是所謂打“擦邊球”,說穿了,也就是在法令法規不盡完善的地方鑽“空子”。

不過,從事過商業活動的人都知道,打“擦邊球”有時確實也是一種很有成效的商業運作手段,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在市場還處在由無序向有序化發展的階段,有魄力有頭腦的經商者,往往能夠借助打“擦邊球”的手段,使自己在激烈的商戰中保持主動的和領先的地位。循規蹈矩,有關法令法規規定不能做的不做,在兩可之間,可能擔幾分風險的事情又不敢做也不知道怎樣去做,這樣的人,恐怕很難在商場上做出大成就。

但是有一點需注意,可以打“擦邊球”,甚至還要敢於打“擦邊球”,但“起板”打“球”的人必須先弄清自己確實是打“擦邊球”而不是“界外球”。“擦邊球”是好球,而“界外球”則無論如何都是壞球、臭球,而且,商場上打了臭球、壞球,還往往不僅僅是失分的問題,它帶來的後果,常常就是悲慘地出局。這裏有一個“度”的把握,其中機理,實在隻可悟而不可言。

截斷對手出路,巧牽牛鼻

應變意味著必須打亂固有的節奏和格局,因循守舊的做法不可能解決問題時,不妨換一個方式,也許可出奇製勝。

胡雪岩曾有名言:“天變了,人應變。”意思是指時勢時局變了,人也應做出相應的變化與調整以順應時局。如何靈活運作自己的經商計劃,當然離不開對大勢的把握。時局大勢之變,不可琢磨,常出人意料。所以胡雪岩善於變通,“審時度勢”,顯示了他的靈活運作思想。

動蕩識忠臣,日久見人心。這話是說,唯有改朝換代,政權交替之際,才能看出平常忠字當頭、口號震天的臣子裏,誰是真忠臣,誰是假忠臣。可惜的是,中國曆史證明,有擁抱當權者大腿習慣的家夥,通常都是有奶便是娘,隻要當權者換了麵孔,他們就換著大腿抱。這種政治上的策略被胡雪岩熟練地運用於自己的生活、生意中去。

在清朝鹹豐年間,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江南,太平軍占領了浙江省城杭州,巡撫王有齡自盡殉職,炙手可熱的紅頂商人胡雪岩隻身逃至上海。雖然幸免於難,但胡雪岩孤家寡人滯留上海洋人租界,心思猶魂牽夢縈,叨念著杭州,一方麵是掛心王有齡安危;另一方麵,則是老母妻小未曾脫身,音訊茫然,生死不明。

杭州被太平軍占領,音訊輾轉傳到上海,王有齡固然是死了,但胡家滿門卻因為應變得法,及時走脫,躲到鄉下,闔家老小平安。

有道是“大難不死,後禍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說胡家滿門皆告平安,但杭州城裏所謂的“地方士紳”卻頗有不少人為太平軍做耳目。於公,這些人告訴太平軍,杭州城裏有胡雪岩這麽一號人物,是辦糧台搞後勤的好手,雖然人跑到上海,但家眷還留在杭州附近,可以其家眷為餌,要挾胡某人來歸;於私,這幫衣冠中人打算借機掏弄胡雪岩,榨點銀子花花。

這一消息傳到上海洋人租界,傳到胡雪岩耳裏,讓他又急又氣。急的是老母、妻子、兒女的安危;氣的是這些所謂的“地方士紳”,平常在鄉裏望之還似人君,開口王道,閉口朝廷,好像人人都是忠臣,個個都是孝子,如今太平軍隻不過席卷東南半壁,還沒打過長江,這些家夥馬上就露出尾巴。

平常人要是碰到這等事體,大概也沒轍了,隻好乖乖回杭州,聽任新貴擺布。但是,這些家夥這次卻踢到鐵板,低估了胡雪岩,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倒頭來被胡雪岩吃得死脫。

胡雪岩的手法簡單而高明,他走門路請人寫了一紙公文,以他“浙江候補道兼團練局委員”的身份,上書閩浙總督。這公文裏說,雖然他在城破之前,已經先行逃到上海,但是,臨走前在杭州已有布置:已經暗中與杭州城中士紳某某某、某某某等約定,請該等士紳保護地方百姓,並且暗中布置,將來官軍一到,就相機策應,這些人都是公正士紳,心在朝廷,現在雖然替太平軍做事,但將來官軍收複杭州之後,不論這些士紳當過太平軍什麽官職,都請既往不咎,並予重用。

然後,胡雪岩走門路請閩浙總督快速批示這公文,並由胡雪岩取得副本,而胡雪岩則請人將公文副本帶到杭州,交給“地方士紳”。這封公文既狠又賊,耍的是兩麵手法:一方麵,讓這些所謂的“地方士紳”知道,胡雪岩替他們在官軍那麵講了好話,將來要是政府軍光複杭州,他們可保無虞;另一方麵,也讓這些士紳知道,要是他們膽敢與胡家老少過不去,那麽,胡雪岩隻要把這封公文的副本送給太平軍,光是“相機策應官軍”的罪名就夠抄家滅門。

計策果然是好計策,公文副本托人送到杭州之後,沒過多久,胡家老小就平安脫險,悉數被送到上海,與胡雪岩團圓。

胡雪岩做事總是隨時而變,見機行事,急緩相宜。應變意味著必須打亂固有的節奏和格局,所以因循守舊的做法不可能解決問題,而要換一個方式,做到出奇製勝。

別做環境的奴隸

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不做環境的奴隸,不放任自己隨波逐流,那樣隻會一事無成。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環境,取己所需,棄之無用,此乃成大事的策略。反之若隨波逐流,甘做環境的奴隸,那麽你將一事無成。

當然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並不是敦促你改變自己去做環境的奴隸,而是要你在不能改變大環境的前提下也絕不可做環境的奴隸去放任自己,那樣你終將一事無成。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忽視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因為處在一定的環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環境的影響。胡雪岩正是一個善於利用身邊環境的高手。

胡雪岩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適應環境,化環境為己用。可以說,胡雪岩的成功,離不開其所處的環境這個大前提。

胡雪岩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曆經清代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麵。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固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間,明清專製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間錯過了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岩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占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日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製裁)和片麵最惠國待遇。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浦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土、丹麥等,也乘虛而入,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

此後的10年間,本來就深受封建統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國主義壓迫這一重負,生活境況更加惡化,紛紛鋌而走險。僅《清實錄》道光,鹹豐兩朝所載,1842~1852年,全國武裝起義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發動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太平軍勢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國,繼而迅速挺進兩湖,定都南京,接著又溯江西征,揮師北伐,在相當長時間內,占有大片地盤,與清廷分庭抗禮。在此期間,上海與福建的小刀會、兩廣天地會、紅巾軍、北方撚軍、貴州苗民、雲南彝民和回民、陝甘回民、山東白蓮教、浙江天地會也紛紛舉起反清大旗。

中國內戰使列強有隙可乘,他們趁火打劫,又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經此變故,外來勢力從沿海擴大到長江流域,從華南伸展到東北,中國的領海和內河主權,海關和貿易主權、司法主權受到侵害,特別是公使駐京一條,意味著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時行麵君之禮的“貢使”,而是以條約為護符、恃武力為後盾的公使,這對以“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來說,不能不說是個致命的打擊。

道光以後內戰外禍的局麵使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素稱“魚米之鄉”的東南地區兵燹之後,死亡枕藉、流離皆是。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旱、澇、蝗、饑、疫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鴉片走私,戰爭賠款、內戰軍費加之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得清政府財政狀況極端惡化。

國庫罄懸必使百業受困。19世紀中下葉正是舉辦洋務、籌邊固防之時,常有請款之奏,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物質基礎做統治基礎,晚清財政的窘態,為擁有殷實資本的商人介入國事提供了客觀前提。其次,商品經濟發展和歐潮澎湃東來衝擊傳統的農本商末觀,為商人施展抱負創造了較前寬鬆的氛圍。

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專製政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封建政府對極易引起人口流動、破壞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商品經濟采取苛刻的態度,奉行以農稼為本、以工商為末的政策。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導致了“商為未業”、“商人為四民之末”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政府立國施政還是民間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的原則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載體,起著溝通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聯係的紐帶作用。社會發展需要商品經濟,誰也無法回避這個客觀事實。加上封建政權租賦給農民帶來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使得人們往往竭澤而漁,導致種田勤苦而利薄,經商安逸而利厚,受實際功利的驅使,總有那麽一批人會不顧政府的貶黜去闖蕩商海,所以商品經濟在封建高壓下依然有緩慢的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已在磨難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的變革因素已悄悄萌動。進入晚清,偏離傳統軌道的進程因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呈現跳躍式的軌跡。戰後,由於門戶洞開,各國大量輸銷工業品、掠奪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市場,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首先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受到衝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通過控製海關、航運、財政、金融等經濟樞紐,把經濟活動拓展到中國廣大腹地,並深入窮鄉僻壤,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舉辦洋務新政,開辦一批近代軍事、民用工業,這就促使傳統的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向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化商品經濟過渡。

此外,晚清以來,西方物質文明、生活習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通過洋貨輸入、傳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眾傳播等各種渠道傳入中國,這就不僅從經濟上影響著中國,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種滲透。

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麵無疑是胡雪岩遊走商界的一個社會平台。但胡雪岩在這種大的環境趨勢下,能積極應變,沒有做環境的奴隸,才是他紅極一時最關鍵的原因。

以變應變,才有出路

靈活機動,四下出擊,一步一個點子、一路一趟拳腳、招招式式都能為自己點化出一條財路。

成大事者必須靈活如脫兔,不斷地變換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讓自己處於優勢之中。但是話雖這樣說,可有些人在這方麵卻很難開竅,總是死守一點,不夠活絡,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卻善於變通,他能審時度勢改變自己的做事手法,達到最終獲利的效果,同時還能另辟出路,有出奇製勝之功。

做生意要以變應變,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靈活反應。一個生意人如果隻能看到自己正在經營的熟悉的行當,最終隻會是抱殘守缺,連正在經營的行當都不一定經營得好,更不用說為自己廣開財源了。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絡,在他馳騁商場一步步走向鼎盛的過程中,他靈活機動,四下出擊,真可謂是一步一個點子、一路一趟拳腳、一動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為自己點化出一條財路。

胡雪岩為自己的蠶絲生意和幫辦王有齡湖州官府的公事,幾下湖州,結識了湖州頗有勢力的民間把頭、當時正做著湖州“戶房”書辦的鬱四。胡雪岩憑著他的仗義和識見,也因為他幫助鬱四妥善處理了家事,深得鬱四敬服。為了報答胡雪岩,鬱四做主,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來是開藥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認了這門親,就是看準了芙蓉姑娘家的祖傳秘方。胡雪岩經商手法活絡,他才不會固守著錢莊這一種行當,在亂世中,他一下就看出藥店生意將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財源。其一,軍隊行軍打仗,轉戰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藥;其二,大戰過後定有大疫,逃難的人生病之後要救命藥,隻要貨真價實,創下牌子,藥店生意就不會有錯。而且,開藥店還有活人濟世行善積德的好名聲,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為自己賺錢的同時,還能為自己掙得好名聲,何樂不為?自己不懂這行生意不要緊,可以借助行家為己效力。想妥這些之後,胡雪岩請鬱四幫忙,擺了一桌“認親”宴,就在這認親宴上便談妥了藥店開辦的地點、規模、資金等事項。

胡雪岩的“胡慶餘堂”也就這樣立起來了。在其後的幾十年中,“胡慶餘堂”成為名聞天下的老字號藥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之說。胡慶餘堂藥店不僅成為胡雪岩的一個穩定財源,也為他掙來了“胡大善人”的好名聲,為他的其他生意也帶來了極好的影響。

一個錢莊老板,在本業之上還要去做蠶絲生意銷“洋莊”,在做著蠶絲生意的時候又想起開藥店,胡雪岩這四麵出擊,不斷為自己廣開財源的靈活,確實不能不讓人歎服。事實上,做生意最沒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著一方天地。一筆生意再大,也隻能有一次的賺頭,一個行當再賺錢,也隻是一條財路。因此要廣開財源,生意才有更大的發展。胡雪岩說,做生意要做得活絡,這裏的活絡,自然包括很多方麵,但不死守一方,靈活出擊,而且想到就做,絕不猶豫拖延,應該是這“活絡”二字的精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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