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三章 做事講原則——心有規矩，自成方圓

　　做事有做事的原則，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都要心知肚明，違背原則做事隻會得不償失。因一時獲利而放棄原則的行為是愚蠢的。原則好比時勢，可依可借唯不可逆。懂得自我約束的人，才能在關鍵的時候保全自己獲得發展。

遠近親疏，自有定位

交往不隻是一種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種心靈的選擇，遠近親疏自己要做到心裏有數。

社會由人構成，曆史由人所寫。人和人的交往關係是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法替代也不可或缺。交往不隻是一種手段和形式，更是一種心靈的選擇。“待人以誠，智以處事”，誠是與人交往的根本，錯此則必敗。

曾國藩對此也有自己的理解，並用來教育弟弟，大意是說：與人相處時，若不夠真誠就不會感動對方，若夠真誠但不善表達也是行不通的。我平常就不擅長表達情誼，所以與人處得不夠好。近來醒悟了這一點。弟弟在外辦事也應該隨時斟酌這些。

僅僅把握了與人交往的根本仍是不足的，就如曾國藩所講的：如果光有真意而沒有交往的技巧，那麽這個真意也就無法表達出來。其與兄弟之間的相處，與親鄰的相處，以及處理家庭與官場的關係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可借鑒之處。

與人相處，關係複雜，所以應該因人而異，有所區別。對於家庭中人在官場中的交接，曾國藩主張一味渾厚，絕不發露。他在給九弟的信中說：“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倉。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為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對於家人對待地方官的態度，曾國藩主張不親不疏。他說：“我們家對於本地的地方官，既不必大力稱讚他們的賢德，也不可以大力詆毀他們的過錯，與這種人相處，宜當遵照著若即若離、不親不疏的原則。他們有了紅白喜事，我們家一定要去；他們有了公事，需要地方紳士助一臂之力時，我們家不要帶頭，但是也不躲避。對於衙門內部的事情，我們也不過問。弟弟們既已這樣做，還要告誡後輩子侄們堅持這樣做。子侄們如果與官員相見，一定要注意謙虛謹慎，不卑不亢。”

他還主張家人不要幹涉公事。他認為：若同鄉有急事，大多會和男人商量，我們應該仿效長輩的做法，可以以資財相助盡心盡力，但我家既為鄉紳就不可以幹預地方公事，會被為官的人笑話。即使是自家親人有事，吃點虧也不要上公堂，會被人懷疑仗勢欺人。如果有新來的地方官要加賦稅，就由他去，我們也交。如果有人告官了，家人不要參與，大戶人家不應該有半個人涉及官司。

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待人以誠，而且很講究待人處事的方法，這都源於其超人的智慧和長遠的眼光。為人處事、與人交往不能不講究禮儀規束，遠近親疏自己要做到心裏有數。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也要經緯分明，這樣才不會犯大錯。

忍無可忍之時，還以顏色

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麵前，忍者不僅不會因為忍而變得軟弱，反而會給挑釁者強有力的還擊。

俗話說，“忍一時風平浪靜”，事實上，應該在忍字後麵加一個逗號。很多時候忍耐隻能換來一時的風平浪靜，尤其對於善欺人的人來說。有些時候，忍會讓對方以為你懦弱，從而更加狂妄，得寸進尺。這個時候，就應該為維護自己的利益還以顏色。

曾國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麵前，他不僅不會因為忍而變得軟弱，反而會給挑釁者強有力的還擊。

曾國藩在興辦團練、組建湘軍時遇到過一些麻煩。駐紮在長沙的綠營兵與曾國藩的湘勇沒有什麽關係，曾國藩本可專心訓練湘勇，對綠營兵置之不理。因為提督沒有才能，綠營兵的訓練任務就落到了曾國藩的肩上，曾國藩令屬下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綠營兵和湘勇。

曾國藩練兵標準很高，要求很嚴。不管天氣多麽惡劣，每天訓練不懈。湘勇們沒什麽不適應的，對強度也已經習慣，但是綠營一貫散漫，又有多種惡習，身體素質根本無法和湘勇相提並論，所以雙方一直都對對方處於一種忍受的狀態。

一天，團練的湘勇正在訓練，試槍時誤傷了綠營軍中的一個小頭目。綠營軍小題大做，他們吹起號角，舉起旌旗，準備對曾國藩屬下的湘勇發動進攻。曾國藩忍住內心憤怒，鞭打了試槍的湘勇，緩和了充滿火藥味的緊張氣氛。之後，械鬥就常有發生，但曾國藩隻是責罰湘勇，想息事寧人。然而，綠營兵越來越猖狂，膽子也越來越大。

曾國藩意識到忍讓不能滅掉綠營兵的囂張氣焰。鹹豐三年（1853年）五月，曾國藩寫好保舉塔齊布的折子，六月，撰寫《特參長沙協副將清德折》，將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舉，望清廷能夠嚴肅處理此人。

清廷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長沙協副將清德革職查辦，塔齊布補缺。這次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矛盾不斷加深、激化的結果。在他看來，長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於是，曾國藩將湘勇帶出長沙，並將根據地設在衡陽，欲以此處為立足點，發展湘軍。

鹹豐四年（1854年）十二月，為保江西安穩，湘軍主力移駐江西。

作戰期間，如果沒有軍餉，部隊將無法生存。湘軍保衛江西，軍餉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撫陳啟邁拒不合作，反對提供軍餉給駐紮本省的湘軍。陳啟邁與曾國藩是同鄉還是同榜進士，後在翰林院與曾國藩同事。二人淵源如此深厚，陳啟邁應盡力幫忙才對。然而，此人並不念及舊情，盡管曾國藩派軍力保其管轄省穩定，他也不想出力幫忙。陳啟邁的做法的確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當時，曾國藩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領兵作戰，並不能幹預江西行政，軍餉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此時，湘軍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駐守，防範太平軍，可見湘軍在當時對清政府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儼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國藩此時向清廷提出要求，隻要不過分，清廷豈有回絕之理？曾國藩本想與陳啟邁商議，盡快解決軍餉問題，可誰知陳啟邁不識大體，竟公然與曾國藩唱起了對台戲。

曾國藩已屢屢讓步，而目前形勢又如此緊張，不由憤慨。他立即撰寫一折，向清廷陳述陳啟邁罪狀，請清廷懲之。清政府為了安撫曾國藩，對陳啟邁及其心腹進行了嚴厲的處置。

當忍耐隻是權宜之計，並非長久之選的時候，就是該有脾氣的時候。“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做事情一貫沉默是不可取的，魄力也是成事必備的一種素質。

不妒不求，以耐心應萬事

處事不煩，不急不躁，頭腦清醒才能常保安寧。

耐煩是一種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夠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種處世觀點，唯有無欲者可以做到。正因為無欲，才有心平氣和、與世無爭的態度。

生活中難免遇到很麻煩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樣，必須要處理很多麻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麻煩事可以，處理兩件麻煩事也還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煩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麻煩就要以耐得住相對付。

俗話說，無官一身輕。當官之所以會有煩惱，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的心態。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服眾，服眾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揮，才可能獲得成功。不然的話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對“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他認為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一次，曾國藩率部追擊撚軍。一天夜晚，撚軍突然來襲，湘軍護衛僅千餘人，驚懼不已。幕府文書錢應溥急忙向曾國藩獻計說：“現已半夜，力戰肯定不行，突圍恐怕危險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動，佯為不知，彼必生疑，或許不戰自退。”曾國藩於是高臥不起，錢應溥也鎮靜若常。守護曾國藩的衛兵見主帥若無其事，於是也都平靜下來，恢複常態。撚軍見狀，果然懷疑曾國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進，最終匆匆撤去。

曾國藩還曾經說，吳竹如教誨他說“耐”，其意是要讓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鎮靜下來，達到虛靜的境界，以漸漸地向“耐”靠近。可見，耐心的求教於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後世學習的。

曾國藩曾在《批管帶義字營吳主簿國佐稟》中說：“本部堂常常用‘平實’二字來告誡自己。想來這一次必能虛心求善，謀劃周全以後再去打，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草率從事了。官階有尊卑，閱曆有深淺，這位主簿一概置諸不問，本來是個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沒有學問自誇有學問，誌向很高但不去實踐，氣虛幾乎是不能審，讓他去辦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況於打惡仗那樣的危險呢？”

耐性是一種看起來平實無華，實際上意味深遠的特性。它與學問、誌向都有關係。

世人所說的豪傑人士，基本是抱著濟世之才，矢誌不渝，利祿不能動搖他的心，艱難危險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氣。曾國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義人士，個性爽直卻都不免氣躁，所缺少的正是一個“耐”字。為此，曾國藩告誡眾人，人要自強，但首先應該耐得住日積月累的磨煉。又如：“凡是做一件事，無論艱險還是平易，都必須埋頭去做。掘井隻要不停地去挖，終究有一天會出水的……如果觀望猶豫，半途而廢，不僅對於用兵一無所成，就是幹別的事也會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這裏說的是人應當有耐心。

為了去掉好勝好名的私念，曾國藩常用“不妒不求”作為治心的重要內容。他說：“我這一輩子粗讀儒家經典，看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謂‘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養，忌妒人的人又怕別人有修養’的人就屬於這一類。求，就是貪利貪名，懷實懷惠。所謂‘沒得到的時候想著得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屬於這一類。”

“妒”不常常表現出來，每逢發生顯露，都是在那些名聲事業相等、權勢地位相當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現出來的，每逢發生顯露，都在貨物相互承接，升遷相互妒嫉的時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樹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沒有偷竊的心。

曾國藩對於這兩項常常加以克服。不僅如此，他還提醒弟弟們要想心地幹淨，也應當在這兩項上狠下功夫，並希望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場裏，能夠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了。由此可見，耐得住性情，才可經得起考驗，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驕不躁才能夠在複雜的環境中保全自己。隻有不放縱自己的心緒，不嫉妒不貪求，才能有屬於自己的獲得。

保身有方，參與有則

古往今來，世事複雜多變，在不觸犯自己做人原則的前提下，積極策略、靈活應對才是成功之道。

生存，競爭……什麽都需要有正確的方法作指導。在不觸犯自己做人原則的前提下，積極策略、靈活應對才是成功之道。古往今來，世事複雜多變。即使在封建社會的宦海官場中，也是難有寧日，任何時候，都有善於鑽營、巴結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這種人不把心思用到濟國濟民建功立業上，而是挖空心思謀求個人私利，打擊壓製忠良賢士以求保全自己。

曾國藩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貪圖享樂的昏庸之輩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節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作為漢官裏職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不得不比別人想得多想得遠。在他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他都恪守此法，終有善終。

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懇”，實際上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時，還是在最可憐、最不得誌的時候，都不與朝中權貴交往過密。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

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鹹豐朝倚重肅順，在同治朝倚重恭親王，是顯而易見的事，所以他的態度對當時朝廷決策有一定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的官職是一路高升，有驚無險。這全都是因為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的辦法處理敵視自己的人和自己的關係。就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

清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鹹豐六年病死，但後繼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聯手幹預政事，軍機處的大臣們都俯首聽命了。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做敢為，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在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所以他當然會把手握重兵的曾國藩看在眼裏。不論是打擊還是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需精心處理。

軍隊是國家機構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所以曾國藩和肅順都分外注意，巧妙地回避嫌疑。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李鴻裔，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燾、王荸運、李壽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均有密切關係。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向鹹豐帝推薦郭“堪充謀士之選”，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

肅順籠絡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將來的政治爪牙外，還與他們共議政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耕雲）主戰，郭筠仙（嵩燾）主和，而俱為清流，肅豫亭（順）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為權臣”。肅順在和戰問題上，聽取他們的蠢見，甚至參與他們的討論，但沒有表示明確的主張。

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湘軍集團的興起及其顯赫戰功，是當時最大的政事，肅順自然也會與他們商議。他們也會趁機出謀劃策。而他們同時與曾、胡等人在書信中議論政事。這樣曾國藩既避免了與肅順的直接往來，但同時也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決策。

這種交流雖然間接，但卻能夠對應時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