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一章 行事滴水不漏——天下之事，貴在謹慎

　　“老成不怕多，凡事應三思。”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人與人的差異性體現在思想上、行為中，矛盾衝突的發生，都是客觀存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有一點是我們可以掌握的，那就是以謹慎小心的態度去麵對這些差異，用自己的嚴格要求換事業的順利發展。

推美讓功巧避嫌

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

永遠不做別人的箭靶，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對於位高權貴者而言。權力是一把雙刃劍，露出鋒芒的同時更要小心不割傷自己。

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他手握軍權，但因為明白權力的雙麵性，所以采取了放權但不全放的辦法應對潛在的危機。因為軍權適度，從而能夠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為國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弟弟曾國荃、曾國華也多有人馬，還多次拜受皇恩。麵對如此浩蕩皇恩，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靜，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關鍵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存在。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運動，自己很可能會一無所有。清廷不想在消滅了太平軍之後，又有湘軍謀反。

所以鹹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攻陷武昌後，鹹豐皇帝對他的封賞一再延遲，正是考慮到這些。當時，捷報傳來，鹹豐皇帝很高興，立即下旨，封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並且誇獎曾國藩，說他雖然是一介書生，卻能夠立下大功。但與此同時，鹹豐也意識到了曾國藩的號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賞是要賞的，可是權力卻不能再給。

曾國藩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了危機，心中不免有矛盾。因為要想做到精忠報國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古往今來能做到這點的人寥寥無幾。曾國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記中屢屢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內因戶部奏折似有意與此間為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折請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義。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敗，霞仙革職。業經告病開缺之員，留辦軍務，致有此厄，宦途風波，真難測矣！然得回籍安處，脫然無累，猶為亂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曾國藩也有類似的隱退表示，大意是說自己辛苦多年沒必要留戀什麽官職，若從此能遠離重要的職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國藩不是一個不知足的人，與權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歡平安。也許這就是看盡繁華，曆經磨難之後的一種感悟。的確，知足是一種最大的滿足。沉浮宦海多年的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段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固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木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誌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臭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侯命堪終古，臂不願乎外。語雲：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瓤，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他認為知足的人會覺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貪得無厭的人因為總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計較，所以會覺得連宇宙都十分的狹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滿足的人，即使達成一個願望又會生出更多的願望，因為沒有滿足的時候，所以整日為此傷神，精神也會越來越不濟，災禍就容易降臨了。

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遝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麽大啊，得到榮譽的時候不要“樂極”，遇到患難也不要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個都沒有依賴。比自己貧困的人有的是，但隻要平安健康地生活還有什麽不能忍耐，又有什麽值得歎息的呢？對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樂。

俗話說：一個不能徹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澤能廣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他認為曾氏家族的榮耀背後隱藏著危機，所以應該將“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輸給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讓人失去積極的進取心，從而滿足於現狀，而是一種永遠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選。“功成身退”僅是一種退守策略，是指一個人能把握住機會，獲得一定成功後，見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學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認為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將一切名利都拋開，這樣才合乎自然法則，人生難免會有舍有得。無論名利，在達到頂峰之後，都會走向其反麵。

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兩年，曾國藩一直在過問軍事。雖然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正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卻出於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軍隊。

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回避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問題。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的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製自己，使自己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攻破天京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采取相應的處理辦法，那就是裁軍不辭官。

攻破天京後，曾國藩被皇帝封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吏，都視他為精神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心懷不滿。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卻容易因此被朝廷誤解發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國藩自動解除兵柄，又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就等於給清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裁撤湘軍，是曾國藩謀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個典型事件。

由此可見，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麽事情，投資還是創業，風險都不可避免，但卻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

揚人抑己，謙虛而行

言談舉止中總有不可一世的感覺，時時處處都顯出高人一等的氣派，久而久之，就會有意或者無意地養成一種傲氣。人生的衰敗也由此開始。

曾國藩為人謙虛謹慎，為官多年，無論是對上級還是對幕僚，都謙虛待人，沒有半點傲慢的樣子。正是這種謙虛謹慎的美德，使曾國藩在官場上左右逢源，應對自如，從而始終處於不敗之地。曾國藩認為，傲氣太盛，說話太多，是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場導致災禍的兩個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權，二是有勢，有權有勢就少有顧忌，多有優越感。有了優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別人當回事。言談舉止中總有不可一世的感覺，時時處處都顯出高人一等的氣派，久而久之，就會有意或者無意地養成一種傲氣。人生的衰敗也由此開始。

當曾國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時，曾國荃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了很多奉勸的話，曾國藩當即寫信表示讚賞。他覺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進諫的良臣，今天兄長有積極相助的賢弟。自己的官位太高，聽到的規勸聲音越來越少，正在為此憂慮。如果弟弟能對自己多加規勸，再加上一二好友，這樣也許能幫自己避禍免災。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敗在自以為是、不聽忠言上的。

曾國藩勸誡曾國荃身居高位，不可驕傲，但曾國荃總是置若罔聞。曾國藩在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中再次規勸道：“你對我的勸誡，總是不肯虛心接受，動輒辯論一番，這不可取，我們身居高位，萬眾矚目，不可不慎。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滿自足。君子過人之處，隻在虛心而已。不但我的話你要細心尋思，而且外邊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應該仔細回味思考。”曾國荃對於其兄的勸說不以為然，他認為天下是勢利者的天下，是恃強淩弱者的天下。這種現象並非一時的氣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國藩反駁了曾國荃的觀點，他認為特立獨行、不畏強權也有不妥之處。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謙虛退讓。一個人求享受又求名利，處處都想贏得美滿，沒有一件事有謙虛退讓的意思，斷然不會有好的發展。

曾國藩為了使兒子不滋長驕傲的情緒，不至於蛻化墮落，主張家中不積錢，也不為兒子置辦田產，認為金錢和田產最容易滋生奢驕之氣。他所以持如此堅決態度，一則是因為他一貫有不以買田置屋留給後人的思想；二則曾國藩對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後人中出現了不少英才。

“滿招損，謙受益”，曾國藩處處自謙自抑，揚人抑己，虛懷若穀，終身自視不足。無論是治軍作戰還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謙字為先，從不爭功搶勞，貪戀權勢，相反地，敏感時期他還主動請求減權。

曾國藩一方麵執著於實現自己的抱負，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上下功夫，講求謙讓退卻，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見，一個人若想每天都有進步，就要常保一顆謙虛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慮一番，才有以後的成就。

古人對“謹慎”二字看得很重，他們認為謹慎是成事的基礎，是保身的法寶。謹慎是一種成熟的表現，是任何一個有所成就或建樹的人，在奮鬥過程中都應該具備的思想。

因為，這樣的人有著長遠的目光，他們想得要比普通人更遠，看得比普通人更高。於是，他們的憂患意識會促使他們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總是深思熟慮。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前行過程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才有了以後的大成就。

曾國藩的謹慎也是從失敗中獲得的。如果不謹慎地分析失敗原因，那麽打勝仗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就要忍受將士戰死疆場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創建的湘軍就承擔不起救國大任，就不能實現自己成就功業的大誌。因此，曾國藩必須謹慎。

戰場上需要謹慎作戰，官場上更需要謹慎為官。因為，官場上的戰爭是無形的、隱蔽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是不公開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場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樣很重要。曾國藩本身就是一個謹慎的人。身在官場，畢竟不同於平日在家與周圍的人打交道那麽簡單。初入官場，曾國藩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而是處處爭強，時時果敢，吃了不少虧。時間久了，曾國藩漸漸發現了官場的黑暗，善於總結的他變得更加謹慎起來，變得低調，變得更善於隱藏自己了。

曾國藩對“慎”有深刻的理解，並且有專門的闡述。他說：“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賢者寒心，不肖者無忌憚。若犯此症，則百病叢生，不可救藥。”

因為鎮壓太平軍的赫赫戰功，曾國藩的權勢越來越大，然而他不以為榮，反為其憂。因為官位越高，接觸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遊刃有餘，談何容易？更何況曾國藩還是一個外權大臣。

鹹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鹹豐皇帝駕崩於熱河。不久，清廷內發生了政變。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相互勾結，將八位顧命大臣囚禁。曾國藩心生恐懼，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牽連進去。肅順是顧命大臣之一，此人雖處在清廷腐敗環境中，但仍能夠潔身自好，洞察時事，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之臣。他曾極力推薦曾國藩去營救左宗棠，曾國藩比較敬重他。另外，作為肅順的幕僚，王闓運、郭嵩燾等人與曾國藩的湘軍交往密切。慈禧要肅清肅順一黨，曾國藩多少會受到一些牽連。

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很謹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後不會對他怎麽樣。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運動並沒有平定，湘軍仍然是保護大清江山的一道堅固屏障。沒有湘軍，即使慈禧太後能夠垂簾聽政，也不會長久。另外，湘軍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如果曾國藩遭遇不測，各地的軍營必定混亂。

慈禧也是一個聰明人，她不想麵對湘軍和太平軍的雙重威脅。與其排斥曾國藩，不如籠絡他，讓他繼續為大清效力。曾國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欽差大臣，還被封為兩江總督，統轄四省軍政。

曾國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寫信給家人發泄情緒。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發感慨，說往日手上一點點權勢都沒有，心裏著急，可是現在所擁有的權力太多，多得連自己都想不到，又覺得更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幾個月後，曾國藩又被加授了協辦大學士。慈禧的厚待，曾國藩是能夠料到的，但是同時他也明白，自己的權位如日中天，漸漸高居眾人之上，日後要想平安無事，需要更加謹慎。

慈禧太後的野心在辛酉政變後變得更加明顯，她幹預朝政，並且不滿足於與別人分治。為取得清廷的絕對控製權，她施展陰謀逼迫奕下台，最終獨攬大權。曾國藩見此情景心驚，他分析局勢認為，奕貴為鹹豐皇帝的親弟弟、同治皇帝的親叔叔，是血統純正的皇親貴族，竟不得善終，更何況自己一個外權大臣，自己的處境就好比站在了懸崖邊上。

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朝廷和湘軍之間的風波基本平息，曾國荃不再歸隱，於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擔任巡撫一職。當時的湖北總督是官文，因是滿人，在官場上是春風得意。曾國荃對此人深為不滿，於是上奏，說官文是肅順的餘黨，應該一並鏟除。結果卻被禦史佛爾國反參，說曾國荃圖謀不軌，想誣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應該將曾國荃議罪。後來，經過調查，官文的確與肅順等人有關係，清廷將其罷免。不過，曾國荃的做法無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權貴。如果曾國荃在日後出現疏漏之處，曾國藩肯定脫不了幹係。為了讓曾國荃日後謹慎，曾國藩寫信開導。他在信中強調，為官之人，滿漢有別。這一點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要學會隱忍、學會適應。官場變幻莫測，稍不注意，便會有所閃失。得意的時候可能會一年升遷數次，而失勢的時候又會一落千丈。曾國藩以古人為鑒，以今人為鏡，將官場看得透徹而真切。

他曾說過：“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小心謹慎，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

在曾國藩去世前的幾個月，他仍然不忘謹慎，給兄弟寫信時，再次告訴兄弟仕途險惡，望兄弟保重。他這樣寫道：“官途險，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屬不易。如帥之和厚中正，以為可免於限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他這樣說，目的之一是想讓兄弟學會他的謹慎，不要毀了自己辛苦創下來的基業。

人生得失難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談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驕子、運氣的寵兒，也要懂得“樂極生悲”的道理。創業難守業更難，隻有時刻點醒自己，才能讓成功常伴身邊。

羽翼不豐，絕不妄動

“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未豐不可以高飛。”萬事沒有俱備的時候要禁得起考驗與誘惑，要明確自己的終極目標，不作中途的無謂犧牲。

“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未豐不可以高飛。”萬事沒有俱備的時候要禁得起考驗與誘惑，要明確自己的終極目標，不作中途的無謂犧牲。

曾國藩對此體會深刻，尤其是他與太平軍對峙期間。1853年太平軍勢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斷擴大著勢力範圍，連克數城後，如狂風般進攻湖北；次年春，黃州的清兵大營被士氣高昂的太平軍攻破。

清軍麵對太平軍的進攻節節敗退，毫無戰果，鹹豐皇帝坐立不安。他不願大清的基業毀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斃，但又苦於沒有良策，最終隻有下旨讓曾國藩率領湘軍前去支援。

在這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安徽、湖北各地紛紛告急，曾國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詔令。

但曾國藩隻是上奏解圍之法，依舊按兵不動。這惹怒了鹹豐皇帝。鹹豐皇帝大筆一揮，一紙朱批發給曾國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然而，鹹豐皇帝的激將法在曾國藩的身上沒有起到絲毫作用。

曾國藩不接旨出兵是因為他理性地分析了當前形勢。太平軍與以往的農民軍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經過了嚴格的訓練，有著很強的戰鬥力，如果沒有一支實力頗為雄厚的軍隊，是很難與之對抗的。曾國藩的軍隊雖小有規模，但在戰鬥力和士氣方麵仍無法與太平軍相比。他認為如果要戰勝太平軍，不但要加強軍隊訓練，更要考慮到“長江千裏，戰船實為急務”。

曾國藩下定決心，在提高軍隊素質的同時，組建水軍和炮隊。在海上工事方麵，曾國藩花了大量財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頭質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堅固，做工還得精細，洋炮雖價格不菲，但殺傷力強，質量好，炮隊必須要用洋炮來裝備。曾國藩明白，如果軍隊素質和裝備沒有達到要求，貿然出兵多半會一敗塗地，所以前期的準備顯得尤其重要。

但曾國藩從大局考慮的同時，心中也難免有些悲傷和內疚。因為自己的按兵不動隻能眼看師友戰死沙場。

吳文鎔是曾國藩的老師，任湖廣總督，太平軍打到湖北後，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國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聖旨，不久恩師吳文鎔親自向他求救。

曾國藩忍住內心痛苦，回信告訴吳文鎔自己的難處，講明其中道理。身為湖廣總督的吳文鎔沒有以老師的資格去逼迫曾國藩前來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訴曾國藩，要他不要因師生情分而貿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沒有國家大局重要，隻有等到有把握的時候方可迎戰。他希望曾國藩能夠穩重，切忌焦躁。曾國藩聽了老師的話，按兵不動，結果吳文鎔戰死。

江忠源是曾國藩的摯友，他遇到危難時，曾國藩也未去營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撫的這年年底，太平軍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鬥，在廬州被圍，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國藩遲遲不出兵，江忠源沒有盼到援軍，最終戰死疆場。

曾國藩的老師吳文鎔可以說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吳文鎔健在，憑著二人的密切關係，曾國藩的仕途路無疑會平坦許多；江忠源則是一位有大將風度的領袖人物，如果他不戰死，作為書生的曾國藩就不用領兵打仗，隻需好好經營部隊，訓練精兵，交給江忠源即可，憑著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夠將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

他們二人的死，對曾國藩來說，是很大的損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萬個不願意失去師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隻會損兵折將還會陷朝廷於更大的危機之中。

俗話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生中的選擇，利害輕重都要細細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與國家、集體的利益相比仍舊是小事。

謹慎行事，巧於用智

智慧的處事方法都是經過冷靜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點。越是困境越是混亂的時候，越要注意這一點。

俗話說，小心駛得萬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簡單的過程都應該仔細地麵對，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頭腦清醒。

曾國藩為官一生，活躍在千變萬化的政治舞台上，權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數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他的官運亨通，但從不以此自傲，還常常告誡家人為人要內斂，不可囂張。可是有些時候，他的親朋故友偶爾會有一些萬難之事求助於他，並且是一些實有的冤屈之事。不幫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但是一幫就難免落人口實，所謂的“眾口鑠金”不可不顧及。這就要發揮聰明才智了。

同治年間，衡陽挨近雙峰大界的地方，有一個忠厚而又倔強的老農。老人一生勤勞儉樸，自食其力，日子過得蠻好，不想有一年清明節去掃墓時，與別人發生了糾紛。一戶人家仗著自己有錢有勢，毫不講理地硬將一塚墳遷到他家的祖墳上來。老農哪能讓人家這樣欺負他，於是跑到衙門去告狀，但勢單力薄對有錢有勢，衙門當然偏袒後者。官司由衡陽縣打到了衡州府，沒個公道的。倔老頭急得直想上吊自殺。

經友人的提醒老頭才想起幹兒子在南京做官，興許能幫上忙。主意一定，老頭四處籌措去南京的盤纏，湊足錢後，背上包袱雨傘，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認識他，就是不讓他見總督。

正在這時，督署裏傳出訊令，總督大人要出門來。一會兒，一頂轎子出門了。老頭兒人老，眼可沒花，一眼就窺見轎中坐的正是曾國藩。老頭欣喜萬分，操著家鄉口音一聲大喊：“寬一！”坐在轎中的曾國藩猛然聽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轎夫停轎，下轎後他又驚又喜地說道：“這不是幹爹？您老人家怎麽到了這裏？”他趕快把幹爹迎到家中。

曾國藩夫婦熱情地招待遠道而來的幹爹，不住地問他家鄉的情況。老頭兒滿腹委屈，見了幹兒來不及品嚐美酒佳肴，來不及消受幹兒的孝心一片，趕忙就說明了來意。曾國藩溫和地接過幹爹的話頭：“暫莫談這個，您老人家難得到這兒來，先遊覽幾天再說吧。”接著曾國藩把一個同鄉衙役叫來，對幹爹說：“因有公務在身，這幾天不能陪幹爹玩，就請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廟啦，南京的名勝及熱鬧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無心遊覽，玩了幾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對幹媳婦細說了來意，求她向寬一進言，給衡州府下個二指大的條子。歐陽夫人說：“不要擔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幹兒大。”老人家聽幹兒媳一說，懸著的心放下了一半。

過了幾天，曾國藩辦完一天公事後，夫人對他說起幹爹特意來金陵的事。夫人勸曾國藩：“你就給幹爹寫個條子到衡州吧。”曾國藩聽後大聲歎氣：“這怎麽行呀？我不是多次給澄弟寫信讓他們不要幹預地方官的公事嗎？如今自己倒在幾千裏外幹預起來了，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幹爹是個本分的人，你總不能看老實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國藩思慮片刻：“好！讓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國藩接到奉諭升官職，南京城內達官顯貴都來慶賀。曾國藩把幹爹讓到上席，敬酒時，曾國藩向大家介紹，並極力推崇幹爹為人忠厚，一生勤勞，文武官員一聽，都起身致敬。曾國藩拿出一把折扇，說：“幹爹執意要返家鄉，我準備送幹爹一個小禮物，列位看得起的話，也請在扇上留下寶墨，以作紀念。”文武官員聽總督大人一說，爭相留名，不到半個時辰，折扇兩麵都寫滿了，曾國藩高興地收好折扇，用紅綾包好，雙手送給幹爹。

回到鄉裏，老人手執折扇去衙門，他大搖大擺走進公堂，知府想要將他治罪，一看折扇氣焰矮了半截。據說老頭從衡州府衙門後堂退出來後，知府還熱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當然也順利地了結了。

折扇雖小，但從中看出了曾國藩處事的智。這種事情如自己出麵恐會招來閑言閑語，但謹慎行事，借人之力達成所願，實在高明。

曾國藩為官幾十年，深諳官場的險惡，即便是這種小事也要大費周章，謹慎處理，由此可見他做人處事的過人之處。智慧的處事方法都是經過冷靜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點。越是困境越是混亂的時候，越要注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