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概論

第一節 東盟的由來與發展

　　一、東盟成立的曆史背景

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前身是由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三國於1961年7月31日在曼穀成立的東南亞聯盟。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泰國首都曼穀舉行會議，發表了《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即《曼穀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成立。這五個國家成為東盟的創始成員國。東盟的成立，掀開了東南亞地區化進程的重要一頁，標誌著東南亞地區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東盟正式成立之前，東南亞部分國家之間已經有了一些地區合作經驗，成立了一些區域性組織，包括20世紀50年代先後成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東南亞佛教國家集團”、“科倫坡計劃”組織等。不過，總的說這個時期的東南亞地區合作還處於萌芽階段，更多受到的是外部力量的操縱或主導，而不是內部國家的創設。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地區及國際環境為東盟的成立提供了環境條件。從地區內各國的政治發展來看，東盟成立前的60年代中期，地區內部的政治局勢趨於明朗，為各國開展合作奠定了基礎。1963年9月，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立（包括馬來亞、沙巴和沙撈越和新加坡）。1963年12月泰國軍事強人沙立總理病死任上後，政權由以他儂為首的軍人政府取代。1965年8月，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中獨立出來。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亞發生“9·30事件”，蘇哈托領導的軍人政權取代蘇加諾政權，菲律賓也在1965年舉行了總統選舉，馬科斯當選總統。隨著東南亞國家間關係框架的初步形成，各國都開始考慮協調各國政治上利益衝突，促進地區穩定，並構建地區協商、對話與合作的平台。

從國際環境來看，20世紀60年代中期兩極格局已經形成，處於兩極對抗的邊緣的東南亞國家，都不希望成為兩極對抗的“前線”。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國加緊對越南的侵略。從1965年開始，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全麵爆發，到1970年更是擴大到越、老、柬三國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這就使得東南亞的區域安全形勢緊張，東盟成員國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調整自己的政治及安全戰略，因而希望建立起某種形式的地區合作組織以補充原有戰略及安全安排，並試圖逐步塑造一個集體身份來更好地應對威脅。此外，抵抗所謂的“共產主義威脅”以及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模仿，也是東盟得以成立的外部因素。東南亞非共產黨國家開始謀求建立一個區域性合作組織，加強彼此的協商、對話與合作，謀求地區的安全、穩定與發展。

二、東盟的發展階段

東盟的發展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開展了以政治、經濟、安全為主要內容的合作。

（一）1967年～1976年的成立和探索階段

這個階段的標誌性事件是《曼穀宣言》的簽署和1976年東盟國家首屆首腦會議的召開。這個階段東盟的主要任務是確立目標和宗旨，建立和健全機構，調整內部關係，並就一些具體問題開展合作，是東盟各成員國的磨合時期。在內容上，雖然《曼穀宣言》強調東盟的合作領域是經濟、社會和文化，對政治合作避而不談，但實際上，東盟成立之初各國合作的主要內容卻更多是政治性的。

這個階段東盟合作取得的主要政治成果包括：

第一，確定了東盟政治合作的原則及運作的基本框架，外長會議成為東盟常設的政治合作舞台。在原則上，各成員國達成了主權平等是開展東盟合作的前提，即每個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在有關合作事項上必須經過所有國家的同意才能執行，不存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這個原則此後成為東盟的核心原則，一直延續至今，是“東盟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曼穀宣言》第三條明確規定了東盟組織機構的運轉方式：外長年會由各成員國輪流主持，必要時可召開外長特別會議；另外設立常務委員會，由東道國的外交部長或其代表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國委派的大使作為成員，在外長會議休會時進行聯盟的工作；由專家和專務官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和常設委員會；各成員國的秘書處代表本國做聯盟的工作，為外長年會、特別會議、常務委員會和今後可能建立的其他委員會服務。其中，外長年度會議是那個時期東盟的最高決策機構。有統計顯示，在東盟的頭8年中，各類外長會議召開了18次，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問題。

第二，就東盟內部的衝突和糾紛開展部分合作。這個時期東盟內部的政治合作主要表現為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尤其表現在東盟調解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印尼與新加坡之間相繼發生的衝突上，最終較好地緩解了矛盾，避免了東盟的瓦解。此外，這個時期東盟的政治合作還包括試圖以集體身份去應對越南戰爭帶來的問題。1972年7月東盟各國在馬尼拉召開外長特別會議，研討越南戰爭狀況和東南亞的形勢，會議決定加強對越戰結束後印支地區重建問題的研究。會後，東盟常務委員會遵照該決議，很快建立起一個新的東盟委員會，專門研究印度支那問題。早期東盟的政治合作的結果是，東盟越來越成為東盟各國倚重的地區組織，初步探索了地區合作經驗並培育了地區合作精神。

第三，“自由、和平和中立區”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政治合作成果。在1971年11月的外長特別會議上，東盟發表了主張在東南亞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ZOPFAN）的《吉隆坡宣言》。建立中立區是由馬來西亞率先提議的，隨後得到了東盟其他國家的讚同（其中印尼對於馬來西亞的提議最熱心，因為它認為這是更好發揮自身影響力的良機），並以東盟的名義正式提出。東盟各國清醒地認識到，由於現實條件的限製，要建立起自己主宰的地區安全框架以及完全排斥外部大國在本地區發揮作用同樣是不可能的，如何通過某種形式來平衡外部大國的不同利益、爭取獲得外部大國對於本地安全的某種承諾，這才是東盟的當務之急。東盟建立“自由、和平和中立區”的舉動體現了各成員國開始以集體身份影響本地區安全事務的嚐試，在東盟的政治合作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在外部大國中，中國是率先支持東盟的中立區倡議的。

第四，在安全—軍事合作方麵開展對話協商，取得部分共識。除印尼之外，東盟成立之初的東盟各國在防務上都依賴於美國或英國。印尼希望東盟國家能擺脫這種依賴，以有利於自己在本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但其他國家在此問題上顯然並不積極。雖然存在不同意見，但在東盟成立伊始，各國就在安全方麵達成部分共識。《曼穀宣言》中申明了東盟就安全問題取得的共識：（1）成員國對本地的安全、穩定與和平負有主要責任；（2）所有成員國中的外國軍事基地都是臨時性的，並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地用於反對本地區的國家。

在經濟合作方麵，這個階段東盟的經濟合作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1968年10月，菲律賓第一次提出建設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但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積極響應。到1975年11月的東盟第一次經濟部長會議召開時，關於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問題被再次提起，各國部長原則上同意逐漸降低關稅，並將其作為建設自由貿易區的一個步驟，但關於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問題再次不了了之。這個時期東南亞各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停留在“倡議”的階段，沒有開展過實質性的談判。

1976年2月，東盟各國在印尼的巴厘島召開了第一次首腦會議。會上，各國簽署了《東盟友好和平宣言》、《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盟協調一致宣言》（即《巴厘宣言（Ⅰ）》）等一係列重要文件並一致同意建立東盟秘書處。此次會議的召開具有重要意義，是東盟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事件。此後首腦會議（這個時候還沒有定期化）機製成為東盟最高的決策機構，比以往的外長會議更具權威性。這種變化體現了東盟各國經過近十年的磨合之後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合作經驗，合作渠道也得到了鞏固發展，標誌著東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1977年～1991年的平穩發展階段

1977年2月，東盟在印尼的巴厘島召開了第二次首腦會議。正當東盟逐步進入軌道的時候，東南亞的地區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東南亞局勢的嚴重惡化，給東盟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一方麵是在越南侵柬問題上意見各異的成員國之間的團結；而是東盟如何在危機中確保自身安全並恢複地區穩定。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1990年10月柬埔寨問題的解決（以《柬埔寨衝突全麵政治解決協定》簽署為標誌）的13年間，東盟為此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東盟集體的努力下，期間每一屆的聯合國大會都通過了東盟提出的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議案，這也是東盟自成立以來在聯合國大會上獲得的最大成功，充分體現了作為一個集體的東盟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此外，東盟還說服世界各國拒絕承認越南扶植的韓桑林政權，並推動美、日、歐等國家停止對越南的一切援助。東盟還為柬埔寨內部意見分歧的抗越三方力量（分別由西哈努克、宋雙和喬森潘領導）去組建聯合政府（1982年6月組成聯合政府），有力促進了柬埔寨抗越鬥爭的發展。因為在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上的共同立場，東盟各國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得到了較大的改善，東盟與中國也因此開展了部分合作。從1974年到1975年，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先後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訪問了中國。總的來看，柬埔寨問題是這個時期東盟各國開展政治對話與合作的重要內容，雖然期間有摩擦和分歧，但各國較好地協調了立場，鞏固了東盟的團結，東盟的國際聲譽大為提升。

這個階段東盟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東盟的第一次擴大。文萊從1981年起（當時文萊還沒有獨立）就享有東盟的觀察員地位，於1984年1月7日正式加入東盟。文萊的加入使得東盟擴大為六個國家。

在經濟合作上，雖然圍繞柬埔寨問題而開展的合作是這個階段東盟合作的主線，但東盟還是在經濟合作上開展了更多的合作。主要內容包括：

1.貿易合作

巴厘會議是東盟地區化進程中的一次重要會議，對東盟的地區經濟合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會後，東盟國家之間的特惠貿易安排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1976年7月，東盟貿易和旅遊委員會討論了特惠貿易的有關問題，成立了一個特惠貿易談判小組，最終擬定了《東盟特惠貿易安排協議》（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 PTA），並於1977年2月在馬尼拉東盟部長會議上正式簽署，掀開了東盟地區經濟合作的新篇章。《東盟特惠貿易安排協議》是東盟國家第一個就特惠貿易製定的協議。該協議規定，各成員國均采取一係列特惠貿易安排，如提供優惠貸款及政府部門購貨優惠和關稅優惠，放鬆非關稅措施，簽訂長期貿易合同等。同年東盟經濟外長會議就71項商品的特惠貿易安排達成協議，並於1978年開始實施，到1987年特惠貿易商品增加到1.89萬種。這個時期東盟貿易合作的主要商品種類包括大米和石油等，特惠貿易商品需受原產地規則的製約。

2.東盟工業合作

東盟開展的工業合作項目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1）東盟工業項目（ASEAN Industrial Project， AIP）

1976年初，東盟在巴厘首腦會議上確定了東盟工業化的原則。其基本做法是在共同需要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在每個成員國內建立起一個生產某種完整產品的工業，並在整個東盟範圍內通過認購或關稅優惠進行銷售。此外，還規定工業化項目中的所有企業歸全體東盟成員國所有，建立企業所需的資金（按計劃約為3億～4億美元之間）由所在國提供60%，其餘由其他四個成員平均分攤，每國承擔10%。其中，每個國家內部的40%應該由私營部門承擔（實際上後來沒有真正執行），與該項目相關的基礎設施成本大部分資金通過外國貸款來提供。

（2）東盟工業互補計劃（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AIC）

在1978年5月召開的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各國通過了開展AIC的有關原則。AIC與AIP不同：首先，AIC強調在各成員國中分別建立專門生產某類零部件而非完整產品的產業，以加強各成員國工業間的聯係和零部件生產標準化。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提供東盟各國工業化的聯係，實現明確分工和提高專業化水平。其次，AIC的參與方是東盟國家的私營企業，而不像AIP那樣主要靠政府推進。

（3）東盟工業合資計劃（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 AIJV）

一方麵，由於東盟各國更樂意與區外企業開展合作，東盟開始尋求地區之外的力量來參與本地區的工業合作。另一方麵，由於對AIC效果不滿，東盟私營企業界開始尋求新的合作渠道，它們於1982年提出在東盟各國間聯合同外資辦廠的設想。1983年，東盟各國簽署了“東盟工業合資計劃基本協議”，開始實施東盟工業合資計劃。

（4）東盟工業合作計劃（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ICO）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東盟也曾計劃過進行新的工業合作項目。在1992年簽署的《加強東盟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上，東盟各國還對工業合作寄予希望，強調要“通過采取新的和富有創新精神的措施，以加強東盟內部的現有安排來加強投資，加強工業方麵的聯係和互補性”，以達到“為工業合作的新形式提供靈活性”的目的。新華社新加坡1992年1月28日電。1996年4月，東盟七國（越南於1995年加入）經濟部長簽署了新的“東盟工業合作計劃”（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ICO）協議，並於當年11月開始實施。

3.投資合作

東盟投資合作包括兩個層次：區內的投資合作和區外的投資合作。前者是指東盟內部各國間的相互投資；後者是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為吸引外資所采取的合作。總的說，前者規模偏小、層次較低、意義不大，自然也不是各國合作的重點；後者的合作是與AFTA等其他地區合作內容密切關聯的，主要手段是消除投資障礙、完善投資環境、擴大內部市場等措施，這種合作屬於經濟合作中較為“高階”（advanced）的內容，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化。

盡管吸引外資一直以來都是東盟各國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它們之間在投資問題上並沒有形成合作協議，彼此之間更多的是競爭關係（主要表現為在內部對於新加坡資金的爭奪，在外部對於國際資金的爭奪）。當然，各個國家之間此前就貿易和工業項目方麵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創造了吸引外資的氛圍，也可以算作是東盟各國投資合作的早期內容。

4.金融合作

1981年1月成立的“東盟金融公司”（ASEAN Finance Corporation，

AFC）是早期東盟金融合作的重點內容。該公司最初是由印尼的國家銀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銀行家倡導成立的，由東盟五國139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出資在新加坡注冊，原始資本金為1億新元（約4，670萬美元），通過發行證券和國際舉債等途徑使資本總額超過了10億新元。因為參與資格的限製，AFC成員數量有限，以及這些公司之間相互競爭等原因，AFC實際上也沒有發揮很大作用。

（三）1992年～1997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地區論壇的提出

冷戰結束給東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東盟的安全環境大為改善，地區衝突趨於緩和，使得東盟各國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經濟合作上來。1991年10月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協定的簽署，標誌著持續13年的柬埔寨問題的和平解決，威脅東南亞穩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得以消除。另一方麵，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興起的區域經濟合作成為世界的一大潮流，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區域主義浪潮對東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1月27日，東盟在新加坡召開了第四次首腦會議，此次會議成為東盟發展史上另一個重要裏程碑，東盟的發展開始進入“快車道”。

參加新加坡首腦會議的國家包括東盟六國的首腦以及作為觀察成員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總理。會議簽署了《新加坡宣言》、《加強東盟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和《共同有效關稅協定》，正式提出建設“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的目標和具體的行動計劃。此後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就成為東盟各國開展經濟合作最重要的內容。

除了自由貿易區建設之外，新加坡首腦會議還在政治與安全事務上開展合作。東盟決定同區外重要國家建立定期對話機製，增強東盟在地區安全事務上主動地位。東盟決定今後每年舉行一次東盟外長會議後續會議（PMC），對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韓國和歐共體在內的七個對話夥伴舉行政治和安全對話（當時也稱“6+7”的PMC會議），並決定同中國和印度建立磋商關係。東盟的這些安排為後來東盟地區論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是這個階段東盟各國後冷戰時期出於維護、主導本地區安全而做出的重要舉動。ARF提出的兩大背景是：冷戰後美國在東南亞戰略部署的調整以及中國影響的上升。

在1993年7月舉行的第二十六屆東盟外長會議上，東盟各國決定在此後的部長會議結束後，邀請東盟六國、七個東盟夥伴（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三個東盟觀察員（越南、老撾、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兩個貴賓國（中國、俄羅斯）共十八方舉行東盟地區論壇會議，共同討論安全問題。1994年7月首屆ARF會議在曼穀正式舉行。此後ARF的成員逐漸增加，目前論壇共有二十六個成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文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蒙古、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帝汶和歐盟，成為目前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渠道。

在地區內部，東盟決定同意越南和老撾於近期內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東盟與這些國家“和平共處”，並逐步吸納其為東盟新成員的新的一步，也是大東盟戰略的重要一步。與此同時，印支三國和緬甸開始先後調整各自的對外政策，開始逐步向東盟靠攏，並先後表達了加入東盟的意願。

1994年5月，包括東盟六國、印支三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在內的所有東南亞十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在馬尼拉舉行會議，討論並提出了建立“東南亞共同體”的設想。各國決定在20～25年內建成包括東南亞十國在內的大東盟，這是東南亞所有國家第一次正式宣布要建立“共同體”，表明東南亞的區域化進程有了更高的目標，也預示著東盟發展的未來方向。

1994年7月，在東盟第二十七次外長會議上，越南正式提出了加入東盟的申請。一年之後，在1995年7月舉行的第二十八次東盟外長會議上，東盟正式接納越南入盟，東盟也從六國擴大為七國。同時，柬埔寨和老撾被接納為觀察員國，大東盟戰略邁出了重要一步。

1995年12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東盟首腦會議在泰國首都曼穀舉行。會議通過了《曼穀宣言》，簽署了38項旨在促進相互間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加強合作的文件。會議還決定在兩次正式首腦會議之間每年召開一次非正式首腦會議（這一規定到2000年的第四次非正式首腦會議上取消，此後每年召開一次首腦會議）。東盟七國首腦及與會的老撾、緬甸、柬埔寨三國領導人分別簽署了《東南亞無核區條約》。各國呼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承擔核不擴散的長期義務，為實現東南亞無核區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敦促這些國家迅速締結全麵禁止核試驗的條約。這是東盟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倡導東南亞無核區以來首次正式簽署的條約。在此次會議上，各國就老撾、柬埔寨和緬甸最遲在2000年加入東盟問題上取得一致。此外，東盟各國還討論了加速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計劃，一致同意把建成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時間由15年縮短為10年，即從2008年提前到2003年。

1996年3月1～2日，首屆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在曼穀舉行。來自亞歐二十五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出席會議，亞歐會議正式啟動，標誌著加強兩大洲間全麵合作有了一個製度化的良好開端。作為亞歐領導人的定期磋商機製的亞歐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由亞洲和歐洲國家輪流擔當東道主。亞歐會議首先是由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在1994年10月倡議的，得到了東盟各國的一致讚同，中國和日本、韓國也給予積極支持。亞歐會議的舉行一定程度上體現東盟在對外交往方麵的團結協作，同時也是東盟與中日韓三國之間以協調立場共同與歐盟方麵開展對話合作的較早例子。

在1996年7月與雅加達舉行的第二十九次東盟外長會議上，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新西蘭、韓國、美國和歐盟等七個對話夥伴國以及即將成為對話夥伴國的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外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接受柬埔寨和老撾提出的在1997年東盟成立30周年前夕加入東盟的要求。

至此，大東盟的正式形成，標誌著東盟創始人將全部東南亞國家納入該組織的願望終於實現，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合作開始走上一個新的階段。至此，東盟已經發展成為覆蓋當時東南亞所有十個國家，擁有449萬平方公裏國土麵積、超過5億人口和7，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地區性合作組織，完成了東盟提出的在2000年前建立“東南亞國家共同體”即大東盟的戰略設想。

（四）金融危機的衝擊及區域合作的加速

正當東盟成立三十周年、發展前景一片光明之際，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機給東盟各國以沉重打擊。危機是由1997年7月泰國宣布改變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而觸發的。泰國此舉引發了泰銖的大幅貶值，大量資金外撤，泰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隨後危機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蔓延開去。第一個倒下的是印尼，馬來西亞等其他東盟國家也不能幸免，外債負擔急劇加重、外資恐慌性逃離、金融和銀行體係受到重創。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危機的衝擊。

危機給東盟國家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出現政權更替或政局不穩，促進了部分國家（如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民主化轉型，在經濟上使得各國陷入嚴重衰退，進出口出現大幅度萎縮。深受危機震動的東盟各國決定加大區域合作的力度，以更高程度的一體化來應對未來挑戰。這首先表現在東盟決定再次對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提速。1998年12月15日至16日，第六次東盟首腦會議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會議通過了《河內宣言》、《河內行動計劃》、《“大膽措施”聲明》等一係列旨在促進東盟加強經濟、政治與安全合作的文件，決定將東盟老的六個成員國建成自由貿易區的期限提前到2002年，這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第二次加速。鑒於六個老成員國與四個新成員國經濟水平參差不齊，1999年11月，東盟確定了AFTA的最終建成計劃：六個老成員國實現零關稅的目標提前到2010年，四個新成員國實現零關稅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但允許部分敏感產品的零關稅仍到2018年之前實行）。

與此同時，東盟各國決定開始執行東盟投資區框架協議，以吸引外資和逐步開展服務貿易自由化。2001年11月5日至6日，第七次東盟首腦會議在文萊首都斯裏巴加灣舉行。東盟十國領導人審議通過了《河內行動計劃》的中期報告，並確定了加速東盟區域一體化、發展信息和通訊技術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麵的優先合作項目。

2002年11月4日至5日，第八次東盟首腦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十國領導人就實現東盟一體化、打擊恐怖主義等共同關心的地區性和國際性問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討論，會議簽署了《東盟旅遊協定》。此次會議引人關注的一點是，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正式提出了“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倡議。在隨後舉行的東盟—中國首腦會議上，中國總理朱鎔基向東盟方麵提出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的建議，得到東盟各國的讚同，各國共同簽署《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開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計劃到2010年建成。

2003年10月7日至8日，第九次東盟首腦會議在印尼巴厘島舉行。會上各國簽署了《東盟協調一致宣言（II）》（也稱《巴厘協議（II）》）。該協議明確界定了“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概念，寫道“東盟經濟共同體將以一個統一的市場和生產基地為基礎，把地區的多樣性特點轉化為經濟互補的機會，使東盟成為全球供應鏈中一個具有活力和更具競爭力的環節。東盟的戰略將包括東盟的經濟一體化和提高東盟的經濟競爭力。”“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Bali Concord II）。宣言還提出，東盟各國將於2020年成立類似於歐盟的“東盟共同體”，包括“建立東盟安全共同體”、“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建立東盟社會與文化共同體”等三大部分。在隨後的東盟—日本“10+1”會議上，日本與東盟於2003年10月在巴厘會議上簽署《全麵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定》，決定“東盟—日本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預計於2012年（東盟新成員延遲5年）建成。此外，東盟與韓國同意就“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問題開展談判。

2004年11月29日至30日，第十次東盟首腦會議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會議簽署了《萬象行動綱領》和《東盟關於一體化優先領域的框架協議》兩份文件，並通過了《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行動綱領》和《東盟安全共同體行動綱領》兩個文件。在隨後的東盟—韓國“10+1”會議上，各方簽署了《合作夥伴聯合宣言》，決定進行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雙方同意在2009年年底之前建成自由貿易區，東盟新成員的期限有所延遲（按照專家組的建議推遲5年，但沒有寫入到宣言中），要求屆時雙方80%以上的貿易都要實行自由貿易。

2005年12月12日，第十一次東盟首腦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製訂“東盟憲章”（ASEAN Charter）的《吉隆坡宣言》，以加快實現東盟共同體的建設。這份宣言提到，東盟各國原則同意製訂“東盟憲章”，為東盟實現其目標搭建一個法律和機構框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東盟的準則、規定和價值觀，以加快實現東盟共同體的建設。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十個東盟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名人小組，負責審議並提出有關東盟發展方向和東盟憲章性質的具體建議。

2007年1月13日，第十二次東盟首腦會議在菲律賓中部城市宿務舉行。本屆東盟首腦會議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討論通過起草東盟憲章的藍圖計劃（Blueprint for the ASEAN Charter）。計劃還建議對傳統的以“不幹涉內政”和“協調一致”為主要特征的“東盟方式”做出某些調整。根據會議簽署的《宿務宣言》，東盟將於2015年前建成東盟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