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七章 以小製大

　　1961年1月20日，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就任美國第35任總統。冒著零下7℃的低溫，一群顯要人物和20000市民迎著“西伯利亞吹來的橫掃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寒風”（引自《紐約時報》），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肯尼迪發表的激動人心的就職演說，燃起了美國政治的新希望。這一演說使他成為了自由的偶像。這種“自由”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說得過去的，雖然肯尼迪政府所承諾的改變並沒有兌現，而是如同化妝品廣告一樣，不過是用來吸引眼球的。傑克和傑奎琳接替德懷特和梅米，優雅的、代表東部文化的禿鷹政治團體接替平庸的中西部老爸老媽（指艾森豪威爾夫婦），結果也不過如此。總統及其家人所卷入的政治真相相當複雜。

　　傑克·肯尼迪以及為他組織競選的自負的兄弟羅伯特·肯尼迪，都是約瑟夫·肯尼迪的兒子。這位反猶太、反共的老爹，是參議員麥卡錫的忠實擁護者，家財萬貫。但據說其萬貫家財來得不明不白（有人說是走私得來的）。縱觀肯尼迪家族的譜係，都是一些聰明而有抱負的男性後裔（長子小約瑟夫1944年英勇陣亡）。

　　當初，傑克還是個小小眾議員的時候，就公開稱頌過麥卡錫的反共警覺性。其弟羅伯特擔任的是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隨後又是擁有無上權力的常務調查委員會終身委員。傑克本人自1952年開始任參議員，在參議院就譴責麥卡錫的投票中，他是唯一一個投棄權票的民主黨人，不過參議院還是以67：22的多數票通過了這個譴責法案，致使這位善於蠱惑民心的政客的權力在1954年12月土崩瓦解。

　　不過參議員肯尼迪也並非不屑於出“紅色恐怖”這張牌。為贏得1960年的總統競選，他大聲疾呼蘇聯的軍備競賽遠勝於美國。憑借其反共助推力，肯尼迪奇跡般地察覺到了赫魯曉夫自我標榜的後火箭時代的虛張聲勢，於是他將“導彈差距”作為其總統競選的主題之一。

　　如此看來，這位年輕而英俊的總統，這位在寒冷的1月發表充滿才氣的就職演說的總統，本身就是一個謎。他所在的自由派政黨並不真正接納他為“其中的一員”。然而，提醒美國人民警惕“軍工聯合企業”危險性的並不是這位世故並且有哈佛教育背景的肯尼迪總統，而是保守的軍事將領、即將離任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他是在電視直播的退職演說中發出了這個警告的。

　　從表麵看來，肯尼迪是一個文明的自由派，然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表明他支持自由事業。關於和平，他高談闊論，但禁止反對“導彈差距”的激烈言論。而對於軍工聯合企業，他似乎根本就沒有表示過反對。正如另一位馬薩諸塞州的愛爾蘭政治家評論的：

　　傑克身上有些我捉摸不透的東西，這種特別的東西使得人們希望信任他。保守黨也好，自由黨也罷，都認定他屬於自己的陣營，因為他們願意這樣相信，因為他們想與他並肩作戰。

　　肯尼迪當選總統數周之後，東德的領導人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該如何與這位白宮的新總統周旋呢？

　　1960年9月，前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主席威廉·皮克在85歲高齡辭世。沒過幾周，主席的職位便被廢除，代之以“國家委員會”，而該委員會的主席當然非瓦爾特·烏布利希莫屬。這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第一書記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家元首。1961年元旦，烏布利希的權力極度膨脹，成為了實質上的獨裁者。

　　擺在這個有無上權力的獨裁者麵前的是一個大攤子，他得作出很多決定。在他麵前有一份詳盡的正式報告，上麵用傳統的馬列主義詞匯羅列出支持美國新總統的人，並且概述了肯尼迪與華爾街和大財團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

　　很好，肯尼迪的仕途是用錢堆出來的，要是沒有財團的支持，沒有哪位政治家能走那麽遠。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羅伯特·S。麥納瑪拉被肯尼迪委任為國防部部長，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套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官員也沒有忘記把這點提醒給他們的老大，並添油加醋地說福特曾向希特勒提供財政支持。東柏林的分析人士同樣預測到“頑固的共和黨”也會出現在肯尼迪總統的政府中，而C。道格拉斯·迪倫就任財政部長證實了他們的猜測。迪倫是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的元老，作為首屈一指的投資銀行家，他為新的民主黨政府提供了一種超越黨派的吸引力，還讓政府擁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正如肯尼迪總統自己承認的，“可以對華爾街的某些人物直呼其名”。

　　然而，肯尼迪的顧問團（他所謂的智囊團）卻普遍傾向於學術界，包括常春藤聯盟中的顯赫人物，J。K。加爾布雷斯，阿瑟·施萊辛格和西摩爾·哈裏斯（均係哈佛畢業）、經濟曆史學家和致力於“超越落後”的專家瓦爾特·羅斯托（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肯尼迪政府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智囊團（尤其是蘭德公司）打前鋒的政府，任何一個領域以及學科的前沿信息都可以通暢地湧向白宮。

　　肯尼迪總統的國務卿迪恩·魯斯克，不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式的頑固的冷戰鬥士，而是富有戰鬥力的、帶有喬治王朝風格的自由黨人士。他隨時都準備著為總統獨立製定外交政策；他的參謀就是他的弟弟羅伯特。約翰任人不避親，毫不顧忌可能會有的微詞，毅然地任命他的弟弟擔任司法部長。

　　烏布利希的顧問團給他的建議是：雖然肯尼迪政府在西柏林問題上仍然會奮力捍衛西方的權利，但在如何處理柏林的整個地位這個問題上，肯尼迪可能會比艾森豪威爾更加靈活。在西方團結的陣營中還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烏布利希的主人、雄辯機智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也持類似的觀點。大量調查之後，他認為約翰·肯尼迪骨子裏應該是一個軟弱的人。他腰纏萬貫的爹爹扔大把的錢把他送上高位，但約翰卻可能無法勝任。況且這位總統年僅43歲，缺乏在總統職位上運籌帷幄的經驗。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約翰，“比我兒子還嫩”。

　　那麽，這位精明而極富攻擊性的蘇聯領導人，是否能威脅肯尼迪就範並作出重大讓步呢？或者從另一方麵說，這位家世雄厚的年輕總統，是否可能成為他馴服華爾街資本家的工具呢？要知道，後者可是發誓要不惜一切代價摧毀蘇聯。

　　赫魯曉夫在以上兩種可能的場景中徘徊拿捏，甚至在總統競選前對美國大使湯普森也坦言說他希望尼克鬆當選，“因為我知道如何應付尼克鬆，而肯尼迪卻是個未知數。”

　　肯尼迪剛剛入主白宮，豬灣事件就破滅了人們對於即將出現光明未來的希望。1961年4月，在美國支持下，古巴發生了試圖顛覆菲德爾·卡斯特羅統治的災難性事件。豬灣事件讓肯尼迪及其顧問團忙得團團轉，也潑滅了美國用全新積極的外交政策結交發展中國家的希望之火。而另一方麵，這個事件卻鞏固了赫魯曉夫的地位，從此，他就可以裝腔作勢地扮作第三世界的朋友和守護神，讓他們免受四處滋事的美帝國主義的侵擾。

　　豬灣事件發生的前幾天，蘇聯終於將中尉尤裏·加加林送上太空，在那裏待了一個半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又回到地球（因為擔心他不能生還，他的軍銜在航天途中就被升級為大尉）。蘇聯光榮而和平的技術成就為世界所矚目和讚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天之後，美國赤裸裸地入侵古巴。對那些尚未認清蘇聯潛在而可怕的暴力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而這顯然對美國不利。

　　蘇聯的載人航天，盡管表麵上說是為了公眾利益，但也說明了蘇聯火箭技術的軍事潛力。這種成功讓赫魯曉夫陷入導彈發送核武器的狂想，而祖國宇航員的成功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想法。因為兩者所涉及的是同一種高效技術。其實，加加林這位帥小夥身材並不高，隻有5.2英尺，是個冶金人員，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有兩個孩子。盡管蘇聯隻是把他送上太空，讓其在太空停留108分鍾，而沒有利用火箭技術把核彈頭發射到美國的匹茲堡，但這絲毫沒有減弱其威懾的效果。

　　赫魯曉夫曾公開聲明要像“生產香腸”一樣批量生產遠程導彈。1959年底，他組建了駭人聽聞的“戰略火箭部隊”。幾星期後，他宣布大規模裁減常規軍事人員（讓250萬紅軍軍官退伍）。這充分顯示出，盡管軍事人員銳減，但蘇聯依然能夠保持其軍事優勢，因為蘇聯的熱核軍事力量如今已無可匹敵。

　　因此，肯尼迪總統在競選演講中提到足以危及美國安全的美蘇“導彈差距”。這位馬薩諸塞州年輕而睿智的參議員，誠實地相信蘇聯的軍事實力已經走在美國前麵。然而事實上，赫魯曉夫的“導彈”一說根本就是虛張聲勢。他那駭人聽聞的“戰略火箭部隊”，其實隻是“在俄羅斯北部普列謝茨克附近發射台上布置的四枚笨重的R-7s火箭而已”。

　　不過，在一個問題上，肯尼迪和他的顧問團是對的。由於在熱核武器軍備競賽上領先，赫魯曉夫不再那麽警覺，相反，這位蘇聯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冒險。赫魯曉夫後來對自己的同事炫耀說，早在50年代中期，當蘇聯還僅僅擁有常規空運原子彈的時候，他就意識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所稱的大規模反攻的威脅是虛張聲勢——這是一種邊緣政策，建立在雙方都知道邊緣在哪裏，並且都將采取相關行動的基礎之上。

　　現在蘇聯終結了美國在核武器方麵的壟斷，出於對共同毀滅的戰爭後果的擔心，人們隻能竭盡全力地保持和平；這時，莫斯科在做的是“捍衛”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支持“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將會削弱資本主義的力量，並在不久的未來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納入到社會主義陣營中來，根本不需要進行大決戰。

　　同時，西方還得“尊重”蘇俄。矮小而任性的赫魯曉夫，曾被斯大林嘲笑為小醜，還因其不甚老練的農夫式作風被同僚暗加鄙視，不過他卻熱衷於得到“尊重”。因此，他很讓人捉摸不透。侮辱赫魯曉夫，後果不堪設想。

　　蘇俄領導人經常作一些駭人聽聞的公開聲明。赫魯曉夫有一句著名的宣言：“我們要將你們埋葬！”這倒並不意味著蘇聯計劃鏟除對手，而是指社會主義的勝利指日可待，資本主義終將覆滅，隨後東方會為資本主義主持一個隆重的葬禮。當然，這種說法還有另一種更讓人擔憂的解釋。赫魯曉夫並非不屑於赤裸裸的威脅。在官方招待會上，這位慣常溫和的蘇聯領導人會出人意料地打斷會談，轉向西方的外交官，提醒他們隻需要多少導彈就可以毀滅他們的大城市。

　　赫魯曉夫可謂連連獲勝。蘇聯不僅開始展現自己在太空和武器技術上的優勢，而且很快，莫斯科就會向世界保證蘇聯將會在經濟方麵也展現同樣的優勢。

　　當然，這種樂觀背後還是有瑕疵的，而其中一些尤為明顯，比如東德局勢。盡管官方文件中滿是關於“資本主義危機”在削弱美國的官話，但東德政府卻難掩日益加劇的經濟困境，特別是人口大量向西部遷徙的問題。

　　必須立即采取行動。

　　烏布利希清楚地知道應該采取什麽行動。而始終相信社會主義單從遺傳上來說就比資本主義更優越，並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相信這個真理的赫魯曉夫，卻依然認為局勢牢牢在握。

　　現在，距離赫魯曉夫起草的柏林“最後通牒”已經兩年。

　　讓人討厭的固執的烏布利希一直提醒赫魯曉夫，並沒有發生什麽實質性的事情。而赫魯曉夫申辯事實並非如此，仍是西方在莫斯科的壓力下已經開始“動搖”，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繼續支支吾吾，而烏布利希也不願就此作罷。1961年1月底，一個東德代表團途經莫斯科。不同尋常的是，赫魯曉夫隻被告知代表團是去北京與中國人談判的。在此之前他可是一點都不知情。

　　1960年初，蘇俄將其顧問團撤出中國，並取消一大批合資項目。11月草擬中蘇停戰協議，兩個月後東德高級官員的北京之行，意味著後者要走獨立路線。看來，烏布利希與北京的關係更友好，而非隻是對莫斯科言聽計從。

　　1961年初那個事件的起因很簡單。小人物開始練習如何以小製大，而且發現這並不困難。東德在這個東方集團內的位置很矛盾，一方麵它是這個集團內力量最弱小的，而另一方麵卻擁有極關鍵的戰略地位；也正因為如此，烏布利希才能在1953年起死回生。6月17日的起義多半應歸咎於烏布利希的僵化和固執。莫斯科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承受不起除掉他的後果。因為除掉他就是承認自己的軟弱，不隻是這方麵的恐懼，蘇聯還擔心不穩定的局麵進一步惡化。赫魯曉夫一次又一次地向烏布利希表明自己會支持他，以及東德在東方集團中的重要性。

　　七年之後，烏布利希比以往更牢固地掌握著東德的政權，但此時這個國家自身卻陷入日益加劇的困境。出路在哪裏呢？

　　在後斯大林時代的自由化時期，莫斯科開始強迫東德進行經濟改革。在勉強進行過一段時期的改革之後，東德又慢慢走上回頭路。

　　經濟再度斯大林化取得的成果也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微乎其微。20世紀50年代後期再度瘋狂開展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導致糧食饑荒以及農村人口的逃跑（主要是逃亡到西德）。盡管“勞動定額”不斷地增加，但是激進的工業重組和對私有公司的進一步攻擊導致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續降低。

　　1960年初，東德開始遭受原材料、優質工業成品和糧食短缺的痛苦，隻得向蘇聯和西方盟國大舉借債。最後東德非但沒能取代西德的經濟地位，反而遠遠地落在了西德後麵。不過共產主義的經濟詞典裏可沒有這樣的詞語，就算有的話，東德的境況也隻能描述成經濟蕭條。

　　東德的人口一直在向西德遷徙。自1955年以來，每年有將近25萬人遷往西德。1959年略微下降，遷徙的人口僅為143000人，1960年又有回升，超過了199000人。1960年東德的境況急劇惡化，2月份遷往西德的人口還不足1萬，然而5月份就已經翻了一倍多，達到20285人。這次遷徙的人仍然是技術嫻熟的工人、醫生（其中有20%在1954-1961年間逃往西部）、護士、教師以及工程師，他們都是自願西遷的。

　　隨著東德對西德的宣傳越來越有攻擊性，越來越惡意；同時，對東西柏林之間自由遷移的管製也逐漸加強，一種感受在東德彌漫開來，而這種感受隻能用一個德語詞來表達：Torschlusspanik。它的字麵意思是：大門即將關閉之恐慌。

　　由於人口的流失，東德出現勞動力短缺。為此，在一次與赫魯曉夫的私人會談中，烏布利希建議蘇聯派遣“外來工人”幫忙承擔東德人不能做或不願做的工作。這一建議讓赫魯曉夫火冒三丈，他回絕道：“蘇聯工人會怎麽想！我們打贏了戰爭，現在倒要打掃你們臭熏熏的廁所！”

　　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相識已經20多年。作為斯大林的親信，赫魯曉夫曾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擔任高級政委，烏布利希和其他德國共產主義流亡者則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勸誘納粹德國國防軍（Wehrmacht）的士兵投降。要是這些投降的士兵願意的話，就讓他們加入其中一個蘇聯戰俘組織，如“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

　　他們兩人的關係即使在二戰期間也讓人覺得不自在。胖墩墩的政委絕不放過任何一次洗刷這位冷酷的德國同誌的機會。每次在前線，當軍官們完成一天的任務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赫魯曉夫便會陰險地笑著，頻頻拿烏布利希打趣道：“噢，烏布利希同誌，看來你今天還沒有掙到晚飯哦！今天還沒有德國人投降呢！”

　　當然，雖說烏布利希在黑暗的戰爭時期沒有把德國人帶到赫魯曉夫麵前，可是在和平時期他卻做到了，而且還留住了想要逃亡的數百萬德國人。

　　不過，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大多數蘇俄人都認為他們和德國人打過仗，而且贏得光彩，因此有權利捕獲戰俘。

　　但蘇聯對東德的倚重還有其軍事上的明智考慮。東德處於北約的心髒位置，一直以來都備受重視；隨著武器越來越先進，雙方就更難放棄這個地方了。1959年4月，蘇聯在東德安裝首批中程SS3核導彈，顯然東德對此毫不知情。這是赫魯曉夫在蘇俄境外安置的第一批核導彈。自那之後，東西方的競爭就愈加明顯。

　　根據情報，美國很快就懷疑蘇聯的導彈已經秘密地運到東德。聯邦調查局已經獲悉，最初的導彈部署就像是一場鬧劇。盡管世界各地的武裝部隊都有這樣的現象，但是蘇俄人鬧出的笑話更特別。不僅導彈內的液態氧在30天內就蒸發幹淨，這是當時的蘇聯火箭常見的問題；而且還有士兵誤將火箭燃料作為飲料飲用。“有些人……取走了濃度為92%的藍色乙醇（火箭燃料），士兵戲稱為“藍色多瑙河”，再重新灌入一種典型的黃色甲醇。”這無疑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1961年初，赫魯曉夫開始實施冒險的雙麵政策。一方麵，他指使宣傳機構大肆宣傳蘇俄壓倒一切的核力量；另一方麵，他竭力安排與美國新總統的高端會議，希望能在會上就一些世界問題達成和平共識。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曾給政治家提過一個建議，要“說話溫柔，同時大棒在手”。赫魯曉夫手裏拿著大棒（或假裝拿著大棒），但說話卻一點都不溫柔。結果就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華盛頓都高高地豎起耳朵，唯恐他動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簡言之，赫魯曉夫讓肯尼迪和他的人心驚膽戰，懷疑他到底想幹什麽。

　　瓦爾特·烏布利希也不是省油的燈。有一陣子他一直在西德市民進入東柏林，以及西柏林人攜帶西德護照進入東德旅遊的權利問題上做文章。到1960年9月23日，烏布利希突然宣布，所有派往西德的西方外交官，必須獲得東德外交部的許可，方可進入東德領土。

　　盟國外交官可自由來往於東西柏林之間，這是15年來的慣例。美國駐波恩大使瓦爾特·道林在聽此消息後，打算直接飛往西柏林。道林乘坐一輛掛著外交部牌照的官方小車，車的前部飄揚著星條旗，來到東柏林邊界；然而，東德的邊防警察（Grepo）卻拒絕讓他通行。道林堅持自己有過境的權利。盡管車上的外交部牌照足以證明道林的身份，但東德邊防警察依然要道林提供過境的身份證明。別無他法，道林隻好屈從於東德邊防警察檢查證件的權力，放棄自己可以隨意通過東德邊境的權利，拿出自己的證件。對此，盟國認為，東柏林的邊防警察（Grepo）隻是蘇聯當局在當地的一個代理機構而已，所以四個盟國的基本權利並未受到威脅。但不管怎樣，烏布利希在他的削弱戰中又一次獲勝了。

　　但烏布利希的蘇聯上司卻很不高興，因為烏布利希居然事先沒征求過他們的意見。作為蘇聯的衛星國家，東德居然敢獨立執行自己的政策，簡直不成體統。

　　在東柏林深受煎熬的蘇聯大使米哈伊爾·波伏金，有點不屑但又輕描淡寫地告訴莫斯科，“東德領導人在處理西柏林的實際問題上有著某種固執”。

　　赫魯曉夫惱羞成怒，要求烏布利希在11月底兩人會麵前停止進一步挑釁。烏布利希隻得暫時讓步。他們達成一致，東德不再要求西方外交官在進入東德之前必須事先獲得許可。

　　1960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會麵。在他們會麵之前，剛結束一個長達3星期的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共有81個共產黨和工人政黨，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關於蘇聯與中國之間出現的問題。

　　在與赫魯曉夫的小型峰會中，烏布利希哀歎東德國內持續的經濟困境。他沒有將此歸咎於自己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而是歸咎於對西方進口（特別是從西德進口的機械與零部件）的過度依賴。此外，西德的政治幹預和對東德嫻熟勞動力的挖角，都是東德國內持續的經濟困境的緣由。西德經常以高工資、重新安置補助以及更容易買到消費品這些誘餌挖走東德的技術工人。烏布利希最後總結道：“我們要盡量避免這些不利因素給我們帶來的影響，否則柏林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多……”

　　這位蘇共領導人提醒烏布利希，他，赫魯曉夫，剛與美國人達成協議。在即將到來的峰會上，他將與美國新任總統就世界局勢舉行會談。這次峰會預計會在1961年夏天召開，而在此之前，柏林的局勢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決不能讓西方有機會責備赫魯曉夫沒有信義。毫無疑問，赫魯曉夫讓烏布利希清醒地認識到，蘇聯的武裝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開進西柏林。相反，赫魯曉夫建議烏布利希：“我們將與你共同製定一個策略，以便逐漸將西方勢力擠出西柏林，但要以和平的方式。”作為一個衛星國的領導人，烏布利希隻能做出聽話和順從的舉動。

　　不過赫魯曉夫的希望再次化為泡影。烏布利希是玩弄政治的高手，善於運用一些微小的變化來造成既成事實，而這些細微的變化隻有敏銳的人才能意識到他最終的目的究竟是什麽。他表麵上遵從與赫魯曉夫之間的協議，但是暗地裏卻並不如此。

　　1960年到1961年冬天，東德繼續侵擾那些穿越邊界的人以及在德國跨區旅行的遊客。經常會有過境站、現場檢查點臨時關閉；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到達區域邊界之後會被要求折返，而這些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是在西柏林工作完畢後返回住處的東柏林人。他們還被威脅如果敢於堅持往返的話，那下一次將會受到懲罰。但這一切都沒有超越現行慣例的實施範圍。

　　超級大國峰會的籌劃還處於初期，但這絲毫沒有妨礙到烏布利希。1961年1月，他重提全麵關閉柏林邊界的問題，並要求把這個問題列入3月底召開的華沙組織會議議程。

　　這位東德領導人已經布置好一切。他所需要的隻是赫魯曉夫的同意而已。

　　烏布利希那令人驚異的固執和頑強的作風（modus operandi）或許就是他獲得東德最高權力寶座的法寶。但可惜的是，他那卓越的（絕非迷人的）才能僅局限在一個小小的舞台之上。而那舞台又沒有什麽生氣，隻有區區1700多萬人口。

　　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東德也存在著對烏布利希的個人崇拜，這甚至可以和蘇聯人對斯大林的崇拜相媲美。跟同時代馬列主義國家之中赫魯曉夫所擁有的相對樸實無華的地位比較，烏布利希所享受的個人崇拜則太過明顯。

　　年輕的東德作家布裏吉特·萊曼當年在日記中寫道：

　　個人崇拜從未像今天這樣興盛過。我們的作家不害臊地寫出一些讓人作嘔的東西，居然將烏布利希與偉大而且是真正偉大的列寧相提並論。這裏的“烏布利希神龕”，散發出類似宗教胡言般的惡臭。

　　萊曼信奉馬克思主義，並希望這種體製最終能獲得成功。然而其他一些人並不是這樣的空想主義者，也沒那麽有耐心，他們依然如潮水一般地湧向西柏林。特別是數月之後，烏布利希繼續推行“針尖政策”，又促使更多的人逃往西柏林。

　　一旦越過邊界，這些“叛逃者”就會將自己定位為東德難民，然後直接被送往馬林菲爾德難民營。

　　馬林菲爾德位於西柏林舍恩貝格區的最南端，是美國占領區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封閉而且略顯壓抑的區域，裏麵是棚屋一般的住宿區和手續辦理廳。1952年夏，烏布利希封閉東西德之間主要的邊界，西柏林迅即成為東德難民的“逃生艙口”，馬林菲爾德難民營應運而生。1953年，就在6月17日起義前不久，這個難民營就正式開放了。起義之後，大量的人湧入這個難民營，很快這裏就人滿為患。馬林菲爾德難民營也因此而聞名世界。

　　來到這裏的人都要接受盤問，一方麵是為了確定他們的意願，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剔除可能存在的東德間諜。這些人會待在馬林菲爾德，直到住所和工作被安排好，他們就能以適當的方式流入西德。

　　希望留在西柏林的人會麵臨一些困難。西柏林的生活比東柏林要優越，卻不如西德時期繁華。通常，來到西柏林的難民都會被送往西德，因為那裏需要各種各樣的熟練工人，而且，如果夠格的話，他們還可以在那裏繼續學習。

　　約阿希姆·特倫克納來自圖林根州的一個鄉下小鎮，父親是一名醫生。憑著一張“20芬尼的單程火車票”，他於1959年底來到西柏林。這位24歲的年輕人，認為自己過的是一種“充滿惡臭的東德小資產階級的鄉村生活”，於是決定逃離這種生活。約阿希姆·特倫克拉此前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工程學，經常去柏林，而且喜歡柏林的一切。在西德，他本來可以繼續學習自己喜歡的任何科目。問題是，他熱愛柏林，想要留在這個分裂的城市。

　　在馬林菲爾德難民營，約阿希姆忍受著西方盟國三個情報機關的連續盤問，從一個辦公室到另一個辦公室，從一個官員到另一個官員，終於拿到了那張珍貴的西德身份證。有了這張身份證，他就可以在西德生活和工作。在成功地拖延了時間，沒有被送上前往西德的飛機之後，約阿希姆發現有幾類人是允許留在西柏林的。其中之一就是工業裝配工，原因是西柏林緊缺這類人員。約阿希姆在去萊比錫上大學之前在工廠實習過這類課程。於是，這個書生氣十足的年輕人，拿著之前在東德獲得的證書，去了西柏林的工廠工作。這個工廠和東柏林隻有一街之隔，卻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當然，還有適應的問題。一開始，因為明顯的德國中部地區口音，約阿希姆在工廠車間受到那些柏林出生的尖刻的同事的嘲笑，被說成“薩克森狗屎”（Sachsenscheisse）。因為烏布利希是薩克森人，還有一些東德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是薩克森人。東柏林有那麽多來自薩克森的野心家，於是柏林人鄙視地稱他們為“第五占領國”。不出意料，約阿希姆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鄉音，說話的口音已和柏林本地人相差無幾。

　　約阿希姆終於從那個“絕望的、過分擁擠的”難民營搬進一個帶家具的小房間，離他的新工作地點很近。他賺的是西德馬克，而且他還發現穿過那條街道就可以進入東柏林，“突然間，我發現自己成了大富豪。”

　　西柏林人都知道，根據當時的匯率，一杯啤酒的價格在街道東邊的酒吧內隻有西邊的1/4或者1/3.在東柏林，西柏林人隻需要花上幾個芬尼就可以理發，帶上一點零錢就能在東柏林的國家劇院或柏林劇院待一個晚上。隻要幾馬克，我們就能去國有商店買唱片或圖書。東柏林簡直就是一個購物天堂，是一個免稅港口。唯一需要我們擔心的，就是千萬不能在帶著這些戰利品返回西柏林時被抓到。當然，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東德繼續允許這種“減價銷售”的情況還能持續多久。隨著越來越多的難民越過邊界來到西德，東德必須處理勞動力流失如此之快的問題。不管怎樣，1961年初，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討論這個話題。在朋友和工友之間總有熱烈的討論，每個人都預感會發生大事。偶爾有人說會在柏林中心修築一道牆。但是，這不堪設想。

　　柏林仍然保持了幾個月的開放。約阿希姆隻是在這個最後時刻偷偷溜到西德的東德兒女之一。約阿希姆辜負了這個工農國家給予他的教育，違背了它的領袖的意誌。跨越邊界的決定是他自己獨立作出的，原因隻是邊界的另一端可以提供更多他希望得到的東西。難怪烏布利希和他的同誌要責備西德邪惡的詭計讓他們流失了寶貴的人力資源；畢竟，他們是不太可能自責的。

　　1961年初，東德開始加強自己的宣傳。在他們的宣傳中，出現了“人口販賣”的說法：他們控訴西德以賄賂引誘無辜的東德居民，甚至還說他們直接在街道上綁架東德居民。根本沒有辦法阻止這些資本主義者潛入東德從事邪惡勾當。麵對西德的陰謀詭計，東德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因此，烏布利希在1961年3月的華約組織會議上再次提出了柏林問題。他聲稱：

　　在這場針對我們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之中（他告訴莫斯科會議組成員），西柏林就是一個渠；他們就是通過這個渠道販賣人口，而且食物和原材料也是通過這個渠道流出我們共和國的。西柏林是我們共和國中央的一個大洞，每年要花費我們10億多馬克。

　　在這次會議的實際記錄中，並沒有任何書麵證據表明烏布利希提交了堵住這個洞口的實質性建議。後來叛逃到西方的簡·瑟吉納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他擔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長的高級助理。據簡·瑟吉納證實，烏布利希在另外一次會議中確實提出過防範措施。瑟吉納稱，烏布利希提議“用邊界守衛，障礙，甚至帶倒鉤的鐵絲網”來堵住這個洞口。雖然其他人都表示反對，認為這樣做太挑釁了。然而，赫魯曉夫準許烏布利希開始尋求軍事手段來阻止難民流，包括關閉防區邊界。

　　兩個月之後，5月，據蘇聯大使波伏金報告，東德人（含糊其詞地稱為“我們的朋友”）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對蘇聯以全球事務為重的外交政策憤憤不平：

　　現在我們的朋友急切地希望掌控東德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如他們自己宣稱的那樣，掌控邊界之後就可以“關上通往西德的大門”，減少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人口外流，減輕經濟陰謀對東德帶來的影響，經濟陰謀是由西柏林直接執行的。

　　赫魯曉夫沒有選擇的餘地。烏布利希深知這一點。或許這位蘇聯領導人也知道，但是他決心在探聽出肯尼迪的口氣之前讓柏林維持現狀。等待許久的蘇美峰會終於確定，它將於6月的第一個星期在維也納舉行。

　　赫魯曉夫希望通過這次麵晤，打探出肯尼迪是否願意為柏林問題而戰。他知道總統的周圍有一些人讚成讓西柏林變成“自由之城”。或許，曾是樂觀主義者和賭徒的赫魯曉夫奢望烏布利希關於柏林問題讓人為難的解決方案能夠完全避免掉。

　　即便是現在，大多數公認的西方智者還是不能相信赫魯曉夫和其他的蘇聯領導真的想要理智地處理東德和西德之間災難性的局勢，和（從莫斯科看來）西德經濟與軍事日益強大這樣一個相當重要的事實。

　　蘇俄懷疑阿登納的西德正在等待時機，等待東德分崩離析，並且用各種各樣微妙或不那麽微妙的方式加速東德的崩潰。赫魯曉夫有理由相信德國的重新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東德已經不能再獨立發展。這就是從1958年以來他一直迫使西方行動的原因。他希望資本主義者能夠給出合理的價格來換取和平。這位蘇聯領導人可不希望戰爭。實際上，他希望（也需要）國際關係能得到緩和（Détente），以便蘇聯有空隙去處理自己的經濟問題。

　　赫魯曉夫進退兩難。如果他不咄咄逼人的話，那麽西方必然會按兵不動，坐等東德（或東歐各國）崩潰；如果他做得太過火，那麽西方一定會奮起反抗，在軍事和經濟上製裁東方。這樣的製裁將會嚴重傷害所有華約組織國家的經濟，東德尤其嚴重。現在，赫魯曉夫仿佛站在一條懸空的鋼絲上。這個智商極高而且天生就咄咄逼人的男人真的不太適合這樣微妙的局勢。特別是烏布利希還在下麵不停地搖晃他站的那條鋼絲。

　　雖然美蘇兩國領導人的會晤已被大肆報道，但顯然，6月3日到4日在維也納舉行的美蘇峰會帶來的隻是失望。第一天的談判，由美國大使館承辦。兩國領導人在寬敞的音樂廳碰麵，這裏被典雅地裝飾成灰色和紅色；之後，他們在中立地界進餐，就是奧地利政府的所在地——美泉宮。第二天，談判地點改在蘇維埃大使館。

　　會議變得很緊張，火藥味十足。和前一年取消巴黎峰會相比，盡管蘇美兩國的關係並不如那時那麽糟糕，但是會晤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兩國的關係也沒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樣得到改善，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肯尼迪，都沒能達成自己的既定目標。

　　洲際彈道導彈時期的個人外交政策看來還是有問題的。肯尼迪似乎對赫魯曉夫十足的蠻幹精神有點感到迷茫。然而，如果赫魯曉夫希望通過威脅讓這個年輕而且經驗略顯不足的男人作出讓步，那麽事實會證明他大錯特錯。他威嚇美國的企圖隻會適得其反。

　　同樣，肯尼迪想對赫魯曉夫使用他那有名的無限魅力，結果也隻能是失敗。對於赫魯曉夫來說，不成功便成仁，在他看來，對手柔弱的個性特征隻意味著一點：軟弱。

　　無論是在柏林問題還是在迫近最後時刻的德國和平協議的問題上，必須說明的是，肯尼迪沒有作出任何讓步。赫魯曉夫還是一如既往地咆哮和威脅。他不斷地提醒肯尼迪，他要終止盟國在柏林的占領權和進入柏林的權利，他還要和烏布利希簽訂單方麵的和平協議。

　　“那天，赫魯曉夫把這個要求重複了不下10次，”這位蘇聯領導人的自傳作者告訴我們，“仿佛是為了說服肯尼迪和他自己。”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會晤的最後一天，他們即將分手的時候，赫魯曉夫最後一次重複自己的威脅。肯尼迪說了那句著名的答複語：“如果這成為事實，那麽寒冬將會降臨。”

　　在這次峰會上，莫斯科交給美國一份備忘錄（aide-mémoire）。它就像一顆慢慢發射的淬毒子彈，莫斯科又恢複了要求在6個月內簽署德國和平協議的最後通牒。從1958年11月開始，最後期限來了又走，然而現在赫魯曉夫堅持說這是最後一次。如果在1961年底仍然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他將與東德簽訂一份獨立的和平協議。是的，他確實會這樣做。

　　維也納會晤之後，肯尼迪曾向一位美國記者坦稱“這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事”：

　　我想他這樣做是因為豬灣事件。我想，他覺得任何一個年輕而且經驗不足的人卷入到這樣的混亂中都可能會說……我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沒有經驗，也沒有膽量，那麽在他消除這些觀念之前，我們是不會和他達成什麽協議的。所以我們必須得采取行動。

　　維也納會晤之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在倫敦見到肯尼迪，說他看起來精疲力竭。這位總統告訴麥克米倫，那位蘇俄領導人“幾近野蠻的坦白和自信讓自己感到擔心甚至驚訝”。肯尼迪總統承認，那次會晤“並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為赫魯曉夫在維也納會晤中占了上風。而赫魯曉夫自己也這樣認為，並且相信在未來事務中也能遠遠勝過肯尼迪。他如此篤信自己的優越感，以致在接下來的一年半裏他的外交政策都很冒進。

　　維也納會晤期間以及之後蘇美雙方的誤解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危險。一直到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前，蘇美雙方的領導人都在估量對手的力量；而當這次危機來臨時，失敗者卻是赫魯曉夫。

　　此時的柏林，所有事情都在朝著對烏布利希有利的方向發展。這位東德的領袖成功地把自己的劣勢轉變成了自己的優勢。讓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互掐脖子，這正是他想要的。

　　維也納峰會後第二天，烏布利希的內務部長卡爾·馬隆命令在柏林成立一個所謂的“特殊安全單位”，由1500名東德警察組成。另外，東柏林專屬的“預備警衛隊”（負責控製集會和暴動）的人數增加到4000.這就意味著要從東德的各個營隊抽調人馬來柏林，將會使東德地方精英安全警察的總體實力削減30%左右。這些加強措施必須在1961年6月30日前執行。這樣激進又昂貴的手段隻能表明柏林即將發生一次大的安全行動。

　　瓦爾特·烏布利希的偉大時刻終於來臨。就是那道牆出現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