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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交友不可不慎
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
——曾國藩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間可以互相砥礪，共赴患難，成為事業的基石。朋友之間，無論誌趣上，還是品德上、事業上，總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觀察一個人一生的道德與事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選擇朋友就是選擇命運，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曾國藩二十四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外，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曾國藩在1843年2月17日從北京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書館外出教書。我的意思是教書館廢功誤事，比在家中私塾還要厲害。與其出去教館，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說一出家塾，就會有明師益友，而我們那兒的所謂明師益友，我都知道，並且已在深夜認真計算了一下。隻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先生，是我認為確實可以做為明師的。同學又都是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我曾和九弟說過，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因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緣故。現在以四弟你的意願，一定要跟從覺庵老師學習，那麽，千萬聽我囑咐，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
又說：“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麽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詩、古文和書法。”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友人，感到很不滿。最相信有作為的老師，隻有汪覺庵和歐陽滄溟先生罷了。他所說的衡陽的風俗，和輕浮淺薄相近，雖然有些近似武斷，但也是確有所見才這樣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國藩看來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習俗染人”。他曾這樣說，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為人，朋友的好壞，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一個人在世上若有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和交流，生活和事業就可能有好的局麵，相反，若交了壞朋友，受到壞的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就可能出現壞的局麵。所以，人才總是一批一批的出現，在某一個時代人才輩出，在某一地區人才輩出。這並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比另一時代的人更傑出，這個地區的人比另一個地區的人更優秀，而是因為這個時代或這個地區的人團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一個令人欽慕的群星燦爛的好局麵。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不一定非得觀察這個人，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時候，楚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名聲大得連楚莊王也知道了，把他傳召到了宮中。莊王問他，“你是怎樣給人看相的？怎樣能預知他人以後的吉凶呢？”他回答說：“我不會給人看相，不過，是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未來。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愛弟，不違法紀，那麽，他家就會一天一天興旺起來，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後必有福。這就是所說的好人。一般當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講信用，重德行，那麽，他就會幫助君王做出許多有益於國家的好事來，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這就是所說的好官。君主聖明，大臣賢能。如果君王有失誤，大臣們會當著您的麵直言勸諫。那麽，國家就會一天天興盛起來，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這樣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會給人看相，隻不過能夠觀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況。”
《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友。”實在是經驗之談。雖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壞朋友，也不得不時常防備別人也把你當成壞人，於是，影響了自己事業，或是無辜壞了自己名聲。
對交友對於人一生賢良與否的深刻認識，使曾國藩更加自覺地去接近那些品學兼優的朋友。
“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從曾國藩的話中，不難看出，他談起良師益友時是多麽興奮！讓我們介紹幾位曾國藩的同鄉好友，這些人在曾國藩的事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寧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病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雄，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必須把握住進退隱顯、出處決斷的好時機。曾國藩為母親回籍奔喪的這段時間，是否出山辦團練，與他一生功業關係極大，其進退為難之際，就全靠了眾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曉喻決斷。
鹹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授為江西省鄉試正考官，奏準回籍探親。當他走到安徽太湖縣的小池驛時，忽接母親江氏去世的訊聞，遂調轉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喪。
曾國藩一到湖南，滿耳聽的是太平軍節節北上，清軍抵擋不住，形勢如何緊迫的風聲。實際上在曾國藩逆長江行至漢陽時，湖北巡撫常大淳便告訴他：長沙已被“粵匪圍困”，隻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經湘陰、寧鄉而達湘鄉。
回家奔喪，本該好好祭悼生他養他，一別十幾年，臨終又未得見上一麵的慈母。但是，這些卻被太平軍北進的消息衝淡了。長沙之圍雖解，但太平軍是主動撤圍，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嶽州，攻占漢陽、武昌。太平軍所到之處，清軍無不一觸即潰，聞風而逃。
清軍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清政府派往前線的統帥也非死即逃，再無人能領導抗敵了。當賽尚阿被降級處分，向榮、烏蘭泰被革職留用，太平軍圍長沙，下嶽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時，曾國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辦團練事務的諭令。
鹹豐皇帝讓曾國藩留鄉辦團練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時，太平軍勢力浩大，清軍無力對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舉辦團練，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員為團練大臣，利用人地兩熟，在地方又有號召力的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僅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後任命45人為團練大臣，僅山東一省就有13人，曾國藩也是在這時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的。但是，曾國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個人背景：在他回籍奔喪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師唐鑒向鹹豐皇帝薦舉了他。
唐鑒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還鄉，到江寧主講金陵書院，名震江南。鹹豐二年（1852）七月，鹹豐帝召他入京，連連召見，垂問軍國大計。唐鑒向鹹豐帝舉薦曾國藩，請皇上任命他為湖南團練大臣，授給他便宜行事之權。並且詳細地向皇上講述了曾國藩的出身、學問、為人、才幹，說“曾滌生才堪大用，為忠誠謀國之臣”。他還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擔保，請鹹豐帝堅信曾國藩將來必成大事。
曾國藩於鹹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接到幫辦湖南團練的命令，當時熱孝在身，雖接命令，並無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勢的發展，卻越來越令曾國藩感到決斷去從之難，大有騎虎難下之勢。
此時，太平軍在湖南的節節勝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護鄉邦的激情，同時，又有幾股力量衝擊著曾國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張讓他出山創辦武裝力量，鎮壓太平軍。如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農民反抗運動興起，他就主動舉辦團練，與起義力量相對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義，他又親自組織鄉勇對抗起義軍，並戰而勝之，以知縣用。太平軍起義，賽尚阿為統帥時，鹹豐帝下旨命江忠源從軍，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鄉兵勇500人前來，號楚勇。此後一直與太平軍作戰，參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陽、郴州、長沙戰役，屢立戰功，他所率楚勇作戰較清軍勇猛十倍，是地方練勇參加正規戰役的先導和表率。聽說曾國藩回籍辦團練，他多次來信，堅決支持。
羅澤南亦是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物，直至這次回家奔喪，二人才得見麵。此時，羅借著舉人身份和鄉村教師的地位，培植忠於清政府、仇恨農民起義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劉膝鴻、楊昌浚等，後來都是湘軍的勇將。曾國藩回籍後，羅澤南正舉辦團練，感念曾對他的知遇之恩，極力慫恿曾國藩出山領導地方團練。
湖南地方官也力請曾國藩出山。
當太平軍圍攻長沙之前，雲南巡撫張亮基授調湖南巡撫，趕赴長沙抗拒太平軍。當時，身為舉人、作鄉村教師的左宗棠投軍作張亮基的幕僚，左向張推薦了曾國藩，請曾出山協助鎮壓太平軍。張亮基一邊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邊給曾國藩寫信，請求他出來相助，但是，曾國藩仍然有所顧慮。這時，母親的靈柩尚未安葬，如此時出山，有違丁憂離職守製大禮。自己滿口滿紙講孝道，如若違製，別人會恥笑。再則自己為一文員，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戰場，須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會有巨大磨難，甚或辦理不善，連命都保不住。還有，他深慮官場腐敗，要辦一事，處處荊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槍、要餉，必然要同上下各級官員發生糾葛，辦起來一定很難。
想到這裏，他一邊寫信拒絕了張亮基的邀請；一邊具折，讓張亮基代發，辭謝皇帝的命令，請求在籍守製三年。
恰在此時，傳來太平軍攻克武漢，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張亮基又命郭嵩燾連夜趕至曾家，勸說曾國藩出山。
郭嵩燾與曾國藩是至交，雖然幾年不見了，書信從來不斷。他與曾國藩一樣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憂回籍守製，太平軍攻湖南，主動至張亮基處出謀劃策，也是他主動到曾國藩家遊說其出山的。
郭嵩燾來到曾家，在曾國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後，當著曾氏兄弟的麵剖陳了利害，敦請曾氏出山。
郭嵩燾告訴曾氏兄弟，自唐鑒推舉曾國藩之後，皇帝又征詢了內閣學士肅順，及老恭親王的意見。二人都竭力保舉，說曾是林則徐、陶澍之類的報國忠臣，如今洪、楊造反，非得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國藩在朝中與恭親王、肅順都有接觸，認為二人各有優長，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現在，有恭親王、肅順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辦不好。曾國藩怕消息不準，郭嵩燾遂取出好友周壽昌的親筆信，周是長沙人，翰林出身，當時為侍講學士，是京官中聞名的百事通、“包打聽”，他的消息既快又準，絕對無誤。
郭嵩燾又為他分析：“長毛”絕不能成功，其致命之處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約》，而以中國數千年的儒教為敵，所到之處毀學宮、砸孔廟、殺儒士，文人學士無一不切齒恨之。連鄉村愚民、走卒販夫也不容其毀關廟、焚廟宇。我輩出以衛道爭民心，正可以應天命、順人心、滅洪、楊，而振國威，正可一層鴻圖，乃天賜大好時機，不可錯過。這樣，郭嵩燾就消除了曾國藩在出不出山的當口所顧慮猶豫的問題。郭嵩燾又向曾國藩介紹湖南巡撫張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張的愛惜賢才、與人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況。
郭嵩燾的一席話，打消了曾國藩的重重疑慮，決定應命出山。但又怕在守製時出山，被人譏笑。郭嵩燾說，現在國家正在用人之計，皇帝下令讓回籍的官員就地舉辦團練，已有多人在居喪時期出山辦團練。如若認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燾出麵請曾父出來催促，可上應皇命，下應父命，名正言順。
曾麟書此時正是湘鄉縣的掛名團總，當郭嵩燾陳說讓曾國藩應命出山之後，立即表示讚同，麵諭兒子移孝作忠，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軍攻陷湖北省城。鹹豐又急旨催促曾國藩等人組織團練，奔往前線，抵抗太平軍。曾國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個弟弟都要隨哥哥離家參戰，曾國藩隻答應帶曾國荷一人離家，叮囑曾國荃、曾國華先在家守孝，等待時機。於是，再祭母靈，求母親諒他難盡孝道，“墨絰出山”，盡忠國家。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喜歡廣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個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選擇朋友的重要性，無論什麽時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別是那些德才兼備之友。
——曾國藩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間可以互相砥礪，共赴患難，成為事業的基石。朋友之間，無論誌趣上，還是品德上、事業上，總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觀察一個人一生的道德與事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選擇朋友就是選擇命運，因此，交友不可不慎。
曾國藩二十四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外，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曾國藩在1843年2月17日從北京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書館外出教書。我的意思是教書館廢功誤事，比在家中私塾還要厲害。與其出去教館，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說一出家塾，就會有明師益友，而我們那兒的所謂明師益友，我都知道，並且已在深夜認真計算了一下。隻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先生，是我認為確實可以做為明師的。同學又都是平庸、卑微、胸無大誌的人，又最喜歡取笑人，家鄉沒有朋友，實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沒有好處，且很有壞處。習俗感化人，所說鮑魚共處，也變得和它一樣了。我曾和九弟說過，說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因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緣故。現在以四弟你的意願，一定要跟從覺庵老師學習，那麽，千萬聽我囑咐，隻獲取明師的益處，別受惡友危害？
又說：“我少時天分不算低，後來整日與平庸鄙俗的人相處，根本學不到什麽東西，心竅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後，才開始有誌於學習詩、古文和書法。”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友人，感到很不滿。最相信有作為的老師，隻有汪覺庵和歐陽滄溟先生罷了。他所說的衡陽的風俗，和輕浮淺薄相近，雖然有些近似武斷，但也是確有所見才這樣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國藩看來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習俗染人”。他曾這樣說，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為人，朋友的好壞，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一個人在世上若有幾個好朋友，相互幫助和交流，生活和事業就可能有好的局麵，相反，若交了壞朋友，受到壞的習氣的影響，生活和事業就可能出現壞的局麵。所以，人才總是一批一批的出現，在某一個時代人才輩出，在某一地區人才輩出。這並不是因為這個時代比另一時代的人更傑出，這個地區的人比另一個地區的人更優秀，而是因為這個時代或這個地區的人團聚在一起，相互激發，相互砥礪，才出現了一個令人欽慕的群星燦爛的好局麵。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不一定非得觀察這個人，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可以了。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時候，楚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名聲大得連楚莊王也知道了，把他傳召到了宮中。莊王問他，“你是怎樣給人看相的？怎樣能預知他人以後的吉凶呢？”他回答說：“我不會給人看相，不過，是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未來。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愛弟，不違法紀，那麽，他家就會一天一天興旺起來，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後必有福。這就是所說的好人。一般當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講信用，重德行，那麽，他就會幫助君王做出許多有益於國家的好事來，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這就是所說的好官。君主聖明，大臣賢能。如果君王有失誤，大臣們會當著您的麵直言勸諫。那麽，國家就會一天天興盛起來，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這樣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會給人看相，隻不過能夠觀察他所交的朋友的情況。”
《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友。”實在是經驗之談。雖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壞朋友，也不得不時常防備別人也把你當成壞人，於是，影響了自己事業，或是無辜壞了自己名聲。
對交友對於人一生賢良與否的深刻認識，使曾國藩更加自覺地去接近那些品學兼優的朋友。
“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
從曾國藩的話中，不難看出，他談起良師益友時是多麽興奮！讓我們介紹幾位曾國藩的同鄉好友，這些人在曾國藩的事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寧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病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雄，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必須把握住進退隱顯、出處決斷的好時機。曾國藩為母親回籍奔喪的這段時間，是否出山辦團練，與他一生功業關係極大，其進退為難之際，就全靠了眾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曉喻決斷。
鹹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授為江西省鄉試正考官，奏準回籍探親。當他走到安徽太湖縣的小池驛時，忽接母親江氏去世的訊聞，遂調轉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喪。
曾國藩一到湖南，滿耳聽的是太平軍節節北上，清軍抵擋不住，形勢如何緊迫的風聲。實際上在曾國藩逆長江行至漢陽時，湖北巡撫常大淳便告訴他：長沙已被“粵匪圍困”，隻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經湘陰、寧鄉而達湘鄉。
回家奔喪，本該好好祭悼生他養他，一別十幾年，臨終又未得見上一麵的慈母。但是，這些卻被太平軍北進的消息衝淡了。長沙之圍雖解，但太平軍是主動撤圍，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嶽州，攻占漢陽、武昌。太平軍所到之處，清軍無不一觸即潰，聞風而逃。
清軍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清政府派往前線的統帥也非死即逃，再無人能領導抗敵了。當賽尚阿被降級處分，向榮、烏蘭泰被革職留用，太平軍圍長沙，下嶽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時，曾國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辦團練事務的諭令。
鹹豐皇帝讓曾國藩留鄉辦團練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時，太平軍勢力浩大，清軍無力對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舉辦團練，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員為團練大臣，利用人地兩熟，在地方又有號召力的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僅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後任命45人為團練大臣，僅山東一省就有13人，曾國藩也是在這時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的。但是，曾國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個人背景：在他回籍奔喪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師唐鑒向鹹豐皇帝薦舉了他。
唐鑒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還鄉，到江寧主講金陵書院，名震江南。鹹豐二年（1852）七月，鹹豐帝召他入京，連連召見，垂問軍國大計。唐鑒向鹹豐帝舉薦曾國藩，請皇上任命他為湖南團練大臣，授給他便宜行事之權。並且詳細地向皇上講述了曾國藩的出身、學問、為人、才幹，說“曾滌生才堪大用，為忠誠謀國之臣”。他還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擔保，請鹹豐帝堅信曾國藩將來必成大事。
曾國藩於鹹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接到幫辦湖南團練的命令，當時熱孝在身，雖接命令，並無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勢的發展，卻越來越令曾國藩感到決斷去從之難，大有騎虎難下之勢。
此時，太平軍在湖南的節節勝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護鄉邦的激情，同時，又有幾股力量衝擊著曾國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張讓他出山創辦武裝力量，鎮壓太平軍。如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農民反抗運動興起，他就主動舉辦團練，與起義力量相對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義，他又親自組織鄉勇對抗起義軍，並戰而勝之，以知縣用。太平軍起義，賽尚阿為統帥時，鹹豐帝下旨命江忠源從軍，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鄉兵勇500人前來，號楚勇。此後一直與太平軍作戰，參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陽、郴州、長沙戰役，屢立戰功，他所率楚勇作戰較清軍勇猛十倍，是地方練勇參加正規戰役的先導和表率。聽說曾國藩回籍辦團練，他多次來信，堅決支持。
羅澤南亦是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物，直至這次回家奔喪，二人才得見麵。此時，羅借著舉人身份和鄉村教師的地位，培植忠於清政府、仇恨農民起義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鑫、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劉膝鴻、楊昌浚等，後來都是湘軍的勇將。曾國藩回籍後，羅澤南正舉辦團練，感念曾對他的知遇之恩，極力慫恿曾國藩出山領導地方團練。
湖南地方官也力請曾國藩出山。
當太平軍圍攻長沙之前，雲南巡撫張亮基授調湖南巡撫，趕赴長沙抗拒太平軍。當時，身為舉人、作鄉村教師的左宗棠投軍作張亮基的幕僚，左向張推薦了曾國藩，請曾出山協助鎮壓太平軍。張亮基一邊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邊給曾國藩寫信，請求他出來相助，但是，曾國藩仍然有所顧慮。這時，母親的靈柩尚未安葬，如此時出山，有違丁憂離職守製大禮。自己滿口滿紙講孝道，如若違製，別人會恥笑。再則自己為一文員，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戰場，須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會有巨大磨難，甚或辦理不善，連命都保不住。還有，他深慮官場腐敗，要辦一事，處處荊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槍、要餉，必然要同上下各級官員發生糾葛，辦起來一定很難。
想到這裏，他一邊寫信拒絕了張亮基的邀請；一邊具折，讓張亮基代發，辭謝皇帝的命令，請求在籍守製三年。
恰在此時，傳來太平軍攻克武漢，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張亮基又命郭嵩燾連夜趕至曾家，勸說曾國藩出山。
郭嵩燾與曾國藩是至交，雖然幾年不見了，書信從來不斷。他與曾國藩一樣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憂回籍守製，太平軍攻湖南，主動至張亮基處出謀劃策，也是他主動到曾國藩家遊說其出山的。
郭嵩燾來到曾家，在曾國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後，當著曾氏兄弟的麵剖陳了利害，敦請曾氏出山。
郭嵩燾告訴曾氏兄弟，自唐鑒推舉曾國藩之後，皇帝又征詢了內閣學士肅順，及老恭親王的意見。二人都竭力保舉，說曾是林則徐、陶澍之類的報國忠臣，如今洪、楊造反，非得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國藩在朝中與恭親王、肅順都有接觸，認為二人各有優長，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現在，有恭親王、肅順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辦不好。曾國藩怕消息不準，郭嵩燾遂取出好友周壽昌的親筆信，周是長沙人，翰林出身，當時為侍講學士，是京官中聞名的百事通、“包打聽”，他的消息既快又準，絕對無誤。
郭嵩燾又為他分析：“長毛”絕不能成功，其致命之處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約》，而以中國數千年的儒教為敵，所到之處毀學宮、砸孔廟、殺儒士，文人學士無一不切齒恨之。連鄉村愚民、走卒販夫也不容其毀關廟、焚廟宇。我輩出以衛道爭民心，正可以應天命、順人心、滅洪、楊，而振國威，正可一層鴻圖，乃天賜大好時機，不可錯過。這樣，郭嵩燾就消除了曾國藩在出不出山的當口所顧慮猶豫的問題。郭嵩燾又向曾國藩介紹湖南巡撫張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張的愛惜賢才、與人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況。
郭嵩燾的一席話，打消了曾國藩的重重疑慮，決定應命出山。但又怕在守製時出山，被人譏笑。郭嵩燾說，現在國家正在用人之計，皇帝下令讓回籍的官員就地舉辦團練，已有多人在居喪時期出山辦團練。如若認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燾出麵請曾父出來催促，可上應皇命，下應父命，名正言順。
曾麟書此時正是湘鄉縣的掛名團總，當郭嵩燾陳說讓曾國藩應命出山之後，立即表示讚同，麵諭兒子移孝作忠，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軍攻陷湖北省城。鹹豐又急旨催促曾國藩等人組織團練，奔往前線，抵抗太平軍。曾國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個弟弟都要隨哥哥離家參戰，曾國藩隻答應帶曾國荷一人離家，叮囑曾國荃、曾國華先在家守孝，等待時機。於是，再祭母靈，求母親諒他難盡孝道，“墨絰出山”，盡忠國家。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喜歡廣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個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選擇朋友的重要性，無論什麽時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別是那些德才兼備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