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 第六節 品性自勵鑄大業
第六節 品性自勵鑄大業
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國藩
大概沒有人不羨慕好的性情，好的修養吧？但是，改正錯誤或許容易，品性是很難改變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連“四書”之一的《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豈易改變？尤其是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改變更難。隻不過，這個問題，須話分兩頭。《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無有不善的，隻有後天習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們所說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後天習染的因素，作為先後天的融合，是一方麵難改變，另一方麵又可以改變的。食色之性也是這樣，雖然並沒有什麽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是否傷害身體和性情的問題，而這後一方麵，顯然和習染有關，是可以由不適度達到適度的；因為所謂性格、品性，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和習染有關。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館（相當於進士再深造後的結業），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押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年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沒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麽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日屢邪視”，“恥心喪盡”，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閑檢。”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盡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國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認為，沉溺於此是妨礙事業的。他還認為，在外人麵前，夫妻間尤不能過分親密。雖然如此，曾國藩還是很難做到，罵自己是禽獸。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吳竹如來到曾國藩的寓所，與他久談，吳竹如講理學，並談自己的體驗，認為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對比之下，曾國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謂掩著者耶？日記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闥之際、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曾國藩自己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贏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曾國藩這方麵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變化，成為莊重、詼諧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個人。曾國藩就是這樣，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裏，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他以後位及大臣，但堅決不納妾，生活作風上也嚴格自律，這是他不同於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處。
曾國藩為了實現“澄清天下之誌”，針對自己的不良習慣，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後來都做到了。
吸煙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煙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曾國藩認識到，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此外，吸煙也對此有很大影響。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困乏。”
意識到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煙，並作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煙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們下棋、聊天。日記中寫道：“即宜守規敬事，乃閑談荒功，不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訪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吸煙的溺愛及戒煙的痛苦。
“三戒”之外，還有“一戒”，曾國藩沒有戒成，這就是戒圍棋。
曾國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幾局，隨後飲酒暢談。但下棋須精神貫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幾局結束，身體不能自如。曾國藩意識到此，決心把圍棋也戒了，但幾次戒也戒不成，有時觀看別人下棋，大聲嚷臂，“幾欲自代”，這頗有點侯寶林大師相聲中所說的味道。
曾國藩平日也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他時不時去慶和園、天和館聽聽戲，去琉璃廠逛街、購書買紙，“正業”之餘也讀點《綠野仙蹤》、《龍威秘書》之類的“野書”。不過，下棋的嗜好，還是令曾國藩傷透了腦筋。照他自己的話說，即“溺情於弈”。曾國藩下棋始於何時，無從得知，但自入翰苑，經常為圍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劉穀仁、何子敬、何子貞、黃鶴汀、湯海秋、毛寄雲、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鄧雲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幾天，總要對弈幾局。
沉溺於圍棋，不僅有礙於進德修業，而且頗耗精力，友人勸他戒棋，他也橫下心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8日《日記》寫道：“夜，與筠仙圍棋二局，頭昏眼花，以後永戒不下棋也。”誰能想到這次“永戒”竟沒隔一日就破戒了。6月9日與“筠仙圍棋，複蹈昨日之轍”，10日與“黃鶴汀圍棋”，12日“飯後與筠仙對弈”。國藩很講究養生之道，身體略感不適，便想到戒棋。6月20日，三度下決心戒棋。本日《日記》說：“徐石泉來，與同圍棋數局。石泉去而餘頭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絕書香也。”既發惡誓，決不能再做“小人”，曾國藩忍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下棋，至少《日記》沒有記載。可是直到出京，終沒有戒掉。至於後來，無論在軍旅，還是在總督任內，圍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國藩作為一個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獨圍棋立了多少惡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圍城”，連曾國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於此。實際是圍棋能緩解緊張的一種精神“轉移法”。
立世大智慧
其實，凡事不必走極端，性格、習慣、食色之性都隻要適度而已；當然“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這樣說：曾國藩勇於改易並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處；圍棋沒有戒掉，還有一點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處。人性是個翹翹板，既要處處在理，也要處處近情才是。
——曾國藩
大概沒有人不羨慕好的性情，好的修養吧？但是，改正錯誤或許容易，品性是很難改變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連“四書”之一的《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豈易改變？尤其是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改變更難。隻不過，這個問題，須話分兩頭。《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無有不善的，隻有後天習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們所說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後天習染的因素，作為先後天的融合，是一方麵難改變，另一方麵又可以改變的。食色之性也是這樣，雖然並沒有什麽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是否傷害身體和性情的問題，而這後一方麵，顯然和習染有關，是可以由不適度達到適度的；因為所謂性格、品性，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和習染有關。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麽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館（相當於進士再深造後的結業），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想，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麽。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麽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押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年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沒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麽也靜不下來。他又沒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日屢邪視”，“恥心喪盡”，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閑檢。”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盡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國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認為，沉溺於此是妨礙事業的。他還認為，在外人麵前，夫妻間尤不能過分親密。雖然如此，曾國藩還是很難做到，罵自己是禽獸。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五日，吳竹如來到曾國藩的寓所，與他久談，吳竹如講理學，並談自己的體驗，認為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對比之下，曾國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謂掩著者耶？日記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闥之際、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曾國藩自己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贏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曾國藩這方麵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變化，成為莊重、詼諧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個人。曾國藩就是這樣，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裏，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他以後位及大臣，但堅決不納妾，生活作風上也嚴格自律，這是他不同於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處。
曾國藩為了實現“澄清天下之誌”，針對自己的不良習慣，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後來都做到了。
吸煙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煙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曾國藩認識到，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此外，吸煙也對此有很大影響。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困乏。”
意識到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煙，並作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煙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們下棋、聊天。日記中寫道：“即宜守規敬事，乃閑談荒功，不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訪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國藩把初次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了他對吸煙的溺愛及戒煙的痛苦。
“三戒”之外，還有“一戒”，曾國藩沒有戒成，這就是戒圍棋。
曾國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幾局，隨後飲酒暢談。但下棋須精神貫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幾局結束，身體不能自如。曾國藩意識到此，決心把圍棋也戒了，但幾次戒也戒不成，有時觀看別人下棋，大聲嚷臂，“幾欲自代”，這頗有點侯寶林大師相聲中所說的味道。
曾國藩平日也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他時不時去慶和園、天和館聽聽戲，去琉璃廠逛街、購書買紙，“正業”之餘也讀點《綠野仙蹤》、《龍威秘書》之類的“野書”。不過，下棋的嗜好，還是令曾國藩傷透了腦筋。照他自己的話說，即“溺情於弈”。曾國藩下棋始於何時，無從得知，但自入翰苑，經常為圍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劉穀仁、何子敬、何子貞、黃鶴汀、湯海秋、毛寄雲、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鄧雲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幾天，總要對弈幾局。
沉溺於圍棋，不僅有礙於進德修業，而且頗耗精力，友人勸他戒棋，他也橫下心戒。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8日《日記》寫道：“夜，與筠仙圍棋二局，頭昏眼花，以後永戒不下棋也。”誰能想到這次“永戒”竟沒隔一日就破戒了。6月9日與“筠仙圍棋，複蹈昨日之轍”，10日與“黃鶴汀圍棋”，12日“飯後與筠仙對弈”。國藩很講究養生之道，身體略感不適，便想到戒棋。6月20日，三度下決心戒棋。本日《日記》說：“徐石泉來，與同圍棋數局。石泉去而餘頭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絕書香也。”既發惡誓，決不能再做“小人”，曾國藩忍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下棋，至少《日記》沒有記載。可是直到出京，終沒有戒掉。至於後來，無論在軍旅，還是在總督任內，圍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國藩作為一個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獨圍棋立了多少惡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圍城”，連曾國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於此。實際是圍棋能緩解緊張的一種精神“轉移法”。
立世大智慧
其實，凡事不必走極端，性格、習慣、食色之性都隻要適度而已；當然“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這樣說：曾國藩勇於改易並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處；圍棋沒有戒掉，還有一點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處。人性是個翹翹板，既要處處在理，也要處處近情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