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蔣孝武的女兒蔣友蘭
（蔣孝武的女兒蔣友蘭（右。））
蔣友蘭是蔣經國的二公子蔣孝武的女兒。幼年父母就離異，所以從小她就經常台灣、瑞士兩頭跑，目的是為了與父母親團聚。少年時期因父親到新加坡任職，遂遷居新加坡並在當地華人學校上初中和高中。
1972年1月19日，蔣孝武與汪長詩的第一個孩子降生在七海官邸。根據蔣介石為他的曾孫輩所取好的名字，這個女孩就叫蔣友蘭。從小就生活在重兵防守，戒備森嚴的深宅大院裏，蔣友蘭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更不清楚蔣家在台灣的地位，她一直在母親汪長詩的嗬護下長大。盡管幼年的她經常看見父母爭吵，而父親也時常夜不歸宿，但是由於母親的細心照顧，她並沒有感到寂寞無助。然而，不幸的事情很快發生了。
母親汪長詩因不堪忍受父親蔣孝武的蠻橫無理，整日與演藝界明星擦出花邊新聞，於1976年獨自飛往瑞士日內瓦娘家。當時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尚年幼，無法離開母親，他們每天都流著淚哀求父親蔣孝武讓母親回來。祖父蔣經國見孩子們哭泣於心不忍，於是派人到日內瓦找汪長詩期求和解。念及年齡尚小的孩子，汪長詩同意為孩子著想，回到蔣孝武身邊。一但是她提出條件，若蔣孝武沒有兌現，則她將再不回頭。
可是汪長詩最終沒有等到蔣孝武的出現，她再次踏上了去瑞士的飛機，兩人的婚姻關係亦隨之不在。1979年，汪長詩基於對兩個孩子的思念，再度飛回台灣，向蔣經國請求讓她帶著孩子去瑞士。因孫子、孫女年幼，蔣經國最後隻好答應，縱使心中不樂意。汪長詩終於如願以償地帶上自己年幼的蔣友蘭和蔣友鬆來到瑞士日內瓦。在那個美麗的國家，蔣友蘭和蔣友鬆與母親親密密地生活了3年。
蔣友蘭希望永遠待在瑞士母親身邊，但是一批逃亡海外的“台獨”分子，出於對蔣家的仇恨，已經秘密潛逃到瑞士，揚言要綁架蔣友蘭和蔣友鬆。汪長詩擔心自己心愛的孩子有絲毫損傷，便忍痛讓從台灣專程來的虞為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台灣。
回到闊別三年的七海官邸，蔣友蘭見到了父親蔣孝武，但是她仍常常思念遠在瑞士的母親，所以蔣友蘭一直悶悶不樂。幸而這時，父親蔣孝武給姐弟倆請的英文老師蔡惠媚走進了蔣友蘭孤獨的心，她無微不至地照顧著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的生活、學習，蔣友蘭漸漸地開始接納這位心地善良的台灣姑娘。在蔣友蘭心中，蔡惠媚已逐漸取代母親汪長詩的地位，而父親與蔡惠媚的關係在經過宜蘭的“林宅血案”和在美國的“江南事件”後日趨穩定。在父親蔣孝武最失意的時候，蔡惠媚勇敢地承擔起照顧這個家庭的責任，臨危不亂，令蔣友蘭由衷地欽佩她。
1986年2月底，父親蔣孝武帶著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以及蔡惠媚來到七海官邸參加祖父蔣經國舉辦的小型家宴。在這次晚宴上，蔣經國事實上承認了蔡惠媚作為蔣友蘭和蔣友鬆繼母的身份。這對於蔣友蘭來說，她的心情非常複雜，她既為生母汪長詩感到惋惜，因為將有人代替她的位置，同時她又替父親、弟弟和自己高興，因為父親得到了好妻子，自己和弟弟有個好媽媽。由於“江麵事件”對父親政途的負麵影響極大，因此祖父蔣經國不得不將自己的得力助手蔣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商務代表團副團長。
1986年3月初，蔣友蘭全家遷往新加坡，在遠離市區的武吉知路289號購買了一幢英式高級別墅定居下來。父親和英文教師蔡惠媚也於當年4月11日踏上了紅地毯，蔡惠媚正式成為蔣友蘭的合法母親。最使得蔣友蘭敬重這位英文教師的地方在於她決定不生孩子，全心全意照顧蔣友蘭和蔣友鬆，此舉不僅令蔣友蘭、蔣友鬆感動不已，就連定居瑞士的注長詩也對她感激涕零。由於父親蔣孝武在台灣掌管情治機關，所以得罪了不少黑白兩道的人。雖然祖父蔣經國把父親調往新加坡，但是父親擔心過去的仇人來報複，因此別墅終年禁閉，除了蔣友蘭和蔣友鬆出去上學，大門才打開。在這種情形下，蔣友蘭每天都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也正是這種生活令她對政治極為反感。
1988年1月13日，祖父蔣經國突然過世，父親蔣孝武深受打擊，起初不準備帶兩個孩子去吊唁，害怕有人會對他們不利。可是蔣友蘭亦十分想念祖父，懇求同往。於是蔣孝武全家於1月14日到達台灣，參加了蔣經國的葬禮。看見因祖父病歿而發生巨變的台灣政壇，蔣友蘭心中有股說不出的滋味，父親則由於此時有人故意在各大報紙大放厥詞極為不快。葬禮一結束，蔣友蘭便隨父母親和弟弟返回新加坡。
（蔡惠媚隨著蔣孝武赴日本。）
1989年，蔣友蘭在新加坡念完初中課程，旋進入新加坡國立高中讀書。1990年，父親被台灣當局調往日本擔任駐東京的“商務代表”，因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均要在新加坡讀書，就沒有同行，而是留下來繼續生活在新加坡。沒有父母親在身邊的日子裏，蔣友蘭負起做姐姐的責任，照看比自己小一歲的弟弟。在學業上，她憑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新加坡的生活遠沒有台灣那麽動蕩不安，蔣友蘭暗中慶幸自己早離那是非之地。1991年7月1日蔣孝武返回台灣任“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蔣友蘭很快就可以和父母親團聚了，她覺得生活開始變幸福了。豈料，厄運即將來臨。1991年7月1日早晨，蔣友蘭接到蔡惠媚從台灣打來的電話，要他們姐弟二人速來台北，母親焦急的聲音使得蔣友蘭擔心有什麽不祥的事情發生。可是蔡惠媚在電話中始終不肯多說，這反倒令蔣友蘭更擔憂。當天下午，蔣友蘭就帶著弟弟從新加坡國際機場作飛機趕往台北。
在飛機上，蔣友蘭從當日台灣的《聯合報》上看見了觸目驚心的消息：“台灣榮民總醫院今天早晨發表醫療公告指出，台灣前駐日代表蔣孝武先生於今天上午5時45分，病逝在台灣榮民總醫院。”公報中指出：蔣孝武自1982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以胰島素控製尚稱穩定，蔣孝武另患有慢性胰髒炎，時有急性發作，皆在“榮總”接受治療。
訃告又說：“蔣孝武於6月30日下午9時住院，診斷為慢性胰髒炎，經藥物治療後，略有進展。至7月1日清晨3時至4時30分訪視時，尚無症狀。但至5時40分訪視時，發現呼吸及心髒均已停止。經急救無效，於5時45分宣告死亡。因蔣孝武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其突然病故，經醫生診斷確定為急性心髒衰竭所致。”蔣友梅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感到巨大的悲痛向自己襲來。
童年中的父親雖然在自己麵前苟嚴歡笑，但是到了新加坡，尤其是與蔡惠媚結婚後，父親與自己的關係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許多。歲月蹉跎，那個在台灣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父親愈發顯老，性格亦越發和善，很少大發脾氣。他還經常帶著蔣友蘭和蔣友鬆到新加坡國際俱樂部打保齡球，或到城外一家網球場打網球。父親還常常告訴蔣友蘭“其實我也是個普通人，隻不過在那特定的時代，那種特殊的家庭裏生活，我在人們眼裏成了個麵目可憎的人了”。父親無奈的感歎深深觸動了蔣友蘭年少的心，她發覺父親的所作所為都是由於他是蔣氏家族的一分子。看來蔣氏家族的光環並不是那麽好戴的，否則母親是不會離開蔣家，離開他們姐弟二人。
然而，蔣友蘭對政治可怕性的認識在父親逝世後有了更清晰地認知。一下飛機，蔣友蘭就看見一身黑衣長裙的母親蔡惠媚。蔣友蘭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悲哀，撲進蔡惠媚的懷中，放聲大哭。蔡惠媚卻強忍著眼淚，帶著兩個孩子驅車趕往“榮民總醫院”見蔣孝武最後一麵。蔣友蘭生母汪長詩得知此事後也從瑞士趕到台北奔喪，生母的到來，給蔣友蘭增添了幾分慰藉。在台北惠濟寺為父親作法事期間，蔣友蘭一直待在母親身邊，須臾不願離開，因為她害怕再失去一個親人。
（蔡惠媚手捧蔡孝武靈牌。）
但是更令蔣友蘭傷心的是台灣新聞媒體大肆宜傳父親蔣孝武的奇怪死因，有人說是被人暗殺，有人說是仇家買凶殺人，甚至還有人說父親是自殺。麵對種種無緣的汙蔑，蔣友蘭悲痛欲絕。政治的無情，冷漠，竟連死人也不放過。蔣友蘭希望盡快離開這個令她痛苦的地方，回到新加坡繼續她的高中學業，因為為父奔喪，使得她不得不推遲畢業考試。
然而汪長詩卻讓蔣友蘭先同她去瑞士靜養一段時間再參加考試也不遲，事實上蔣友蘭的狀況確實令汪長詩和蔡惠媚擔憂。蔣友梅是個聽話的孩子，於是葬禮結束後，蔣友梅就隨母親汪長詩來到瑞士療養。在美麗的萊蒙湖畔，蔣友梅的心靈創傷很快痊愈。入冬之前，她就回到新加坡，用最短的時間將耽誤的課程補齊，聖誕節前夕順利地拿到了高中畢業文憑。
畢業後進入舊金山伯克萊大學國際經濟係就讀。獲得學位後即回瑞士母親身邊工作，後又來到香港創業。雖然父母分居兩地，但父親的第二個妻子蔡惠媚與蔣友蘭姐弟倆關係甚佳，所以家庭總算和睦。即使父親去世後，蔣友蘭和繼母蔡惠媚的感情亦非常深厚。
1992年蔣友蘭即將考大學，對於大學和專業的選擇，蔣友蘭早在父親蔣孝武在世時就已達成協議，她想去瑞士讀書，學經濟專業，因為她不願踏入險惡的政界。但是，就在她與母親蔡惠媚於3月21日參加曾祖母宋美齡的93歲壽辰時，曾祖母的一番話改變了蔣友蘭事先設定的求學方向。宋美齡希望蔣友蘭和蔣友鬆都到美國來讀書，這樣她可以幫忙照顧而不用麻煩汪長詩，因為汪長詩畢竟已不再是蔣家的媳婦。
迫於曾祖母在蔣家的地位，盡管蔣友蘭心中不悅，但她也隻得服從曾祖母的安排，到美國讀書。但是，生母汪長詩考慮到若在紐約上學，難免會因宋美齡而使得蔣友蘭和蔣友鬆的身份曝露，因此在必須赴美留學的前提下，汪長詩建議蔣友蘭和蔣友鬆到舊金山的伯克萊大學念書，並且不要用原名，改用英文名入校。蔣友蘭接受了母親的建議，1992年9月，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雙雙進入伯克萊大學國際經濟係。
在伯克萊大學大學的6年中，蔣友蘭以“汪琳”的身份登記在學生名冊上，而且她依然在新加坡讀書時的勤奮好學，所以她的成績在她所在的專業一直都名列前茅，這完全得益於她的天賦和才華。初到伯克萊時蔣友蘭非常思念遠在瑞士的汪長詩，幸好由於弟弟蔣友鬆的關係，她結識了來自台灣的女孩徐子菱，兩人很快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1994年暑假，三人相約不回家，留在舊金山打工掙學費。在這段時間，蔣友蘭發現徐子菱是一個善解人意，又吃苦耐勞的好姑娘，弟弟蔣友鬆的眼光確實不錯。掙足了錢後，他們三人又結伴去洛杉磯旅遊，還登上比佛利山，遊覽了好萊塢影城。回到學校，令蔣友蘭吃驚地是母親蔡惠媚來到伯克利探望自己和弟弟蔣友鬆。蔡惠媚的到來令徐子菱產生懷疑。
一日，徐子菱與蔣友蘭推心置腹地交談，希望蔣友蘭告訴她他們姐弟倆的真實家庭背景。盡管蔣友蘭很想將實情相告，但念及如果告訴徐子菱他們是蔣家後代，難保徐子菱不會離弟弟而去，所以她始終守口如瓶，拒不說出實情。可是最終徐子菱發現了他們的真實身份，可喜的是徐子菱並不在乎所謂的身份地位，她愛的就是弟弟蔣友鬆這個人，這頗令蔣友蘭安心。
1996年夏天，蔣友蘭從伯克來大學畢業，便來到舊金山有名的“西部華爾街”蒙哥馬利大街的一家銀行工作。然而，蔣友蘭發現自己不適應在這兒工作，於是她又辭退了在銀行的工作，飛往瑞士日內瓦，到生母汪長詩身邊尋找新的工作。不久，蔣友蘭又來到香港經商，到2000年，她的事業可謂如日中天。2002年弟弟蔣友鬆要與自己多年的好友徐子菱共結良緣，蔣友蘭百忙之中抽空趕往舊金山參加這場婚禮。望著弟弟蔣友鬆幸福地牽著新娘的手，蔣友蘭在心中由衷地祝福他們。同時，她也默默地向在天之靈的父親告訴說：父親，我和弟弟現在都有自己的事業，弟弟業已成家，您在天之靈可安息了。我們一定謹尊教誨，決不涉身政治，您就放心吧。蔣家第四代與政治是絕緣體。
蔣友蘭是蔣經國的二公子蔣孝武的女兒。幼年父母就離異，所以從小她就經常台灣、瑞士兩頭跑，目的是為了與父母親團聚。少年時期因父親到新加坡任職，遂遷居新加坡並在當地華人學校上初中和高中。
1972年1月19日，蔣孝武與汪長詩的第一個孩子降生在七海官邸。根據蔣介石為他的曾孫輩所取好的名字，這個女孩就叫蔣友蘭。從小就生活在重兵防守，戒備森嚴的深宅大院裏，蔣友蘭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更不清楚蔣家在台灣的地位，她一直在母親汪長詩的嗬護下長大。盡管幼年的她經常看見父母爭吵，而父親也時常夜不歸宿，但是由於母親的細心照顧，她並沒有感到寂寞無助。然而，不幸的事情很快發生了。
母親汪長詩因不堪忍受父親蔣孝武的蠻橫無理，整日與演藝界明星擦出花邊新聞，於1976年獨自飛往瑞士日內瓦娘家。當時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尚年幼，無法離開母親，他們每天都流著淚哀求父親蔣孝武讓母親回來。祖父蔣經國見孩子們哭泣於心不忍，於是派人到日內瓦找汪長詩期求和解。念及年齡尚小的孩子，汪長詩同意為孩子著想，回到蔣孝武身邊。一但是她提出條件，若蔣孝武沒有兌現，則她將再不回頭。
可是汪長詩最終沒有等到蔣孝武的出現，她再次踏上了去瑞士的飛機，兩人的婚姻關係亦隨之不在。1979年，汪長詩基於對兩個孩子的思念，再度飛回台灣，向蔣經國請求讓她帶著孩子去瑞士。因孫子、孫女年幼，蔣經國最後隻好答應，縱使心中不樂意。汪長詩終於如願以償地帶上自己年幼的蔣友蘭和蔣友鬆來到瑞士日內瓦。在那個美麗的國家，蔣友蘭和蔣友鬆與母親親密密地生活了3年。
蔣友蘭希望永遠待在瑞士母親身邊，但是一批逃亡海外的“台獨”分子，出於對蔣家的仇恨，已經秘密潛逃到瑞士，揚言要綁架蔣友蘭和蔣友鬆。汪長詩擔心自己心愛的孩子有絲毫損傷，便忍痛讓從台灣專程來的虞為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台灣。
回到闊別三年的七海官邸，蔣友蘭見到了父親蔣孝武，但是她仍常常思念遠在瑞士的母親，所以蔣友蘭一直悶悶不樂。幸而這時，父親蔣孝武給姐弟倆請的英文老師蔡惠媚走進了蔣友蘭孤獨的心，她無微不至地照顧著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的生活、學習，蔣友蘭漸漸地開始接納這位心地善良的台灣姑娘。在蔣友蘭心中，蔡惠媚已逐漸取代母親汪長詩的地位，而父親與蔡惠媚的關係在經過宜蘭的“林宅血案”和在美國的“江南事件”後日趨穩定。在父親蔣孝武最失意的時候，蔡惠媚勇敢地承擔起照顧這個家庭的責任，臨危不亂，令蔣友蘭由衷地欽佩她。
1986年2月底，父親蔣孝武帶著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以及蔡惠媚來到七海官邸參加祖父蔣經國舉辦的小型家宴。在這次晚宴上，蔣經國事實上承認了蔡惠媚作為蔣友蘭和蔣友鬆繼母的身份。這對於蔣友蘭來說，她的心情非常複雜，她既為生母汪長詩感到惋惜，因為將有人代替她的位置，同時她又替父親、弟弟和自己高興，因為父親得到了好妻子，自己和弟弟有個好媽媽。由於“江麵事件”對父親政途的負麵影響極大，因此祖父蔣經國不得不將自己的得力助手蔣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商務代表團副團長。
1986年3月初，蔣友蘭全家遷往新加坡，在遠離市區的武吉知路289號購買了一幢英式高級別墅定居下來。父親和英文教師蔡惠媚也於當年4月11日踏上了紅地毯，蔡惠媚正式成為蔣友蘭的合法母親。最使得蔣友蘭敬重這位英文教師的地方在於她決定不生孩子，全心全意照顧蔣友蘭和蔣友鬆，此舉不僅令蔣友蘭、蔣友鬆感動不已，就連定居瑞士的注長詩也對她感激涕零。由於父親蔣孝武在台灣掌管情治機關，所以得罪了不少黑白兩道的人。雖然祖父蔣經國把父親調往新加坡，但是父親擔心過去的仇人來報複，因此別墅終年禁閉，除了蔣友蘭和蔣友鬆出去上學，大門才打開。在這種情形下，蔣友蘭每天都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也正是這種生活令她對政治極為反感。
1988年1月13日，祖父蔣經國突然過世，父親蔣孝武深受打擊，起初不準備帶兩個孩子去吊唁，害怕有人會對他們不利。可是蔣友蘭亦十分想念祖父，懇求同往。於是蔣孝武全家於1月14日到達台灣，參加了蔣經國的葬禮。看見因祖父病歿而發生巨變的台灣政壇，蔣友蘭心中有股說不出的滋味，父親則由於此時有人故意在各大報紙大放厥詞極為不快。葬禮一結束，蔣友蘭便隨父母親和弟弟返回新加坡。
（蔡惠媚隨著蔣孝武赴日本。）
1989年，蔣友蘭在新加坡念完初中課程，旋進入新加坡國立高中讀書。1990年，父親被台灣當局調往日本擔任駐東京的“商務代表”，因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均要在新加坡讀書，就沒有同行，而是留下來繼續生活在新加坡。沒有父母親在身邊的日子裏，蔣友蘭負起做姐姐的責任，照看比自己小一歲的弟弟。在學業上，她憑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新加坡的生活遠沒有台灣那麽動蕩不安，蔣友蘭暗中慶幸自己早離那是非之地。1991年7月1日蔣孝武返回台灣任“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蔣友蘭很快就可以和父母親團聚了，她覺得生活開始變幸福了。豈料，厄運即將來臨。1991年7月1日早晨，蔣友蘭接到蔡惠媚從台灣打來的電話，要他們姐弟二人速來台北，母親焦急的聲音使得蔣友蘭擔心有什麽不祥的事情發生。可是蔡惠媚在電話中始終不肯多說，這反倒令蔣友蘭更擔憂。當天下午，蔣友蘭就帶著弟弟從新加坡國際機場作飛機趕往台北。
在飛機上，蔣友蘭從當日台灣的《聯合報》上看見了觸目驚心的消息：“台灣榮民總醫院今天早晨發表醫療公告指出，台灣前駐日代表蔣孝武先生於今天上午5時45分，病逝在台灣榮民總醫院。”公報中指出：蔣孝武自1982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以胰島素控製尚稱穩定，蔣孝武另患有慢性胰髒炎，時有急性發作，皆在“榮總”接受治療。
訃告又說：“蔣孝武於6月30日下午9時住院，診斷為慢性胰髒炎，經藥物治療後，略有進展。至7月1日清晨3時至4時30分訪視時，尚無症狀。但至5時40分訪視時，發現呼吸及心髒均已停止。經急救無效，於5時45分宣告死亡。因蔣孝武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其突然病故，經醫生診斷確定為急性心髒衰竭所致。”蔣友梅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感到巨大的悲痛向自己襲來。
童年中的父親雖然在自己麵前苟嚴歡笑，但是到了新加坡，尤其是與蔡惠媚結婚後，父親與自己的關係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許多。歲月蹉跎，那個在台灣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父親愈發顯老，性格亦越發和善，很少大發脾氣。他還經常帶著蔣友蘭和蔣友鬆到新加坡國際俱樂部打保齡球，或到城外一家網球場打網球。父親還常常告訴蔣友蘭“其實我也是個普通人，隻不過在那特定的時代，那種特殊的家庭裏生活，我在人們眼裏成了個麵目可憎的人了”。父親無奈的感歎深深觸動了蔣友蘭年少的心，她發覺父親的所作所為都是由於他是蔣氏家族的一分子。看來蔣氏家族的光環並不是那麽好戴的，否則母親是不會離開蔣家，離開他們姐弟二人。
然而，蔣友蘭對政治可怕性的認識在父親逝世後有了更清晰地認知。一下飛機，蔣友蘭就看見一身黑衣長裙的母親蔡惠媚。蔣友蘭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悲哀，撲進蔡惠媚的懷中，放聲大哭。蔡惠媚卻強忍著眼淚，帶著兩個孩子驅車趕往“榮民總醫院”見蔣孝武最後一麵。蔣友蘭生母汪長詩得知此事後也從瑞士趕到台北奔喪，生母的到來，給蔣友蘭增添了幾分慰藉。在台北惠濟寺為父親作法事期間，蔣友蘭一直待在母親身邊，須臾不願離開，因為她害怕再失去一個親人。
（蔡惠媚手捧蔡孝武靈牌。）
但是更令蔣友蘭傷心的是台灣新聞媒體大肆宜傳父親蔣孝武的奇怪死因，有人說是被人暗殺，有人說是仇家買凶殺人，甚至還有人說父親是自殺。麵對種種無緣的汙蔑，蔣友蘭悲痛欲絕。政治的無情，冷漠，竟連死人也不放過。蔣友蘭希望盡快離開這個令她痛苦的地方，回到新加坡繼續她的高中學業，因為為父奔喪，使得她不得不推遲畢業考試。
然而汪長詩卻讓蔣友蘭先同她去瑞士靜養一段時間再參加考試也不遲，事實上蔣友蘭的狀況確實令汪長詩和蔡惠媚擔憂。蔣友梅是個聽話的孩子，於是葬禮結束後，蔣友梅就隨母親汪長詩來到瑞士療養。在美麗的萊蒙湖畔，蔣友梅的心靈創傷很快痊愈。入冬之前，她就回到新加坡，用最短的時間將耽誤的課程補齊，聖誕節前夕順利地拿到了高中畢業文憑。
畢業後進入舊金山伯克萊大學國際經濟係就讀。獲得學位後即回瑞士母親身邊工作，後又來到香港創業。雖然父母分居兩地，但父親的第二個妻子蔡惠媚與蔣友蘭姐弟倆關係甚佳，所以家庭總算和睦。即使父親去世後，蔣友蘭和繼母蔡惠媚的感情亦非常深厚。
1992年蔣友蘭即將考大學，對於大學和專業的選擇，蔣友蘭早在父親蔣孝武在世時就已達成協議，她想去瑞士讀書，學經濟專業，因為她不願踏入險惡的政界。但是，就在她與母親蔡惠媚於3月21日參加曾祖母宋美齡的93歲壽辰時，曾祖母的一番話改變了蔣友蘭事先設定的求學方向。宋美齡希望蔣友蘭和蔣友鬆都到美國來讀書，這樣她可以幫忙照顧而不用麻煩汪長詩，因為汪長詩畢竟已不再是蔣家的媳婦。
迫於曾祖母在蔣家的地位，盡管蔣友蘭心中不悅，但她也隻得服從曾祖母的安排，到美國讀書。但是，生母汪長詩考慮到若在紐約上學，難免會因宋美齡而使得蔣友蘭和蔣友鬆的身份曝露，因此在必須赴美留學的前提下，汪長詩建議蔣友蘭和蔣友鬆到舊金山的伯克萊大學念書，並且不要用原名，改用英文名入校。蔣友蘭接受了母親的建議，1992年9月，蔣友蘭和弟弟蔣友鬆雙雙進入伯克萊大學國際經濟係。
在伯克萊大學大學的6年中，蔣友蘭以“汪琳”的身份登記在學生名冊上，而且她依然在新加坡讀書時的勤奮好學，所以她的成績在她所在的專業一直都名列前茅，這完全得益於她的天賦和才華。初到伯克萊時蔣友蘭非常思念遠在瑞士的汪長詩，幸好由於弟弟蔣友鬆的關係，她結識了來自台灣的女孩徐子菱，兩人很快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1994年暑假，三人相約不回家，留在舊金山打工掙學費。在這段時間，蔣友蘭發現徐子菱是一個善解人意，又吃苦耐勞的好姑娘，弟弟蔣友鬆的眼光確實不錯。掙足了錢後，他們三人又結伴去洛杉磯旅遊，還登上比佛利山，遊覽了好萊塢影城。回到學校，令蔣友蘭吃驚地是母親蔡惠媚來到伯克利探望自己和弟弟蔣友鬆。蔡惠媚的到來令徐子菱產生懷疑。
一日，徐子菱與蔣友蘭推心置腹地交談，希望蔣友蘭告訴她他們姐弟倆的真實家庭背景。盡管蔣友蘭很想將實情相告，但念及如果告訴徐子菱他們是蔣家後代，難保徐子菱不會離弟弟而去，所以她始終守口如瓶，拒不說出實情。可是最終徐子菱發現了他們的真實身份，可喜的是徐子菱並不在乎所謂的身份地位，她愛的就是弟弟蔣友鬆這個人，這頗令蔣友蘭安心。
1996年夏天，蔣友蘭從伯克來大學畢業，便來到舊金山有名的“西部華爾街”蒙哥馬利大街的一家銀行工作。然而，蔣友蘭發現自己不適應在這兒工作，於是她又辭退了在銀行的工作，飛往瑞士日內瓦，到生母汪長詩身邊尋找新的工作。不久，蔣友蘭又來到香港經商，到2000年，她的事業可謂如日中天。2002年弟弟蔣友鬆要與自己多年的好友徐子菱共結良緣，蔣友蘭百忙之中抽空趕往舊金山參加這場婚禮。望著弟弟蔣友鬆幸福地牽著新娘的手，蔣友蘭在心中由衷地祝福他們。同時，她也默默地向在天之靈的父親告訴說：父親，我和弟弟現在都有自己的事業，弟弟業已成家，您在天之靈可安息了。我們一定謹尊教誨，決不涉身政治，您就放心吧。蔣家第四代與政治是絕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