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8、中央紅軍為什麽要進行長征？長征勝利的意義何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3年初，華北事變後，日軍大舉入侵華北，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頑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1933年5月，他親自調動國民黨軍隊100萬人，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以50萬人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並決定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

　　麵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在蘇區，毛澤東正確的行之有效的軍事路線被排擠，而以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為代表的極端錯誤軍事路線則在中央占據了完全的支配地位。同時，這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體係。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遊擊性和運動性當作所謂“遊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路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否定了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同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直接掌握了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在國民黨軍“圍剿”前夕，未及時有效地組織蘇區軍民進行反“圍剿”準備。1934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是這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等人實行“左”傾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這時，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這種完全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進攻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現在：首先，反對實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博古、李德等人無視敵強我弱的現實，照搬外國經驗，反對人民戰爭，主張純粹依靠主力兵團的所謂“正規”戰爭。

　　黎川戰鬥中，紅軍防守兵力薄弱，毛澤東認為應放棄黎川，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要部隊死守黎川，不能喪失蘇區的一寸土地，命令紅軍主力在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連續尋戰近兩個月，結果不但未能收複黎川，反而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其次，在統一戰線問題上，主張實行“左”傾關門主義。正當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國民黨第19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聯合李濟深等國民黨內反蔣力量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與國民黨政府決裂。“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拒絕了毛澤東向敵人後方進攻的建議，並堅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絕支援19路軍。他們命令紅一方麵軍主力繼續攻打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使紅軍再次陷於困境。第三，主張實行陣地戰，反對運動戰。運動戰是根據地紅軍的特長，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張打陣地戰，在戰鬥連連失利時，又由進攻中的軍事冒險主義陷入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李德提出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理論，限製了紅軍的機動性，使得紅軍不能積極、主動地調動敵人，而隻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敵人出碉堡而實行“短促突擊”。在曆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斃傷俘敵2000餘人，自身卻傷亡5000餘人，約占參戰人數的五分之一。第四，不能適時進行戰略轉移，而是繼續同強敵拚消耗。廣昌保衛戰失敗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雖然討論過戰略轉移問題，但由於意見不一，尤其是共產國際模棱兩可的表態，致使軍委優柔寡斷，未能果敢決策，而是繼續堅持在內線尋求打退敵人的“圍剿”。結果，紅軍奉命展開分兵作戰、全線防禦，最後為敵所製，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最後，倉促決定戰略轉移，致使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在中央蘇區難以繼續支撐紅軍抗敵的情況下，“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被迫放棄在蘇區內抵禦敵人的原計劃，決定於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紅6軍團前進的路線實行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北與紅3軍和紅6軍團會合，之後從外部實行反攻、恢複中央蘇區。然而，在敵人於9月底向蘇區中心區發起總攻時，他們既沒有膽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長驅直入的間隙讓紅軍進行休整和補充，也沒有采納毛澤東讓紅軍主力牽製敵軍至湖南的建議，而是被敵人的氣勢嚇倒，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於1934年10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既未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和進行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此次反“圍剿”持續一年之久，中央蘇區軍民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但由於臨時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

　　經過兩年艱苦卓絕的萬裏長征，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終於在甘肅靜寧、會寧地區勝利會師。旋即在山城堡打了紅軍長征中的最後一仗，消滅胡宗南部一個師，長征勝利結束。長征的勝利，是在徹底糾正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正確路線領導的環境下取得的；也是在與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分裂陰謀作堅決鬥爭，並堅持了毛澤東正確主張的條件下取得的。紅軍長征的勝利，實現了黨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宣傳了黨的主張，播撒了革命火種，鍛造了革命力量，形成了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大轉折，譜寫了我們黨、軍隊和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壯麗篇章。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曆史上無與倫比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創造的人間奇跡，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不朽豐碑。“長征是曆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在整整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14個省，曆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煉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的萬裏長征，早已作為舉世罕見的人間奇跡和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永垂史冊。凝集著一代中華優秀兒女崇高情操的長征精神，也將不斷注入我們民族的當今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