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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央紅軍前四次反“圍剿”為什麽能夠取得勝利?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調整了國民黨內部的統治關係,逐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於是,在接下來的短短幾年間,蔣介石調集重兵接踵而至地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麵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紅軍在前四次反“圍剿”與第五次反“圍剿”中,在軍事指導思想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戰略戰術,從而出現了不同的結果。

  1930年上半年,中國工農紅軍利用蔣與馮、閻、桂之間爆發中原大戰的有利時機發展到10萬人,紅色政權也不斷擴大。10月,蔣介石調集7個師約10萬人的兵力,以國民黨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總指揮,采用“分進合擊,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一方麵軍發動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麵軍約4萬人,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依靠根據地的優越條件反攻殲敵。12月27日,紅軍以1個團鉗製東麵源頭、洛口、頭陂等地之敵,以小部兵力鉗製西麵進攻約溪之敵,主力於30日分路向龍岡之敵發起猛攻,晝夜激戰,俘國民黨總指揮張輝瓚以下9000人。之後,在東韶地區又將國民黨第五十師殲滅一半。至此,中央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喜悅之餘,毛澤東於1931年春寫了《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革命勝利的信心和決心溢於言表。

  1931年2月,蔣介石調集國民黨軍18個師、3個旅、3個航空隊共20萬人,任命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采取“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方針,從東、北、西三個方向,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大規模“圍剿”。紅一方麵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以少數兵力在蘇區北部邊緣配合地方武裝監視國民黨軍,主力於3月下旬,由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南移至寧都、石城、瑞金地區,加緊進行反“圍剿”的各項準備。蘇區各級黨和政府組織、發動人民群眾進行堅壁清野和支援紅軍作戰。4月1日,國民黨軍分4路開始進攻。此間,中共蘇區中央局對反“圍剿”的方針和紅軍作戰方向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毛澤東堅決主張繼續采取誘敵深入方針,把敵人引到蘇區內,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粉碎敵之“圍剿”。最後,中共蘇區中央局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敵,並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針,紅軍主力甩開西、北方的敵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東橫掃,取得白雲山、白沙、中村和廣昌戰鬥四戰四捷的戰果。廣昌戰鬥一結束,紅一方麵軍就迅速地向建寧西、北地區集結,於1931年5月31日拂曉,從西、北、南三個方向成弧形態勢逼近建寧城。建寧城的守兵是國民黨五十六師(歸第六軍指揮,總指揮是朱紹良),師長劉和鼎。敵人憑借著險要的地形和精良的武器,與紅軍對抗。建寧戰鬥隻用了十多個小時,共擊潰敵軍4個團。此役紅一方麵軍由東固、富田向東轉戰,橫掃300多裏,五戰五捷,共殲敵3萬餘人,繳槍兩萬餘支,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之後,紅軍乘勝轉入進攻,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並占領贛東、閩西廣大地區,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次反“圍剿”勝利後,毛澤東在建寧興奮地填詞《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借以表達反“圍剿”勝利的喜悅心情。

  1931年5月,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又很快於6月組織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更大規模的“圍剿”。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趕赴南昌指揮,並請德、日、英軍事顧問參與戰事籌劃。國民黨軍隊采取三路合擊:中路由南昌、右路由吉安、左路由南豐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想靠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實行“圍剿”。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第一方麵軍在閩贛地區開展群眾工作,進行再次反“圍剿”準備。在判明國民黨軍即將發動第三次“圍剿”的企圖後,紅軍第一方麵軍3萬人在毛澤東指揮下,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避敵主力,以一部分兵力將敵人主力部隊7個師向興國以西和西北地區吸引,集中湘贛蘇區活動的紅軍與紅一方麵軍實行反攻,以打破“圍剿”,同時以運動防禦和遊擊戰遲滯敵軍前進。敵軍很快形成集結之勢,形勢對紅軍極為不利。據此,毛澤東、朱德決定:會集的軍隊協同地方武裝積極行動,牽引敵軍,確保主力軍向東突進,實行中間突破,於運動中予以敵軍各個殲滅。依照此項決策,我軍取得蓮塘、良村、黃陂戰鬥的勝利,使紅軍從被動中奪得了主動。蓮塘、良村戰鬥後,敵軍以密集大包圍態勢接近紅軍集中地――君埠以東地區。我軍利用佯攻樂安牽製敵軍,跳出國民黨軍的合圍圈,回到興國東北的白石、楓邊地區隱蔽休整,並同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會合。紅12軍主力則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掩護了紅一方麵軍主力的西移和休整。8月底,敵軍再次西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毛澤東、朱德為進一步調動和疲憊國民黨軍,於9月初率紅一方麵軍主力繼續西移,隱蔽待機。此時,國民黨軍在中央蘇區來回奔波已達兩月,士氣急劇下降。與國民黨軍情況相反,紅軍三戰三捷之後,又經過半個多月的休整,士氣更加旺盛。戰場上國民黨軍被動、紅軍主動的形勢更為明顯。此間,廣東、廣西兩省軍閥向湖南衡陽進兵,對蔣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脅,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下令結束“圍剿”,敵我態勢明朗,紅軍乘勝痛擊敵軍。戰至9月15日,國民黨殘餘軍隊紛紛撤退。此役共殲敵7個師,17個團,俘1.5萬餘人,繳槍2萬支。至此,紅一方麵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1932年12月,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調集近40萬兵力,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底,蔣介石到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指揮這次“圍剿”。國民黨軍分中、左、右3路,決定采取“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將紅一方麵軍主力殲滅於黎川、建寧地區。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又進行了贛州、漳州、水口、樂(安)宜(黃)、建(寧)黎(川)泰(寧)和金資等六次進攻戰役,根據地更加鞏固和擴大,紅一方麵軍發展到3個軍團、4個軍,總兵力約7萬人。2月上旬,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下,主力活動於黎川地區。當時,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提出,在國民黨軍“圍剿”部署尚未就緒時,實行進攻作戰,擊潰國民黨軍,並拒絕周恩來以運動戰消滅敵人的正確意見,強令紅一方麵軍首先圍攻南豐城,戰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禦。紅一方麵軍在總司令朱德和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的指揮下,以一部兵力將敵第二、第三兩縱隊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於廣昌以西的東韶、洛口、吳村地區隱蔽待機。2月26日,敵第一縱隊的3個師分由樂安、宜黃向廣昌前進。紅軍先以地方武裝不斷襲擾和迷惑敵人,當敵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兩師進至宜黃縣南部的黃陂、大龍坪地區時,紅軍於27日拂曉突然發起猛攻,經兩天激戰,將其全部殲滅。敵軍遭此打擊後,將其“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改為“中間突破”,於3月15日以6個師分成兩個梯隊由宜黃地區出發,經東陂、甘竹直撲廣昌,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紅軍放過敵人先頭4個師,於21日晨向進至草台崗、東陂地區的為敵軍殿後的兩個師發起攻擊。激戰一日,殲敵第十一師大部和第九師一部,中路軍餘敵倉皇撤退。在中路軍向中央蘇區進攻期間,左、右兩路軍僅在各駐區進行了“清剿”。此役,紅一方麵軍抵製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進攻戰略,繼續實行誘敵深入方針,取得黃陂、草台崗兩仗的勝利,共殲國民黨軍近3個師,俘1萬餘人,繳槍1萬餘支,創造了紅軍戰史上以大兵團伏擊殲敵的範例。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基本上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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