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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怎樣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偉大的曆史功績。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數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號召青年向陳腐的封建思想意識展開鬥爭,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在“人權”與“科學”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民主”與“科學”。1919年1月,陳獨秀在代表《新青年》撰寫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表示堅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而“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和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文章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為此,“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樣,民主與科學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這不僅體現在它以民主與科學作為自己的旗幟上,也體現在它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民主的認識和理解來看,首先,民主是一種個人獨立自主的觀念。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稱歐洲曆史為“解放曆史”,而所謂“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那麽,怎樣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據陳氏的解釋,要有“人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意識;“縱橫一世,獨立不羈”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從,敢於懷疑的獨立思考;勇於進取,敢擔幹係的負責態度。一句話,“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個自固有之智能”。胡適又稱這種個人獨立自主的觀念為“健全的個人主義”。其次,民主貫穿於社會各個方麵,體現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釗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曾指出:“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麵都帶有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認識和理解的科學,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而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種與迷信、盲從、愚昧相對立的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說:“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

  正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製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聯係在一起,因而它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變革。同時,民主與科學從此也逐漸深入人心,並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價值觀念。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學的運動和思潮繼續向前發展。五四運動後,民主運動大致沿著兩條軌跡向前發展:一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二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發動和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發展也分兩個方向,共產黨及其支持者認為,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具有虛偽性,它雖標榜代表全體人民,但實際上代表的隻是資產階級自己,隻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堅持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理想,堅持以選舉為核心、以議會為形式的西方民主製度。在科學方麵,則產生了經久不衰的“科學救國思潮”、20世紀30年代初至抗戰全麵爆發前夕的“科學化運動”、同時期的“新社會科學運動”等。

  第二,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和崇尚開始貫穿於社會的各個方麵。比如,在教育方麵,平民主義教育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啟發式”、“個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廣;科學知識、科學實驗課程的設置和重視等。在學術研究方麵,主張學術獨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對政治幹預學術,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注重調查研究和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等。在文學藝術方麵,揭露和鞭撻封建專製主義與愚昧主義,追求文學形式的多樣與自由,主張大膽地表現和張揚個性等。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社會的各個方麵,都滲透著中國人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與崇尚。

  第三,再沒有人敢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由於民主與科學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並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因此,再沒有人敢跳出來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無論北洋軍閥也好,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也好,雖然實行的都是專製獨裁,但他們在表麵上還不得不保留中華民國的“共和”招牌,他們所製定的憲法也都不得不承認人民應享有種種民主自由的權利,而且每當他們的統治出現危機時,往往以許諾實行所謂民主或還政於民作為挽救危機的一種手段。至於科學,雖然在五四運動前後,出現過對唯科學主義思潮的批判,並因此而引發過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但對科學本身則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予以非難。

  當然,我們說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宣傳和提倡,民主與科學逐漸深入人心,並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這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情況比較而言的。就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情況來看,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學或反科學的現象不僅存在,而且還十分嚴重,如政治上的專製獨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學術上的政治幹預等。也正因為嚴重存在著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學或反科學的現象,才會有民主與科學運動和思潮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不斷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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