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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為什麽不能滿足中國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

  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思想,是他在1896年到歐洲考察之後產生的。宋慶齡曾說,此後幾年,孫中山在歐洲的留學生和僑胞間宣傳革命思想,同時對動蕩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進行研究和考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他最初的“平均地權”的學說。他企圖以此解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並為整個國家的發展奠定基礎。

  孫中山從投身革命時起就十分關注土地問題。他反對“奪富人之田為己有”的暴力剝奪方法,同時又想預防中國出現地主資本家壟斷土地,牟取暴利,於是便依照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提出的“單一稅製――土地國有”理論,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政策。其主要思想是:“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

  關於實行“平均地權”的目的,孫中山認為除了要防止少數富人把持壟斷,改善人民的生活外,還有如下幾點:第一,要防止像歐美那樣貧富分化,發生大的社會革命;第二,要實現財政富足,國家富強;第三,可以促進民權革命的實行,也就是說,平均地權的實行對於建立民主製度也是有利的。

  對於實行平均地權的前景,孫中山是非常樂觀的。他說:“實行就地抽稅,則國家即變成一大業主,何等富厚。國家為人民所有,國利民福,何樂不為!”所以,孫中山經常在不同的場合談到平均地權的問題。他認為,“解決民生問題,也是我們改革的目的之一。而要解決民生問題,首先就要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主張的提出是孫中山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孫中山想以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氣魄和崇高的理想”。雖然這隻是一種主觀的幻想,缺乏科學的根據,但這是“從關懷勞動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剝削者的悲慘境遇出發的”,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有益的探索,給了後人以不少啟發,從而“成為一批革命民主主義者走向科學社會主義的橋梁”。

  第二,平均地權學說吸收了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和戊戌變法時資產階級改良派自由主義兩個思潮的合理內容,為實行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太平天國提出了平均地權,摧毀地主土地所有製,但未明確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改良派提出了這一要求又反對土地革命;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張通過“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社會革命來最大限度地發展資本主義,這就為進行資本主義的土地改革提出了一個具有中國特點的途徑和方法。後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就是照此進行的。

  第三,平均地權學說雖然不主張發動農民群眾通過階級鬥爭的革命手段來進行急劇的土地改革,而主張漸進和改良的方式,但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與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有相通之點。特別是“耕者有其田”口號的提出,更與新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相接近,甚至在目的上相一致。因此,這不僅使它成為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能夠合作的基礎,而且為新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和資料,從而使這個本來是要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的口號成了中國共產黨發動農民群眾的有力號召,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重大的作用。

  當然,由於曆史的原因,孫中山的土地主張並沒有完成它應該擔負的曆史使命,也就是說沒能滿足中國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

  由於“孫中山是主張用國家的權力,以法律來解決,換言之,即自上而下的土地改良”,“所以在沒有建立真正的統一的而且基礎很鞏固的民主政權以前,絕無實現的可能。但在中國,因為第三階級領導力量的薄弱,真正的統一的民主政權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孫中山及他領導的同盟會的激進的土地政綱,永遠隻有存在於理想的領域”。表麵上看,由於實行核定地價、照價征稅、漲價歸公等措施,等於是否定了地主對土地的絕對占有,將以後土地新增的“價值”收歸於國家,這就在實質上實現了土地國有。既然土地國有的目的基本上達到,按其本意來說,平均地權也應該可以說是基本實現了。但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平均地權是要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將土地收歸國家分給農民,即實現耕者有其田。然而由於國家無力收買全國土地,因此平均地權是不可能實現的。

  平均地權主張的局限性在於它帶有很大的空想性,失之於把複雜的土地問題簡單化,缺乏可操作性。核定地價、照價征稅,實際上是一種土地累進稅,這類措施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且在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國家裏實行這種“重價之地必完重價之稅”的政策,對發展資本主義也未必有利。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落後農業大國裏,由於沒有經過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然孕育過程,農村勢力特別是農民階級在社會變革中發揮著很大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中國如果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以掃除封建生產關係,不動員和依靠農民,那麽一切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設想也就沒有可能實現。孫中山對農村土地問題和封建剝削重視不夠,對小農土地私有觀念比較深厚的現實缺少理解,對農民身上存在的革命性和成為革命盟友的可能性認識不足,平均地權綱領也就沒有把農民掙脫封建桎梏獲得土地作為主旨,即使是農村的地租和租佃問題也沒有涉及。這樣它就起不到動員農民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作用。由於沒有將平均地權和農民無償獲得土地的問題聯結起來,並企圖不動員農民而用和平的階級調和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這就決定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不可能真正實現的曆史命運”。

  (邱秀華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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