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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看待戊戌變法中慈禧與光緒的保守與進步的較量?

  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以及接踵而來的帝國主義掀起劃分中國的狂潮,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機,激發了新的民族覺醒。19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掙脫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為發展資本主義開辟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曆史舞台。而日本向西方學習卓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學習。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迅速傳播開來,逐步形成變法維新的思潮,並於1898年發展成一場愛國救亡的變法維新運動。

  維新變法中的保守與進步力量。在維新變法中,產生了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突破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的局限,依靠光緒皇帝,主張自上而下地變法改良,主張改革君主專製製度,共同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改革運動。而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勢力,掌握著清王朝的最高權力,他們中包括控製中央和地方軍政實權的大貴族、大官僚以及因變法改革損害到切身利益而反對維新的大小衙門官員、綠營軍官、旗人等,形成龐大的守舊陣營。他們手中握有政權、兵權、財權,富有政治經驗,擅長權謀,強烈反對在中國進行任何變法改革。

  代表著保守與進步兩種力量的激烈交鋒。維新變法運動是一場變法圖存、更張法度、改變傳統的運動,必然遭到依戀舊物、固守祖製的守舊分子的反對;維新變法的每一項主張、改革都會或多或少觸動某些人的利益,必然會遭到在舊體製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當然會遭到以慈禧為首的後黨的壓製。隨著維新變法運動進入高潮,新舊兩派、保守與進步兩種力量的鬥爭愈益激烈。在這場鬥爭中,新舊鬥爭和帝後黨之爭交織在一起,兩派勢同水火,各不相讓,而兩派鬥爭的焦點則是權力,實質上就是政治體製的改革與否,社會的發展進步與否。

  戊戌變法的精神領袖是康有為,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後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理論和思想範圍內行動,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當時,維新派的改良活動並沒有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強烈的震撼,沒有發生核的裂變。而維新派把重點則放在爭取光緒皇帝及其周圍的帝黨官員的支持上,希望通過他們自上而下地實行變法主張。光緒皇帝麵對著中國的內憂外患,力圖變革、主戰,他認識到不維新隻有亡國,他支持變法是順應曆史潮流的。但是光緒皇帝生活在慈禧太後的淫威陰影之下,名義上是“九五之尊”,但實際上一生處於無權的地位,沒有掌握武裝力量。而維新誌士們是手無寸鐵的書生,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他們既沒有基地,又沒有兵權、財力。他們輕視並脫離廣大群眾,連資產階級商人也很少支持他們。當時著名的實業家張騫在維新失敗後立即發表聲明與此次維新運動無關係。維新思想家嚴複指出,當時維新派“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少”。因此,代表著進步力量的維新派在變法運動中處於劣勢,其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製製度及其腐朽勢力,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抵製和反對是必然的。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後斥責光緒皇帝的變法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維新派推出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於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慈禧太後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因此,當守舊勢力反撲時,維新勢力頃刻瓦解,或流亡國外,或喋血京城,或解職永不錄用。百日維新就如曇花一現。

  戊戌維新變法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然失敗得這麽快,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也暴露出清朝統治集團的凶殘與頑固。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通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製度。

  (李正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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