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百題問答

1、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是“邪教”嗎？

　　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過極為深刻的影響。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中，“拜上帝教”始終與之息息相關。1843年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來有的學者卻認為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乃是“邪教”，認為“這種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打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奴隸主和封建主的腐朽思想、條規，對它控製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削與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邪教”。有人還以今天判斷當代邪教的標準，與太平天國加以對照，提出“太平天國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如何看待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是不是“邪教”，不僅涉及對中國近代史、中國農民戰爭史的評價，而且也涉及對整個中國曆史的評價。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理解：

　　（1）“拜上帝教”是發動農民群眾反清的組織形式

　　1843年洪秀全、馮雲山等仿照基督教形式在廣東花縣創立了“拜上帝教”（也稱拜上帝會）。他們隻承認上帝是獨一真神，除此以外，一切偶像都是妖魔鬼怪，都應誅滅。1844年洪秀全前往廣西傳教，馮雲山在紫荊山地區吸收了漢、壯、瑤等族貧苦農民兩千多人入教，其中包括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組成了領導骨幹。他們模仿基督教戒律“摩西十戒”製定“十款天條”作為會規，使會員服從和統一於嚴格的紀律。“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國運動的一麵旗幟、一個思想法寶、一種戰鬥武器。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中，農民起義往往都打著宗教這麵旗幟，利用宗教外衣作為發動、組織起義的手段。作為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民間宗教是他們反抗和革命的最佳途徑和手段。借封建迷信外衣發動群眾的農民戰爭屢見不鮮，從中國農民戰爭看，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組織、凝聚和輿論的作用。因為農民處在封建社會的最底層，政治和經濟地位低下，文化知識缺乏。當社會矛盾十分尖銳，革命的形勢已經成熟時，平時存在於民間的一些政治色彩並不濃厚的宗教，也會隨著革命形勢而蛻變，變成一種反抗現政權的組織。洪秀全初創拜上帝會也還隻是從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義，勸人尊拜上帝，行善戒惡，待人平等。由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拜上帝會迅速地革命化，成為反封建的銳利武器。當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候，為進一步動員農民參加鬥爭，必須用農民所能理解的語言和邏輯，來闡明這場鬥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闡明這場鬥爭的目的，闡明它必定會走向勝利。由於農民階級自身的階級局限性，他們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隻能用宗教的形式加以說明農民一家一戶，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隻能用宗教紀律加以組織約束，擴大起義鬥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除了宗教以外，農民們沒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組織手段。“拜上帝教”創立後，成為發動群眾反清的工具和策略，救民於水火，代表的是勞苦大眾的利益，作為一種中國新興的宗教，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形式、策略、手段，而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它的最終目的是為政治鬥爭服務，而不是為了讓人民癡迷於簡單的宗教教義；不是為了培養宗教傀儡，而是要培養反抗清政府腐朽統治的戰鬥者。雖然它在中國的傳播失敗了，但在發動群眾進行革命方麵確實是成功的。可以說，沒有“拜上帝教”，就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農民運動的發展。宗教與政權聯係如此之密切，這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還是第一次。

　　（2）“拜上帝教”是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曆史產物

　　1843年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既是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先進的中國人對如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進行思考的產物。“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論來源於西方基督教，其母體是西方的基督教，從一定意義上說，它也反映了近代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影響，反映了傳統文化近代化的軌跡。在受東方文明數千年熏陶後，在壓抑、黑暗的社會麵前，標榜人性、平等、自由的西方文化對東方來說無異於一針興奮劑，不滿於現實的中國人開始受到新鮮的西方宗教理念的啟發。在傳統的文化已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時，農民階級開始向西方學習，探索拯救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拜上帝教”的社會倫理思想很大成分來自古聖先賢的言行意旨，有明顯的從中國傳統文化尋求思想營養的傾向。第一，為使人們接受陌生的“上帝”，洪秀全引證中國古代經書，說西方的神就是中國經書裏的“上帝”，“上帝”就是“天”；“上帝”的原產地是中國，中國古代經書裏早就有“上帝”的辭藻，中國的“上帝”被認為是眾神之一，而且地位較高。明代以前，西方封“耶和華”為神，但還沒有“上帝”的稱呼；明代以後，西方傳教士開始借用中國經書所說的“上帝”來稱呼耶和華，“上帝”的稱呼才流傳下來。洪秀全引證中國經書，把西方的神說成是中國的“上帝”，把傳統的眾神推倒，給不受推崇的“上帝”重新樹立權威進行崇拜。所以上帝是中國的神，而不是西方的神。第二，“拜上帝教”的宗教禮儀中摻入了大量中國民間宗教的因素。根據《太平天國起義記》記載，信徒入會受洗時，桌上要點明燈兩盞，供清茶三杯，實際就是點香燈、供牲祀的變形。假托“上帝”、附體傳言，實際就是當地流行的降僮迷信。這些都反映了農民階級在處理西方宗教理論與傳統文化關係方麵的智慧。

　　（3）“拜上帝教”是動員和組織農民戰勝強大敵人的有效方法

　　“拜上帝教”及其各種帶有宗教性質的措施，是被迫起義但又缺少理論指導的農民對付強大敵人的有效辦法，是處於弱勢的農民用以動員和組織群眾、鞏固內部以戰勝強大敵人的方法。洪秀全在其宗教作品中說，“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這反映了農民的理想。《天朝田畝製度》中說，“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這真實地顯示出被壓迫者平均主義的願望。洪仁�所說的“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兄弟隻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這清楚地表明“拜上帝教”的動員與鼓舞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說：“群眾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的食糧來滋養的，所以為了引起暴風雨般的運動必須使這些群眾自身的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

　　總之，判斷“拜上帝教”是不是邪教，必須根據當時農民戰爭的性質，而不能脫離宗教與農民革命的關係孤立考察“拜上帝教”的性質。隻要承認太平天國是一場正義的反壓迫的農民戰爭，掃除了中國社會發展障礙，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就不能把“拜上帝教”視為邪教。關於“拜上帝教”的性質的分歧，如果不從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總體性高度來把握，而是就事論事，往往糾纏不清。雖說“拜上帝教”很快夭折了，並且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重大失誤，對農民運動也起過消極的作用，但不能說它是邪教組織，也不應說洪秀全是邪教頭子。判斷一個新的宗教是否為邪教，關鍵在於考察它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對在重大革命事件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宗教，更不能離開這個革命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孤立地就宗教討論宗教。

　　（李正鴻邱秀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