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穀

後記

　　改寫完了《子午穀》最後幾個字時，拉薩的天氣已經進入深秋了，揉了揉發脹的雙眼，看著困擾了我幾年的書稿終於完成，不禁長出了一口氣。有生之年幹完了一件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就是馬上離開這個世界也不會有什麽遺憾了。

走出暫居的小屋迎著日光城灼人的陽光，抬頭看了一眼仿佛伸手可及的朵朵白雲，在雄偉的布達拉宮金頂上輕輕飄過，身心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輕鬆。布達拉宮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建築，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顯得金碧輝煌充滿了無法探知的神秘。站在山腳下頓時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渺小的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條船，在浩瀚無垠的海麵隨波逐流。感覺到自己渺小的同時，又感到了先民們的偉大，是他們用自己精湛的技藝，為後人留下了這座精神豐碑，供人們日日朝拜也迎接著八方來客。也讓我這個凡夫俗子從他的雄偉大氣中，感悟到了生命的某種價值，也尋找到了創作的靈感。

這些年看到自己的熟人和朋友，被突發意外或疾病奪去了生命時，越發感知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暫，如果不能給別人留下點什麽，假如猝死又拿什麽來讓他們懷念自己，讓人們拿什麽來記住自己。想到了這些，覺得無論遇到什麽樣的阻力和困難，自己都應該完整地幹完一件事情，隻有這樣才不至於愧對自己，也才能讓自己的生命充實起來。這也可能與我年輕時記下的格言有關：幹完一件事，讀透一本書。多年來，我一直遵循著這句話來做事情，並用自己的方式品讀著社會這部大書。

書稿終於要付印出版了，半點也高興不起來，感到極度的誠惶誠恐。生怕粗淺的文字功底和東拚西湊的故事情節，不能登大雅之堂也難入法家之眼。尤其是采用了真實的地名為寫作背景，心理負擔和壓力就更大，如在寫作過程中稍不注意就會招來一片罵聲，而且還是來自家鄉的罵聲。對家鄉的風俗民情了解得不多，一些真實的曆史事件和地名隻是創作的需要，並不是哪個地方真的發生過那樣的事情。書中所寫每個地方的場景都是真實的，也比書中所寫要美許多，因水平所限實在無法超越自然的美景。我隻是個文學愛好者，並不是吃“寫作”飯的專業作家，也是個徘徊在藝術殿堂外的“文學邊緣人”，挨罵肯定是在所難免的。

我把自己定格為“文學邊緣人”一點也不假，雖然十分喜歡文學，從當年的文學青年到現在的“老”文學愛好者，始終無法接近文學，也沒有發表過什麽作品，更沒有多少誌同道合的朋友，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樣，徘徊在文學藝術的大門外。而不甘從此放棄文學的我，仍然在默默地承受著各種壓力，鍥而不舍地追逐著心中的夢想，一直遊走在夢想與現實的邊緣之間。

早在多年前，就想為自己的家鄉寫點東西，想把自己美麗的家鄉介紹給更多的人，也讓大家都能知道漢中有著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澱，更有美不勝收的自然山水，也有淳樸善良熱情好客的漢中人，熱切地期盼著各地的漢族人，能夠回到自己民族的老家觀光旅遊。在我的同事和朋友圈內，他們也從我的口中知道了漢中更多的曆史文化和風俗。無論在聚會還是閑談中，我都不放過向別人介紹自己家鄉的機會，隻要大家都記住了漢中或是認識了漢中，也算是對生我養我的土地一種回報。

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忙於生計，加之所構思的選題龐大，水平有限平日也較疏懶，讀的書很少底氣不足。特別是工作生活在世界屋脊的拉薩，獨特的氣候和自然環境變得就更加懶散了。並不是生活在這兒的人們不愛學習，而是多讀一會兒書就感到頭昏腦漲，缺氧也導致記憶力嚴重下降，讀過東西也所記不多，就連寫東西時一些常用的詞和句子也是記不起來，往往感到力不從心，加上工作繁忙更是抽不出時間來讀書學習和寫作。一位從事書法寫作的朋友說，他每寫一副書法作品累得就要虛脫一般，更無法想象長篇小說創作的艱難，這其中的辛勞隻有自己知道了。

拉薩人的生活節奏較內地要慢，每天看到街上轉經的人流外，就是三三兩兩的遊客們不時駐足“指點江山”在觀光，這些遊客中多數為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和來西藏探秘的背包客。很難看到匆忙的上班身影，也看不到打工者奔波的腳步。一切都顯得那麽從容不迫，一切都顯得是那麽的祥和平靜，大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般的超脫。到了周末邀三五好友或帶上家人，找一樹林自帶吃食過起了“林卡”，人們圍坐在一起邊喝酒邊唱歌，倒也顯得悠閑自在其樂融融。拉薩人的休閑也派生出了許多相應的配套設施，如度假村、茶園、酒吧和各種特色的飯莊比比皆是，沒到周末都已爆滿，還有經常吃飯排隊的現象發生。隨著青藏鐵路的通車，拉薩也進入到了快車道的發展中，各種酒店賓館如雨後春筍般地多了起來，仍然是賓客如雲生意興隆。

看著別人那樣肆意打發著時光，真恨那些流失的光陰不屬於自己。作為記者收入本就不高，尤其在物價高昂的拉薩，如果一天不努力工作就要麵臨餓肚子的危險。2002年的秋天，由於工作勞累和思想壓力過大，在自己剛過完生日的第二天就生了一場病，向單位請了三個月的病假想緩解一下過度疲憊的身心。借著這“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機會，開始構思醞釀這部書的大綱。經過近一個月的痛苦折磨和回憶，一些漸已淡忘的故事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那些遠去的人和事又像放電影似的在眼前閃現，憑著靈感連忙將大綱寫了出來，也算是對古道的一個交待。就在準備正式創作時，生存的危機再次迫使我合上稿紙，不得不四處奔忙。

這年的秋天，我的愛女也有半歲了，為了減輕對女兒的想念，想以這部書的寫作來迎接女兒的成長，可惜隻列了個大綱再次放下，使我感到對不起女兒更對不起子午道上的人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書是專寫給女兒的，也是我給她的禮物。

她出生在四川生活在重慶，讓她不要忘記自己的祖籍是在陝西南部的子午古道上。

因為種種原因，她在內地出生時我沒能回去，直到她三歲時才見第一麵。一直覺得自己不是個稱職的父親和丈夫，沒有親眼看到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和盡到義務及責任。這件事也成了我一塊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痛，也給我以後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的痛苦。

這幾年裏，我幾次去看望過女兒，也帶她回過陝西老家。麵對我這個突然出現的父親，女兒顯得有些生疏。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想讓女兒接受我這個陌生的父親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我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這份遲來的親情，盡量地滿足著她的各種要求，生怕自己的不小心又使她疏遠了我。漸漸的，女兒也和我有了一些感情，我也感到更離不開女兒了，遠在他鄉沒有女兒在身邊，我的生活就像處在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裏。想她了隻能從照片上看她可愛的模樣，和從電話裏聽她給我背詩唱歌，來慰藉一下自己痛苦的心靈。我的生命已經和女兒融為了一體，今天的苟活就是為了女兒更好地成長，將我的生命意義延續下去。

我一邊要忍受思念女兒的痛苦，又要忙於工作應付生活，還要經受個人情感上的裂變慘痛。為了不讓這些俗事將自己擊垮，也為給女兒留下一筆精神財富，我忍受著工作的壓力和勞累，從席枕間翻找出了《子午穀》書稿的大綱，拒絕了一切社交活動開始了書稿的創作。好在工作不是坐班製，大部分的時間由自己安排，隻是每月完成任務就行，這為我的寫作提供了更多的時間，隻好邊幹工作邊寫作。當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中去時，情感的波動和各種因素的影響，始終無法擺脫創作中所遇到的難題，也走不出個人狹小的創作空間和誤區，不能站在局外來審視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使我再次陷入了極度的痛苦與迷惘中幾乎不能自拔。

製作紀錄片和寫小說雖然都屬於藝術創作，但又各不相同。當在做節目時腦子裏想的卻是小說創作，寫小說時又受到了電視節目的影響，時常弄得自己既不會做節目也不會寫小說。而思維也在不斷跳躍，經常還會出現短路的現象，為此也引來了領導的多次批評，便不斷問自己到底適不適合這兩種工作，兩個角色為什麽老是轉換不過來？

在拉薩的幾年裏，我一直暫住在布達拉宮右側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的一所平房裏，離布宮的圍牆隻有二十米遠，每天早晨圍牆外的轉經道上就會傳來轉經人群的誦經聲，和布宮金頂上偶爾傳來的長號聲，加上每逢藏曆初一和十五從轉經道上飄來的桑煙，使人感到像置身在虛無縹緲的另一個世界。

房子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產物，傳統的土木結構。土坯牆和破舊的門窗以及鐵皮房頂，無一不記載著這所房子的陳舊，簡易的院牆是用木板做成，院子裏的水泥地麵早已破損，露出了泥土的真實麵目，從外麵乍一看十分的破爛，與整個廣電大院的建築極不協調。為了掩飾房子的醜陋，每年的春天就在院內種上旱地蓮、牡丹和各種小花，還有盆栽的葡萄和觀賞桃樹，想為這破敗的小院增加點生機。

到了初秋季節，院子裏的各種花草競相開放，長藤的旱地蓮就爬滿了四周的圍牆和門窗邊，連院子內走路的通道也被擠滿，引來了大批的蜜蜂前來采蜜，成天“嗡嗡”的就像置身於花海蜂場一般，也引得朋友和同事經常過來賞花。我在院子的中間撐起了一把遮陽傘，下班後泡一壺清茶端一把藤椅，和同事一邊賞花品茶一邊暢談文化藝術和工作，一邊抬頭看著布達拉宮的側影和金頂，猜測著金頂下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漸漸的，我也開始喜歡上了這個小院，並開玩笑地命名為“木籬齋”，也把這個陪了我好幾個春秋的房子當成了自己在拉薩的家，無論在外應酬再晚還是出差時間再長，都想急於回到這個家來。隻有看著自己親手栽種的花草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我那顆漂泊的心才會感到踏實，時常被苦悶憂鬱包圍的心情才會舒暢一些。

每年的十一月份，院子裏的花草也無法抗衡自然規律，在高原嚴寒的摧殘下紛紛凋零，整個院子裏頓時顯得十分蕭條頹敗，人的心情也像跌入到了荒漠中樣荒涼。等把那些枯枝敗葉全都清理出去後，院子裏的地麵木籬和斑駁脫離的牆壁，又恢複到了原來的模樣，顯得比以前更加空曠。

記得有一年春節回內地休假，離開兩個月後剛一踏上拉薩的土地，猛然感到有種無法言說的荒涼襲上了心頭。內地已是油菜花開春光明媚的季節，而青藏高原的大地還沒有從冬眠中蘇醒過來，似乎沒有半點春到高原的感覺。此時藏曆年剛過不久，難怪和內地有著不同的季節景致，西藏的氣候是以藏曆為準的。我剛走進木籬小院，一種無法適應的陌生感油然而生，感覺到自己隻是這個城市的一個過客，這裏根本不是自己的家。雖然在這塊土地上打拚了多年，但自己仍然無法副入到這個城市中，無論自己怎樣努力適應，總感到這裏是別人的城市。早在剛走出位於布達拉宮左側的民航局時，這種感覺就越來越強烈，我拖著皮箱走在布達拉宮的廣場上，看著曾經熟悉的一切，突然感到是那麽的陌生和遙遠，穿過廣場我幾乎走了近二十分鍾。

打開木籬小院的鐵皮門，久久地站在院內沒有勇氣走進房門一步，心裏也在一遍遍地叩問自己；這裏是我的家嗎？我的家到底在哪裏？是陝西還是四川和重慶？

因四川和重慶隻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驛站，而老家是否還會歡迎我這個天涯遊子，家對一個長年漂泊在外的人來說將意味著什麽。當年就是看不慣老家的許多事情才遠走他鄉的，難道還要重新回到原來的起點上嗎？

直到同事們聽到我回來的消息過來看望時，我才從這種巨大的悲哀中解脫出來。同時，心裏急切地盼望著拉薩的春天快些到來，好播下了花草的種子，希望滿院的花草能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情。哪怕是一丁點綠色也好，也不至於空曠的讓人心寒。

到了花種剛鑽出地麵時，我就開始關注它們的生長，像侍弄一件藝術品樣給它們澆水除草，盼望著它們盡快長大開花。可一旦開花後，我的注意力就從它們生長的過程中轉移到了鮮豔的花朵上，雖然季節的變暖花草生長的更快，那種企盼它們快點長大的心情已沒了以前那麽強烈，隻是感到心情與以前有些不一樣罷了。

秋天到了又是一個春華秋實的季節，置身於花叢中的我心情自然也就好了，一些漸已遠去的想法和創作的衝動再次纏繞的我寢食難安，接著就是痛苦不堪的失眠。高原缺氧睡眠十分重要，如果休息不好就會感到渾身乏力精神萎靡不振，什麽工作也無法進行，更別說去進行文學創作了。

有時候真想放棄自己追求了多年的文學夢，輕輕鬆鬆地過上另外一種生活，總覺得這是一條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道路。一想到這些年付出的辛苦和經受的精神折磨時，真不忍心放棄，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還不如在當年就娶妻生子，也許現在也是妻兒繞膝，也用不著這些年背井離鄉在外打拚了。一有這樣的念頭，內心就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沒了年輕時的幼稚衝動，卻有了對社會人生更深的理解。固執地認為，既然選擇了這條道路就應該堅持走下去，成功與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追逐夢想的過程，就像我不喜歡坐飛機而更願意乘坐火車一樣。因為前者沒有過程隻有結果，就像兩個沒談過戀愛的人突然走進了婚姻的殿堂，沒經曆過甜蜜愛情的過程。而坐火車不但能欣賞到沿途的風景，又能從容地到達目的地，這也是我的性格所致吧。

創作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要有良好的心情和環境，特別是從事的工作就是藝術創作，身心長期處於創作的過程中得不到緩解和充實，那種創作的激情很難迸發出來，尤其是從事電視創作的過程，更是容易導致人的身心疲憊。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自己調節心情和捕捉創作靈感，哪怕是有一點靈感和衝動，就強迫自己坐下來把所想所悟寫下來，再粗劣的文字記錄也勝過天才的記憶。就這樣，去年夏天我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將以前幾易其稿的零星文字再次整合到了一起，無論怎樣努力始終不能讓自己滿意。

就在我再次感到失望準備再壓在席枕時，一次在西安出差采訪時，《西安晚報》的朋友靳勇（金石）先生卻將《三秦出版社》的編輯李鬱先生介紹了給我，並將書稿拿給他翻閱。李鬱先生利用我們吃飯的機會翻看了一陣後，對小說的題材很感興趣，覺得小說的細節不夠豐滿。在此之前，我省著名作家方英文老師，和《華商報》的餘靜女士也給我指出了相同的不足。經過再次修改，今年的七月我將書稿發給了李鬱先生，讓他看看是否能達到出版的水平。

李鬱先生在最短的時間看完了書稿，再次給我提出了極為中肯的意見，建議我把主人公的命運結局重新安排，故事情節設計的更為曲折動人一些。看著李鬱先生寫下數千字的修改意見，我的思路猛然間被打開了，以前困擾我的難題也迎刃而解，像撥雲見日般的走出了困境。找到了困惑我的原因後，就像醫生診斷出了病人的病因，才能更好地對症下藥。隨後，我就利用業餘時間，再次查閱了西鄉縣和周邊各縣的文史資料，以及漢中各縣的民俗風情，準備改寫成一部展現家鄉風情文化的書。

經過兩個月時間的修改和打磨，無論從書稿的內容和情節上，都有了很大的變動和充實，也才有了現在這個不成樣子的東西。至於所說的“市場文學”作品，不管是否做到了這一步，也隻有等待讀者諸君來評判了。這種說法是否妥當，隻有期待評論家的批評指正。

這些年來我一直堅持認為，文學創作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調整，畢竟“文合時而作”，不能再以個人的意願一廂情願來寫作，如果脫離了市場也就沒了讀者。寫作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寫出的東西是給大家看的，心裏有了讀者才能有市場，隻有經受了市場的檢驗才是一部好作品。這和當下任何產品一樣，質量是通向市場的惟一通行證。當然，這部書還很不成功，尤其在寫作技巧上和整體結構的駕馭把握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離通向市場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朋友多加指正才能逐漸完善。

每一部書的出版都離不開朋友們的支持，《子午穀》的出版同樣凝結著無數人的汗水，在這裏再次感謝《陝西日報》的方英文老師，《西安晚報》的劉小榮和靳勇先生，《華商報》的餘靜小姐和王鋒先生，還有原《三秦都市報》的範超先生，以及《各界導報》的韓星海先生和好友牟信兵博士。特別要感謝的是本書的責任編輯李鬱先生，是他嘔心瀝血的辛勤勞動，才使這部書與讀者見麵。

正是有了眾多朋友和老師的幫助，也使我有了勇氣麵對讀者和家鄉的父老，如果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罵上幾句也無防。既是罵的再難聽，讓我這個長年漂泊在外的人聽來，也是非常動聽的鄉音呀。當然，我會心平氣和地虛心接受批評的，隻有認識到了自己的淺薄和不足，那種淺薄和不足才能日漸減少。如果讓我從各位的罵聲中獲益，也算對得起各位的罵聲了。

原本不打算寫《序》和《後記》，認為那都是大家們記錄自己創作心得，和暢談創作時心路曆程之舉。自己這樣一個無名之輩能出本書已是萬分榮幸了，沒有必要去附庸風雅。據我所知書序一般都是請名人大家書寫，這樣才顯得有份量，也能給書帶來一些間接效應，這也是令那些名人大家們最頭痛的事情。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也沒有更多的錢去請人題跋寫序，應編輯的建議隻好趕鴨子上架，自己動手寫了這兩篇不成樣的東西，權當本書的《序》和《後記》吧。

請讀者諸君切勿見笑，我本是“文學邊緣人”也就無所謂了。

2007年12月11日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