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二節 因勢利導，功成之日尤清醒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現僅以曾國藩直接指揮的一個湘軍支派“曾湘軍”為例。它連下安慶、江寧兩座省城，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軍中最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為一個人的話，曾國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頭和軀幹，作戰部隊則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僅靠頭腦支配其每個行動，還要靠軀幹供應其營養。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麽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1860年6月～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曾國藩所謂“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絕非誇大之詞，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官階最高的是候補道員，且隻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他們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曆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1858年末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李鴻章聽其勸告，重返曾幕。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位至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同曾國藩之間已是雙峰對峙，高下難分了。試想，如果李鴻章不回曾幕，能夠如此順利嗎？恐怕要謀得按察使實缺亦並非易事，雖然他此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當然，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曾國藩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曾國藩，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越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兵困祁門之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不能堪，決心離去，雖經曾國藩幾次勸留皆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掉官職也不能忍受曾國藩對自己的無禮舉動。李元度是曾國藩最困難時期的少數幕僚之一，數年間患難與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能忘”之說。不意其後曾國藩兩次參劾李元度，冷熱之間懸若霄壤。究其緣由則不外“改換門庭”四字。人們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係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結成私怨。

　　曾國藩對於個人在集體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著明確的認識。他說：細想古往今來，億萬年無有終期，人們生活在這中間，數十年隻是須臾瞬息。大地數萬裏，不能窮極，人在其中休息遊玩，白天猶如一間房子，晚上猶如一張臥榻。古人的書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煙海，人們一生所能讀的不過九牛一毛。事情複雜多樣，可以獲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萬條，人們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過如太倉一粟。知道上天悠悠無窮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麽遇到憂患和非常不順心之事，應當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寬廣，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據的位置非常小，那麽遇到榮耀名利相爭之時，應當退讓三分，以柔道處之。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麽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並以謙虛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複雜多樣，而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麽就不敢以功名自矜，應當思考推舉賢才而一起去完成偉大功業。如果這樣，那麽自私自滿的觀念就可漸漸消除了。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不論是智慧絕頂者，還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無缺。相反，愚笨至極的人也有可愛之處。本著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他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有什麽疑難問題，都讓他們出高招，獻良策。

　　在同幕僚長期合作共事的過程中，曾國藩經常以各種形式向幕僚們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常主動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幕僚們的這些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麵的事例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之關鍵。1854年太平軍圍困長沙，官紳求救，全賴湘軍。而羽翼尚未豐滿的湘軍能否打好這一仗，事關存亡之大。曾國藩親自召集各營官多次討論戰守，又在官署設建議箱，請幕僚出謀劃策。曾國藩最終采納陳士傑、李元度的意見，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出逃前發諭旨令鮑超北援。曾國藩陷入極難境地：北上勤王屬君國最大之事，萬難推辭；但有虎將之稱的鮑超一旦北上，兵力驟減，與太平軍難以對峙，多年經營毀於一旦。曾國藩令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李鴻章“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策略，度過了一次危機。不久，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而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勞民傷財，卻貽笑天下。其他如采納容閎的意見，設“製品之器”，派留學生出國，使他成為洋務派的領袖。等等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曾國藩是把眾人的智慧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眾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寫信讓他的弟弟曾國荃如法炮製。他說與左宗棠共事，因為他的氣概和膽略過於常人，因而希望能與他一起共事，來幫助彌補我的不足之處。他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後曾國荃屢遭彈劾，物議也多，曾國藩認為是他手下無好參謀所致。

　　與此相反，曾國藩拒絕幕僚的正確建議，而遭致失敗或物議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處理，大多數幕僚通過口頭或書麵形式，直接對曾國藩提出尖銳批評，態度堅決，但曾國藩一意孤行，殺害無辜百姓以取悅洋人。其結果，“責問之書日數至”，全國一片聲討聲，“漢奸”、“賣國賊”的徽號代替了“鍾鼎世勳”，京師湖南同鄉，將會館中所懸曾國藩的“官爵匾額”砸毀在地，幾十年以來積累的聲望一日消失幹淨。曾國藩晚年對未聽幕僚勸阻頗為後悔，“深用自疚”，“引為慚愧”。他在給曾國荃和曾國潢的信中說：“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心緒不免悒悒”，回到江寧僅一年多即死去。

　　總體而言，曾國藩能夠虛心納言，鼓勵幕僚直言敢諫，這與他在事業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關係。有人評論說：曾國藩“以儒臣督師，芟夷蘊崇，削平大難，蔚成中興之業，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蘊積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眾思廣眾益也”。

　　比較而言，曾國藩對幕僚的影響顯然會更大、更深遠一些，多年來，曾國藩一直對其幕僚精心培養，視若子弟，除為數不多的幾個老朋友和名儒宿學之外，一般幕僚亦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一言一動無不視為楷模。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事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國藩的影響。尤其經常在曾國藩身邊的人員，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長了見識和才幹。正如薛福成說的那樣，他們雖專屬一行，然而卻能讓他們的智慧匯集一處。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說像是種莊稼，那麽幕府就是播種的地方。因而他能獲得很多人才。曾國藩的另一幕僚張文虎在談及幕僚易於成才的原因時也說，蓋“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於此”。至於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鴻章者則更是心領神會，獨得曾國藩思想政治之真諦，成為其公認的正宗傳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是盡人皆知的，對他寄望之厚、花費心血之大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可以說，曾國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觀點和治國、治軍的本領，都傳授給了這個得意門生。李鴻章也向人表示，不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業出於老師提挈，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亦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