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三節 明文暗記倡導忠心

　　為紀念家鄉的忠烈子彈兵，是指曾國藩作有《湘鄉昭忠祠記》。湘鄉昭忠祠，鹹豐八年（1858）由曾國藩奏準捐建於湘鄉縣城，以祀“陣亡將領、弁勇”，“褒勵忠節”。而曾國藩寫這篇祠記的時候，已是同治八年（1869）了。其時太平天國已經滅亡五載，撚軍也已被鎮壓下去，所謂“海內初安”，曾國藩正在直隸總督任上，他的權勢地位已經過了峰巔之期，身體也老病益侵。這年秋風蕭瑟的時節，他在保定直隸總督衙門裏，用了好幾天的功夫，為落成已有十載的湘鄉昭忠祠補寫這篇追述性文字，抒發內心的不盡感慨。其開篇便如此推本溯源：

　　鹹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錱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裏，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裏，法當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武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

　　接著追述湘軍的戰鬥曆程，列舉到諸多典型人物，而後慨言：

　　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嚐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厄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於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州而戡太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

　　的確，到曾國藩寫這篇文字的時候，距他初創湘軍已十六七個年頭，此間湘係人物崛起成為當時清朝最強的地方實力派，形成了所謂湘人“文武錯落半天下”的局麵。而這派勢力起家的資本，就是湘軍的“征伐之功”。就拿湘鄉來說，“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委實是“近古未嚐有”的事情。至於付出的代價，那種悲壯和慘烈，曾國藩在這篇文字中描繪得可謂淋漓盡致。邑中風氣之所以能夠如此，曾國藩認定是一批先驅人物以“忠誠”精神倡導的結果，他覺得這是一種至高的境界，所謂“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嘛！

　　曾國藩在這篇文字中所列舉到的諸多“以忠誠為天下倡”的人物，幾乎都是湘軍的重要將領，像羅澤南、劉騰鴻、李續賓等人，都是所謂“忠烈”的典型。

　　羅澤南作為湘軍的元老層將領，是在鹹豐六年（1856）間攻奪重被太平軍占據的湖北省城武昌的戰事中受傷死去的。他親臨戰場，身受重傷不能站起，便坐在地上堅持指揮，最後撤回大營，傷勢更加惡化。臨終前，署理湖北巡撫胡林翼來看望他，拉著他的手痛惜地直落淚，羅澤南則說：“危急時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學。死何足惜，事未了耳。”

　　劉騰鴻於鹹豐七年（1857）間死於攻打江西瑞州的戰場上。當時，他率數百名湘軍與上萬名太平軍對戰，幾次中炮受傷，最後被炮子洞穿肋間仆倒在地，弟弟劉騰鶴把他扶起來，他向士卒們大聲呼喊：“攻不下城來，不要為我收屍！”部下被感動得紛紛落淚，發憤作戰，最後攻下城池開門迎入劉騰鴻的屍體治喪。兩年後劉騰鶴也戰死沙場。

　　至於李續賓在三河之役中的情況，上已述及。而他也是兄弟倆一道從軍。哥哥戰死之後，弟弟李續宜接統其軍，繼續在戰場拚搏，不久即有封疆之任命。

　　這等人物在湘鄉一邑之中即層出不窮，從湖南全省來看更是不勝枚舉。要知道，他們大多是士子出身，本來是俯仰子曰詩雲的文弱書生，而竟能奇跡般地領兵打仗，投筆即可從戎。不，應該說“帶筆從戎”。士人出身的湘軍將領們，不是講究“下馬論道，上馬殺賊”嗎？

　　說到這裏，不妨體味一下上引羅澤南臨死前對胡林翼說過的“危急時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學”那句話。把應對戰局的態度與為學之道聯係起來，恐怕隻有一個士人出身的將領才能這樣自然地流諸口中。

　　就是這個羅澤南，自幼家貧力學，雖說科舉之路並不順暢，屢應鄉試不中，但他對程朱理學的研討頗有心得，還撰有一些著述，並且學以致用，恪守和極力宣揚綱常名教。在多年的教書生涯中，培養出一批忠心衛道的士子，他們當中許多人同他一樣成為湘軍將領，像劉騰鴻、李續賓兄弟就是。

　　據說，李續賓年少時膂力過人，開始並不怎麽喜歡讀書，羅澤南很欣賞他的“孝友”懿行，便將李氏兄弟一並收為弟子，不但免費教讀，還出資供李氏兄弟養親。李氏兄弟非常感動，發憤讀書修道。

　　還有那個與羅澤南同作為湘軍元老層將領的王錱，也是羅澤南的弟子。雖說在湘軍編練的過程中他與曾國藩發生矛盾，所部獨成一支，不隸曾國藩麾下，但畢竟亦屬湘軍。王錱於鹹豐七年（1857）因積勞成疾病歿軍中。後來由劉鬆山、劉錦棠叔侄倆先後統帶的“老湘營”，前身即王錱所部。

　　就連由湘軍將領擢為封疆大吏的蔣益澧、楊昌濬，也是羅澤南的學生。

　　如果說，羅澤南以鄉間一個教書先生培養出一批有衛道之誌的士子並躬身帶動他們從戎，在本邑起了不小的倡導作用，那麽，不論是身份、地位和實際影響都不是羅澤南所能望其項背的曾國藩，在這方麵倡導能及的範圍之廣、力度之大，自然也是羅澤南所無法相比的，是由曾國藩提煉鑄就一種“湘軍精神”。這，在湘軍建旗東征伊始發布的名曰《討粵匪檄》的文告當中，就有著典型體現。

　　此檄中宣明其軍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討伐“粵匪”的目的，“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從捍衛大清王朝方麵標的，而且還從甚至主要是從維護孔孟綱常名教方麵立意：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蘇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這當然可以視為曾國藩為最廣泛地動員“讀書識字者”起而衛道，投身與“粵匪”拚爭的一種宣傳策略，但同時也是對以“士人”為將帥主體的湘軍之精神特色的鄭重昭示，是所謂“以忠誠為天下倡”的宣言書！不但曾國藩自己要做這種倡導者，他的兄弟，他的家庭也要同盡這種倡導之責。

　　從曾國藩的這一“記”一“檄”之間，不是可以讀出這方麵的蘊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