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二節 該下黑手不遲疑

　　古人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國藩所說的知悔，基本上也是這個意思。但是，還有更深的一層意思，就是對己，要時時知道悔過，做錯的事，就是錯了，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過的機會，就毫不猶豫地抓住；對人，就要不顧個人恩怨，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沒有姑息的成分。這些內容，實際上也是曾國藩一生經曆中的重要教訓。

　　最能體現曾國藩知悔的，是他對李元度的態度。

　　李元度係湖南平江人，字次青，舉人出身。少年時慷慨任俠，勤奮向學。

　　入曾幕府後，曾國藩的兩次自殺，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拚命將曾國藩抱過了江，使曾國藩幸免於難。可以說，李元度與曾國藩確有救命之恩。

　　鹹豐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員，同年二月，李元度旋即奉命帶兵入浙，這是湘係勢力滲透浙的開始。曾國藩東山再起後，率領江西湘軍追擊翼王石達開入浙，並保薦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交巡撫王有齡差遺委用，六月王有齡授予浙江溫處道道員。李元度以所部三千交浙江提督饒選統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鹹豐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齡上奏請調李元度援浙，“詔如所請”。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軍”。

　　曾國藩對李元度打出“安越軍”的旗幟，“分裂”湘軍，做“異己分子”越想越生氣，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順下去了，於是現出剛挺之氣，便於二月二十二日，參劾李元度，加給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齡調赴浙江。並且不向我請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軍”。第二，“安越軍”在江西、湖北所得勝仗，多係“冒稟邀功”。第三，李元度於鹹豐十一年十月到衢州，“節節逗留，任王有齡忌檄文飛催，書函哀懇，不赴援救。是該員前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請予革職，“安越軍”應予遣散。到後來，清政府命浙江巡撫左宗棠查複，遵照曾國藩的意見，將李元度革職遣戍（後警告故未遣）。這是曾國藩剛的一麵。但同樣是對李元度。曾國藩又表現出了柔的一麵。

　　一日，曾國藩召集幕僚，讓眾人指陳三次失敗的原因，但大家都麵麵相覷，不敢亂講話。

　　曾國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親點名號說：“次青，你大膽請言！”

　　李元度為人仗義，見曾國藩幾次尋死覓活，總不得勝，心裏也很著急，眼見這樣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實堪憂。於是他鼓足勇氣，語未盡，已驚三座：

　　“恩公東下之師，氣勢銳甚。然自三月於今，凡經三次大挫折，初挫於嶽州，繼挫於靖港，今又挫於九江湖口。幸而屢蹶複振，未壞大局。然依在下之風，非失於恩公不知兵，而失於知兵。”

　　李元度的話，如芒刺在背，一針見血。眾將領誰也不敢望一眼曾國藩的表情，隻是默不作聲地坐在那兒，空氣驟然緊張起來。

　　曾國藩倒還沉得住氣。他又說：“次青請細道之，吾願聞其詳。”

　　李元度也不再猶豫，說：“嶽州之敗，師未集而因大風阻於洞庭湖，敵察我困，大股圍入，其敗可謂天意，於理於勢者都是如此的結局。靖港之敗就不然，臨陣變夕令朝敗，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改，問題就更大了。敵斷歸路，變出不測，以大船攻敵小船，無異猛虎拔牙。並且，師出不為退路著想，乃行軍大忌。犯此，則不能不敗。”

　　李元度的話雖然當眾揭了曾國藩的瘡疤，但無疑一劑良藥，眾將領不由地頻頻點頭，已忘記了曾國藩此刻什麽樣。

　　曾國藩善於聽人之言，博采眾長，以為己用，他的心胸是寬廣的。此刻見李元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三次失敗的原因，也頗覺歎服。於是他接著說：“次青的話句句在理。望吾將士共當戒之。”

　　上文已經提到李元度時，曾國藩的恩義和兩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可他因為洗刷自己的過錯而彈劾李元度，此事成了曾國藩終生內疚的事。據說當時參劾李元度遭到曾氏的部下和幕友的強烈反對。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本來就這樣不主張。曾不聽，李“複力爭之”，曾便賭氣說：“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到曾國藩準備參劾李元度時，李鴻章率幕友們向他求情，並且聲稱若參劾李元度，“學生不為具疏”。曾國藩說，你不具疏，我可以自己動手。李鴻章“力爭之不能得，憤然去”，曾國藩也就“立遣之”，叫他到延律邵道赴任。這之後，曾國藩的另一幕友陳作梅專門寫了一份說帖，“極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曾國藩與之麵議時，“渠複再三婉陳”，曾國藩隻得“將奏稿中刪去數句”但內心更加抑鬱。他在九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做一事。”

　　其實，徽州之敗，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深責李元度的。後來，李元度寫了一篇《楊萃耕哀辭》，追悼他的同僚，詳盡地敘述了徽州之役的全過程：“十年四月，侍郎擢督兩江，命餘複募平江勇。六月，與君共檢閱。七月二日成行……先是，防垸者為張副憲芾，駐徽六載，有卒萬四千，缺餉五月，師嘩。屬曾公駐祁門，副憲內召。餘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月，寧國陷，賊犯績溪之叢山關，急遣將援之，弗克，童同知梅華死焉。副憲行。君繕城守，城周十三裏，女牆盡圮，蓬蒿沒有，葺治三晝夜，埤堄完三分之二。忽偽侍王李世賢率領賊十數萬至，餘出戰東門外，君任守陴。既交鋒數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戰奔。援師之至自祁門者亦奔潰。我軍不能支，入城拒守。賊抵隙攻，力禦之。詰旦，君曰：‘出，險矣！’餘搖首曰：‘列，吾職也。子有老親在，前歲猶視子有，其忘之乎？’君泣，餘亦泣。是日賊攻愈力，君分守北門，餘西門，三登三即之，殺賊過半，賊忽冒死自小北門登，酉刻城陷。君守矛頭城上，親座掖之不肯下，遂被戕。鹹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事也。”這段樸實的記載，至少說明了四點：（1）李元度率領的平江勇，全是新兵，六月組建，七月成行，八月便倉促上陣；（2）由他節製的張芾的舊部早因鬧餉嘩變，餘下的人也不戰而奔，曾國藩親從祁門派來的四營援兵“亦奔潰”，退還休寧；（3）他麵對的太平軍是異常強大的，號稱十數萬，克寧國，即叢山關，來勢洶湧，當時直接圍攻徽州的李世賢部亦達四萬餘人；（4）李元度八月十六日抵任，二十五日失敗，張芾“駐徽六載”，率軍萬餘人，未得取勝，而責之在於雙方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禦敵僅九天的李元度，不也太過分了嗎？

　　對於李元度在這九天中盡忠職守的情況，曾國藩本人也是承認的。他在九月初六日《徽州被陷現籌堵剿折》中說：“二十四日，偽侍王李世賢同搶無義、通天義、讚天義諸逆首共帶四萬餘人，直撲徽城，更番誘戰。李元度親督各營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斃賊數百。嶺後伏賊，抄我兩翼，眾寡不支。禮字、河溪各營由西門大路退回休寧。李元度率平江四營入城固守。賊即跟蹤圍攻四門，因西門城垣坍塌，又無垛口，是夜三更，乘陰雨黑暗，專攻此門，勢極危險。李元度身臥城頭，竭力堵腳，天陰賊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間，賊伏西門民房，鑿牆對城施放火槍，守陴弁勇站腳不住，賊眾即緣梯直上。李元度趕調各門隊伍來救，賊已四麵扒城而入，府城遂陷。”又說，“在太平軍圍徽州府城時，曾急調鮑超、張運蘭兩部，又係新募之卒，由湖南遠來，甫經到徽，竟不能支持數日，以待援師，實堪痛惜。”這段文字證實，李元度所帶之勇，人少、新募、遠來。人少則難擋四萬之眾；新募則訓練無素；遠來則疲倦可知，且不熟悉徽州地形。這段文字還證實，西門“城垣坍塌，又無垛口”，身為主帥的李元度，自任其難，而又救援無及。從曾國藩本人的奏折看，李元度似亦無可非議。

　　另外曾、李二人並非素有嫌隙，相反，兩人是兒女親家，又相處甚篤。李元度入曾氏幕府最早，隨曾氏自湖南而湖北、而江西、而安徽，先辦文案，後領軍參戰，敗仗時少，勝仗時多，其為曾氏所賞識和器重。李元度因此被曾國藩節節推舉，由教諭而漸次升為按察使銜的道員。鹹豐七年，曾國藩居喪鄉間，有閑回顧總結前幾年激烈的戰鬥和紛紜的人事，深深懷念著李元度，常常信來信往。在《曾國藩全集·書信》中，鹹豐七年（1858）現僅存曾氏與李元度及其母親書信，其他信覺無關緊要，未予保存。在這七封信中，曾國藩盡情地傾吐自己的憂苦，和對李無度的深情厚誼，其“三不忘”之說，尤為動人。

　　曾國藩不但對李元度在政治上、軍事上與自己患難相依，榮辱與共，一往情深，而且對李元度的文才也很讚賞，在日記、書信中常有流露，如：“觀次青所為《石鍾山詞記》，甚有氣勢”，“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昉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夜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正因為如此，曾李二人親如手足。翻開曾國藩在徽州之役前的日記，自鹹豐八年七月十八日至鹹豐十年九月十七日，幾乎每月都有他與李元度書信往來或延坐暢談的記載。他們交談的內容，雖無詳細的實錄，但涉及的範圍顯然是很廣的，如鹹豐九年六月十九日夜。“與次青談調遣大局”。同時，曾國藩還請李元度綜理營務處，幫辦許多公文印信事宜，鹹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記：“請次青批稟，並寫信與張凱章、王文瑞、吳國佐各一件，餘每信添一二片。”甚至在生活上，二人也是互相關照的，如曾國藩鹹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記：“次青傷痕已愈，為之忻然。”同樣八月二十五日記：“次青之母太夫人左手膀忽痛，不能舉箸。”同年九月初一日記：“夜，議次青假歸事，派史連城帶途費自平江迎接李太夫人。”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記：“是日專人至次青處……送信。”同年十二月初五日記：“次青將以廿七日啟。”鹹豐九年九月初七日記：“寫次青信一件，專人送銀三百兩、對一付至渠處，為其夫人壽。”以上所引述的這些遠不完全的資料，說明二人的私交至厚至深，而曾國藩從未在書劄、日記中流露對李的半點不滿之處。

　　然而，在徽州之敗後，情況便急轉直下，曾國藩則不顧朋僚的勸阻，如此絕情地參了李元度一本。為什麽？是曾國藩為國為君嗎？不，上麵資料已說明李元度在徽州之役中是盡忠職守的。是公報私仇嗎？似又不是。原來，是另有原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後，祁門孤懸，被李世賢、黃文金包圍，曾國藩困守祁門達數月之久，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進擊蕪湖宏大計劃立成泡影，連自己也時時有性命之虞。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國藩上《徽州被陷籌剿堵折》後，鹹豐帝批諭道：“該大蔬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即查明下落具奏。”這一褒一貶，是什麽滋味，曾國藩自然是深可體會到的。所以，曾國藩不顧上上下下的議論，一意孤行，定要奏參李元度，使他被革職拿問，原來一是把自己東征計劃破滅的憤怒一古腦傾瀉在李元度身上；二是想借參劾李元度之敗，來偷偷掩蓋自己“籌畫未密”之過，曲折地表達自己對清廷的不滿。

　　本來，成功常常伴隨著失敗。軍事鬥爭的成敗，是兵家之常事，不可以一時一事論英雄。曾國藩不顧眾議，倔然駐紮祁門，一度出現祁門孤懸的局麵，連言災異者也“謂祁門不可一朝居”，應該算得到了很大投入。後來由鮑超等的竭力救援，始獲得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勝利，曾國藩算是死裏逃生。這時，那些說災異的好事者，又說祁門這地方仍然有符瑞，仍然來了歲星。曾國藩看透了這種炎涼世態，口占一絕雲：

　　天上歲星也起黴，掉頭一去不歸來；

　　忽聞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門走一回。

　　可是，曾國藩在嘲諷世態之餘，卻不能推己及人，竟在一怒之下奪去了李元度頭上的歲星。

　　而且，曾國藩對李元度的打擊並未就此結束。徽州失敗後，李元度在浙贛邊界徘徊了21天，這才在回到祁門。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傍夕，次青自廣信來，至營一見，尚無悔過之意，恐難長進。”可見，兩人在軍事見解上依然不能一致。李元度並未因失敗而心灰意懶，他向糧台索還欠餉後，徑自回到湖南，招募兵八千人，名曰安越軍，重起爐灶，並在扼守瀏陽等地初見戰績。但曾國藩並未因此高興，對李元度有所安撫，而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趁機奏調李元度援浙，李元度欣然從命。曾國藩與王有齡因浙餉不援湘軍，湘軍不助浙江軍而早有嫌隙，李元度的改換門庭，引起了曾國藩的遷怒。鹹豐十一年（1861）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軍援鄂，於義寧等處出力有功，經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奏請，賞還按察使原銜；旋又克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經江西巡撫毓科奏請，賞加布政使銜。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軍入浙，會合左宗棠部，從太平軍手中奪得常山等地，還於同治元年正月得補授浙江鹽運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開始了他在仕途上的另一個高峰。李元度這一連串的升遷，本來都與曾國藩無甚關係，卻使曾國藩很不自在。他寫信給彭申甫時，引用春秋時豫讓的典故，斥責李元度“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帥”，表示從此將與李元度“公私並絕，無緣再合”。於是他於同治元年二月起，重新與人“論次青之非”，並且於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諭發出後的十九天，即二月廿二日，又親自寫了再參李元度的奏說，說他在湖北江西並無打仗克城之事，“冒稟邀功”，又“節節逗留”，“不赴杭州救援”。這一奏本不但徹底否定了官文、胡林翼、毓科等人的上述奏折，而且使從厄運中蘇複過來的李元度再次跌入深穀，重新獲得的官職又重被革掉，交由左宗棠差遣。但奇怪的是，李元度革職的上諭才下達幾天，署江西巡撫李恒上奏道：“鹹豐十一年三四月間，偽忠王李秀成竄擾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處，勢甚披猖。迨六月間前皖南道李元度督率所部安越軍由楚入江，乘勢進剿，始於七月初七、初八、初九等日先後攻克要地。嗣又收複興安縣城，與總兵鮑超夾信江而上，共解信圍，江境一律肅清。”李恒言之鑿鑿，並且膽敢為安越軍員弁向朝廷請賞。這表明，曾國藩向朝廷上奏李元度的“罪狀”，明顯是捏造。但是，這個以“誠”待人的曾國藩並未止步，他仗著朝廷的偏信偏聽，因私憤未除，竟於這年五月在參劾副將陳由立、總兵鄭魁士時，又第三次向朝廷論及李元度之“罪”，說他們三人的共同罪過是“私行選揚”，“朝秦暮楚”，“予智自雄，見異思遷”，而“背於此並不能忠於彼”，“叛於本國，斷難忠於他幫”。這就是徹底暴露了曾國藩由於埋怨李元度投奔王有齡，因而有再次參劾李元度之舉的陰暗的內心世界。

　　但就在曾國藩的參劾密折送呈後的第八天，尚蒙在鼓裏的忠厚的李元度，卻因曾國藩先年十月十八日拜受節製四省軍務之命，當年正月初一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二月又有交部從優議敘之旨，乃給曾國藩發去一道賀稟。曾國藩這才萌發內疚，在三月初二的日記中寫道：“因李次青來一賀稟，文辭極工，今及前此參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覺有不安。”加上這個時候，他的兩個弟弟沅甫、季洪對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參折頗有意見，向他進行規勸，他才真的愧悔起來，於6月27日給弟弟們寫信說：

　　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台諫尚累疏保鄭為名將，以為不防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之等語，以為比前折略輕。逮拜折之後，通道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得弟指出餘益覺大負次青，愧悔無地，餘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餘不憚改過也。

　　閏八月二十四日，又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假惺惺地說：“次青之案，竟是假信，亦殊可詫！”接著又為自己辯護道：“餘躋李於鄭之上，折中頗有斟酌”，把鄭、李“相提並論，亦尚非似於不倫”。但究竟李元度是曾家的兒女親家，又跟隨曾國藩多年，曾國藩也不免內疚，在信中說：“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改，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過了兩年，到同治三年（1863）八月，也就是湘軍業已攻克金陵兩個月，曾國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伯爵，頂子再次染得紅紅之時，忽然為仁為義，上一密折，說：“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回隅之感”，“臣均對之有愧”。又說：

　　李元度從臣最久，艱險備嚐，遠近皆知。其十年守徽之役，至郡不滿十日，偽侍王大股猝至，兵力未厚，府城失陷，臣奏參革職拿問，其十一年授浙之役，參案未結，遽行回籍，沿途飾報勝仗，又不努力救杭，臣奏參革職留營。議者皆謂臣後在授浙最為允當，前參守徽失之太嚴，江楚等省之公論，昭昭在人耳目。臣雖知公論謂臣太嚴了，而反省尚不甚疚。所最疚者，當鹹豐六年之春，臣部陸軍敗於樟樹，江西糜爛，賴李元度力戰撫州，支持危局。次年臣西憂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兩軍於江西，聽其饑困阽危，蒙譏忍辱，幾若避充而不顧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內而清要各職，均可勝任，惟戰陣非其所長。鹹豐五年自請帶勇，十年夏間臣又強之帶勇，用違其材，致令身中俱裂。文宗有‘李元度失衄可惜，人才難得’之歎。皆臣不善器使之過，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來，每飯不忘。

　　在這道奏折裏，曾國藩雖然沒有勇氣承認為了轉移文宗對自己的斥責而參劾李元度的卑劣，也沒有勇氣承認因交惡王有齡而遷怒李元度以致再度參劾李元度的隱曲，甚至還用了“最為允當”、“失之太嚴”一類文過飾非的話，不過，他究竟還是承認自己的“每飯不忘”的“二疚”，較公正地評價了李元度的戰績與才智。故論者常謂：曾國藩既前有“三不忘”，後有“二疚”，又何必當初呢？他常以“存誠”、“去私”誡人，卻為何如此歪曲事實，對李元度一參再參，以雪私憤呢？何誠之有！及至同治七年（1867）八月，曾國藩在與撚軍戰鬥中業已大敗，憂傷重重，思前想後，乃在同治元年參劾陳由立、鄭魁士、李元度三將的密折的抄件後，寫了一段後記：“此折不應說及李元度，尤不應以李與鄭並論。李為餘患難之交，雖治軍無效，亦不失為賢者，此吾之大錯，後人見者不可抄，尤不可刻，無重吾過。”曾國藩到這時才徹底表現出自省和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