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節 謙讓辭謝保湘軍

　　曾國藩是一個對官場風向十分敏感的人。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的一天，他接到兩片軍機處發出的廷寄，一是令他兼轄浙江軍務，二是怡親王載垣“明正典刑”的消息。這兩件事都與他有切身的關係，對於兼轄浙江，他在日記中寫道：“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對於載垣等正法，他在日記中又寫道：“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很快，李鴻章也來到他的兩江督署，這位資深幕僚認為載垣等事非同小可，於是對他說：“就城及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變否？”兩人“為之悚仄憂皇”。以後幾天，曾國藩與幕僚都在談論朝中大變局。

　　實際上，曾國藩等湘軍將帥的擔心雖然不無道理，但多少有點杞人憂天。

　　肅順雖然擢用一批湘軍集團頭目，但兩者隻有事實上的聯係，並無特殊關係。據說肅順被處決後“籍其家，搜出私書一箱，內惟曾文正無一字，太後歎息，褒為第一正人”。這就是說，湘軍集團頭目不僅不是肅順黨羽，且是有意與其疏遠的人。同時清廷親信武裝力量，八旗綠營已基本上被太平軍摧毀，惟一的尚有一定戰鬥力的僧格林沁軍，又在上年對外戰爭中遭到沉重打擊，在恢複過程中。而湘軍卻越戰越強，人數愈來愈多，控製地區愈來愈廣，聲望愈來愈高。僅九月就先後有侍講學士顏宗儀、給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國藩密保幹員，取代浙江巡撫王有齡、江蘇巡撫薜煥。有人甚至要求以曾國藩為經略大臣，節製兩湖、兩江和安徽，即把整個長江中、下遊軍政大權交給曾國藩。王有齡也自認無能，奏請以左宗棠督辦全省軍務。

　　也就是說，從穩定新體製、派係關係、軍事實力考慮，那拉氏都不能不依靠湘軍集團。事實上，那拉氏執政後一個月，即命曾國藩在兩江總督轄區之外，再節製浙江省，並命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破格任命劉蓉為四川布政使。三個月後，又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嚴樹森為湖北巡撫，李續宜則回安徽巡撫本任。

　　值得玩味的是，同治元年（1861）元旦，清廷頒布幾道賞賜殊榮的詔旨，被賞賜者漢員隻有曾國藩一人。旨中有“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等語。很快又在詔書中說：“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以清廷至尊對一個封疆大臣說出“言聽計從”的話，不知曾國藩收到詔書是何等滋味？與鹹豐年間受盡苦楚相比，確實“換了人間”。實際上，清廷的詔書並不是過甚之詞，事實上不僅用兵方略，唯曾之言是聽，甚至任命大員，也聽從曾的意見。但那拉氏始終拒絕任命曾國藩為經略大臣，不令他節製兩湖，保護官文在兩湖的地位。可見，那拉氏與肅順一樣，固然信任湘軍集團，但頭腦並沒有發昏，仍然牢牢地掌握著分寸，讓自己最親信的滿族貴族控製長江中遊的戰略要區。

　　本來，鹹豐帝死後，湘軍集團對政局曾經抱著很大的憂慮，“北望流涕，憂切剝膚”。那拉氏掌權後，十分重用曾國藩等人，這使湘軍集團歡欣鼓舞，感恩戴德。曾國藩的親信李榕說：“內間自兩宮親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於節帥（即曾國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將帥，凡有黜涉，皆與讚畫。將也相也，節帥之任重道遠矣。我輩屬在僚佐亦為感奮。願與同誌相磨厲也。”郭嵩燾也說：“近日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同治初年，慈禧將曾國藩由兩江總督升授協辦大學士後，更給了他“凡天下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涉，事無不谘，言無不用”的特殊優待，開大清重用漢人曠古未有之典例。以至於使李慈銘為此而感歎：“萬國瞻新政，垂衣二後賢，病看元歲曆，夢想中興年。哀痛求言切，憂危命相專，鄉邦勞聖慮，稽首戴皇天。”麵對那拉氏這樣破格的信任，曾國藩采取冷靜而又明智的態度，不但不因此而誌得意滿，驕橫跋扈，反而更加謙讓。如命其節製浙江，他就再三辭謝。當命他推薦巡撫人選時，更力陳不可，說任命“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豈敢幹預”；他“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涉之柄”；應該“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植私村黨之端。”其實，曾國籍內心希望更多的湘軍頭目成為地方大吏。他一向認為，帶兵將帥必須同時為地方大吏，才能領軍籌餉，於事有濟。這樣欲擒故縱的手法，一使清廷對他更抱好感，要他“不當稍有避嫌之見”，以後“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進，以備采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