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七節 大度戒怒，剛容結合

　　曾國藩十分崇尚做人所具備的那種不服輸的“倔強”之氣。1860年，曾國藩兵困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的兵將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麽辦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這是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正規的軍隊十餘年也沒有滅掉太平軍，曾國藩領軍四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振作士氣。這雖有誇大的一麵，但也反映出曾國藩性格中不服輸的倔強個性。

　　當曾國藩發現自己的家人子弟具有這種長處時，便會不失時機地予以鼓勵。

　　1863～1864年，是湘軍與太平軍相持至為艱難的時期。此時，意誌稍有鬆懈就可能功虧一簣。因此，這兩年曾國藩寫給率軍圍困天京的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多有以倔強相勉勵的內容。這期間，甚至曾國藩一度也有撤天京之圍的打算，但後來，曾國藩經過對天京城外湘軍各營的攻守情況的親自視察後，決定繼續圍攻，並以倔強之氣期許弟弟。在同治二年（1863）正月的信中說：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能少。建功業寫文章都離不開倔強，否則柔靡二字一沾，則一事無成。孟子所講的至剛，孔子所講的貞固，都要靠倔強養成。我們兄弟繼承母親的性格頗多，好處也正在倔強。如果能製住怒氣以保養身體，保持倔強以砥勵誌向，就會前途無量。

　　不難看出，曾國藩這裏所指的“倔強”乃是“剛強”之意。曾國藩曾以詩歌的形式勉勵他的好友馮樹堂等做人要有這種倔強。其詩首四句寫道：

　　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率軍圍攻天京的弟弟曾國荃在經過了長期的撐持和苦戰後，終於攻下了天京，曾國藩深感這是靠曾家的一種倔強之氣而取得的成功，於是他馬上寫信給曾國荃，他說：

　　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養家，亦須以倔強為本。“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做最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功夫。

　　在曾國藩看來，倔強也是一種陽剛之氣。因此，他在為人處世中，又十分崇尚剛直，認為漢代的樊噲就是充滿了剛直之氣的大丈夫。他指出：漢初功臣，隻有樊噲氣質粗魯，不能與諸賢並論。因而，淮陰侯韓信羞與為伍。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劉邦初入鹹陽，見秦朝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打算留居下來。而樊噲輒諫曰：“此乃奢麗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願大王急還壩上，無留宮中。”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臥禁中，群臣無得人。樊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他還援引趙高之事以為鑒。這是第二件事，做這兩件事情，也不愧大丈夫之所為。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誌之君子，應該自覺培養這種陽剛之氣。

　　倔強，就需要一種強勉的精神。曾國藩在信中教導弟弟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將相，沒有一個人不是從自強自立做出來的。就是聖人、賢者，也各有自強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夠獨立而不懼怕，確立而堅韌不拔。

　　但是，曾國藩又把倔強之氣控製在正氣上，否則就是瞞憨，即不顧後果的意氣用事。因此，真正的倔強應當是在有所畏懼、有所謹慎中的“倔強”。他在同治二年（1863）九月十一日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往年的倔強，未免是太意氣用事、太不實在了。近幾年在對“畏慎”二字的深思中培養出一種剛氣來，可惜的是有時堅持有時放棄，都沒有真正做到。但是我自信這六年的功夫，比鹹豐七年以前已經是大有長進了。不知道兄弟你認為怎麽樣？你經過了這一次挫折的磨練，也應當從“畏慎”二字上狠下功夫。畏懼天命，那麽在攻克金陵城這個問題上就應放在可能或不可能之間考慮，千萬不可有一點代替天意做主的思想。而且應當經常僅省我們兄弟才淺德薄，不配成就這麽大的功業。畏懼人言，就不敢稍微有不顧輿論的地方。畏懼訓誡，就會轉而以小小的懲罰作為增進品德的基礎。

　　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說：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弟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好言相勸；即使弟弟自己發生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馬上收斂。用這種看法推知弟弟的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

　　在抑製憤怒，保持寬容與大度的同時，曾國藩反過來又告誡不要丟掉強毅之氣，以及由於強毅或倔強走向另一個極端——剛愎。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揉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謂是一個循循善誘的老師。看了這些，也不難理解曾國葆何以能一意從軍，替兄報仇的性格根源了。

　　看來，倔強之氣也是曾氏家族昌盛不衰的一個特質。雖然每個人及每個家庭都可能會有一種倔強，但對它擁有的程度與施用的時間以及對象的不同則也會導致效果的不同。

　　不服輸不可追求虛名，虛名致禍。

　　人的一生許多時候為“名”所累，沒名的時候想有名，有名的時候還想要大名，有了大名又怕丟掉，總陷在一種為名所累的無休止的困擾中。其實，名聲往往還是一種爭強好勝心理而致的。不然，為什麽有些人對自己不甚了解的大名之人往往不以為然，而對自己身邊那些稍勝於己的人卻耿耿於懷？對大名尚可不以為然，為什麽不能對我們自己的無名或名小而釋然於懷呢？

　　曾國藩的幾個弟弟常有求名心切的時候，為此他給弟弟寫信說：

　　名者，是造物主所珍重愛惜，不輕給予於人的。我薄德薄才，而享有了天下的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我常常以此警懼，所以不能不以此詳告賢弟，更望賢弟時時教戒我的子侄們。

　　受曾國藩重視的康熙教子格言中引用宋代程頤的話說，“有事功就有名聲，名聲和事功是同一樣東西。那些好名聲的人，不顧一切地追求名聲，結果什麽也沒有得到。如孔子所說‘到死而名聲不被別人稱述，君子引以為恨’，這是說自己沒有好的品德被別人稱述，而不是說君子會不顧性命地去追求名聲。看來有一種愛好名聲的人，一心隻顧追求名聲，不在實際上花一分力氣，隻管做去，結果不隻是沒有一分一毫的事功，終究連自己原有的名聲也不能保住。”程頤的這番話，可以說是力行的關鍵。

　　曾國藩也是這樣，深恐一個人一個家名實不符，所以主張多做實事，多使自己具有真才實學少占虛名。因而，在鹹豐五年，他寫信表示，學識還不算很好的弟弟不能外出教書，因為他怕誤人子弟，信中說：

　　季洪弟完全可以不必教書，而應當在家中好好地讀書。你的文理還不太通，不可去誤人子弟。去年季弟帶兵在益陽等處，所出的告示，有的被人們傳為笑談。白紙黑字，千萬不能不謹慎。

　　曾國藩認為，如果名過其實，求榮反辱。

　　他雖然主張人應當在“自修處求強”，不要為求“名”而做事，但他告誡子弟，人一旦有了名聲，還是應當珍惜的，他在同治元年六月十日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悠悠眾口或毀或譽，本難盡信，然而君子愛惜自己的名聲，常常懷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惴惴不安之心，因為自古及今因聲名不好而獲罪的人很多，不能不慎以修身以防有罪。我們弟兄對於那些有才無德者，就該不埋沒他的才能，而對這樣的人應稍稍疏淡。

　　曾國藩還告誡他的弟弟，聲聞之美，“可恃而不恃”。意思說，有了好名聲，但卻不可以依仗它。他在與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弟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裏者半九十裏，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曾國藩還提醒家人，一個人享名太盛，必將走向它的反麵，即所謂“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他在信中對紀澤兒說：

　　我經常說享有的名氣太大，必然多有缺憾，我著實接近於此；聰明得太過分了，常常很少有福澤，你就很接近這個；順利的境遇太久了，一定會有波折災難，你母親就與這種情況相近了。我常常為這三點感到憂慮。我反複考慮隻有努力孝敬尊長，友愛同輩，多吃辛苦，少享清福，才能挽回萬一。咱們家中的婦女近些年好享福而不辛苦勞作，我對此感到十分憂慮。

　　在曾國藩的潛移默化的熏陶下，兒子曾紀鴻在“不占美名”方麵，也做得很好，為他人所推崇。如曾紀鴻秉其父誌、致力算學，和算學愛好者一起著書立說。他作《對數詳解》等，但在署名時卻從不自專。和曾紀鴻一起愛好探討算學的好友丁取忠，就非常讚賞曾紀鴻的“不占美名”之舉，說他不欲以作述自居，“每卷首皆署餘名，而署己名於卷後為仇校之首，又分署友朋同誌之名於各卷之後，其與人為善之心近世罕覯。”後來這本書刊於長沙荷池精舍，收入《白芙堂算學叢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