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五節 到處化緣養湘軍

　　“勸捐”，就是通過遊說求人募捐作為軍餉。曾國藩讚成彭壽頤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辦，至於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經過活動，果然先得了一筆銀子。黃讚湯出麵大力張羅，在鄉紳之中很快募得白銀十萬兩，彭壽頤竟也募來三萬兩，這真是雪中送炭。

　　設厘局之事，經過商量也搞了起來。曾國藩讓彭壽頤負責，在南康設總局，在各縣設了十幾個關卡，出手便抽得數千厘金，曾國很甚是高興，以為這下子軍餉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長，曾國藩設厘局用了彭壽頤。彭是江西地方人，江西巡撫陳啟邁以為這是越權用人；江西地麵不歸曾國藩管轄，他有何權在這裏設厘局抽厘金？於是，陳啟邁煽動地方官，與曾國藩對抗。不久，湘軍的厘局在抽厘時，查到了地方官走私鴉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陳啟邁告狀，雙方便鬧了起來。可陳啟邁不問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國藩的厘局，還把彭壽頤捆綁入獄。事情鬧得非要曾國藩出麵不可了，曾國藩率劉蓉等幕僚，到出事地點調查，查出了地方官私賣鴉片的確證。在忍無可忍之下，向鹹豐上奏參了自己的同鄉同年陳啟邁。參奏的內容也是他調查來的，如陳啟邁曾為已革總兵趙如春冒功請賞，曾為奉旨正法的守備吳錫光虛報過戰功。這兩條是地方官常幹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敗仗可以說打了勝仗，逃將可以說成功臣。隻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會怎麽樣。曾國藩還告陳啟邁並不認真安排戰守，丟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縣。又告他阻撓破壞湘軍作戰，捆綁逮捕辦團有功舉人彭壽頤，縱容地方官私運鴉片。人家拒絕他討飯，他卻告人家的狀，也實在是無奈之舉。

　　曾國藩的奏折上達後，其中丟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給太平軍一節打動了鹹豐帝，他本來就惱恨太平軍在江西攪得心神不安，怪罪陳啟邁沒有守住江西。因而準了曾國藩的彈劾，一下子把陳啟邁罷了官。

　　但去了陳啟邁，來了文俊，曾國藩在江西的軍餉問題仍未解決。為了軍餉，幾乎使他全軍覆沒；為了軍餉，文俊害死了湘軍大將畢金科。以後的日子，仍靠“討飯”維持。多虧黃讚湯一人先後為湘軍籌捐百餘萬兩，劉於淳、甘晉等士紳也極力幫他籌措，才勉強維持住，使湘軍沒被困垮而已。

　　湘軍能作戰，但軍紀敗壞，也源於以搶代餉。

　　湘軍沒有固定的軍餉來源，又實施厚餉養兵的策略，曾國藩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在籌餉上，甚至不得不縱兵搶劫。

　　長期高水平的固定成本支出，是經營企業的大忌。從本質上說，曾國藩經營湘軍也可以認為是經營一個企業，至少也是經營一項事業。戰爭實際上是雙方的經濟實力的較量，劉邦之所以戰勝項羽，除了大家一般熟悉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劉邦占據了富庶的四川和漢中，因此劉邦才能取得最後成功。

　　湘軍一直都是團練身份，軍餉不是從國庫中支付，而是曾國藩自己想辦法籌集。厚餉養軍的策略的確提高了湘軍的戰鬥力，但也必然導致長期的籌餉困難。

　　軍無糧則亂，無餉同樣也要亂！

　　曾國藩說：天地之所以運行不息，國家之所以存在建立，聖貴的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為一個誠字。所以進，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

　　人必須虛懷若穀，心地坦蕩，毫無私心，然後才能真實無妄。所謂實，就是不欺騙。人之所以欺騙他人，必定是心中懷著私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編造謊言騙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騙人呢？他之所以欺騙他人，也是因為他心中懷著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說，誠，就是不欺騙；不欺騙，就是心中無私；心中無私，就是至虛（胸懷若穀）。因此，天下之至誠，就是天下之至虛。

　　凡是正話實說，盡可多說幾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話，也不妨多說幾句。但不可以攻擊他人的隱私，尤其不能背後詆毀他人的短處。馭將之道，最可貴的是開誠布公，而不是玩弄權術。

　　曾國藩說：應該永遠誠心待人，虛心處世。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變初衷，終有順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虛而不講客套，不挾私見，終有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失敗的。“勤”可以醫治怠惰，“慎”可以醫治驕傲；在這兩個字前，還須有一“誠”字作為根本。一定要立誌將此認識透徹，堅持到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鬼神也回避。這說的是對自己誠實。人天生是直爽的，與軍人交往時，直爽就顯得尤為珍貴。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軍人水火不容。文人必須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軍人粗人坦然無疑。這說的是交往中的誠實。以誠為本，以勤字、慎字為用，也許可以避免大災大敗。

　　自古以來，中國駕馭外國，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總之離不開一個“信”字。並不一定明顯違背條約，或者放棄承諾，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纖細之事，談笑之間，也必須真心實意辦理或說出。心中對他隻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裝十分。既然已經通和講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遠方的人吃虧，這就是恩信。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裝模作樣。麵臨危險有不屈不撓的氣節，麵對財寶有不沾染的廉潔，這就是威信。這兩種做法，看似迂遠而不著邊際，實際上質樸而耿直，可以在無形之中消除禍患。

　　從做人，到治軍，到治國，曾國藩所信奉的隻有一個“誠”字。

　　另外，曾國藩還很重視於軍隊的思想指導問題。

　　他認為，綠營兵腐敗無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兵餉太低。綠營步兵月餉銀一兩五錢，綠營的守兵月餉一兩，綠營馬兵月餉二兩。這種情況在清朝初年，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至道光以後，米價上漲，綠營兵餉已不夠維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綠營兵餉日薄，就更無法依靠兵餉來維持生計了。《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述說，綠營兵“營中公費，近年益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夠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或另有他項技藝，以資生計”。這樣一來，綠營兵就不得不經常出營尋求生計，便忽視了在營訓練，最後導致戰鬥力低下。綠營軍官為了聚斂財富，也常常克扣軍餉或冒領軍餉，導致綠營軍軍心不穩。為了刺激湘軍士兵出生入死，曾國藩提出厚餉養兵穩定軍心的主張。為此，他製訂了湘軍官兵俸餉優於綠營的製度。具體做法是：陸軍營官月薪五十兩，月給辦公銀一百五十兩，凡幫辦、書記、醫生、工匠薪水及置辦旗幟、號補各費用均包括在內。哨官月餉九兩、哨長六兩、什長四兩八錢、親兵護勇四兩五錢、正勇四兩二錢、夥勇三兩三錢、長夫三兩。陣亡者，恤銀三十兩，傷重者賞銀十五兩，次者賞銀十兩，複傷者賞銀五兩，成為殘廢另加銀兩。水師營官月薪水及辦公銀二百兩，哨官十八兩，艙長四兩八錢，舵工四兩五錢、頭篙、炮手四兩二錢，槳工三兩九錢。馬隊營官月薪及辦公費一百五十兩，幫辦月薪十六兩，字識九兩、正哨官十八兩，副哨官十五兩，什長七兩八錢、馬勇七兩二錢，夥夫三兩三錢。曾國藩為防止各軍統領多設官、長夫，以冒領軍餉，特在餉章中規定，凡統帶千人者月支付銀不超過5800兩，統帶萬人者月支餉銀不超過五萬八千兩。

　　鹹豐五年（1855），江忠源部曾因索餉嘩變。直到同治四年（1866），還發生了湘軍精銳鮑超部因欠發軍餉，發生了“嘩變於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於餉銀不支，還曾使湘軍的一些軍事計劃無法付諸實施，“同治二年（1864），湘軍毛有銘部增援壽州，以無餉可領，軍行稍滯。成大吉自麻城援壽州，亦以餉缺未能成行”。

　　由於清政府府庫空虛，鎮壓太平天國主要靠就地籌餉。湘軍籌餉範圍很廣，既有厘金、鹽務、勸捐，又有協餉、漕折、關稅，幾乎遍及清王朝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麵。

　　湘軍的種種籌餉方式，是在太平天國沉重打擊下，伴隨著清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的產物。湘軍通過廣泛的籌餉方式，得以維持和發展，成為太平天國最凶惡的敵人，就這一點來說，它是比較成功的。這也反映了清王朝已竭盡一切可能集結的財力、物力來撲滅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但同時它也給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湘軍的軍餉是相當優厚的，湘軍士卒的月餉幾乎是綠營兵士月餉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統計各項總的收入，營官每月為200兩，分統、統領帶兵3000人以上者每月為390兩，5000人以上者520兩，萬人以上者650兩。連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章本過於豐厚”。《湘軍誌》中指出：“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湘軍將領中除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以處，人人足於財。

　　曾國藩通過厚餉養兵的原則，收到了一些成效。湘軍士兵的兵餉，除個人生活外，還可貼補家用，因此能夠安心操練，提高戰鬥力，一改綠營兵因口糧不足，而常常離營兼做他事，荒於訓練的弊病。同時，曾國藩也希望通過給予將領以豐厚的收入，來減少克扣兵餉的事情發生，達到“養廉”的目的。

　　曾國藩如此厚餉養兵，自然“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急出效命，無複綠營征調別離之色”。於是，當兵——賣命——發財成了湖南貧苦農民的第二職業。但厚餉也造成湘軍日後籌餉的困難，軍餉的籌措直接關係到湘軍的作戰以至生存發展。

　　曾國荃部湘軍在同治元年（1862）春天到達雨花台時，全軍不過1000餘名，至同治三年（1864）初，已擴至50000餘名，加之由曾國藩負責籌餉的其他湘軍部隊的人數也在增加，這無疑是導致曾國藩湘軍軍餉處於緊張狀態的主要原因。

　　由於拖欠軍餉，各營將領“無顏以對士卒，故遇細微軌法，不能過為繩切。更慮積以成漸，士氣必將懈怠”。大軍陳兵天京城外，長期以來毫無進展，湘軍銳氣日減，士氣大落。又因為各營糧餉困難，因此各營官對四處搶劫的湘軍士卒采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湘軍紀律日漸敗壞。

　　湘軍創建伊始，曾國藩決心一改過去綠營軍紀律敗壞，以騷擾地方為能事的惡劣影響，十分重視地方士紳對部隊的反映，對那些為惡一方，引起公憤者，嚴加懲處，力求挽回人心。

　　自同治元年（1862）曾國荃進駐雨花台以來，湘軍久頓堅城之下，鬥誌日益懈怠，紀律亦日愈鬆弛，搶劫、奸掠婦女已成湘軍內部時有發生的事件。自從合圍天京以後，李秀成為減輕城內的糧食供給壓力，將大批老幼、婦女放出城，以求其另謀生路。不想，這卻成為湘軍劫掠、奸淫的主要對象，大批婦女被劫留在營中，“城北各營，頗不守法。江北民渡江耕種，鍋鏟俱為所奪……亦以外營多不奉法，統帥寬慈重情，軍政頗弛，相與憂之。又江東橋所出難婦，陳舫山部下截留幾半，屬商舫仙此後以幫辦壓送。”

　　為嚴肅軍紀，趙烈文特將所聞所見之事秉告曾國荃，希望曾國荃能加以幹涉，從而對敗壞的軍紀加以整頓，沒想到曾國荃卻對此一籌莫展，對趙烈文無奈地解釋道：“各營欠餉過多，勇於多食糜粥，各統領營官俱愧見之，無緣更繩以法。日下食米將罄，采辦無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勢。”然後又憂心忡忡地說道：“夜夢登高山至頂，顧視無返路，進退不可，疑非吉兆。”

　　對於日益困擾湘軍的紀律問題，曾國藩也深感無奈，他隻好寫信囑咐曾國荃，要多方進行撫慰，以免引起變亂，而出現功虧一簣的局麵，“其欠餉太久，不可過繩以法，隻宜多方撫慰”。

　　從此，曾國荃對湘軍敗壞的軍紀更加放任，各級將領也退避三舍。湘軍軍紀愈益敗壞，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正當曾國藩被糧餉短缺問題困擾時，江西巡撫沈葆楨卻不預先進行商量，徑直上奏朝遷，將原來一直解往雨花台大營作軍餉的江西厘金，全部留下，充作江西本省軍用，從而引發了一場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的鬥爭。

　　沈葆楨的步步高升，全憑著曾國藩的保奏，照理兩人之間不應有矛盾、磨擦。但為了各自利益，兩人卻吵鬧起來，以至於反目成仇，症結便是江西的厘金。

　　鹹豐十年（1860），曾國藩初任兩江總督時，轄區內的江蘇、安徽尚在太平軍的控製之下，上海、蘇北更是鞭長莫及，完善之區僅有江蘇一省。為了籌集湘軍水陸兩師的巨額糧餉，曾國藩便與江西巡撫毓科商定，江西的牙稅、厘稅不作為江西藩司收入，在江西額外另設牙厘局，選任道府大員進行管理，牙厘局所收款項移作湘軍軍餉。巡撫專管線漕，以發本省綠營及各防兵勇之餉。不久，曾國藩為解決徽州、寧國的軍需，又奏準“江西每月將漕折銀協解五萬兩”。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依據《中英北京條約》的規定，清政府開辟九江為通商口岸，月入關稅四五萬兩，歸九江道管轄。次年，曾國藩又奏準每月撥九江關稅三萬兩歸湘安糧台。

　　同治元年（1862）秋，湘軍與太平天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湘軍攻占了安徽，隨著李鴻章率領淮軍去上海，代替薛煥署理江蘇巡撫。上海江海關，每月可得五六十萬兩關稅，加之上海商業發達，捐稅豐富，上海地區的總收入應不下六十萬兩。曾國藩的餉源遠比鹹豐十年宏闊得多。但他卻仍然堅持以往在江西征收的款項，這也引起了沈葆楨的不滿。

　　江西、江蘇同為兩江總督的轄區，可江西的收入遠無法同江蘇相比，每每提交京餉、協餉之後，江西本省則所剩無幾。而李鴻章卻因糧餉充足，而不斷招兵買馬，淮軍不僅很快都使上了洋槍、洋炮，而且軍隊人數也迅速擴至五萬餘人。何以這樣厚此薄彼？

　　為此，沈葆楨上《請留漕折接濟軍需折》，盡陳其苦衷。

　　沈葆楨的突然之舉，使曾國藩大失所望，他認為這是沈葆楨以怨報德。但無奈朝廷已批準了沈的所奏，這使曾國藩著實為難。雖然，此時湘軍餉源不斷充裕，在天京城外湘軍招兵買馬的同時，放棄了江西穩定的收入而另辟餉源，依然是困難重重，可強行爭取江西漕折充作軍用，已實屬不可能。為了在萬難時，能夠再次得到江西的援助，曾國藩不得不放下架子，致信向沈葆楨解釋。

　　曾國藩本想以自己的退讓，博得沈葆楨的同情與理解。沒想到沈葆楨根本沒買他的帳。

　　湘軍水師控製長江水道後，從揚州到漢口，湘軍水師暢通無阻，兩江總督的鹽稅收入甚豐。而江西省卻需要籌集席寶田、韓進春等部湘軍、江忠義等部楚軍、彭玉麟等部湘軍水師共計三千人的軍餉，沈葆楨窮於應付。為此，同治二年（1863）夏，沈葆楨奏請將九江關稅盡先江西充作軍餉，請政府再次批準沈葆楨的請求。

　　曾國藩對於沈葆楨的苦衷是能夠理解的，可是對於沈葆楨不顧情麵的做法，他又十分不滿，雖然默認了江西收回九江關稅，但曾國藩也本能地對此進行了反擊。

　　對於沈葆楨所奏的不實之處，予以揭發。沈葆楨看透了宦情的淡薄，於是他便呈上《籲懇開缺折》，將與曾國藩之間爭執公開化。朝廷對於曾、沈之間的矛盾早有了解，麵對太平天國失敗已成定局的局麵，擁兵自重的曾國藩則愈來愈成為朝廷猜忌的對象。扶持其對立麵，削弱其力量，已成為這一時期清政府政策的出發點。在曾、沈意見不合的問題上，明顯出現了袒護沈葆楨的傾向。

　　在朝廷的庇護下，沈葆楨更覺應該爭回自己的權益。在左宗棠攻下杭州，太平軍餘部紛紛逃向江西時，沈葆楨疲於奔命，江西的軍事開支激增。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沈葆楨奏請清政府準許將江西稅厘月十萬餘兩歸江西經收。曾國藩聞訊，急忙具疏力爭，結果戶部偏袒沈葆楨，指出即使沒有江西厘金的收入，則兩湖、川、贛仍月可協解湘軍155000餘兩，警告其不要廣攬權利，貪得無厭。

　　曾國藩接到“部文”以後，十分憂憤。在與沈葆楨爭鬥的過程中，並非缺江西餉源不可，氣的是沈葆楨“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沈葆楨專尚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堪者”。所以，曾國藩爭的就是總督的麵子。可是，在與沈葆楨的幾個回合的較量中，朝廷則屢屢袒護沈葆楨。這使曾國藩深深感到來自於各方麵的猜忌，以及朝廷在暗底下對自己所掌握兵權搞釜底抽薪。一時間，苦悶、憂慮的情緒包圍著他，使他寢食難安。

　　於是，曾國藩上奏清廷，請求告假養病。實際上，這也是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這一招果然奏效，此時朝廷還要全力仰仗曾國藩穩固東南半壁江山。朝廷便將江西厘金一分為二，總督與巡撫各得其半。為打消曾國藩的顧慮，又特將購置阿思本艦隊的退款50萬兩，撥給曾國藩充作軍餉，其中21萬兩可以在上海、九江等關提取。加上淮北鹽厘每月8萬兩，曾國藩籌集軍餉的困難基本可以緩解。

　　曾國藩厚餉養軍是迫不得已的必須策略，否則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去平定太平天國的。

　　盡管曾國藩試圖建立一支有理想的軍隊，但這多少顯得有些徒勞，因為湘軍的兵士都是衝著名利而來的，將領是為了升官發財；小兵倒是不奢望升官，發財則是肯定的想法。對於舊式的軍隊，名利是最好的動力，理想僅僅是一種擺設。曾國藩看得十分清楚，所以采取了厚餉養軍的策略。

　　盡管曾國藩後期獲得了最大的實權，但應對日益龐大的湘軍每個月天文數字般的軍餉，仍然是困難重重，尤其是湘軍幾乎沒有真正穩定的軍餉途徑。

　　同時，常年的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也很大，幾乎也沒有力量持續支持曾國藩的湘軍。為了籌集湘軍的軍餉，曾國藩花費了巨大的精力，甚至與地方大吏反目成仇，造成負麵的政治影響。

　　長期拖欠軍餉，兵士自然怨聲載道，軍紀自然敗壞，曾國藩迫於無奈，甚至鼓勵兵士搶劫，實行“以搶代餉”的措施。湘軍成為曆史上軍紀最敗壞的軍隊之一，追本溯源還是曾國藩實行的厚餉養軍策略。

　　一個道貌岸然的理學家，居然調教出一支軍紀敗壞的湘軍，自然是曾國藩的一大敗局。

　　湘軍的軍餉來源幾乎都是取自於戰區的幾個省市。長期的戰爭中，雙方你來我往，對當地的人民和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戰爭的後期，民力已經枯竭，曾國藩實際上已經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敗局。

　　圍困天京的兩年中，太平天國的失敗已經是定局，曾國藩最擔心的不是太平天國，而是長期欠餉的湘軍是否嘩變。

　　曾國藩在創建湘軍的初期，或許犯了一個基本的判斷錯誤，就是認為太平天國盡管實力強大，但不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尤其是自己組建的湘軍加入戰鬥的情況下。因此，為了提高湘軍的戰鬥力，就實施了厚餉養軍的策略。

　　為了應對湘軍高額的軍餉，曾國藩在不同時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可以明顯的分為三個階段。因時因勢而變化，是曾國藩成功的關鍵原因，軍餉問題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太平天國初起之時，民力有一定的積蓄。由於太平天國實行財產公有的政策，地主階級自然要反對太平天國。滿清有一套完整的勸餉策略，就是“賣官勸餉”。

　　戰爭初期，一般的地主階層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太平天國旺盛的生命力，幻想戰爭可以很快結束，因此“賣官勸餉”的策略很有市場。湘軍初期規模也不是很大，勸餉基本上可以維持。

　　由於勸餉可以維持湘軍，曾國藩就借此機會樹立湘軍“愛民”的良好形象，受到了地主階級的廣泛擁護，為自己和湘軍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隨著戰爭的深入，“賣官勸餉”的策略後續乏力，已經不可能支持湘軍日益增加的軍餉需求。曾國藩隻有重新開發餉源，包括厘金、鹽務、漕折和關稅。

　　新開的餉源都是建立在控製地方實權基礎上的，曾國藩長期擁兵自重而沒有地方實權，籌餉自然要看地方官的臉色。為此，曾國藩要麽委曲求全，要麽強拿強要，與地方官吏反目為仇。

　　好在李鴻章占據了上海，大大緩解了湘軍籌餉的壓力。

　　盡管曾國藩想盡所有的辦法籌餉，但仍然堵不上湘軍每月軍餉的大窟窿。湘軍中後期，實際上實行的是半餉策略，也就是每一個月隻發一半的軍餉。長期下來，積欠的軍餉實際上是不可能兌現的。

　　加上後期湘軍的規模高達幾十萬人，各種途徑的餉源實際上是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隻好為了滿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實施“取之於民，用之於軍”的策略，實際上就是“以搶代餉”。

　　這一招效果十分明顯，曾國荃的十幾萬大軍圍困天京兩年，幾乎沒有正常發餉，湘軍都堅持下來了。最後能夠攻克天京，事實上也是因為軍餉的原因，即不願意讓李鴻章分享天京搶劫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