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七章 李孟常與唐太宗——讀《李孟常碑文》

　　李孟常，是唐初武德、貞觀年間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他在隋末戰亂中投唐，隨李世民南征北戰，為唐統一全國多立戰功，又為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貢獻了力量，還為穩定黔州局麵發揮了作用，死後陪葬昭陵。由此可見，他是唐初統治集團中不可忽視的一員。由於兩《唐書》中均無其傳，故而對其事跡難以全麵掌握。《昭陵碑石》《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後，始從其中看到《李孟常碑文》。碑文中有不少人們鮮知之事，現根據其碑文，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對李孟常進行力所能及的論述。

　　李孟常加入秦王集團

　　李孟常在兩《唐書》《長孫無忌傳》等有關文獻中都為李孟嚐，現根據其碑文改寫為李孟常。李孟常死於乾封元年（666）五月，享年七十四歲。以此類推，他應是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

　　李孟常，字待賓，趙郡平棘（今河北趙縣）人。其曾祖李靜，曾為北齊潁川（今河南許昌）太守，其祖李專，曾為本州主簿，其父李拔，沒有做官。隋末戰亂期間，李孟常“觀變於時， 嘯崇丘，有懷魚水之契；刷羽方澤，思齊陵陸之舉。乃招結英勇，思誠。義在擇君，情安投水。大業季年，與彭國公王君廓率山東之 ，拔跡 朝，時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李孟常碑文》，以下不注明出處者均見此文。這就是說，在隋末亂離時，李孟常聚眾等待時機，於武德元年（618）與王君廓共同降唐。

　　李孟常與王君廓在武德元年降唐的事，應當可信。據有關文獻記載，王君廓確是武德元年降唐的。王君廓是並州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少亡命為群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它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李密。尋又率眾歸國，曆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舊唐書》卷六十《王君廓傳》。這裏雖然肯定了王君廓降唐的事實，但沒有說明其具體過程與時間。在這方麵，《資治通鑒》則明確記載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其具體過程是：“君廓本群盜，有眾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鄉，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偽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奔李密；密不禮之，複來降，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資治通鑒》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

　　根據什麽認為李孟常是與王君廓同時降唐呢？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引《太宗實錄》道：“王君愕，邯鄲人。君廓寇掠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為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王君廓是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從家鄉起兵反隋，既然曾進兵邯鄲（今河北邯鄲），又回兵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一年有餘，必然途經李孟常的家鄉平棘（今河北趙縣），至少說王君廓在平棘一帶有很大影響。這樣一來，正在家鄉準備起事，而且密切注意形勢發展的李孟常，順便加入王君廓的隊伍是水到渠成的。

　　後來，他們轉戰長平（今山西高平）、夏縣（今山西夏縣），又與韋寶、鄧豹會合於虞鄉（今山西永濟東）。虞鄉位於長安和洛陽之間，剛到長安的李淵與在洛陽附近的李密“俱遣使招之”，是順理成章的。由此看來，李孟常與王君廓，於武德元年在虞鄉一帶先降於李密，又投靠李淵。

　　總而言之，有關文獻記載王君廓於武德元年降唐；《李孟常碑文》記載，李孟常與王君廓於武德元年同時降唐。兩種記載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殊途同歸。

　　至於碑文所載，李孟常“時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顯然值得考慮。如前所述，李孟常死於乾封元年（666），享年七十有四。無疑，他是生於開皇十三年（593）。這樣一來，武德元年（618）李孟常應是二十六歲。按照實際情況，認為李孟常這年二十六歲較為可信。如果李孟常於武德元年是十四歲，武德元年以前他就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尚在童年的李孟常，怎能在隋末戰亂中“觀變於時”，“乃招結英勇”，“義在擇君”呢！即使是非常聰明的童年人，也難在政治、軍事方麵成為眾人之首。因為政治、軍事方麵的才能，不僅決定於一個人的智慧，同時，還受社會知識和經驗的製約。十二三歲的童年人，是難以具備這些條件的。因此，我們認為，碑文關於李孟常在武德元年是十四歲的記載，不可相信。與武德元年相距將近五十年的碑文。有數字上的錯誤，也不算離奇。

　　從另一方麵說，二十六歲的青年人，正是富於進取精神，積極向上的時候，乘戰亂之機，施展自己的才能，正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狀態。這又說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決不可能是一十四歲。

　　李孟常投唐後，逐步成為李世民的重要幹將。當時，李淵雖然建立唐朝，但全國還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統一全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李世民就是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日益功高位顯，令人矚目的。李世民為了壯大自己的隊伍，不斷吸收人才，擴充勢力。李孟常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為李世民所用的。

　　《李孟常碑文》載：“文皇帝（李世民）親總六軍，將清四海。言收杞梓，且延英俊。召入莫府，委之爪牙。”這就是說，李孟常是適應統一戰爭的需要，被李世民招納為其部下重要成員的。

　　李孟常追隨李世民幹了些什麽呢？據其碑文所載：“破 、薛仁杲，討劉武周，並預陪旌，身先士卒。策以命賞，勳居多，前後加上柱國。每平一賊，便蒙賞齎，累功賜物一千五百段。”不難看出，李孟常在李世民平定薛仁杲，兩《唐書》均作“仁杲”，《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據《太宗實錄》及禮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鑒考異》認為昭陵石刻可信，筆者從之。打敗劉武周的戰爭中，戰功頗多，得到了優厚的賞賜。

　　另外，在奪取洛陽，打敗竇建德的行動中，李孟常也戰績卓著。其碑文載：“王（世）充叨竊名號，偽伊。分二崤之險，擁三州之眾。率彼離心，用拒同德。連兵接戰，匪夕伊朝。公參玉帳之奇謀，縱之秘略， 期忠義，屢摧凶醜。竇建德據河朔之地，騁圖南之舉，提勁卒，陳利兵，遠為聲援，共成唇齒。城皋之行，身擒國滅。平禍亂，功冠等夷。考績籌庸，獨高諸將。”李世民向東進兵，洛陽首當其衝。唐軍圍洛打竇，一箭雙雕。先在虎牢關外擒獲竇建德，又迫使洛陽的王世充俯首聽命，歸順於唐。這是唐在統一戰爭中於中原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李孟常在這次征戰中，“參玉帳之奇謀”，“屢摧凶醜”，“考績籌庸，獨高諸將”。這說明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武德四年（621）七月，竇建德餘部又推劉黑闥為首，繼續反唐。十二月，李世民奉命進攻劉黑闥。李孟常也參加了這次行動。其碑文載：“仍從擊徐元（圓）朗、破（範）願賊，周旋羈勒之間，籌謀帷幄之裏。折衝之重，公實居之。”李孟常進擊徐元朗、範願和李世民進攻劉黑闥有什麽關係呢？簡單說，進擊徐元朗和範願是進攻劉黑闥的組成部分。

　　“徐圓朗者，州人。隋末為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新唐書》卷八十六《徐圓朗傳》。竇建德失敗後，降於唐。劉黑闥起兵反唐，他又叛唐響應劉黑闥。範願是竇建德故將，是積極促使劉黑闥反唐的參與者。因此，李孟常進擊徐元朗、範願，實際上就是削弱劉黑闥的力量。在這次行動中，李孟常不僅“籌謀帷幄”，還打退敵人。可見，他也是有功者之一。

　　以上內容，有關文獻均不見記載，《李孟常碑文》披露這些情況，補充了文獻的不足。根據這些內容，可以肯定，李孟常是秦王集團的重要成員。

　　李淵建唐後，以長子李建成為太子，以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在統一戰爭過程中，李世民日益功高位顯，逐步產生了奪取太子地位的欲望。李建成當然不會坐視，必然要竭力鞏固自己的地位。於是，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逐步形成。到武德五年（622），這兩大集團的明爭暗鬥已經明朗化了。最明顯的標誌，是太子集團主動請纓，要求平定劉黑闥，既想爭取戰功，又可乘機擴充勢力，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

　　武德五年（622）四月，李世民奉召還京，劉黑闥繼續與唐為敵。於是，太子集團的重要成員王、魏征向李建成建議道：“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資治通鑒》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一月。既然太子集團要通過打擊劉黑闥抬高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力量，勿庸置疑，兩大集團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了。這時，李孟常正在接受李世民的驅使，為打擊徐元朗、範願而盡心竭力，當然他已成為秦王集團的成員了。

　　李孟常與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為奪取太子地位發動的一起政治事件。如前所述，為了爭奪太子的地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初，雙方都想通過其父李淵壓倒對方，也就是想借用李淵的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事與願違，在李淵難以立即下定決心的時候，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刀兵相見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經過充分準備之後，在宮城玄武門發動了武裝政變，殺害了李建成、李元吉，奪取了太子地位，繼而又迫使李淵讓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李孟常和這起政治事件有什麽關係呢？

　　兩《唐書》《長孫無忌傳》：“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由此看來，李孟常參加了玄武門之變。但是，在《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中，當提到玄武門之變時，所記是“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十二人殺了建成和元吉。其中沒有李孟常。這樣一來，李孟常是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就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了。

　　據其碑文，李孟常是參加了玄武門之變的，碑文中有這樣的內容：“二凶禍，窺覦神器。釁生非慮，義在泣誅。公貞勁之節，霜霰無改。大憝銷亡，茂賞遍及。於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離啟聖，即授右監門副率，賜物五千段，黃金五百兩，以其年七月，除右監門中郎將，封武水縣開國公，仍別食實封四百戶。”所謂“二凶”，無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二凶”製造禍端，應當忍痛誅殺。所謂“公貞勁之節，霜霰無改”，就是李孟常對李世民的忠心，始終如一。所以，在奸惡被消滅後，他很快受到賞賜。而且，明確說明這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事。這就是說，李孟常確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六月四日發動玄武門之變，李孟常立即得到優厚的物質獎勵，接著，又於七月加官晉爵，顯然這是因果關係。根據這種因果關係，又從另一方麵說明李孟常必然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孟常碑文》中的唐高宗詔曰：“故右威衛大將軍、上柱國、漢東郡開國公李孟常誌懷英毅，幹略沉果。功參運始，業讚經編。躡景高驤，培風矯翼。臨危彌勇，視險若夷。允膺軒冕之榮，克懋山河之賞。及 傳，執戟，忠恪盡於一人，威嚴被於千裏。寄深，任切爪牙。奄從運往，良增憫悼。”顯然，這是高宗對李孟常的稱讚。所謂“臨危彌勇，視險若夷”，自然是指身臨危難，更加勇敢；碰到險境，視若平常。當然，這種勇敢善戰、不畏艱險的精神，還不能說明他和玄武門之變的關係。但下麵的“執戟，忠恪盡於一人”，就耐人尋味了。“執戟”，雖缺二字，但可以理解為臨戰待命的意思。“忠恪盡於一人”，無疑是指李孟常對李世民忠心耿耿，決無二心。

　　本來，李孟常是秦王集團的成員，他隨李世民南征北戰，多有貢獻，為什麽又特別提出他“忠恪盡於一人”呢？如果說這句話是有針對性的，針對的隻能是他有可能忠恪於另一人。這種可能隻能發生在玄武門之變前夕。

　　李孟常投唐後，追隨李世民破薛仁杲，討劉武周，打敗竇建德、王世充，又擊徐元朗。這些戰功，在其碑文中都是肯定的。至於他參加玄武門之變，雖然在其碑文中也是肯定的，但在玄武門之變前夕所發生的有關要事，其碑文卻未曾提及。未曾提及的要事是什麽呢？

　　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子集團與秦王集團的鬥爭進入了劍拔弩張的階段。太子集團為了削弱對方的力量，遂以重金賄賂李世民的部將，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等人，都是李建成誘惑的對象。這些人都沒有為李建成的物質賄賂所動搖。尉遲敬德在拒絕李建成的利誘時說：“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瀹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命藩邸，惟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看來，尉遲敬德對李世民是忠心耿耿，決無二心。這就是說，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都拒絕了太子集團的物質賄賂，實際上也是“忠恪盡於一人”。以此類推，李孟常既是秦王集團的重要成員，也很有可能被太子集團所爭取。由於李孟常也像尉遲敬德等人一樣，堅決拒絕賄賂，忠於李世民，從而被視為是“忠恪盡於一人”。根據李孟常的全部表現，除此事而外，不可能有任何機會使其背離李世民，去效忠他人。由於兩《唐書》均無李孟常傳，故而未見文獻記載。盡管不見文獻記載，但高宗的“忠恪盡於一人”，隻有針對此事才有實際內容。既然其碑文記載了李孟常是玄武門之變的參加者，無疑可以肯定，李孟常和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等人一樣，都是經過了物質利誘的考驗，通過參加玄武門之變的實際行動，證明他們是“忠恪盡於一人”的。如果沒有太子集團對其進行賄賂使其有投靠他人的可能，對一貫追隨李世民的李孟常來說，讚揚他“忠恪盡於一人”，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總而言之，李孟常是經過考驗，死心塌地地效忠李世民者，他參加玄武門之變是勿庸置疑的。

　　其他有關問題

　　《李孟常碑文》載：貞觀四年（630），李孟常“副右仆射李靖破突厥於磧北，賜奴婢一百口”。這就是說，李孟常曾隨李靖大破突厥。據《資治通鑒》載，貞觀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本來，李靖於這年正月大破突厥於定襄（今山西定襄），李世出雲中（今山西大同），破突厥於白道（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到了二月，李靖、李世聯軍又大破突厥於磧口（今內蒙古二連浩特西南），自此，“斥地自陰山北至漠，露布以聞”《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貞觀四年二月。兩者對照起來，說明李靖於貞觀四年“破突厥於磧北”是可信的。其碑文所載，李孟常參加了這次戰爭，正是補充了文獻記載的不足。

　　其碑文中還載：“廿年，出除使持節、都督黔忠施費巫莊應充辰 矩夷琰蠻柯十五州、州都督等府諸軍事、黔州刺史。屬昆、二州蠻夷扇動，邊亭夕警，荒徼晨嚴，公授律徂征，隨機致討。三令既申，一舉大定，然後示之以敬讓，導之以廉恥。人悅中和之頌，吏無私謁之譏，遂使夜郎革麵，朝飛重譯。以敵善政之績，賜奴婢二百口。”這一部分內容，各種文獻中均不見記載。雖然沒有文獻記載可以互相對照，但就其內容看，完全符合李孟常的性格及其所作所為。縱觀其碑文，李孟常是個智勇兼備的將軍。在對薛仁杲、劉武周作戰時，他“身先士卒”，非常勇敢；在對王世充、竇建德作戰時，“公參玉帳之奇謀，縱之秘略”，總之，他於“武帳之中，嚐聞妙算；文之下，屢陳奇策。倏瞬椎鋒，紛紜用武。身經百戰，氣蓋萬夫。”不難看出，他既能夠“臨危彌勇，視險若夷”，奮不顧身地衝鋒陷陣；又能夠密謀於帳中，策劃於戰前。充分顯示了智勇兼備的將軍才能。

　　文武兼備的李孟常，在出任黔州刺史，處理“昆、二州蠻夷扇動，邊亭夕警，荒徼晨嚴”時，不是單純地采取軍事行動，而是以政治攻勢為主，在“一舉大定”以後，“示之以敬讓，導之以廉恥”，取得了社會安定的良好效果。這正是李孟常智勇兼備才能的具體反映。

　　總而言之，《李孟常碑文》記載了不少文獻缺載的曆史事實。例如，隋朝末年，反隋勢力遍地而起。據文獻所載，在今山東、河南、河北一帶，自發的反隋勢力相當普遍，但在今河北西部一帶尚無反隋力量的存在。現據其碑文，李孟常在平棘（今河北趙縣）組織反隋力量，再結合王君廓從石艾（今山西平定）起兵，又進兵邯鄲（今河北邯鄲）的活動，說明在今河北西部和山西東部一帶也有相當的反隋勢力。難怪唐儉在勸李淵從太原起兵時說：“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唐儉是在李淵從太原起兵前說這番話的。以太原為中心，“東收燕、趙”，自然是指收取今山西東部和河北西部一帶。如果說這話的意思是指王君廓、李孟常等反隋勢力可成為李淵南進的後顧之憂，合情合理。當然，今河北一帶還有其他反隋勢力，如位於河北中部的竇建德起義軍。但唐儉所指，決不是這些強大的反隋力量。因為竇建德麵臨著北麵涿郡（今北京）、南麵宇文化及等強大隋軍的威脅，無暇西向太原。再者，李淵南進的策略，是避實攻虛，對突厥是賄賂安撫，對李密是“卑辭推獎，以驕其誌，使其不虞於我”《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總之，他是盡量避開強大對手，爭取早日進據關中，奪取長安。因此，唐儉、李淵所謂的“東收燕、趙”，隻能是指爭取王君廓、李孟常等，這些力量不甚強大，而且又可減少後顧之憂，壯大自己的小股起義隊伍。由此看來，其碑文所載，李孟常從平棘（今河北趙縣）起義反隋，後與王君廓共同降唐，進一步證實唐儉、李淵的從太原起兵計劃是非常周密的。

　　其次，李孟常的碑文，進一步證實李孟常確實參加了玄武門之變。至於李孟常對穩定黔州（治所在今重慶彭水）一帶社會安定方麵發揮的作用，對於唐初政權的鞏固也頗有積極意義。不言而喻，李孟常的碑文，對研究唐的建國及武德、貞觀年間的曆史，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也更有力地說明了李孟常與唐太宗的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