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投資學大全集

二、不，別想輕易得到我的遺產和捐贈！

　　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很多股東都願意把大量股票當做禮物送給自己的孩子，不過巴菲特卻不願意這樣做。他隻是在過年時給每個孩子和他們的配偶l 萬美元。

　　在巴菲特看來，他的孩子都十分開朗坦率。他們也都像自己一樣渴望成功，隻是不像父親那樣年紀輕輕時就名揚於世了，他們都是屬於大器晚成的。他們三個都是在大學就中途輟學了，他們不僅早婚，並且婚姻都不順利。經濟上，孩子們都繼承了祖父留下的遺產，父親則幫他們在伯克希爾· 哈撤韋進行了投資。因而，他們每天無所事事還是能成為百萬富翁。

　　1摳門的父親

　　“如果因為出身富貴，手裏就有一輩子享用不盡的免費食品券，我認為這是有悖公平的。

　　1980 年，巴菲特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憤慨的文章，諷刺那些富豪窮奢極欲的生活。在巴菲特認為，大批財富，包括他自己的財富，代表著一堆“承兌支票”，最終目的是要造福社會。他抨擊的目標對準了富豪赫斯特，因為赫斯特將自己的大量錢財揮霍在極盡奢華的聖西蒙城堡上，因而搶占了“大量本可以用於其他社會福祉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巴菲特也瞧不起那些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的大富豪。例如，晚期的杜邦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微乎其微，卻多次聲稱分割了多少財產”。巴菲特覺得從公正的角度來說，杜邦家族或許認為“自己明察秋毫地發現政府發給低收入者的食品券效果越來越差了”，然而他們“私人發放的食品券卻多得根本用不了”。

　　杜邦家族當然不會了解巴菲特家族。巴菲特有一個堂弟是出租司機，一個侄子在爵士樂隊表演。他們當中部分人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不過巴菲特總是公事公辦，從不會損公肥私給他們什麽關照，也絕對不會透露任何內幕消息。他覺得，假如家庭成員之間沒有經濟依賴這種令人討厭的東西，相互間的關係會變得更加親密無間。

　　此外關鍵的是，他希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能過上正常的獨立生活。這迫使他不再給孩子們經濟幫助。他很擔憂給可愛的孩子們提供“食品券”可能不利於他們的前程，所以拒絕給他們任何的經濟幫助，但即便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都認為這樣的幫助是應該的。

　　巴菲特的這種想法使許多富翁朋友們迷惑不解。當格雷厄姆的門徒們在討論給自己的孩子們留多少財產比較合適時，巴菲特說有幾十萬美元就足夠了。拉裏蒂什反駁說：“沃倫，你錯了。如果孩子們在12 歲時還沒被寵壞，那他們就不會被寵壞。”那時候正準備讓兒子接管《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 格雷厄姆說：“在這一點上，我和沃倫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巴菲特其實非常關心自己的孩子們，並且他也是個寬容、開明的父親。他支持孩子們沿著自己心目中期望的足跡去奮鬥，每當有人遇到事業或婚姻上的困難時，他總會十分耐心地勸導他們。不過一旦涉及金錢的時候，他的態度立馬就會來個180 度大逆轉，變得有些拒人於千裏之外，仿佛他的孩子們就像剛和他一起開始經營生意的夥伴。他的這一做法的確有許多聰明之處，巴菲特對待孩子時就好像在職場打拚一樣，從來都不存在折中的餘地。當女兒蘇珊想要20 美元在機場泊車時，她都一定要給父親帶回發票。巴菲特給孩子們貸款時，他們必須要簽署貸款合同，白紙黑字一定要寫得明明白白，從始至終公事公辦。

　　由於平日裏巴菲特的這些限製，所以當他給孩子們1 萬美元的時候，他們都會感到非常興奮，仿佛收到了幾百萬美元一樣。當孩子們還隻是學生時，巴菲特曾經給傑裏· 奧蘭斯寫過一封信，說他不希望過早地給孩子們一大堆錢，至少也要等到他們自己搞清楚“樹上怎樣才能結出果子”時。逐漸進入青年時代的蘇珊、霍華德和彼得覺得父親依然把他們當做尚未成材的幼苗。其實在他們心裏也同意父親的做法，還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不過他們仍然忍不住想，就像霍華德曾說的一樣，為什麽他不能“表現得態度柔和一些”，有時候孩子們也會討厭父親心中這種非常固執的想法。

　　女兒蘇珊曾經賣掉了一些股票，買了一輛保時捷跑車。她在婚姻失敗後搬到了華盛頓，並且和凱瑟琳· 格雷厄姆保持聯係。凱瑟琳· 格雷厄姆幫她在《新共和》報社找了一份從事管理的工作。1983 年蘇珊再婚，她的丈夫阿蘭· 格林伯格是一位律師，不久後成了國會的一名法律顧問。巴菲特和妻子對格林伯格都非常滿意，他是那種長相平凡不過卻性情溫和的人。

　　在格林伯格夫婦搬到杜邦圈附近的一座房子時，蘇珊所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票都賣完了。這對年輕的夫婦隻好把房子的一部分租了出去，自己隻保留了一間很小的廚房。蘇珊懷孕後希望要個大點的廚房，以便在孩子出生後能再添張桌子，並且開個通往後院的小門。她算了算，大概要花3 萬美元。蘇珊當然明白父親不會為她付錢的，所以就向父親申請貸款，然而父親開出的利息卻很高。

　　最後，巴菲特還是拒絕了。

　　“為什麽不像別人那樣去銀行貸款呢？”巴菲特勸她說。他們好好地談了一次。巴菲特解釋說，假如他是內布拉斯加大學橄欖球隊的四分衛，如果隻把球傳給子女那是很不公平的，在錢的問題上也是一樣。這個比喻十分“合理”，但並不“合情”，仿佛蘇珊隻是個外人，壓根兒就沒有考慮到她最關切的利益。這也在她心裏留下了陰影。

　　在蘇珊快要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時常臥床不起。她的朋友凱瑟琳· 格雷厄姆時常帶著食物來與她共進晚餐。凱瑟琳驚愕地發現蘇珊隻有一台非常小的黑白電視機，她勸她買台大點的彩色電視機。當蘇珊說她買不起時，凱瑟琳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難道是巴菲特的女兒說出來的話！不管怎樣，巴菲特自己都有台大屏幕彩電。凱瑟琳立即就給巴菲特打了個電話。這回巴菲特終於軟下心腸，為蘇珊買了台好點的電視機，不過凱瑟琳依然忍不住替他感到丟人。

　　或許賺錢就是巴菲特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巴菲特似乎覺得所有人也都隻關心錢。

　　他可能覺得蘇珊會以錢來衡量新電視，就好像他自己一樣，或許這樣的禮物將改變女兒活潑開朗的性格。然而在蘇珊眼中，它隻不過是台電視而已。

　　然而蘇珊非常崇拜父親，很願意接受父親的意見。她覺得廚房事件隻不過使她了解了父親的一部分而已，她曾說：“父親是個很坦率的人，隻是不給我們錢罷了。

　　巴菲特適合做什麽樣的慈善事業巴菲特的慈善之心就好像給孩子們錢花一樣，使他感到非常矛盾。即使是為了慈善事業捐款，也一樣讓他感到心裏不暢。巴菲特心裏總是有個疙瘩，假如讓他掏錢，就等同於減少了自己手中能夠用來賺錢的資本。

　　很多年以來，巴菲特基金會都是一個笑談。當1979 年巴菲特已經擁有1.5 億美元時，基金會的資金捐贈總額隻有區區72.5 萬美元，那時他個人隻捐了38453 美元。不過在1981 年巴菲特著手實施伯克希爾－哈撒韋慈善計劃後，蘇珊和他用它來幫助基金會的事業。巴菲特慢慢增加了公司的捐贈額，當然捐贈額的增加額度趕不上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上升得那麽快。等到了1990 年，每一位股東都能夠從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中為自己支持的慈善機構每股捐上6 美元，巴菲特和蘇珊也用這個渠道捐出了300 萬美元。

　　這個捐贈計劃的明智之處還表現在，它並不需要巴菲特為它掏腰包，這僅僅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數以億計的海量財富中的一小部分。他個人沒有為基金會掏一分錢。

　　甚至連伯克希爾－哈撒韋捐贈計劃提供的那部分捐助也和他那40 億美元資產沒有任何聯係。

　　巴菲特的朋友們也時常指責巴菲特的小氣。不過他們明白他很熱心公益事業，也了解他省錢絕對不是為了自己揮霍。從私人角度來看，他們有時覺得巴菲特十分“慷慨”。隻是有一個例外，他每到聖誕節總會匿名匯給兒時好友鮑勃· 拉塞爾的母親一小筆錢。此外還有，在那些必須涉及錢的問題上巴菲特也不小氣，例如他會給別人手寫一些發人深省的信息，或者為他們及時地提出意見。但除此之外就連親密朋友向他借錢，即便是為了急用，他也總會拒人於千裏之外。

　　巴菲特對慈善捐贈的淡然，極大可能是由於20 世紀70 年代他在格林內爾學院的經曆。那時候，他的好朋友羅森菲爾德建議他加入了學院的校董會，巴菲特為這家位於艾奧瓦州的小藝術學校帶來了滾滾財源。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內爾學院用l360 萬美元的捐款收購了代頓市的一家電視台，不久以後又以4800 萬美元的價格賣出。然而使得巴菲特感到寒心的是，他發覺學校認為天上掉下來的這筆橫財來得太意外了，這筆錢根本沒有用於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隻是被那些教授不知羞恥地揮霍掉了。

　　這促使巴菲特對高校捐資完全喪失了興趣，雖然他仍然為很多學生提供了獎學金。

　　格林伯格學院形容道：“巴菲特寧可被噎死，也不願意給大學開一張支票。”有一次他的母校內布拉斯加大學的籌資人來拜訪他時，他竟然連門都沒讓人進，雖然他還是母校橄欖球隊的鐵杆球迷。

　　巴菲特對待慈善事業的想法可能有點像從事投資。他不主張慈善事業“多元化”

　　建議把基金會的錢用到一些“崇高”的事業上，創造最大的社會效益。他也期望自己的所有捐款都能夠物盡其用，他認為很多捐款都被那些籌款負責人浪費在奢華的午餐上了。有一回巴菲特邀請朋友們去拉古納海灘別墅度假，巴菲特曾經問出了一個久經思考的問題：“如果你們必須為某種事業捐款來為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你們會怎麽選擇？”

　　他仿佛是在找尋慈善事業中像可口可樂那樣的價值窪地，找尋一種能夠一勞永逸地把勞苦大眾解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慈善事業。雖然這種想法在股票上能行，不過對公益事業卻不太合適。有些計劃需要資金支持，比如醫學研究方麵，然而研究成果卻不能總是立竿見影，資金捐助人或許會承擔一定的損失。在其他一些社會行業，如藝術領域，巴菲特覺得作出“最大的貢獻”可能並不現實。換句話說，衡量社會的進步與否並不像衡量可口可樂公司的利益那樣簡單，不過巴菲特習慣了見到“具體的成效”。

　　因為這些限製條件，他認為自己很難找到一種適合捐贈的公益基金。巴菲特基金會表麵由格林伯格掌管，事實上最後的決定大權還是掌握在巴菲特和妻子手中。

　　盡管如此，有兩項公益事業是巴菲特非常關切的。打從廣島事件之後，他始終擔心再次爆發核戰爭，但是核裁軍可不是普通公民能力所及的。巴菲特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 凱南的主張非常欣賞，喬治· 凱南在普林斯頓大學時就積極主張核裁軍。1984 年，巴菲特了解到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談判專家威廉· 尤裏正在研究避免突然發生戰爭的方法。他請威廉· 尤裏到波士頓麗茲卡爾頓酒店吃飯，並表達了自己對於爆發毀滅性核戰爭的擔憂。巴菲特讓威廉· 尤裏舉個例子來形容一下未來的形勢。威廉· 尤裏說如果桌子上有成千上萬枚白石子，當中還有一枚黑石子，如果有人每天拿走一枚石子。可以預見的是遲早有一天，或許100 年以後他一定會撿到那枚黑石子。那也就是核戰爭。

　　威廉· 尤裏建議在莫斯科和華盛頓分別建立“危機緩衝中心”，兩個地方能夠通過電話和傳真直接溝通，在危機發生時可以快速進行便捷的交流。

　　巴菲特對他說：“我支持你，我想資助你10 萬美元。”（最後巴菲特基金會實際捐助了20 萬美元。）不過一直到冷戰結束，巴菲特對裁軍能做的一直非常有限。

　　巴菲特對所有社會情況最關注的就是對人口的控製。比如，1990 年巴菲特總捐款額的75% ，也就是170 萬美元全部用於計劃生育、性教育、人口控製和墮胎權利法案當中。蘇珊和巴菲特對此都非常關注，不過兩人之間分別有關注的重點。蘇珊在第三世界居住時感慨頗深，所以非常關注婦女的生活狀況，巴菲特則是從宏觀的角度考慮那些問題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就像人口學家馬爾薩斯一樣，擔心人口過多可能引發許多方麵的問題，例如食品、住房，甚至於人類生存的大問題。

　　巴菲特的這兩個擔心都非常現實，目標都是為了減少或防止將來可能出現的不幸事件，例如戰爭和人口危機。然而，他卻不願從自己的巨額財富中拿出一部分用來捐贈給那些在世的窮人、病人和文盲，也不想為當地的音樂廳、博物館、大學和醫院捐款。因為隻關心宏觀經濟和未來，巴菲特的慈善觀念使人覺得與現在沒有什麽聯係，甚至有點不近人情。

　　他覺得傳統的慈善事業是在“耗費”他的金錢。從另一個方麵看，捐款假如能夠用於控製人口的話，巴菲特覺得那也是一種“投資”，好比是在全球範圍內贖回股票，這樣將來要求分享這個大蛋糕的人數就會慢慢減少。

　　在巴菲特關注人口控製方麵有一點是十分奇怪的，那就是他並不因為人們獲得了他的資金援助而高興。巴菲特時常會問別人對公益事業有什麽好想法，仿佛全天下的公益事業都是乏善可陳一樣，不過他的這種探問往往是無疾而終。巴菲特時常覺得善款的接受者可能並不配拿到這筆錢，所以慈善捐助的“食品券”對捐助者與受助者都沒有好處。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恩惠時也同樣非常不安。有一回他在奧馬哈城的古德裏奇甜品屋買了一份巧克力麥芽糖，卻發覺身上最小麵額的鈔票都是100 美元的，甜品屋兌不了零錢。有位認識巴菲特的老人剛好也在這家店裏購物，所以就很大方地為他付了錢。不久後，巴菲特一定要還她這1.5 美元，然而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他忘記了這位老婦人叫什麽名字了，這真的是讓他覺得太難受了。可能是良心不安，後來他終於找到那個老太太，把錢還給了她。

　　1990 年，在大家紛紛議論巴菲特是一個吝嗇的富翁幾年之後，巴菲特終於作出了慷慨的表態，出資籌建了舍伍德基金會，這個基金會主要是為了奧馬哈當地的慈善事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雖然它的規模比巴菲特基金會小得多，不過它表現出年已60 歲的巴菲特終於考慮到是奧馬哈生他養他，他卻好像沒有給這座城市任何回報。

　　使奧馬哈人倍感意外的是，雖然巴菲特是個出了名的小氣鬼，不過他的團隊意識卻非常強。在政治上，他不屑捐贈的態度並沒有決定他的保守主義主張，他強烈要求政府必須代表整個社會而不是為一些利益集團服務。在1977 年大家還沒有開始攻擊“特殊利益集團”之前，巴菲特就尖刻地批評“社會上許多既得利益團體有這樣一種惡習，他們靠選舉來轉移經濟問題，而不是解決經濟問題”。

　　在那之後，巴菲特時常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一些對於經濟問題的評論和主張。

　　那些文章的主題大致是鼓勵要“把比薩餅做大”，而不僅僅是“重新分割比薩餅”。那當中包含的一個觀點就是應該把所有貿易逆差全部取消，而不需要再使用配額、關稅和煩瑣的審批程序。在這樣的設想下，成熟的市場自己就會了解需要進口多少日產卡車和製造多少雙阿迪達斯跑鞋，不過這需要建立在一個可以掌控進口和出口總量的係統之下。巴菲特這一設想的條件是全社會關注整體貿易平衡，而不隻是在幾個行業的逆差和順差之間控製平衡。

　　盡管巴菲特並不反對政府分發解決實際問題的“食品券”，不過他對於政府的轉移支付始終都是抱著冷嘲熱諷的態度。巴菲特曾經在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裏描繪了一個帶有寓意的“穩定島”——這是一個假設的人口數量穩定的社會，大家互相支持，製造用不盡的大米和葡萄酒。因為這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島”，勞動者將讓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真正老有所依。然而，當退休者越來越多後，用一些簡單的數學計算就可以得出，勞動者必須要麵朝黃土背朝天地拚命工作，並且自己卻喝不上酒，目的隻是使得前輩們可以喝到法定數量的酒。

　　巴菲特的很多建議都表現出了新保守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要約束人們的貪婪本性，卻不是依賴他們的“性本善”。

　　在巴菲特認為，似乎每個人都希望從他身上撈上一筆。凱瑟琳· 格雷厄姆覺得巴菲特的自我保護可能隻是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管是麵對公益事業或是在其他方麵，巴菲特緊抓錢袋子是實現自己控製力的一種方式。當他還是個孩子，還在給凱瑟琳· 格雷厄姆的《華盛頓郵報》當送報工時，他就不允許母親動他的錢。

　　發財以後的巴菲特對他的474998 股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也是一樣。比爾· 蓋茨偶爾地會把手中的微軟股票賣出一些，李· 艾柯卡同樣會賣掉一些克萊斯勒公司的股票，不過巴菲特對他疼愛的股票哪怕一股也不舍得賣出。極富諷刺意味的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每每暴漲，卻從沒為他的銀行裏增加一毛錢。

　　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分析，巴菲特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他這時候捐出去的一小筆錢已經不隻是表麵上看起來的零錢了，它預示著未來可以賺取的大把美元。巴菲特曾說：“我想，現在社會上存在的嚴重問題，哪怕等我去世後還會繼續存在。”他希望把自己的股票留給妻子蘇珊。他們商量好不論是誰先離開這個世界，另一個在世上的人都要把它捐贈給基金會。在他持續了一生的賺錢和攢錢之後，最終社會就能夠從中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個想法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他仍然使人覺得非常固執。到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事實上隻要巴菲特每年從他的海量財富中拿出1%，就能夠為社會解決非常多的“嚴重問題”。

　　人們可能會覺得，他對於財富的控製欲表明了，他好像不隻要控製自己的生活，還想控製自己的宿命。大家可能都有這樣一種心結，相信自己在人生的偉大行程中是不朽的。拿巴菲特的“人心不可測”的想法來分析，他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掌控，或許能夠給他提供一種一生都不必忍受恐懼侵襲的安全感。可能與林肯一樣，在這一場戰鬥終結以前，上帝是不應該呼喚他的。隻要他還在不斷積累財富，他的使命就始終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