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藝術家

第二節 貝多芬傳

　　“一心向善，愛自由高於一切。就是為了禦座，也絕不背叛真理。”

　　——貝多芬

　　（1792年手冊）

　　他矮小粗壯，一副運動員的結實骨架。一張土紅色的闊臉龐，隻是到了年歲老時臉色才變得蠟黃，病態，特別是冬季，當他蟄居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他額頭突起，寬大。頭發烏黑，厚實濃密，好像梳子都從未能梳通過，毛戧立著，似“墨杜薩①頭上的蛇”。雙眼閃爍著一種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為之震懾。但大多數人會弄錯其細微差異。

　　由於兩隻眼睛在一張褐色悲壯的臉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們一般都以為眼睛是黑色的，其實不是黑色的，而是藍灰色。這兩隻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興奮或激忿時會突然變大，在眼眶裏轉動，映出它們夾帶著的一種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們常常朝天投去一抹憂愁的目光。鼻頭寬大短方，一張獅麵臉。

　　一張細膩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怕，仿佛連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頦有一個深深的酒窩兒，使臉看上去很不對稱。莫舍勒斯說：“他笑起來很甜，交談時，常帶著一種可愛而鼓舞人的神情。與之相反，他的笑卻是不對勁兒的、粗野的、難看的，但笑聲並不長。”——那是一個不習慣歡樂的人的笑。他平時的表情很陰鬱，似“一種無法醫治的憂傷”。

　　1825年，雷斯塔伯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時，需要竭盡全力來忍住流淚。一年後，布勞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家小酒店裏碰到他，他正坐在一個角落裏，抽著一支長煙鬥，雙目緊閉，仿佛隨著死神的臨近，他越來越這樣了。

　　有個朋友跟他說話，他淒然地微微一笑，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小的談話本，並用其聾子常有的尖聲讓對方把想要他做的寫下來。

　　他的臉色經常變化，或是突然有靈感出現，甚至是在街上，會使行人嚇一大跳，或是他正彈琴時被人撞見的時候。“麵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變得分外嚇人；嘴唇發抖；一副被自己召來的魔鬼製伏的巫師的神態。”如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烏斯·貝內迪克特說：“像李爾王。”

　　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於1770年12月16日生於鄰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憐的閣樓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親是個既無才華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個女傭，是廚師的女兒，第一次嫁給一個男仆，丈夫死後，改嫁貝多芬的父親。

　　苦難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溫馨嗬護著的莫紮特那樣的家庭溫暖。自一開始起，人生就向他顯示出像一場淒慘而殘暴的戰鬥似的。他父親想到用他的音樂天賦，把他吹得如同一個神童。

　　4歲時，父親就把他一連幾個小時地釘在羽管鍵琴前，或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房間裏，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差一點因此而永遠厭惡藝術。父親必須使用暴力才能使貝多芬學習音樂。年少時的他就得為物質生活而操心，想法掙錢吃飯，為過早的重任而發愁。11歲時，他進了劇院樂團；13歲時，他當了管風琴手。

　　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親。“對我來說，她是那麽善良，那麽值得愛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當我會喊‘媽媽’這個甜蜜的稱呼，而她又能聽得見的時候，誰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於肺結核。貝多芬以為自己也染上了這同樣的病，他常常覺得不舒服。除此以外，還有比病痛更加殘酷的憂鬱。

　　17歲時，他成了一家之主，擔負起對兩個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親退休，後者已無力支撐門戶：人家把父親的養老金都交給了兒子，免得他胡花亂用。這樁樁件件的悲慘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個親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終珍視的布勒寧一家。可愛的埃萊奧諾雷·德·布勒寧小他兩歲。他教她音樂，並領她走向詩歌。她是他童年的夥伴。也許二人之間有了一種十分溫柔的感情。埃萊奧諾雷後來嫁給了韋格勒醫生，後者也是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後，他們之間都一直保持著一種恬靜友情，這可以從韋格勒和埃萊奧諾雷與忠實的老友之間的書信往來得到印證。當3個人都垂垂老矣時，友情更加的動人，而且心靈仍如從前一樣的年輕。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慘，但他對童年，對童年呆過的地方，始終保存著一種溫馨而淒涼的回憶。他被迫離開波恩，前往幾乎度過了其整個一生的維也納，在大都市維也納極其無聊的近郊，他從未忘懷過萊茵河穀以及他稱之為“我們的父親河萊茵河”的莊嚴的父親河，它的確是那麽的活躍，幾乎帶有人性，仿佛一顆巨大的靈魂，無數的思想和力量在河裏流過，沒有任何地方比親切的波恩更加的美麗，更加的威武，更加的溫柔，萊茵河以它那既溫柔又洶湧的河水浸潤著它濃陰掩映、鮮花遍布的堤坡。

　　在這裏，貝多芬度過了他的頭20年；在這裏，他少年的心靈之夢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懶洋洋地漂浮在水麵上，霧氣籠罩著的白楊、矮樹叢和垂柳，以及果樹，都把它們的根浸泡在平靜但湍急的水流中——還有那些村莊、教堂、甚至墓地，也懶洋洋地睜著好奇的眼睛俯瞰著河岸——而在遠處，泛藍的七峰山在天宇裏繪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廢墟的古堡矗立著，瘦削而古怪的輪廓顯現出來。他的心永遠地維係在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夢想著再見到它，但始終未能如願。“我的祖國，我出生的美麗的地方，在我眼裏，始終與我離開它時一樣的美麗，一樣的明亮。”

　　革命爆發並開始席卷歐洲，它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於1789年5月14日注冊入學。他聽未來的下萊茵州檢察官、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在該校上的德國文學課。當攻克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詩，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他發表了一個革命詩集。在預訂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當戰爭逼近時，貝多芬離開了波恩。他前往德意誌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在那兒定居下來。途中，他遇到向法國挺進的黑森軍隊，想必他的愛國之情又油然而起了。

　　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裏貝格的戰鬥詩篇譜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誌人民》。但他想歌頌大革命的敵人純屬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貝多芬。自1798年起，盡管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緊張，但貝多芬仍同法國人，同使館，同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過從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彌足堅定，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在他以後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替他畫的一張像，較好地表現了他當時的形象。與貝多芬以後的畫像相比較，這幅畫像無異於蓋蘭的波拿巴畫像之於其別的畫像，那是一張嚴峻的臉，充滿著野心勃勃的烈焰。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年齡顯得小，瘦瘦的，筆挺的，高領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緊張。他知道自身的價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1796年，他在筆記裏寫道：“勇敢不屈！盡管身體虛弱，但我的天才將會得勝的……二十五歲！這不已經到了嗎！我二十五歲了……人必須在這一年顯示出他的完整的人來。”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他很傲慢，舉止粗俗，陰鬱，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了解他藏匿在這種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給韋格勒寫信時，第一個念頭便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手頭拮據：如果我的經濟能力使我無法立即接濟他的話，我就隻要坐到書桌前，不大一會兒，我就使他擺脫了困境……你看這有多美。”在稍遠處，他又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的利益作出貢獻。”

　　苦痛已經敲響了他的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在1796年到1800年間，重聽開始嚴重起來。耳朵晝夜不停地嗡嗡直響，他的內髒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聽力越來越下降。有好幾年工夫，他都沒把這事告訴任何人，連他最親愛的朋友都沒告訴。他總躲著別人，免得自己的殘疾被人發現，他獨自深藏著這個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時，他無法再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的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我親愛的、我善良的、我真摯的阿曼達……我多麽希望你能經常呆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大大地衰退了。我們常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有點病兆了，但我一直瞞著；但這之後，就越來越糟糕……我能治好嗎？我當然是抱著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這樣的一些疾病是最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躲開我所喜愛和對我彌足珍貴的所有一切，而這又是在一個如此悲慘、如此自私的世界裏！……我得隱藏在淒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當然，我確實是想過要戰勝所有這些災禍；但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我在過著一種淒慘的生活。兩年來，我避開所有的交往，因為我不可能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幹著其他一些行當，倒也無妨；但在我的這種行當裏，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況。我的仇敵不少，他們對此會說些什麽！……在劇院裏，我必須坐得特別靠近樂隊才行，否則我就聽不見演員們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遠一點的話，我連樂器和歌聲的高音都無法聽見……當別人輕聲說話時，我幾乎聽不見，但要是別人大聲喊叫時，我又難以忍受……我常常詛咒自己的一生……普呂塔克引導我聽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話，我卻想同命運挑戰；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時刻，我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麽悲慘的隱忍啊！然而，這卻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現，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號的鋼琴曲《第三奏鳴曲》的廣板（1798年）。奇怪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帶有這種愁苦，還有許多作品，諸如歡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響樂》（1800年）等，都反映著一種年輕人的無憂無慮。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時間才能讓心靈習慣於痛苦。心靈極其需要歡樂，所以當它沒有歡樂時，它就得自己製造歡樂。當“現在”太殘酷的時候，它就在“過去”生活。過去的幸福時光不會一下子消失，它們的光芒在不複存在之後仍將長久地照耀著。

　　在維也納單寒羈旅的貝多芬，常隱忍於對故鄉的回憶之中，他當時的思想中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七重奏》中以變奏曲出現的行板的主題就是一支萊茵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個讚美萊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夢幻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人們在其中可以體味出取悅於人的那種欲念和希望。

　　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裏，在某些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裏，在荒誕的諧謔曲裏，人們多麽激動地發現那青春的麵龐上顯露的未來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嬰孩的眼睛，人們從中已經認為可以看出不久將至的悲劇了。

　　除了這些肉體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種苦痛。韋格勒說他從未見過不帶強烈感情的貝多芬。這些激情似乎一直是純潔無邪的。激情和歡娛之間毫無相幹。人們今天將二者混為一談，那證明大多數人愚昧無知，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難求。貝多芬在心靈中有著某種清教徒的東西，粗俗的談論和思想令他厭惡。在愛情的神聖方麵，他有著一絲不苟的看法。

　　據說，他不能原諒莫紮特，因為後者糟蹋自己的才華去寫《堂·璜》。他的摯友辛德勒肯定地說：“他帶著一種童貞走過了一生，從未有過任何脆弱需要責備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生來就要受到愛情的欺騙，是愛情的受害者。他就是這樣。他不斷地癡情地去戀愛，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但幸福一旦破滅，隨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須在那種愛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尋找貝多芬最豐富的靈感的源泉，直到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隱忍於悲苦之中的年歲為止。

　　1801年，他的激情的對象好像是朱麗埃塔·居奇亞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為《月光奏鳴曲》的佳作（第二十七號之二，1802年）題獻給了她。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寫道：“我現在以一種更溫馨的方式在生活，並且與人接觸得也多了……這一變化是一位親愛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我兩年來所擁有的初次幸福時光。”他為此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首先，這段愛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殘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這個他所愛的女子的境況之艱難。再者，朱麗埃塔風騷，稚氣，自私，她使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給了加倫貝格伯爵。這類激情摧殘著心靈，而像貝多芬那樣，心靈已經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時候，這類激情有可能把心靈給毀滅了。

　　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時刻。他經曆了一場絕望的危機，我們從他的一封信中了解了這一點，那是他當時寫給他的兩個弟弟卡爾和約翰的遺囑，上麵注明“待我死後方可拆閱並執行”。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聽見這種呐喊不能不讓人悲從中來。他幾乎要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隻是他那不屈不撓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後希望破滅了。“甚至曾一直支撐著我的那崇高的勇氣也消失了。啊，主啊，向我顯示一天，僅僅一天的真正歡樂吧！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歡樂那深邃的聲音了！什麽時候，啊！我的上帝，什麽時候我再能見到它啊？……永遠也見不到？——不，這太殘忍了！”

　　這是一種垂死的悲鳴。不過，貝多芬又活了25年。他那堅強的性格不可能屈服於挫折。“我的體力比以往更加的隨著智力的發展而增強……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覺到它了——才剛剛開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能夠隱約看到但又無法確定的目標……啊！如果我能擺脫這病魔，我將擁抱世界！……沒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什麽叫休息；可我很不幸，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花時間睡覺。隻要我能從我的病魔中解脫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將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將無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麽的美好啊！”

　　這愛情、這痛楚、這意誌、這頹喪和傲岸的交替、這些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1802年他所寫的偉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稱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第二奏鳴曲》（作品第三十一號），包括仿佛一場雄偉和哀婉的獨自的戲劇化的吟誦；題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根據格萊爾的詞譜的六支英勇悲壯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號）。1803年的《第二交響曲》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年少時的愛情：可以感覺得到，他的意誌占了上風。一種無法抗禦的力量把他那陰鬱的思想悉數滌蕩。生命的沸騰掀起了音樂的終曲。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願相信自己的不幸是無法醫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愛情；他充滿著希望。

　　在這些作品的好幾部中，人們為其進行曲的戰鬥的節奏之強烈和緊湊所震撼。這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和終曲中尤其明顯，但特別是在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中，更加的突出。這種音樂所特有的英雄氣概使人聯想到產生它的那個時代。

　　大革命正在抵達維也納。貝多芬為它所激動。賽弗裏德騎士說道：“他在親朋好友中間主動談論政局，他用罕見的聰穎、清晰明確的目光評判著。”他所有的同情都傾注於革命思想。晚年時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說：“他喜歡共和原則。他支持無限製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他希望大家齊心協力創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國舉行全民選舉，希望波拿巴能把這種選舉搞起來，從而奠定起人類幸福的基礎。”

　　他如同革命的古羅馬人，受著普呂塔克思想的熏陶，夢想著一個由勝利之神——法國的第一執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國，因而他一連寫出了《英雄交響曲：波拿巴》（1804年）、帝國的史詩和《第五交響曲》的終曲，光榮的史詩。第一支真正的革命樂曲——時代之魂——在其中再現了，巨大的事件在偉大的孤獨的心靈中顯得極其強烈和純潔，即使與現實接觸也毫不減弱。貝多芬的麵容在其中顯現著，帶著這些史詩般的戰爭的色彩。在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到處都有著它們的影子，也許他自己並不知道：在《科裏奧蘭序曲》（1807年）中，暴風雨在呼嘯；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中，其第一章就與這個序曲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在俾斯麥談到的《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麥說：“如果我經常地聽它，我會永遠英勇頑強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1809年），連技巧的炫耀都是壯烈的，仿佛千軍萬馬在奔騰——這又有什麽好驚訝的呢？貝多芬在寫關於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禮曲》（作品第二十六號）時，比《英雄交響曲》中的英雄更加的值得歌頌的將軍霍赫即將戰死在萊茵河畔，其紀念碑仍矗立在科布倫茲和波恩之間的一座小山丘上——貝多芬就是在維也納也目睹了兩次革命的勝利。

　　1805年11月，《菲岱裏奧》首演時，是法國軍官前往觀賞的。住在洛布科維茲家裏的是巴士底獄的攻克者於蘭將軍，洛布科維茲是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他把他的《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題獻給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侖駐軍舍恩布倫。不久，貝多芬便仇恨起法國的征服者們來。但他那法國人的史詩般的狂熱仍沒少感受到；凡是不能像他一樣的去感受這種狂熱的人將隻能對他的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一知半解。

　　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摒棄了習慣手法，一口氣寫出了《第四交響曲》。幸福在他麵前顯現。1806年5月，他與泰蕾茲·德·布倫威克訂了婚。她早就愛上了他。自從貝多芬來維也納的最初的日子裏，還是個小姑娘的她（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便跟著貝多芬學習鋼琴時起，她便愛上了他。

　　1806年，貝多芬與兄妹倆在匈牙利的馬爾車瓦薩家裏做客，在那裏他們相愛了。他的那些幸福時日的回憶保存在泰蕾茲·德·布倫威克的一些敘述中。她說道：“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晚餐過後，在月光下，貝多芬坐在鋼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撫了一遍琴鍵。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這一習慣。他總是這麽弄一下再彈奏的。然後，他在低音部敲了幾個和音；接著，他緩緩地帶著一種神秘的莊重神情，彈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獻給我，先悄悄地相傳；我倆心靈相通，勿為別人所知。’”

　　“我母親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遠望；而我，被他的歌聲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無比——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花園中相遇。他對我說道：‘我正在寫一部歌劇。那個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麵前，不論我到何處，不論我在何處駐足，我從未達到過這麽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滿著光明、純潔、明亮。在這之前，我如同童話中的那個孩子，隻顧撿石子，不看路上盛開著的鮮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我親愛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這一年寫成的《第四交響曲》是一朵純淨的鮮花，蘊藏著他一生中的這些平靜日月的芬芳。人們從中正確無誤地發現，貝多芬那時正在竭盡全力地把自己的才華與一般人在前輩們所傳下來的形式中所認識和喜愛的東西協調一致。源自愛情的這種同樣的調和精神對他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發生著影響。賽弗裏德和格裏爾巴澤說，他興趣盎然，心情開朗，幽默風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對討厭的人也能容忍，穿著頗為考究；他在迷惑他們，竟致未能察覺他的重聽；他們說他很健康，隻是有點近視而已。梅勒當時為他畫的一張肖像，也是這副帶有一種浪漫的高雅、稍微有點不自然的神態。貝多芬希望詩人喜歡，並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歡心。獅子在戀愛：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們在他的眼睛裏，甚至在《第四交響曲》的夢幻和溫柔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氣，那慍怒的俏皮話。

　　這種深邃的平靜並未持續多久，不過，愛情的親切影響倒是一直延續到1810年。無疑，多虧了這一影響貝多芬才獲得自製力，使他的才華結出了最美好的果實，諸如古典悲劇《第五交響曲》；夏季一天那神聖之夢——《田園交響曲》（1808年）。還有那《熱情奏鳴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的啟迪寫成的，他把它視作他的奏鳴曲中最強勁有力的奏鳴曲，發表於1807年，並題獻給泰蕾茲的哥哥的。他把富於夢幻和暢想的奏鳴曲（作品第七十八號，1809年）題獻給了泰蕾茲。並附有一封沒有日期的信，寫上“致永遠的愛人”，與《熱情奏鳴曲》一樣，表達了他的愛情之熾熱：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裝滿了要對你說的許許多多的話語……啊！不論我在哪裏，你都同我在一起……當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時，我哭了——我愛你，如同你愛我一樣，但更加的強烈……啊！上帝！——沒有你的日子裏，那是什麽樣的日子啊！——這麽的近，又如此地遙遠——……我的思緒湧向你，我永遠的至愛，那思緒有時是快樂的，然後就憂鬱了，在詢問命運，問它是否會接受我們——我隻能同你一起活著，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絕不會占有我的心。絕不會！——絕不會！噢，上帝！為什麽相愛的人兒要分離？可是，我現時的日子是憂愁的日子。你的愛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少安毋躁……安靜下來——愛我！——今日——昨日——多麽強烈的渴望、多少熱淚拋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別了！——啊！繼續愛我吧——永遠也別誤解你親愛的人的心——永遠忠於你——永遠忠於我——永遠忠於我們。”

　　是什麽神秘莫測的原因阻撓了這兩個相愛的人的幸福？也許是沒有財產，條件的差異。也許貝多芬對人家強迫他長期等待，對讓他保持愛情的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許粗暴、染病、憤世的他不知不覺之中使他所愛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對此感到絕望，婚約毀了，然而雙方似乎誰也沒有忘記這段愛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茲·德·布倫威克仍愛著貝多芬。

　　1816年，貝多芬說：“每當我想起她時，我的心仍像初次見到她時跳得同樣地激烈。”就在這一年，他寫下了6支樂曲，名為《獻給遙遠的愛人》（作品第九十八號），生動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筆記中寫道：“一見到這個可愛的人兒，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並不在這兒，不在我的身邊！”泰蕾茲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給貝多芬，並題獻雲：“送給罕見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泰·布贈。”

　　在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見貝多芬形單影隻地抱著這幅肖像痛哭流涕，並如習慣的那樣大聲說著：“你那麽地美麗，那麽地偉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來，稍後複又返回，看見他坐在鋼琴前，便對他說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臉上毫無可怕的氣色。”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為我的天使來看望過我了。”可見創傷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可憐的貝多芬，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你的幸福的。隻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會找到朋友。”

　　他在筆記中寫道：“屈服，深深地屈服於你的命運：你已不能再為自己而存在，隻能是為他人而存在；對於你來說，隻有在你的藝術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賦予我力量吧，讓我戰勝自己！”

　　他被愛情拋棄了。1810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榮來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渾身是勁了。他正值壯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氣發泄，不再顧忌人言、習俗、社會等等一切。他有什麽可害怕或敷衍的？愛情不再，雄心已無。剩下的隻有他的力了，力的歡樂和消耗，幾乎是濫用它的需要。

　　“力量，那是不同於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邊幅了，他的行為舉止比從前更加的大膽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權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甚至對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寫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麽其他的高貴標誌。”那時見過他的貝蒂娜·布倫塔諾說：“沒有任何一個皇帝，任何一個國王對自己的力量有這樣的一種體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懾服。她在寫給歌德的信中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我覺得整個世界全都消失了，貝多芬使我忘記了世界，甚至忘記了你，啊，歌德……我不覺得自己搞錯了，我覺得此人遠遠地走在當代文明的前麵。”

　　歌德想要結識貝多芬。他倆於1812年在特普利茲的波希米亞浴場相見了，但卻話不投緣。貝多芬對歌德的才華倍加讚賞，但是，他的性格過於自由、過於暴躁，與歌德的性格難以相融，而且難免會傷害後者。他講述了他倆一起散步的情況：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瑪大公的樞密參議教訓了一通，使後者永遠不原諒他了。

　　“君主們和親王們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機要參議；他們可以給後者以各種各樣的頭銜和勳章；但是他們無法造就偉大的人物，無法造就超脫於庸俗社會的心靈——而當像我和歌德這樣的兩個人在一起時，這幫大人先生們應該感覺到我們的偉大——昨天，在歸來的路上，我們遇見全體皇族。我們老遠地就看見他們了。歌德便掙開我的手臂，立於大路旁。我白費口舌地對他說了我想說的所有的話，但我就是未能讓他多走一步。於是，我把帽子壓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紐扣，倒背著雙手，鑽進密集的人群中去。親王們和朝臣們排隊恭迎；太子魯道夫向我脫帽；皇後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們認識我——我覺得好玩地看著皇家車馬在歌德麵前經過。他立於路邊，低低地彎著腰，帽子拿在手裏。事後，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訓斥了一通……”

　　歌德對此也耿耿於懷。

　　在這一時期，1812年在特普利茲，隻用了幾個月的工夫，《第七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便寫成了：前者是節奏的大祭樂，後者是幽默的交響曲，他在其中也許表現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說，是最“放鬆”的，帶有歡樂和瘋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對比，令人驚訝的、雄壯的機智，使歌德和澤爾特驚懼的巨人似的爆發，並使德國北方流傳說，《第七交響曲》是出自一個酒鬼之手——不錯，是出自一個陶醉的人之手，但卻是陶醉於力和天才。

　　他自己也說：“我是為人類釀製玉液瓊漿的酒神。是我給人們精神上的神聖癲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納所說，想在《第七交響曲》的終曲中描繪一個酒神慶祝會。在這首熱情奔放的鄉村音樂中，我特別發現他那佛來米族的遺傳，同樣地，在以紀律和服從為天職的國家裏，他那大膽狂放的言談舉止，也是其自身血統使然。在任何一個作品中，都沒有比《第七交響曲》中蘊有那麽多的坦蕩、自由的力。這是純粹為著娛樂而毫無目的地在浪費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條泛濫之河的那種歡快。在《第八交響曲》中，力顯得沒那麽雄渾，但更加的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點，悲劇與鬧劇交織，力士般的強健與孩童般的任性交融。1814年，貝多芬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在維也納大會上，他被視作歐洲之榮光。他積極地參加節日歡慶。親王們向他致敬；而他則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噓的那樣，高傲地任由他們向自己獻媚取寵。

　　他為獨立戰爭而激動。1813年，他寫了一支《威靈頓之勝利交響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寫了一個戰鬥合唱曲《德意誌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王們麵前指揮演奏了一支愛國主義歌曲《光榮時刻》。而在1815年，他為攻陷巴黎做了一個合唱曲《大功告成》。這些應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樂作品更加為他帶來聲譽。

　　布萊休斯·赫弗爾根據弗朗索瓦·勒特羅納的一張素描完成的木刻畫，以及1812年弗蘭茨·克萊恩在他臉上拓出的臉模，都把貝多芬在維也納大會期間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這張緊咬著牙床、憤怒和痛苦深印的獅子臉上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意誌力，——一種拿破侖式的意誌力。此人在談到耶拿戰役之後的拿破侖時說道：“真不幸，我對戰爭不像對音樂那麽拿手！否則我將擊敗他！”

　　但是，他的王國不在這個世界。如同他在寫給弗朗索瓦·德·布倫威克的信中所說：“我的王國在天空。”

　　光輝的時刻是最悲慘的時期。

　　維也納對貝多芬從未有過好感。像他那種傲岸而自由不羈的天才，在這座瓦格納那麽深惡痛絕的輕佻浮華的城市裏是不可能討人喜歡的。貝多芬從不放過任何可以離開它的機會；將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過要離開奧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亞國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但是，維也納充滿著音樂的源泉；我們也必須實實在在地指出，維也納也始終有著一些高雅的鑒賞家，能感覺出貝多芬之偉大，避免使祖國蒙受失去他的奇恥大辱。

　　1809年，維也納的3位富有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大公、洛布科維茲親王和金斯基親王——答應每年給他4000弗羅林，唯一的條件是他得留在奧地利。他們說：“由於一個人隻有在不為衣食所慮的情況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藝術，才能創作出藝術之榮光的那些偉大作品，所以我們決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擺脫可能阻遏其才情的物質上的障礙。”

　　不幸的是，效果沒有回應承諾。這筆年金並未足額付給，很快就又完全停止發放了。自1814年維也納大會之後，貝多芬的性格改變了。社會開始薄藝術而厚政治，音樂興味被意大利風破壞了，而時尚則完全傾向於羅西尼，視貝多芬為迂腐。貝多芬的朋友們和保護人們，或散或亡：金斯基親王死於1812年；裏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1814年；洛布科維茲死於1816年。受貝多芬題贈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號）的拉美莫夫斯基，1815年2月舉行了自己的最後一場音樂會。1815年，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鬧翻了。從此，他形單影隻了。他在1816年的筆記中寫道：“我沒有一個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由重聽變為全聾。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筆頭交流而外別無交往。最早的談話筆記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關於1822年《菲岱裏奧》演奏會的那痛苦的敘述。

　　“貝多芬要求指揮總排練……自第一幕的二部起，顯然他已完全聽不見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減緩演奏；當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演奏時，歌手們則自顧自地在超前。於是乎，一下子全亂了套了。平常的那位樂隊指揮烏洛夫提議稍事休息，但並未說明原由；同歌手們交談了幾句之後，演奏重新開始。同樣的混亂再度出現。必須再次停下來。很顯然，不可能在貝多芬的指揮下繼續演出了；但又怎麽同他講呢？沒有誰忍心對他說：‘退下吧，可憐的家夥，你無法指揮了。’貝多芬焦急，煩躁，左顧右盼，努力地想從不同的表情中看出點原因來：但大家全都默然無聲。突然，他厲聲喚我。當我走近他的身旁時，他把他的筆記本遞給我，示意我寫。我寫下了下麵這句話：‘我懇求您別繼續指揮了；回去後我將向您說明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麵，衝我嚷叫道：‘咱們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來；進得門來，他癱軟地跌坐在沙發上，雙手掩麵：他就這樣一直呆到吃飯。飯桌上，沒法讓他說一句話：一副痛苦不堪、頹喪無力的樣子。晚飯後，當我起身告辭時，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不願一個人呆著。我倆分別時，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麵頗負盛名的那位醫生……在我同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見到過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裏這致命的一天相比擬的。他的心靈受到打擊，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生活在這個可怕場麵的陰影之下。”

　　兩年後，1824年5月7日，在指揮《合唱交響樂》（或者不如按節目單上所說，“參與音樂會的指揮”）時，全場向他發出的一片喝彩聲他壓根兒就沒有聽見，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著他的手，讓他轉向觀眾，他這才突然看見觀眾全體起立，揮動著帽子，拍著手——一位美國旅行者羅素1825年光景看見過他彈鋼琴，說當他想輕柔地彈奏時，琴鍵沒有響聲，在這靜寂之中看著他臉部的激動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傷感。

　　他把自己封閉了起來，離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帶給他一點慰藉。泰蕾茲·德·布倫威克說：“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難所。1815年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未見過有人像他那樣地喜愛花草、雲彩、自然的：他似乎依靠著大自然活著——貝多芬寫道：“世界上無人會像我一樣的喜愛田野的……我對一棵樹比對一個人還要喜愛……”——在維也納，他每天都沿著城牆遛一圈。在鄉間，他常獨自散步，從黎明到夜晚，不戴帽子，頂著烈日或冒著風雨。“全能的主啊！——在樹林裏，我好快樂——在樹林裏，我快樂——每一棵樹都在傳達著你的話語——上帝，多麽的燦爛！——在這些樹林裏，在這些山丘上——一片寂靜——為你效勞的寂靜。”

　　他精神上的焦慮從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錢的憂煩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寫道：“我幾乎淪落到乞討的地步，可我還得裝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氣來。”另外，他還寫道：“作品第一百零六號是在緊迫的情況之下寫成的。為求取麵包而創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爾說他經常出不了門，因為鞋子開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債不少，因為他的作品賣不出什麽錢來。《D大調彌撒曲》預訂時，隻有七個訂購者（可一個音樂家也沒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鳴曲，每一支曲子都耗去了他三個月的勞動，但每一曲隻勉強給他換回三四十個杜加。加利欽親王要他創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許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淚寫就，但親王卻一分錢也沒付給他。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沒完沒了的官司裏（或因索取別人答應他的津貼，或因要保留對侄子——他兄弟於1815年因肺結核死去後留下的兒子——的監護權），貝多芬耗得油幹燈滅了。

　　他把心中溢滿的溫情全都傾注在了這個孩子的身上。他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種境遇的慈悲在費心地不斷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難，以使他的才氣不乏其營養。——一開始，他必須同不配做母親又想奪走小查理的弟媳爭奪這個孩子。他寫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衛，我唯一的避難所！我看透了我的心靈深處，你知道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與我爭奪我的查理，我的寶貝的時候，我所承受的苦痛！聽聽我的呼喚吧，我不知如何稱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強烈祈禱吧！”

　　“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見我被全人類拋棄了，因為我不願與不義講和！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將來，讓我能和我的查理一起生活！……啊，殘酷的命運，不可調和的命運！不，不，我的不幸將永遠不會結束！”

　　後來，這個被激烈地愛著的侄子表現得並不配其伯父的信賴。貝多芬給他的信充滿了痛苦和憤懣，如同米開朗琪羅寫給他的兄弟們的信，但更加的天真，更加的感人：

　　“我難道還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無情無義的回報嗎？好吧，如果我們之間的紐帶應該斷裂的話，那就隨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後將會恨你的……如果把我們連在一起的約束讓你不堪忍受的話，我以上帝的名義，——但願一切均照上帝的意誌行事！——把你交給我主；我已做了我所能做的；我可以站在最高審判者的麵前了……”

　　“像你這樣被慣壞了的孩子，想法好好做個普通和真誠的人是不會有害處的；你對我的虛偽讓我的心受到太大的痛苦了，我很難忘記……上帝為我作證，我隻幻想著離你千裏之外，遠離這可悲的小兄弟，遠離這醜惡的家庭……我無法再信任你了。”然後他簽了名：“不幸啊，你的父親，——或更好，不是你的父親。”

　　但他立刻又心軟了：

　　“我親愛的兒子！——什麽也別說了，——到我的懷抱中來吧，你將聽不到一句惡言惡語……我將以同樣的愛接受你。關於如何安排你的將來，我們將友好地談一談。——我以榮譽擔保，絕無責備的言辭！責備將毫無用處。你從我這裏得到的將隻是疼愛和最親切的幫助。——來吧——來到你父親那忠實的心坎裏。——貝多芬。——來吧，一接到信就馬上回家來。”（在信封背麵，他用法文寫道：“如果您不來，您必將置我於死地。”）

　　他又哀告說：“別撒謊，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如果你像人家讓我相信的那樣，以虛偽來回報我的話，那是多麽的醜陋啊！……別了，不曾生你的但卻肯定扶養過你，並為你的智力發育竭盡了心血的人，以甚於父愛的情愛從心底裏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唯一的大道。你的忠誠的好父親。”

　　貝多芬本想把這個並不缺少天資的侄子引上大學之路，但在替他的未來做過各種各樣的夢之後，不得不答應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賭場，欠了一P股的債。

　　由於一種比人們認為的還要常見的可悲的現象，伯父的偉大情操非但無益於侄子，反而有害於他，使他惱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說的活現其可恥靈魂的那句可怕的話語：“我變得更壞了，因為我伯父要我上進。”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腦袋開了一槍。但他並沒有死，反倒是貝多芬差點兒為此送了命：他始終未能從這個可怕的打擊中擺脫出來。查理治愈了：他到其伯父死之前都一直讓他沒有安生過，而伯父之死，與他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貝多芬臨死前，他都沒有在其身邊。——幾年前，貝多芬給他侄子寫信說：“上帝從未拋棄我。將來總會有人來為我送終的。”——但送終的卻不是他稱作“他的兒子”的那個人。

　　從這個憂傷的深淵深處，貝多芬著手歌頌歡樂了。

　　這是他畢生的計劃。自1793年，在波恩的時候，他就對此有所考慮。他一輩子都在想歌頌歡樂，並以此作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終曲。整個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頌的確切形式以及他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猶豫不決。即使在《第九交響曲》中，他也遠沒有拿定主意。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準備把《歡樂頌》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響曲裏去。應該注意，《第九交響曲》並不像大家所說的，題名為《合唱交響曲》，而是叫《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終曲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差一點就有了另一種結尾。1823年7月，貝多芬還在想以器樂曲作為它的終曲，後來，他把這器樂曲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號的那個四重奏裏去了。車爾尼和鬆萊特納甚至肯定地說，在演出（1824年5月）過後，貝多芬都沒放棄這一想法。

　　在一部交響曲中引入合唱有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這從貝多芬的稿本上就可看出來，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進合唱，他做了不少的嚐試，想以別的方法來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寫道：“也許合唱在這裏加入很合適。”但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實的樂隊分手。他說：“當我突生一個念頭時，我就聽見一種樂器在彈奏它，而從未聽見人的歌聲。”因此，他總是盡量延後使用聲部；他甚至不僅把終曲的吟誦，而且把歡樂的主題全都交給器樂演奏。

　　必須更深一步地去了解這些延後和猶豫：其中的原委更加的深刻。這個總是受到憂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終都渴望著謳歌歡樂之美；而他卻年複一年地延後這個任務，因為他不斷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渦，為憂愁所苦。隻是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才如願以償。那是懷著多麽偉大的精神啊？

　　當歡樂的主題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樂隊突然中止；突然間，寂靜一片；這使得一種神秘和神聖的氣氛進入到歌唱之中。本該如此：這主題確實是個神明。歡樂自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靜之中：它用輕柔的氣息撫慰著痛苦；當它悄悄滲入康複的心靈之中時，開始的一接觸是十分溫柔，致使像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因看到他那溫柔的雙眼而很想流淚”。當主題隨後進入聲部時，首先表現的是低音部，帶著一種嚴肅而有點壓抑的情調。漸漸地，歡樂抓住了人。這是一種征服，是對痛苦的一場戰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大軍，男高音那熱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顫的樂章，我們在其中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呼吸的節奏和受啟迪而發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過田野，一邊還在作曲，如癡如醉，激動狂放，猶如老國王李爾置身於雷雨之中。緊接著戰鬥的歡樂的是宗教的陶醉；隨即又是神聖的狂歡，一種愛的瘋狂。整個人類全都向蒼穹伸開雙臂，發出強烈的歡呼，衝向前去迎接歡樂，把它摟在懷中。

　　巨人的作品戰勝了公眾的平庸。維也納的輕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時的震撼；該城一直完全屬於羅西尼和意大利歌劇的一統天下。憂傷受辱的貝多芬將去倫敦定居，並想在那兒演出《第九交響曲》。如同1809年那樣，幾位高貴的朋友又一次懇求他千萬別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寫了一部新的聖樂曲，您在其中表達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啟迪您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偉大心靈的超自然之光照耀著它。另外，我們也知道您的那些偉大的交響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最近幾年的隱遁使所有曾把目光轉向您的人感到悵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當一種外國音樂在設法移植到我們的舞台，想把德國藝術作品弄到無人問津的時候，那位在人們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卻沉默著……我們民族期待著一種新的生命，新的榮光，並不顧當今時尚而重創一種真與美的時代，這一重任隻有您能承擔……但願您能讓我們很快遂了心願……但願仰仗您的天才，未來的春天為了我們，為了世界而更加的鮮花盛開！”這些言詞懇切的信說明貝多芬在德國的精英們中間，不僅在藝術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們為頌揚他的才華而想到的第一個詞兒，既非科學詞，也不是藝術詞，而是信念這兩個字。

　　貝多芬被這些話語深深地打動了。他留下來了。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舉行了《D大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首場演出。非常成功，幾乎是盛況空前。當貝多芬出現時，觀眾們掌聲不息，連續了5次；在這禮儀之邦，即使皇族駕臨，習慣上也隻是鼓3次掌。演出之狂熱竟然驚動了警察。交響曲引起了一陣狂熱的騷動。有許多人哭了起來。音樂會後，貝多芬因過於激動而暈了過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著。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但勝利隻是短暫一瞬，貝多芬分文未得。音樂會沒有給他帶回一個子兒。物質生活的窘迫毫無改觀。他貧病交加，孤立無援，——但他卻是個戰勝者：——人類平庸的戰勝者，他自己命運的戰勝者，他的苦痛的戰勝者。

　　“犧牲，永遠犧牲人生的愚鈍，為了你的藝術！上帝淩駕於一切之上！”

　　他終於抓住了他終生的目標。他抓住了歡樂。他會在這控製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久留嗎？——當然，他還將跌落到往日憂愁之中多日。當然，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裏充滿著怪異的陰影。然而，似乎《第九交響曲》的勝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光榮的印記。他未來的計劃是：《第十交響曲》、《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裏爾巴澤的《曼呂西納》譜的曲子、為克爾納的《奧德賽》和歌德的《浮士德》譜寫的音樂，還有《大衛和掃羅的聖經清唱劇》，都顯示出他的思想傾向於德國古代的大師們的強勁的寧靜：巴赫和亨德爾，——而且，尤其是傾向於南方的明媚，傾向於法國南部或他夢想遊曆的那個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大夫見到過他，他說貝多芬的麵容變得容光煥發了。同一年，當格裏爾巴澤最後一次見到他時，是貝多芬在鼓勵這位頹喪詩人振作的。後者說：“啊！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誌的話就好了！”時事艱難，反動的專製政治在壓迫著人們的思想。格裏爾巴澤歎息道：“審查製度殺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但沒有任何權勢能夠束縛住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文字被束縛住了；但幸好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德國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

　　他感到了這一點。他常常提到他必須履行的職責，要利用自己的藝術為“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而鬥爭，為人類造福，給人類以勇氣，讓人類蘇醒，斥責人類的懦弱。他在給其侄子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時代需要堅強的心靈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們。”1827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政府，對警察，對貴族，總是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眾麵前也是如此。警方知道這一點，但他們容忍他的批評和譏諷，把它們視作無傷大雅的夢囈，因此也就對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聞不問了。”

　　因此，沒有什麽能使這個無法馴服的力量屈服的。現在，這力量似乎在耍弄痛苦了。在這最後的幾年裏，盡管創作條件艱難，但他所寫的音樂常常有著一種嘲諷的、傲然而歡快的蔑視的全新特點。他死前四個月，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後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號的四重奏的新的終曲，非常之輕快。嚴格地說來，這種輕快不是常人的那一種。時而是莫舍勒斯說的那種嬉笑怒罵，時而又是戰勝了那麽多苦痛之後的動人的微笑。反正他是戰勝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終於來了。1826年11月末，他著涼了，患了胸膜炎；為侄子的前程而冒著隆冬嚴寒四處奔波歸來之後，他在維也納病倒了。朋友們都在遠方。他讓侄子替他去請醫生。據說這個漠不關心的家夥竟然忘了，兩天之後才想了起來。醫生來得太晚了，而且診治得很浮皮潦草。3個月裏，他那運動員的體魄在與病痛抗爭著。1827年1月3日，他立他親愛的侄子為正式繼承人。他想到了自己萊茵河畔的朋友們，他還給韋格勒寫信說：“……我多麽想同你聊聊！但我身體太虛弱了。我什麽都不行了，隻能在心裏吻你和你的洛申。”如果沒有幾位英國友人的慷慨解囊，貧窮可能會籠罩他的最終時刻。他變得很溫順，很有耐心。

　　1827年2月17日，他經過3次手術，等待第四次手術時，躺在彌留的床上安詳地寫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會隨之帶來點好處的。”

　　這個好處便是解脫，是如他臨終前所說的“喜劇的終結”，——我們要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結。他在一場大雷雨——一場暴風雪——中，在雷聲滾滾中咽了氣。一個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親愛的貝多芬！有不少人讚頌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他是當代藝術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奮鬥的人們的最偉大的最優秀的朋友。當我們因世界的劫難而憂傷的時候，他就是那個會跑到我們身邊來的人，仿佛坐在一位服喪的母親身邊，默然無語，在鋼琴上彈出一曲隱忍的悲歌，安慰著那位哭泣的女人。當我們同善與惡的庸俗進行了毫無用處的無休止的爭鬥而精疲力竭時，重新回到這片意誌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那真是有說不出來的美。從他的身上散發出的一種勇氣、一種鬥爭的幸福、一種感到與上帝同在的陶醉，傳染給了我們。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時每刻的溝通交融之中，他終於從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

　　格裏爾巴澤讚賞貝多芬時帶有某種膽怯，他在談到他時說：“他一直走進了可怕的境界，藝術竟和野性與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舒曼在談到《第五交響曲》時也說：“盡管我們常常聽到它，但它仍然對我們有著一種不變的威力，如同自然現象一樣，雖然一再產生，但始終讓我充滿著恐懼和驚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說：“他攫住了大自然的精神。”——這是真的：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與大自然其餘成分之間的那種交戰，產生了荷馬史詩般的壯觀景象。

　　他整個一生都像是一個雷雨天。——一開始，是一個明媚清亮的早晨。僅有幾絲無力的輕風。但是，在靜止的空氣裏，已有一種隱隱的威脅，一種沉重的預感。突然間，大片的烏雲卷過，雷聲悲吼，靜寂中夾雜著可怕的聲響，一陣陣狂風怒號，《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奏起。然而，白晝的清純尚未遭受損害。歡樂依然是歡樂；憂傷始終保留有一線希望。但是，1810年以後，心靈的平衡打破了。光線變得怪異。一些最清晰的思想，人們看著如同一些水汽在升騰；它們散而複聚，以它們那淒慘而古怪的騷動籠罩著人們的心；樂思常常在霧氣中浮現一兩次之後，便完全消失；隻是到曲終之時才在一陣狂飆之中重新出現。甚至連快樂也具有了一種苦澀而獷野的特點。所有的情感中都摻雜著一種熱病、一種毒素。隨著夜幕的降臨，雷雨在聚集著。隨即，沉重的雲蓄滿閃電，黑壓壓的，挾帶著暴風雨，《第九交響曲》開始了。——驟然間，在疾風暴雨之中，黑夜撕裂開一道口子，夜被從天空中驅走，在意誌力的作用下，白晝的明媚又還給了我們。

　　什麽樣的征服可與之相媲美的？波拿巴的哪一次戰役、奧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陽光達到了這種超凡努力的光榮？獲得這種心靈從未獲得的最輝煌的勝利？一個貧困、殘疾、孤獨、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個世界不給他以歡樂的人，竟創造了歡樂帶給人間！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壯語所說的那樣，他以自己的苦難在鑄就歡樂。在那句豪言壯語中，濃縮了他的人生，並成為一切勇敢者的心靈的箴言：

　　“用苦痛換來歡樂。”

　　——1815年10月10日致埃爾多迪伯爵夫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