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七章“譯界之王”不懂外文為何卻能狂賺讀者眼淚？

　　晚清時期，有“傳統古文之殿軍”之譽的文學家林紓，不僅能詩善畫，多才多藝，而且曾翻譯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數十名作家的小說，其譯著多達一百八十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被譽為“譯界之王”。

　　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譯界之王”的林紓竟然不懂外文！他翻譯外國小說全靠聽取別人的口譯，然後自己再用文言文將之翻譯成漢語。“林譯小說”曾極大地影響了當時中國的文學界，他是我國最早翻譯西方文藝作品的人，也是中國翻譯小說的奠基人和中國小說現代敘事話語形成的開拓者。

　　在中國近代，林紓以自己獨特的翻譯方式奉獻給社會文化界的大量西洋小說，滋養了一代文學新人，用高古典雅的中國古文話語表述形態，開創了中國的西洋文學新風，在文學史上功不可沒。

　　林紓，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室名春覺齋。1852年11月8日，林紓出生在福州一個小商人的家庭。林紓先祖為農，祖父輩入城治藝。父親林國銓，在閩北經營鹽務。1856年，其父往建寧運鹽途中，因船觸礁沉沒，導致傾家蕩產，遂背井離鄉往台灣謀生，林紓則一度寄食於外祖母家中。林紓小時候靠寡母的勞作來維持生活，早年生活很貧困，但林紓讀書很刻苦，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尤其對古典文學下了不少工夫。林紓自小嗜書如命，以代人補綴破書，而得讀書機會；所有零花錢都用於買書，以賤價收買殘書研習。十五歲時，“積破書三櫥，讀之都盡”，到他二十歲時，已博覽群書達數千卷之多，奠定了深厚的文學根基與學問基礎。1874年，二十二歲的林紓從陳文台學繪畫。自此，“一日未嚐去書，亦未嚐輟筆不畫”。1882年他中了舉人後，數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但屢試屢敗，於是便放棄科舉之學，專心致力於古文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中國文學翻譯開山鼻祖初涉譯事時曾有一段很頑皮很童真的趣聞：當年，他有一位朋友叫魏翰（魏季渚），是畢業於“中國海軍的搖籃”馬尾船政學堂的著名造船專家，有“匡世良才”之美譽。魏翰時任船政局工程處道員，他最先建議摯友林紓從事翻譯。林紓聽後當做耳旁風，遲遲未付諸行動。經魏翰再三相勸，林紓竟孩子般提出條件：魏翰必須請他遊覽閩江濱海大川，否則就不譯。魏翰無奈，買舟導遊。一路上，由魏翰的學生、時任船政學堂法文教習的王壽昌拿著大作家小仲馬的法文原著《茶花女》逐字逐句把原著意思說出來，林紓邊聽邊以文言文書寫成章，於是令世間轟動亦使林紓一舉成名的中國翻譯史上第一部長篇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就這樣誕生了！

　　翻譯《茶花女》時，由王壽昌讀原文，口譯出大概意思，再由林紓筆譯成優美的古漢語，整理成篇。每譯至男女苦戀之悲及傷心之處，兩人竟抱頭痛哭，與書中人同悲歡共命運！

　　林紓的這部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於1899年1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譯著，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好評如潮。大翻譯家嚴複寫詩“傷心一部茶花女，蕩盡支那浪子魂”讚之。

　　翻譯《茶花女》一炮打響後，林紓名聲大振，轟動了當時暮靄沉沉的晚清文壇。林紓一鼓作氣，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一百八十餘種。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鍾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王慶驥、李世中等。這些譯著均極成功，名重一時。

　　在外國作家中，林紓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二十種；其次為英國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於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六種，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等五種，大仲馬《玉樓花劫》等兩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五種，莎士比亞的《愷撒遺事》等四種，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三種，美國歐文的《拊掌錄》等三種，希臘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口巢記》，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菲爾丁的《洞冥記》，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裏德的《吟邊燕語》，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巴爾紮克的《哀吹錄》，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做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在他翻譯的小說中也不免有些脫離原意、不盡符實之處，比如他在翻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時便采用中國古典小說的筆調來描寫，說亞芒憤恨離去為“拂袖而去”，讀者寫信責問他：“西裝袖子如何拂得？”又如，他描寫茶花女燈下讀小說為“挑燈夜讀”，讀者也表示異議：“茶花女香閨哪裏來的油燈？”他均無法作答。

　　當然，與這些瑕疵相比，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可取之處則更多，其譯筆輕快明爽，有鮮明的特色和可圈可點之處。如他所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這在當時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林紓對自己譯書的速度一直頗為自豪。往往口述者未畢其詞，而林紓已書在紙。他是古文大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讚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於“刻畫市井卑汙齷齪之事”，善敘“家常平淡之事”（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竇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通過用《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擴大了大家的文學視野，並使閱讀之氣象為之一新。

　　他翻譯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時，在譯書的序言裏，稱德富健次郎“夾敘甲午戰事甚詳。餘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他還自稱所選譯作，“力翻可以警覺世士之書，以振吾國人果毅之氣”，為“愛國保種之一助”。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原汁原味地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的二次創作來感動讀者；加上他利用自己的文學素養來彌補原作的某些不足，他的某些譯作竟勝過原作，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擁有不少擁躉者。

　　胡適曾說：“林紓居然用古文翻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就。”康有為在致林紓信中亦稱：“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為所說的“嚴林”，一個是以翻譯《天演論》而聞名的嚴複，另一個就是林紓。

　　林紓近三十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使讀者厭倦。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孽海花》作者曾樸認為，林紓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很中肯的評價。

　　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名著在當時的影響太大了，以至於很多名門閨秀，乃至歌妓，在讀了“林譯小說”之後，流盡眼淚，對林紓油然而生愛慕之情。但林紓從不理睬她們，遠遠躲避，使得那些多情懷春的少女們怏怏失意，怨恨林紓。

　　有一位蝶仙姑娘，完全為林紓的小說所傾倒。她百般追求他而不得，萬般柔情竟得不到半點回報。她是憤憤地對別人說：“林琴南（林紓）詩詞樂府，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眼淚，騙了多少少女的感情，為什麽竟然如此薄情？”林紓知道此事後，仍然未去見她，特地寫了一首詩贈給她，以表明自己的心跡。詩曰：不留夙孽累兒孫，不向情田種愛根。綺語早賒名士習，畫樓寧負美人恩。

　　新文化運動中，林琴南曾跟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吵架，餘怒難消的林琴南撰寫小說《荊生》、《妖夢》，將上述三位名流逐個醜化一通，一泄心頭之憤。由此而掀起軒然大波後，原本性格狷介的林琴南覺察到自己行為有失君子之道，立即寫信給各報館，六十八歲的老人孩童般公開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誤，如此童心無垢不遮不掩的真性情懺悔，使得遭他辱罵的陳獨秀等人感慨不已，歎讚雲：“像這樣勇於改過，倒很可佩服！”

　　1900年，林紓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使其作為古文大家的名氣越來越大，1903年後，林紓在京師大學堂（後更名為北京大學）任教。辛亥革命後，林紓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誌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後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林紓在傳統文學方麵也有很高的成就，他與當時的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概等人同享盛名。1907年，林紓應商務印書館之約，開始選編《中學國文讀本》，內容由清朝上溯至周朝，逐篇詳加評語，從次年5月到1910年末，分十卷出版。自此，林紓在傳統文學方麵的創作一發不可收。他生平主要的散文、文論、選評、講義集計有《畏廬文集》、《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古文辭類纂選本》、《文法講義》等數十種。此外，他還留下數量可觀的詩詞、叢談、瑣記、隨筆、小說、傳奇和劇本等文學作品。林紓多才多藝，在繪畫方麵也有很深造詣，畫品極佳。他的書齋裏總是擺著書桌和畫台，寫寫畫畫，交替進行，從不間斷。他還出版有畫作《畏廬遺跡》、理論專著《春覺齋論畫》，被譽為“後學之津梁，迷途之寶筏”。

　　林紓仗義疏財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內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紓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學運動的衝擊，終於丟了北大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紓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紓自行使用，常常用於他私人的日常開銷。

　　林紓的一生，雖然在翻譯、古文、詩詞、繪畫等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但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古文成就。他一生浸淫古文研習，研究歐陽修研究二十五年，研究韓愈四十載，具有濃鬱的古文情結，是清末時期唐宋派古文的絕代大家。他對康有為贈詩稱讚“並世譯才屬嚴林”並不買賬，認為康有為隻稱頌其譯著，而不誇讚其古文，是“舍本逐末”。他在《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中不僅推重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評點《史記》是“發神樞鬼藏之秘”，而且在《贈馬通伯先生序》對自己的古文能得到吳汝綸“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頗為得意。其實，他雖然標榜桐城派，但是其古文跟桐城派並不相同。像《冷紅生傳》、《先妣事略》、《蒼霞精舍後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於敘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詼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平順。

　　林紓始終未入仕途，對功名富貴“視若棄灰”。他定居北京初期，曾受到閩籍京官禮部侍郎郭曾欣、郵傳部尚書陳璧的舉薦，他都堅辭不就。這一點，在同時代的學人中也極為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