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十六章對康有為影響最大的晚清大學者

　　世界上有一種人總是勇於創新，喜歡離經叛道標新立異，隻要有人跟上自己的步伐、想法，他就立即拋棄自己的初衷而另辟新徑，有的時候也會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較勁，駁倒自己的初衷；世界上也有一種人，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發揚光大，更上一層樓，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晚清時期的經學大師廖平屬於前一種人；戊戌變法的領頭羊康有為屬於第二種人。

　　康有為於光緒十七年（1891）《新學偽經考》和光緒二十四年（1898）《孔子改製考》問世後，為後來的維新變法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極大，引起封建統治者的極大恐慌。他在奠定其學界領袖地位的同時，也把自己卷入了與另一位經學大師廖平的學術糾紛中。康有為的這兩部作品被斥為分別剽竊了自廖平的《辟劉篇》和《知聖篇》。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人，初名登廷，字旭陵，號四益，後改字季平，改號四譯，晚年更號為六譯。廖平這些名號的更改，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他的善變。廖平是張之洞的門生，但廖平一生的學術研究，並沒有沿著張之洞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廖平一生研治經學，融貫古今中西各種學說，其窮辯偽古文經學，建立了一個熔三教於一爐、合諸子為一統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經哲學，開啟學術界厚今疑古之風。他的觀點言論多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學術貢獻超越了前人，他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經學大師，他的曠世宏論回眸千古僅此一人，在中國近代學術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彪炳史冊影響乾坤的曆史功績，是他對康有為的影響。

　　廖平在光緒十五年（1890）曾赴廣州，此前康有為曾閱讀過廖平的著作《今古學考》，對廖平“十分欽佩，引為知己”，康有為、黃季度抓住機會相約拜訪他於廣雅書局，徹夜長談。廖平拿出自己的新作《知聖篇》《辟劉篇》手稿給康有為看。（廖平記載“及還羊城，（康）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餘以《知聖篇》《辟劉篇》示之”。廖平送給康有為的《知聖篇》抄本，保存在康家後人手裏。）廖平在《經話甲編》中提到此事時說：1890年他和康有為在廣州兩次會晤，把《知聖篇》《辟劉篇》交給康有為看。廖平之所以把這兩本書給康有為看，是因為該書立意太出人意料，在四川沒有人可以相談交流。廖平也曾就書中的有關問題問博學的古學大師餘樾，但餘樾也不能回答。此番與康有為知音相遇，因此廖平才將此書拿出。康有為閱完此書，對該書的觀點不能認同，“馳書相戒，近萬餘言”，寫了萬言信駁斥廖平“好名鶩外，輕變前說”，並苦口婆心勸廖平應“急當焚毀，否則入籍”。這之後，廖平又訪康有為於廣州安徽會館，再次徹談，反複曉以“秦焚六書未亡六經”，證明今經為全，後出古經為偽。這次回訪的結果是“兩心相協，談論移晷”。

　　兩次會晤之後，康有為受到廖平的影響，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康見仰古之說對推到陳規陋習大有裨益，於是幡然醒悟改頭換麵盡棄自己原來的觀點，改崇今文。在《辟劉篇》的指引下，他督導弟子梁啟超、陳千秋等人運用目錄等手段，大膽假設，穿鑿附會，廢寢忘食日夜勞作，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三十萬字的《新學偽經考》，該書一出則“粗豪狂姿，天下震動”。過了幾年又出版《孔子改製考》，再次產生了地震一樣的大裂變。而廖平的《古學考》直到光緒二十三年才改訂後以《古學考》之名出版；至於《知聖篇》因給許多人傳閱，手稿都已遺失，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轉抄本訂正後出版，卻是反響一般，隻是捍衛鞏固其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康有為和廖平的著作分別麵世後，當時知道康、廖交往內幕的人，認為康有為的著作，實為剽竊廖平的成果。再簡單地說，康有為的新學來源於廖平的學說。學界有影響的餘樾、章太炎、皮希瑞、顧頡剛、錢穆等人了解廖平與康有為的交往過程，皆認為康有為的作品是“剽竊”廖平的學術成果。康有為對於剽竊說的指責，則諱莫如深，隻在《重刻偽經考後序》一文中予以間接否認，很少正麵反擊，這讓人感到不解。康氏的“深自諱避”遭到當時學術界的眾多譏諷熱議，錢穆說康有為對這件事的反應“藏喙若噤”。眾多人士皆認為康是剽竊的巨擘。

　　錢穆就是力主康有為剽竊廖平的著作的大家之一，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錢穆寫道：“蓋長素《偽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又說：“長素（康有為號長素）辨新學偽經，實啟始自季平（廖平字季平）。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國學大師章太炎亦指責康抄襲廖“粗鄙不堪”。張之相、梁啟超等知名學者均認為，盡管康有為之書與廖平之書有本質不同，但康有為之書是受廖平之書啟發而成，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梁啟超在提到康有為學術與廖平的差異時，寫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頗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製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廖平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製考》是受其《辟劉篇》和《知聖篇》影響，但卻“多失其宗旨”；又認為《新學偽經考》在方法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明顯地說出兩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廖平是看淡這件天下紛爭的事情，他說：“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餘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廖平致信友人江叔海的一段話：“康長素所發明者，非原書所有。”廖平《經話甲篇》對康有為的評價：“…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把康有為稱為“儒門之達摩”，明確表達自己對康有為的佩服之情。《經話甲篇》卷二：“偽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這也是廖平對康有為發自內心的讚歎。

　　康有為卻一再否認這兩部書與廖平有關聯，他把自己成書的緣由歸功於自己閱讀《史記》與《漢書》時的疑惑而，對《新學偽經考》成書的緣由解釋是“…以今文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先撰《偽經考》，粗發其大端。”

　　康有為不曾提及自己文章是受廖平的影響而發端，這實在讓人搖頭不能苟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撰寫，即使說這是他自己的觀點，也是在其會晤廖平之後，才有意識地翻閱《史記》與《漢書》的相關內容，從而確信了廖平關於偽經的觀點，也才有了他的文章。如果沒有這個前因，那麽康有為的這兩篇驚世駭俗的文章思想哪年才能出來？曆史會怎樣發生？如果沒有這個啟發，康有為的文章豈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所列五個要點，其中的一、四、五與廖平《古學考》雷同，而第二、三點則為康氏主見。

　　廖平的《知聖篇》有四個要點：一是，孔子素王受命改製。廖平認為，孔子受命於天，具有帝王之德，但卻無其位，因此是有德無位的“素王”。因為是“素王”，改製立法不能見之於實事，隻能“存空言於六經”，以微言大義的方式傳給後世帝王。二是，六經皆孔子所作。古文經學認為六經隻是古代史料，孔子隻是一個傳述家。三是，孔子改製托古。因為孔子隻是有德無位的“素王”，如果直言改製，不能取信於人，所以借托古代先王以言改製。四是，孔子改製因革損益。孔子對四代製度有繼承也有創造。

　　我們再看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也是有四要點：第一，定《春秋》為孔子改製創作之書，文字不過其符號，六經皆然。第二，六經皆孔子所作。第三，孔子改製，恒托於古。第四，先秦諸子皆托古改製，如老子之托黃帝，墨子之托大禹。以上對比可以看出，康的《孔子改製考》中的第二、三點完全同於《知聖篇》，其他兩點則不一樣。

　　康有為與廖平雖然有著表象上的相似看法，但在內在核心上，卻是大相徑庭。廖平缺乏政治抱負，沒有什麽野心，典型的書呆子。而康有為卻是懷有叱吒宇宙之心，具有廖平不可相比的雄偉氣魄。他在《孔子改製考》中寫道：“布衣改製，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露出自己“布衣改製”的政治理想與決心。同一件事，人和人思想欲望的不同，其結果肯定不一樣。這是亙古未變的。

　　公心而論，廖平對康有為的影響事實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認為其師受廖平影響“不可誣”。廖平的顛翻古今的“異端”觀點，讓康有為洞看到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廖、康兩者在同一入口處進入，但之後分道揚鑣各有千秋。筆者認為，兩人之論，一為學者之學術研究；一為政治家之政論。可以說，廖平是一個探險者，而得到寶藏享受到無限風光的卻是康有為。

　　康有為是不是剽竊的巨擘，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康有為帶頭掀起的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把沉睡千年的中國從中世紀封建王朝中喚醒，開始正麵看待世界，其曆史功績是不可淹沒的；而為這場運動奉獻自己一份破天荒思想的廖平，其功績也不曾被曆史忘記，已經被載入史冊。

　　§§第三部分誰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