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十二章沈葆楨最早預言“東洋終須一戰”

　　晚清沈葆楨的身份可以用三個兼而有之來概括：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管台灣。就是這位擁有三種身份的沈葆楨最早預言道：“東洋終須一戰”。

　　得到林則徐賞識與教誨

　　沈葆楨（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漢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沈葆楨的母親林蕙芳是林則徐的六妹，沈葆楨11歲那年，父親沈廷楓中了舉人，赴京應禮部試時帶上沈葆楨，當時林則徐在南京擔任江寧布政使，沈廷楓把兒子留林則徐那裏，然後獨自北上應試。林則徐喜歡上了沈葆楨，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將小女林普晴許配給他，沈葆楨成為了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則徐之婿。

　　沈葆楨與林普晴結婚後感情甚篤，夫妻二人過著清貧的日子。沈葆楨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一直潔身自好，赴任時的沈葆楨身無分文，還是向人借的盤纏，“挪川費百金”。沈葆楨還為他的妻子寫了長詩一首，“忽聞犬吠便心驚，望眼如穿萬裏程。一穗殘燈人不寐，夜深獨自聽車聲。生生世世許同心，一刻體諒十萬金。”

　　沈葆楨多才好學，室名“夜識齋”，他曾書詠月詩一首，其中兩句是“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露出孤芳自賞的心態。他請嶽父林則徐過目，林則徐看後改成“一鉤已足明天下，何況清輝滿十分”。林公的謙遜情懷躍然紙上，令沈葆楨佩服不已，學習效仿林則徐的想法在沈葆楨心中萌發。

　　沈葆楨一生勤儉，穿的貂褂破爛，也不做新的。他一直在周濟那些生活更加貧苦的人。“薪俸到手輒盡，未嚐有餘”。他在離開船政時，欠下船政4000兩銀子，在兩江總督任上才還清。他有七個女兒，辦不起嫁妝，新娘的首飾，有些還是借的，婚後要還給人家。

　　鹹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1862年又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沈葆楨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屢獲軍功，1864年捕殺太平天國幼天王、洪仁軒等，清廷賞授沈葆楨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和頭品頂戴。

　　支持民眾發對“洋教”

　　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內，處理了著名的“南昌教案”。

　　1860年《北京條約》簽定後，傳教士在中國擁有了“傳教寬容條款”。1861年末，法國拉撒路會的羅安當被指派為江西主教，他想收回在南昌曾經被沒收的天主教的財產，還想興建一所育嬰堂，擴大教堂的規模。當他的中國助手方安之到南昌、買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為育嬰堂的時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紳們發布了《撲滅異端邪教公啟》，群起反對，進行抵製，稱：“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婦女，錮蔽兒童。”號召人民：“鋤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對於信奉洋教的中國教徒，一經發現則“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

　　在南昌爆發的此次教案，還聚集了數千參加科舉的考生，規模宏大，發誓捍衛中國儒家傳統。

　　1862年3月15日沈葆楨赴江西巡撫任，羅安當求見，被沈葆楨拒絕。3月17日，憤怒的民眾搗毀了育嬰堂和屬於教徒的店鋪和房屋。沈葆楨得知此事後說：“夷人逞誌於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之。”羅安當在沈葆楨這裏得不到絲毫保護，他隻好跑到北京，向法國公使節哥士耆稟告了南昌的情形，哥士耆向總理衙門提出了賠償要求。

　　當時的朝廷急於想得到法國支持助剿太平天國，於是責令沈葆楨處理此事。沈葆楨不肯逮捕民眾，朝廷嚴旨切責，沈葆楨說“當時不暇致詳”，而今“誘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計推求，仍無端緒”，表示無法處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總理衙門經過和法國的談判，決定派人護送羅安當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楨親自接見羅安當，並給法國人賠償7萬兩。羅安當還沒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眾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羅安當返回九江談判。經過協商，羅安當放棄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嬰堂，並且把賠償從7萬兩減至1.7萬兩。

　　沈葆楨在日後說：“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他是為了中國道統的完整支持反洋教的。他還以堅強的口吻表達了決心：“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有著強烈愛國之情的沈葆楨甘願但當辦理不善丟烏紗帽的責任，也不去阻止民眾的愛國之舉。

　　與左宗棠同稱“船政之父”

　　沈葆楨的事業，在督辦福州船政和創建福建水師中達到最高點。

　　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為閩浙總督，設行轅於福州。6月25日，左宗棠奏請在福州設局製造輪船。朝廷加委左宗棠為“飲差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撫以下官員，一體協理船政。10月14日，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沈葆楨丁憂在家，聞訊後帶頭組織福州縉紳百餘人聯名呈請懇留緩行。在緩行期間，左宗棠同福州將軍英桂、福建巡撫徐宗幹商量之後，懇請沈葆楨出山繼承船政事業。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力薦沈葆楨接手船政。

　　左宗棠親自兩次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沈葆楨推諉說“重孝在身”，不肯赴職。左宗棠知道沈葆楨有許多難處，便又奏請朝廷給沈葆楨有專事奏折權，“凡船政奏折無需經過巡撫衙門，仍由沈葆楨會臣領銜”。左宗棠第三次到宮巷，親口對沈葆楨說：“朝廷已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隨時調遣，責成署蕃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並推薦著名紳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馬，都歸沈葆楨調遣。

　　清廷於1867年二月初一，朝廷諭旨沈葆楨“先行接辦”，“不準固辭”。於是沈葆楨服期未滿便出任“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說：“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注，眾誌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福州船政和創建福建水師故有“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之說。馬尾地方建祠紀念二人，稱二人均為“船政之父”。

　　左宗棠年長沈葆楨八歲，二人經曆、性情、做事風格頗為相似，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時曾協同曾、左作戰，並在一次重大戰役中確保了左宗棠軍的運糧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讚賞。他舉薦沈葆楨繼承船政事業，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楨的能力。這也是左宗棠不惜三顧茅廬並鼎力舉薦他的主要因素。

　　沈葆楨雖多受林則徐儒雅之風的熏陶，但是做起事來，雷厲風行。他做事小事不馬虎：有人偷了外國人的汗衫，他認為此事有辱國格，將此人斬首示眾。船廠需要大量鐵皮，布政司主管售鐵的官員故意為難，索取好處費。沈葆楨抓個屬吏，以“阻撓國事，侮慢大臣”的罪名，斬首示眾。輕罪重判，小題大做，但殺一儆百，刹住歪風邪氣。做大事更是堅定不動搖：他宣稱“鐵甲艦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

　　沈葆楨上任後，把福州船政局定位為要自己建造兵船，達到中國在東亞的海軍霸主地位的目的。他的這個思路極具遠見。在“購置者權操於人，何如製造者權操諸己”的指導思想下，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開始就是要能夠自己建造兵船。船政局主要由鐵廠、船廠和船政學堂三部分組成。沈葆楨采取“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做法，在胡雪岩的協助下聘請數十個英法科技人員，教中國員生學習造船、駕駛，卻不許這些外國人喧賓奪主。

　　福州船政局是當時遠東最大的造船廠，也是世界的第三大造船廠，把日本遠遠甩在身後。李鴻章讚其為“開山之祖”。當時一位英國軍官說，“這個造船廠和外國任何造船廠沒有多少區別。”

　　1868年1月18日，沈葆楨主持了第一艘木質兵艦“萬年青”號的龍骨安放典禮。該艦長76.16米，寬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噸；配置由法國進口的往複式蒸汽主機，馬力150匹；順風航速15節，乘員100人，裝六門5.5英寸艦炮。“萬年青”號出海試航時，法國人總監工達士博要用外國人引航，於是多方出難題，沈葆楨置之不理，堅持“權操在我”，從管駕、引港到舵工、水手全用中國人，試航成功。

　　福州船政局建廠費用不40餘萬兩，每年經費每年60萬兩，1878年以後，積欠甚多以致造成經費短缺，生產困難。自1874年至1895年，生產萎縮，二十多年中共造船有鐵脅木殼兵船“威遠”，木質兵船“福星”、“鎮海”“飛雲”、“揚武”、“伏波”，鋼脅鋼殼魚雷快船“廣丙”、“福靖”等約20艘。

　　船政局雖然遇到了種種困難，但在造船技術方麵則逐漸有所提高。最初隻能製造150馬力以下的木殼，到1887年則製成第一艘鐵甲船，輪機也由舊式單機改為複合機，馬力由150增至2400，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擊退日本侵台陰謀

　　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極大的侵略性，它首先覬覦中國的台灣。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灣，被高山族人殺害為借口，發動侵台戰爭。5月10日，3600多日軍在台灣琅嶠登陸，7月，日軍以台灣的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準備長期占領下去。

　　5月11日，清政府照會日本外務省，就日軍入侵台灣提出交涉，並隨後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並授予他處理日本侵台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率兵船馳往台灣辦理海防，交涉日本撤兵事宜。由此，沈葆楨開始了他在台灣的近代化倡導之路。

　　6月中旬，沈葆楨帶兵渡海到達台灣。他審時度勢，向朝廷封提出四條鬥爭策略：一為“聯外交”。通過外交努力，孤立日本；二為“儲利器”。積極儲備戰艦、軍火等軍需物資；三為“儲人才”，請調了解台情、軍情的得力人才，協助謀劃；四為“通消息”，設法加強通訊設施，主張鋪設水路電線，以通電報。

　　沈葆楨還以“理諭”、“設防”、“開禁”為處理原則，一方麵積極向日軍交涉，勸其撤軍；一方麵招募兵勇，添置軍械，著手布置全島防務，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13營6500人入台，建築炮台，積極備戰。以揚武、飛雲、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台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20尊，洋火藥4萬磅，火藥3萬磅，做好用武力將日本軍隊趕出台灣的準備。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對日軍已形成關門打狗之勢。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有所顧忌不敢輕舉妄動。

　　這時，台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台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士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穀、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本刻意散布台灣是無主之地的謠言，遭總理衙門駁斥。沈葆楨也早已識破日本人的詭計，告訴李鴻章說：“若以生番與中國無幹答之，則正入彼族之圈套。”中國方麵義正詞嚴地宣稱：“台灣住民雖生番散處深山，文教或有未通，政教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內，總屬我管轄之人，其地土實係中國所屬。合台郡之生番，無一社不歸中國者。”後經英、美、法三國出麵調停下，雙方外交交涉，清政府對日妥協，於10月31日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台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同意付給日本撫恤銀10萬兩，軍隊花銷補償銀40萬兩。12月，日本軍隊全部撤出台灣。

　　在交涉中，沈葆楨堅持不同意朝廷給日本的賠償要求，他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為拒卻。”沈葆楨又致書李鴻章：“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

　　受此事件的刺激，大學士文祥說：“夫日本乃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借端發難。”

　　日本入侵台灣是對中國在台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日本侵台之役給清政府最大的教訓是，使它認識到自己的海防空虛，必須急起補救。光緒元年（1875）四月，清廷發布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籌建新式海軍，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

　　通過與日本的交涉，沈葆楨感覺到中日之間直接對峙之勢在東南沿海已經形成，他發出“東洋則終須一戰”，“倭熾可憂”的預警。

　　開啟台灣現代化進程

　　日本侵台使清廷認識到，“欲鞏固海防必先鞏固台灣，欲鞏固台灣必先建設台灣”。中央政府的治台策略由此發生了曆史性變化，台灣的近代化過程也由沈葆楨治台開始。

　　沈葆楨治台之第一策是改革台灣行政區劃。由原來的1府4縣3廳調整為2府（台北府、台灣府）8縣4廳。形成了至今沿用的行政區劃形式。

　　第二策是開山、“撫蕃”。開山即打通台灣前山後山之隔絕狀態。所謂“撫蕃”，即實行漢化計劃，包括選土目、查蕃戶、定蕃業、通語言、禁仇殺、設“蕃學”、修道路、易冠服等。

　　第三策是表彰鄭成功等人激勵民心。沈葆上奏朝廷，建祠祭祀包括南明死臣114人在內的前朝名人。朝廷允之，並追諡“忠節”。沈葆楨親自書寫對聯曰：“開萬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第四策是推行“自強新政”。新建炮台，加強台灣海防。為此，還在閩台間設置輪船，以便航運，並用先進方法開采煤礦。

　　在台一年多時間，沈葆楨“此次之善後與往時不同，台地之所謂善後，即台地之所謂創始也”的論斷，被曆史證明是晚清少有的遠見卓識之語。沈葆楨以非凡的魄力在台灣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局麵，為日後台灣正式建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李鴻章給他的信中說道：“我公在彼開此風氣，善後始基，其功更逾於掃蕩倭奴十萬矣。”

　　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59歲的沈葆楨病逝於兩江總督任上。清政府贈太子太保，諡文肅公，入祀賢良祠，並準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專祠祭奠。

　　沈葆楨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於國家的禦外壯舉中，彌留之際他牽掛的事情仍然是憂國憂民，他再三叮囑：“倭人夷我屬國，虎視眈眈，凡有血氣者，鹹思滅此朝食……臣所每飯不忘者，在購辦鐵甲船一事，今無及矣。而懇懇之愚，總以為鐵甲船不可不辦，倭人萬不可輕視，伏望皇太後聖斷施行，早日定計。”

　　就在沈葆楨去世的這一年，曾是明王朝、清王朝藩屬的琉球王國被日本正式吞並了，並改名為衝繩縣。一腔熱血愛國家的沈葆楨不在了，不知道日益腐朽的清王朝還有誰曾為之怒發衝冠扼腕歎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