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為官不接異色人”

　　南宋大儒呂本中（字居仁），著《官箴》，直言：

　　當官者，凡異色人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這裏的“異色人”，指的是專門從事通鬼神迷信的職業者，也即“巫祝尼媼”一類的怪異之人。這篇代表儒家立場的官箴，明確倡導當官戒巫，意義重大。它堅定又認真地挑明當官者應當堅決遠離和杜絕“巫祝尼媼”一類的迷信者，實是切中當官至要。究其之實，原委何在？作為一種官德，儒家的真實意圖通過呂本中的敘述，得到說明。

　　當官要戒巫，因為“巫祝尼媼”一類“善持人長段”、“含沙射人”、“變易是非”、“簸弄聽聞”、“樂戲排場”、“傷風敗俗”、“傷人害命”，所以行君子之名之實，絕不能尚巫祝尼媼之言之行，更有甚者，一俟依靠這類迷信者及其言行幹預政事，那後果肯定十分糟糕。居仁先生在泰州任獄掾（佐理獄訟的官吏）期間，就親眼目睹到這類事情。他在這篇《官箴》裏記道：有位郡守一次心血來潮，招請一巫者為其佐政，那巫者行以怪道“幹以公事”，喜怒反常，酷刑治峻，令人發指。後來呂本中評其佐政為“嚴刻過當”，“殆似絕滅人理”。所以在《官箴》提出了儒家的基本的反巫官德：當官之道義，恰是行君子之正道，當官者應是走正道常道而不走邪道怪道，應堅定崇尚反巫和戒巫！

　　然戒巫，當官者又當如何疏絕為宜呢？《官箴》倡導，應“以清心省事為本”。實質上就是以德性、以道義、以義務來衡量、權宜這個“疏絕”的問題。

　　第一，戒巫在“清心”，意在規範當官者內心應該保持公義廉潔，多保持頭腦清醒，少存私心雜念，惟此“清心”保持，才能更有利於抵製巫術迷信的侵襲幹擾。譬如呂本中揭明居官戒巫，要十分注重“慎始”德性。《官箴》多有申辨：當官處事，須以慎始預思，清心自慎，事必謀始。這就意味著，當官處事，務須始終謹慎，巫與賄賂，本質一樣，同樣可以汙官殺官，所以麵對賄賂與巫的誘惑和誘騙，當官者務必“慎始”在先，預先有充分思想抵禦力，認真辨清其中若隱若現的惡念本質和迷信要害，絕不給其可乘之機，免後悔莫及。也就是說，為官戒巫，當在謹始於蒞事之初，方能止巫乘虛而入。因而，《官箴》倡導的戒巫於“清心”所為，也可謂治官治吏在戒巫方麵的一帖好藥方，因為巫術怪道經常善變善偽，使人真假難辨，也會使“好心人”上當受騙，以致擾亂社會政治、危害人心健康。清儒石成金著《嘉官捷徑》，對呂氏《官箴》中的這一戒巫命題更在官德上作了發揮，意在加強官員辨識巫之本質的能力：“為官不接異色人，非獨巫祝尼媼宜疏絕，雖工藝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是非，簸弄聽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書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琴工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此類當審察疏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舊時對有手工技藝的“工藝人”，也多與“巫祝尼媼”一類相提並論，同被稱為“異色人”，雖有不盡公允之處，但確實存在“巫祝尼媼”、“山星相人”、“星翁術士”之類專門從事通神弄鬼的迷信職業者，他們假借“工藝人”之名，混跡於“工藝人”之中，變易是非，撥亂聽聞，渾水摸魚。甚至有的假冒有學問知識的儒士，打著高超的騙術，欺世盜名，散謊言混於世，斂財害命傷人，不一而足。所以，曆代多有官箴一再申辨：當官的應該始終保持清醒頭腦，運用理性思維辨其真偽，當官戒巫，是當心中以德性堅定、以道義公正來“審察疏遠”，此在“清心”也。

　　第二，戒巫在“省事”，意在規範當官者處理政事，當務合人情、當務著實。《官箴》直言：“當官處事”，一在“務合人情”，一在“但務著實”。說“當官處事，務合人情”，是要求官吏應該以官吏正道、為官之德來處理政事，反之，靠巫術怪道處理政事，則背離正道，違逆道義，喪失德性，如此治國治民，必然後禍無窮。就像前麵提及的那位“術士”理政，居仁先生後來著實記道，“嚐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巫祝尼媼之流--引者注）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幹（涉）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即與之稔熟，而幹以公事”，其結果就是“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這“術士”行為，違背人道，滅絕天理，荒蕪政事，後果極壞。說“當官處事，但務著實”，是要求官吏應該以至誠不欺的義務性製約來對待自己的仕宦事業，堅決不用巫祝術士一類幹預政事公事，因為取巫即在行“不誠之道”，所以居官戒巫須知曉：“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複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這也意味著，當官戒巫，要在務實，而巫一類就在務偽、務欺、務詐、務疑；當官吏要以誠實、謹始、自慎來治己治官。如果當官不戒巫，反而“招延術士”，以巫術迷信左右政事，就必有“奸偽”、“變詐”、“疑眾”產生，結果就是敗壞政治，貶損官德。

　　所以，曆代官箴對“要以清心省事為本”這一點莫不有相當同感，如明儒薛宣《從政錄》發出：“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這“樂”，樂在當官的心身要正，要清白，要以道義為先，才能做得到，不如此，則有“嗜好一偏”，就會給巫術可乘之機。即如石成金《居官事宜》一語中的：“不獨賄賂可以汙人，即如好技藝，則星相醫卜投之。”投其所好所喜，是巫術幹預政治的“絕技”，是當官戒巫應首以識辨的道義要求。因為“要以清心省事為本”之“本”，已深蘊“以義為上”、“直道為先”的道義論立場。

　　《官箴》挑明：“當官之法，直道為先。”這“直道”，有道義、義務、正義之意義。儒家官德立“直道為先”，其根本意圖就在其“直道”（“義”）的治官價值和“清心省事為本”的德性價值。就治官價值而言，它意在導向官吏的直內方外、以義立德，用《周易坤卦》的話來說就是：“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謂正，“方”謂義，“內”是心，“外”是行。君子內以敬其道義正直心身，外以義務性規範言行，做到了這些就有偉大的德性和德行。就“以清心省事為本”而言，“清心省事”，根本是要求官吏以道義為本、為質。“清心”於己，內心充潤的是以直道正義為先，在公私義利之辨的價值選擇麵前，一本“清心”的選擇應是見利思義、先義後利、以義統利，堅定克服得利在先，甚至苟且以“詭迂”、“穿踰”、“鑽穴”的“道其怪”謀取私利，這些都是違背儒家道義論立場的。“省事”於外，踐履公道、官道，以義取實，以人道治天下。說得再遠大些，在儒家官德的戒巫理念裏，蘊涵著一種道義境界，即它要求當官吏的，秉“直道為先”，以“直其正”、“方其義”來規範自身的心身言行，自然地，就有“以義為上”、“以義為質”的道德境界，依此來修身立政，也自然地，就有偉大的德性和德行，也會培養出那自覺的戒巫本領。

　　雖然呂氏本的《官箴》並非隻是在談論戒巫的，但是其中對官道的一般意義檢討，有不少陳述還是存在堅定的道義論傾向，也影響或折射出他的當官戒巫論的儒家道義論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境界在後儒張養浩《牧民忠告》裏提出的“當官戒巫，以義處命”中，得到了道義論立場上的繼續展開、闡發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