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德性與責任意識的積澱

　　儒家樹立以德性為體的官德價值體係，是經曆了“法先王”傳統（五帝傳統）的證明。堯、舜楷模，在儒家官德理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強烈的關注。這一關切完全地注入於“聖人模式”來展開其官德在道義論意義中的生發。經過這樣的證明，儒家試圖建立為政之德的基礎性存在，即一種為官德性和責任意識的義務性規定。義務論不是抽象的無物之空洞，這些證明，同時也為儒家官德設計的義務論立場提供了曆史事實根據，聖人更是據此成為天下君王百官的實際的道德榜樣。

　　1.五帝傳統。儒家崇尚“法先王”，首先效法於五帝（黃帝、顓頊、嚳、堯、舜）的傳統。我們注意到，史書有關五帝的記載，彰顯的主體，卻是五帝傳統中的德性和德行。試讀一下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的相關記載：

　　記黃帝：“軒轅（黃帝之名）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兩件大事，即修德治農，治農故黃帝有“土德之瑞”的讚譽，修德乃以修養品性和勤於農耕為職責。

　　記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製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顓頊依規則做事，有對自身的道德和智慧的規則要求，有對農業活動的規則要求，按規則辦事，這是政治道德原則，又是為政之己任。

　　記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扁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取黃帝和顓頊之德，又增添“執中”之長，使天下“莫不從服”。帝嚳堅持黃帝和顓頊之則，“修身其德”、“順天之義”，以義務左右自己的事業。

　　記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中國。”--堯行事作風如先帝，修身馴德，依“天”之規則，其仁其知，出於“天”，這是己任之責。

　　記舜：“舜舉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舜勤政，舉賢德之士齊家理政，“莫不時序”，“內平外成”，是舜按先帝們的規則達到的理政積效。

　　五帝的傳統有一以貫之的精髓，就是涵蓋在司馬遷對五帝之德的描述裏。這是一種為政之德。歸納一下，大致涉及的德性和德行，都屬於規範類條目，有以下範圍：

　　修身。帝嚳：“修身而天下服”。

　　教化。帝顓頊：“治氣以教化”；帝嚳：“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帝舜：“使布教於四方”。

　　執中。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仁。帝嚳：“仁而威”；帝堯：“其仁如天”。

　　信。帝嚳：“惠而信”。

　　誠。帝顓頊：“絜誠以祭祀”。

　　愛民。黃帝：“撫萬民”；帝嚳：“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帝堯：“便章百姓”。

　　智。帝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帝嚳：“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明。帝嚳：“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堯：“能明馴德”，“百姓昭明”。

　　勤。黃帝：“勞勤心力耳目”。

　　節。黃帝：“節用水火材物”；帝嚳：“取地之財而節用之”。

　　勸農桑。黃帝：“治五氣，藝五種”，“時播百穀草木”；帝顓頊：“養材以任地”。

　　為公。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帝堯：“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舉賢。黃帝：“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帝舜：“舉八愷……舉八元”。

　　所勾勒出的五帝為政德性條目，幾乎成為曆代史書記載五帝傳統的基礎事實。上古帝王的這些美好的為政品德，受到儒家的推崇和弘揚。孔子對於先帝王不無讚美之辭。而這種讚美之辭，集中展現的正是先帝們的德性魅力。《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朱熹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不必謂獨堯能如此”。堯、舜、禹，出於他們的高尚德性和德行，都值得尊敬。孔子一再稱其為“巍巍乎”，意也在如此。在《論語堯曰》，孔子讚歎：“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民說。”顯而易見，孔子百般讚美堯、舜、禹，仍是注重其為政之德。

　　2.五帝作為“榜樣”的深意。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以堯舜先帝為楷模，並且敬重他們的德性和德行，儒家言必稱堯舜之道，就是要教導人們從其楷模的道德力量中樹立德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並獲得引導和控製官員的特別權力，使其折射出一種道德責任，使之成為德性精神和官德原則的永恒原動力。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關於純粹實踐理性的動機”）中從倫理學立場對“榜樣”所折射出的道德法則意義闡釋出這樣的觀點：“盡管人類的全部善都還不甚完美，但通過一個榜樣所折射出來的法則，仍然具有使我自傲自慚形穢的力量。”而且，“他們模仿這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在模仿一種法則。”此法則就是道德法則，對榜樣的敬重就是對道德法則的敬重，對榜樣的讚頌就是對道德法則的讚頌。康德進一步挑明，出於這種讚頌的，是人心中的自覺：“敬重是一種讚頌，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都無法拒絕它；或者，我們也許外表上對它不屑一顧，但是我們內心中卻不可能回避它。”持著敬重感走向榜樣，究竟意味著什麽樣的道德意識在驅使著我們？康德指明：“敬重感或者鞭撻我們，或者催促鼓勵我們追隨可以達到的好的榜樣，它大大地貶抑著我們的自負。於是，我們向這樣一個人表達的敬重（準確地說，是向其行為中展示的法則表示敬重），就不僅僅是敬佩了。”

　　敬重榜樣，我們是在向榜樣中展示的道德法則表示敬重。儒家樹立起來的堯舜楷模，也在展示這樣的努力：從堯舜楷模中獲得德性原則的原始驅動力，並轉化為行動的基本準則。基於儒家官德的治道立場，儒家確立堯舜楷模，希冀從榜樣中使官員獲得敬重職責的治道意識。這是對官員進行了一種具有實際意義的義務論熏陶。呂坤《治道》有此感慨：“天下事，不是一時做底，故堯、舜相繼百五十年，然後教化大行。”堯舜相繼百餘年，悠悠未斷跡，留下的就是德性和德行，跟隨先王們的足跡，本身就是對官員們的義務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