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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回憶胡適之先生

　　唐德剛

　　我個人之認識胡先生是從胡氏的偏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裏開始的。

　　上世紀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常看到他。

　　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裏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的麻將技術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於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隻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複當年。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謀生乏術。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隻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在整個大學的行政係統中，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做一回事。

　　後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複興之父”，表麵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麵子的背後，真正的態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麽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隻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隻好敬而遠之了。

　　但胡氏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十足地表現在他對他母校關懷的心情之上。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並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心的反應隻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的對象。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隻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地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後，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鬥而搶奪其蛋。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狀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公寓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麵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淒涼歎息之音。

　　這些話，我後來才體驗到，胡先生隻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傑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苟。他怕一旦傳出去，發生政治上的反應，反而不好。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裏，我們這一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隻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當我們在胡先生公寓裏出出進進之時，雖然我們是毫無求於胡適之這位“國大代表”；但是胡家這兩位老人，有時反而少不了我們。因為我們牛高馬大，必要時也可呼嘯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館添加些備盜防偷的氣氛，我們還有打工用的舊汽車可以載他二老在紐約市上，橫衝直撞。這些都是雇不起傭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幾千本書籍便是我和台灣新來的楊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裝箱的。年後胡伯母返台時，她老人家堅持要把她那張又笨又重、破爛不堪的舊床，運回台灣，那項搬運工作，也是由王紀五和我二人執行的。

　　老實說，那時我們這批所謂“胡適的小朋友們”之所以不憚其煩而樂為之使，實在是基於流亡青年，對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輩之敬愛與同情。他是胡適，我們如此；他不是胡適，我們還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愛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會擺出什麽大師或學者的姿態來裝腔作勢。他和普通人一樣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對象也不一定正確。一個人喜怒的對象如果太正確，那這個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卻是最近人情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後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車子時，那份喜悅之情，真像三歲孩子一樣的天真。

　　胡適之先生的可愛，就是他沒有那副衛道的死樣子。但是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聖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廢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麵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麽大政治家呢？

　　選自《經濟觀察報》200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