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三十七章 論“中等收入陷阱”現象與我國未來改革方向

　　⊙劉曉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能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會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從一些國家的發展脈絡來看，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進入經濟學家定義的“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會出現停滯不前甚至回落。如阿根廷、墨西哥、馬來西亞、泰國等，都在這一階段出現過經濟停滯不前而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腐敗多發、就業困難等問題，這些就被學者們稱為“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不前的一種狀態。既無法在工資方麵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麵與富裕國家競爭能力。“中等收入陷阱”國家表現的十個方麵特征：經濟增長停滯或回落、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係脆弱等。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紮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製與機製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衝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原因分析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33個經濟體中，85%的國家都屬於中等收入經濟體，且滯留的平均時間長達37年，因此有學者也將“中等到收入陷阱”稱為“拉美陷阱”。很多拉美國家疾風驟雨地推行以效率為先的經濟改革，忽視了社會公平的實現，期間積累了大量的社會問題，最終使改革因缺乏民眾支持而夭折，有的甚至導致政權頻繁更迭，使改革缺乏了延續性和穩定性。其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社會沒有轉移到包容性發展的軌道上來，使得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掙紮。

　　1.錯失發展方式轉換時機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變發展方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衝擊。

　　2.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

　　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而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製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不前。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麵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再也沒能恢複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係。

　　3.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

　　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拉大還導致經濟增長動不足，內需萎縮，從而使粗放的增長方式和失衡的產業結構長期得不到改善。經濟失衡又造成社會矛盾激化、政黨鬥爭加劇、政府更迭頻繁，國家經濟社會政策缺乏連續性、有效性。社會風氣和治安惡化，貪汙腐敗嚴重，也惡化了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係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美洲開發銀行一項研究報告表明，21世紀初，拉美地區城市人口的平均實際收入已退回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貧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萬人，總數達到2.27億，占總人口的44%；其中赤貧人口約一個億，占總人口的將近20%。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一些國家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4.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製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實施全麵市場化，導致社會保障過分依賴商業保險和個人儲蓄。這雖然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和壓力，卻使窮人和社會下層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在這種體製下，養老金、退休金等社會保障更多取決於參保人的收入水平和個人市場投資的回報，這當然對富人有利；而社會中下層的失業者、待業者和低收入者則基本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大門之外。同時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製造業與基礎設施發展嚴重滯後於城市化，而城市化則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財力的支撐，隨著農村居民大量盲目湧入城市，就業問題、住房問題、收入問題及社會保障問題突顯出來。

　　5.體製變革嚴重滯後

　　在拉美國家，體製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麵追求經濟增長和財政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到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所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權力尋租、投機行為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一些國家政府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對大企業和富有階層有利的財稅政策，以緩解資金外逃、支撐經濟景氣。同時，為緩解財政赤字，增加生產性、福利性投入，政府不得不開足印鈔機，增加流動性，結果導致通脹嚴重。還有的國家政府為了擺脫財政困境，不得不寅吃卯糧，大量舉借外債。

　　三、我國是否麵臨著“中等國家收入陷阱”現象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2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我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正好就在這個再度飛躍的臨界點上，這無疑對盡快從現有的發展模式向包容性發展模式轉變提出了緊迫的要求。客觀地看，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諸多與包容性發展相違背的問題和矛盾。目前我國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失衡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仇富心態嚴重、勞資衝突加劇等，幾乎都能從機會不均等中找到答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逐漸進入高發期，中國正麵臨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2013年的博鼇亞洲論壇上，就有專家認為，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未來5年至10年，若我國在發展理念上仍堅持經濟總量導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沒有大的突破，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

　　（一）經濟發展出現停滯不前或回落趨勢

　　200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這其中既有金融危機衝擊影響的外因，也有我國內部經濟發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內因。2009年我國國內生總值增長8.7%，2010年增長10.3%，2011年增長9.2%，2012年預期增長7.5%，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增長指標出現了下行勢頭。由於目前受技術水平和經濟結構的限製，從現在到2030年我國經濟增長將逐漸放緩，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經濟持續增長達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將終結。因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同時驅動，但隨著我國勞動力工資和成本的上升（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我國出口正日漸失去其比較優勢，淨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現在大約是20%）必然會下降。隨著外需的萎縮，國內投資和消費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支柱，而投資構成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半壁江山。這種投資依賴的後果，就是我國經濟長期處於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的陷阱，進而導致生產和出口過剩以及長期的貿易順差。我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將偏重於國內消費以滿足民生需求，我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也將變得更加均衡，但這種變化必然要弱化目前的各種增長因素，從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從源頭上放緩。同時我國吸引外資的形勢比較嚴峻，2011年底至2012年初已經出現連續五個月負增長。我國2012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1%，已經連續5個季度增速回落。

　　（二）貧富分化嚴重

　　由於體製和機製設計上存在缺陷，我國初次分配本身就蘊含了極大的不公平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並影響消費和可持續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至今我國的基尼係數已超過0.45國際警戒線，邁入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公平的國家之列。據世界銀行測算，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方麵，我國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8上升到目前的約0.47，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並且存在進一步上升的趨勢。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現在23倍；行業之間的差距約10倍左右。在1985年至2009年間，城鄉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左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2011年12月初公布的報告顯示，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擴大，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70146元；最低的農林牧漁業，16717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1.而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隻為1.6—1.8倍，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間差距在1.5—2倍左右。反映勞動收入的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處於下降態勢，從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而在過去10年，我國的公共財政對醫療和教育的投入分別不足GDP的3%，這幾乎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通居民被迫為醫療、養老和教育進行大規模儲蓄，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我國居民消費不足，以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遲遲難以啟動。

　　（三）腐敗現象突出

　　世界知名反腐組織“透明國際”於2012年12月公布了《2012年全球清廉指數》調查報告，我國排名80位，比上一年下滑5位，屬於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地區）。由於我國現行的財稅體製和政府管理機製等方麵存在一些弊端和漏洞，圍繞權力產生的貪汙、瀆職、尋租等腐敗行為比比皆是。如政府采購、項目招投標、基建等等發生的官商勾結，執法部門知法犯法，當今社會盛行的官商黑勾結、權錢色交易，貪官們前“腐”後繼的現象頻出。因為製度不健全或機製缺失導致腐敗機會大量產生，腐敗現象在行政權力集中的審批、執法等部門和資金資源管理權集中的領域易發多發，社會事業、國有企業等領域腐敗案件逐年增多，發生在領導幹部中的腐敗問題依然突出，大案要案、串案、窩案時有發生，有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影響極壞。2007年十七大以來我國平均每年有10名副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創下了我國反腐新紀錄。

　　四、我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問題，“十一五”規劃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標未能如期實現，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也沒有實現，反而問題更突出，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我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均、官員腐敗、誠信缺失、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等一係列問題。因既得利益集團掣肘，群眾訴求不被重視，使得如收入分配、城鄉統籌、行政管理體製、政治體製改革等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如公務員財產申報製度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討論了10多年，至今仍無法出台；公車改革和地方民主差額選舉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千呼萬喚不出來，這明顯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其中作祟的結果。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等等，這些現象都說明目前的政策存在失衡，體製存在缺陷，說明特權階層與富人階層結盟成為整個社會的“強勢集團”，這些都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循序漸進實行民主選舉，實行“東方式民主”，加大打擊貪汙腐敗的力度。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通過提高收入建立一個強大的“中等收入階層”，達到“限高、擴中、增低”的目標。通過與CPI掛鉤增加居民工資性收入和完善社會保障體製，讓居民敢消費。推進城鎮化，實現城鄉一體的統籌發展，盡快縮小城鄉差距，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關鍵。在改革導向上實現民富優先，真正藏富於民、讓老百姓真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有重大突破，中長期內保持7%至8%的中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社會壓力得到有效釋放，用10年左右的時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形成“以消費為主導、以城市化為載體、以低碳經濟為基本要求、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突破”的發展格局。未來中國經濟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首要任務，在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消費要作為首選。

　　（一）進一步深化經濟體製改革

　　我國經濟發展回落雖已是必然趨勢，這與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導致的需求增長放緩有關，但很大程度上是我國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我國經濟的基本麵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仍將釋放巨大投資與消費需求。另外，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梯度轉移、中西部後發優勢等都將創造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我國經濟將實現更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下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具有壟斷性質的既得利益集團，一是正在把公共權力利益化的官僚階層。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進入經濟改革的“深水區”，到了改革的關鍵期和攻堅階段，必須經過頂層設計，進行自上而下的市場化改革。通過精簡機構、規範政府職能、讓利放權，實現政府部門與既得利益及利益集團徹底切割，從而達到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麵改革。隻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會取得實質性的良性拓展。推進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財政管理體製改革和行政經費使用管理改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

　　1.實行去壟斷化改革

　　因為壟斷部門的既得利益是阻礙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最大絆腳石。這些行業包括金融、電信、鐵路、高速公路、石油化工等，政府應當盡快出台政策，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開放和鼓勵社會民營資本甚至國外資本參與。提高國企上交紅利的比例，降低國企高管和員工的薪酬福利，真正體現國企作為社會公共財產的價值。長期以來，國家對國企的收租分紅比例太低，公益性沒有得到製度性體現，每年國企僅上交企業利潤的5%，其餘95%由國企自由支配，導致國企高管薪酬、員工福利明顯高出國內的其他行業。真正負責任的國企管理者不應成為國企紅利上交的阻礙，而應該從大局著眼，厘清國企的定位和自己的定位，努力去理順國企與國民福利之間的關係，從而調和目前國企發展與國民利益之間出現的矛盾。

　　2.實施結構性減稅

　　世界銀行日前發布報告指出，我國正式部門職工平均稅率超過40%，高於世界上許多國家。2011年我國稅收總收入超過10萬億元，同比增長22.6%，而同年GDP實際增速僅為9.2%。因為在我國稅製結構中，間接稅比重過高，由企業承擔的比重過高，而本應由富人承擔的直接稅比重卻過低。因此應該對企業和民眾進行大幅降稅，以減輕企業和居民的不合理負擔。21世紀以來我國進行了稅種改革：全麵取消農業稅、企業所得稅兩稅並軌、增值稅轉型、停征利息稅、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深化增值稅製度改革試點、降低部分進口商品關稅、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等一係列結構性減稅措施。對企業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標準的行業或企業減免稅負，有助於推動企業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恰當的減稅對企業和國家是雙贏，有效地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推動我國經濟自主有序平穩增長。結構性減稅短期會影響財政收入，但從長期看有利於財政增收。因為減稅後企業負擔下降，經營更加活躍，效益更好，這樣能增加政府征稅的稅基。結構性減稅有利於增加企業贏利能力，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擴大稅基，為財政增收奠定稅源基礎，不能再迷戀“以稅收增加財政收入”的傳統思維。這就是工業化國家多年來減稅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斷提高的秘訣之一。因此要改變現有的間接稅比重高、直接稅比重低的失衡稅製結構，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行業和地區範圍，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

　　政府過多地主導社會財富分配，也必然會引起各種尋租行為，腐蝕政府的肌體。我國的稅基和稅率都定得很高，企業生存也會比較艱難，要是照章納稅，企業基本上沒有利潤。為此納稅人也會想辦法避稅。近年來我國稅收和財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長，大幅度、大範圍減稅的時機已成熟，減稅是大勢所趨。降低稅負有利於小微企業發展，從而帶動就業，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應減輕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稅收負擔，目前小微企業減半征收政策的額度應進一步提高，覆蓋麵應進一步放大。當前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外部環境複雜多變，我國急需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擴大內需的重要機製之一就是結構性減稅。如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後，更多的人收入會增加，這有利於增加消費；而降低增值稅的比例，實際上就是降低商品的價格，對於抑製通貨膨脹、拉動內需有直接作用。從短期看，減稅對稅收收入略有影響，但從中長期來看，減稅帶來的刺激需求、活躍經濟的效應將帶來政府稅源的穩定、稅基的擴大，於國於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國富，讓富於民應是未來財稅政策調整的方向。

　　3.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製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目前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加大滿足本國消費需求的力度，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將更多依靠減稅或行政措施來鼓勵消費，挖掘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潛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通過“富國”來推動“富民”，以“富民”來促進“富國”。從製度上解決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問題，使財富的積累從政府、企業和少數人向廣大百姓甚至弱勢群體適當轉移，做到藏富於民。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汙腐敗等社會問題，使得很多公眾對能否共享改革成果產生了嚴重懷疑，從而對進一步改革失去信心。

　　（二）加快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在大力推進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還應加快政治體製改革的步伐，嚴厲懲治貪官汙吏，從重從快打擊腐敗現象。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指出“政治體製不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不搞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會阻礙經濟體製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逐步深入，越來越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溫家寶總理也指出：“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國家領導人高屋建瓴的重要講話在我國經濟社會改革出現瓶頸時顯得尤為鏗鏘有力。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對於打破經濟發展瓶頸、化解矛盾、提高執政水平、進一步提升國力和我國的國際地位，有著重要現實意義。目前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之路，是如何在共同富裕的基礎上，實現全社會公平正義。隻有完善政治體製，才能徹底鏟除特權，真正實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從烏坎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下至上、循序漸進推動基層民主改革和選舉。借鑒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實行的“東方式民主”經驗，對我國政治體製進行頂層設計，在擴大黨內民主和擴大人民民主兩條道路並行上作出重大努力和邁出實質性步伐，真正體現民權本位、主權在民的理念，敢於廢除特權，約束公權。現在我國的各項改革已邁入深水區，政治體製改革的攻堅戰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真正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在更高層次上達到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協調。

　　1.要解決黨和政府領導幹部體製問題。

　　改革幹部能上不能下的頑症，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避免權力部門化和部門利益化，而這些涉及重大改革的決策需要頂層設計。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各級政府主要領導幹部應以公開選拔和民主選舉的形式產生。改變各級官員“隻需對上負責，無需對民眾負責”的不正常現象。嚴厲查處提拔任用幹部中的不正之風，堅決遏製買官賣官、弄虛作假、暗箱操作等用人腐敗現象，啟動嚴格的問責機製。

　　2.改革官員任命製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產生辦法

　　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可以在縣鄉兩級政府實行公開選拔或民主直接選舉，時機成熟之後在省市兩級進行民主選舉，徹底改變地方官員由少數上級領導決定的弊端，地方官要由當地人民選舉產生。人大代表也應當通過公開選舉產生出真正能代表人民、能為人民做事的社會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由政府指定或暗箱操作。逐步減少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的比例，直至最後從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消失，避免政府官員在製定相關政策時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讓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真正做到參政、議政和監督職能。改變以黨代政現象，實行行政領導負責製，為將來基層的民主選舉打下堅實的基礎。

　　3.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

　　政府要由“經濟幹預型”改變為“公共服務型”，優化公共服務和管理，不斷完善市場體係，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如政府財政預算、政府采購、工程招投標和“三公”支出等人民群眾非常關注的信息，使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同時要盡快製定法律，加快官員財產申報、公示製，下大力氣抑製“三公”消費，嚴控“三公”支出。嚴格財經紀律，禁止鋪張浪費、奢侈消費現象。應修法從嚴從重打擊貪汙腐敗行為，著力打造廉潔奉公政府，對犯罪嚴重的貪官汙吏不得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及在服刑期間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4.增加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府決策機構

　　目前全國共有民主黨派8個，總人數80多萬，與全國8000萬共產黨員相比，僅達到百分之一。而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憲法規定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具有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職能，因此應該提高民主黨派在政府機構的參政人數比例，真正體現多黨合作製度。允許民主黨派在全國擴大發展黨員，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限製性條件，讓民主黨派的隊伍發展壯大，充實到各個政府機構中去，在政府重要職能部門和公檢法司等適當安排黨外人士擔任重要職務，真正做到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同時加強黨外人士隊伍建設，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發現、使用和培養黨外優秀人才，完善黨外代表人士的管理和使用機製，形成黨外人才不斷湧現的生動局麵。

　　（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製

　　近幾年來國家加大對九年義務教育的投入，免除了兒童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解決了許多孩子們上學難的問題。同時對農村的醫療衛生進行改革，推廣新農村合作醫療以及部分大病、重病免費醫治，解決了一部分人治病難問題。今後我國麵臨著人口老齡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就業形勢日益多元化等嚴峻挑戰，為了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應采取一係列措施，建立健全各項社會保障製度。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圍，逐步建立覆蓋城鄉所有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係，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居有定所的和諧社會。要進一步加大政府財政的投入，加快完善社會保障製度法律體係，加強社保基金的籌措和監管，積極發揮商業保險的補充作用。

　　1.加快建立全民醫保體係

　　積極推進醫療衛生改革，破除“以藥補醫”機製，政府加大對公立醫院的補償，不斷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補助。以縣級醫院為重點，統籌推進公立醫院管理體製、補償機製、人事分配、藥品供應、價格機製等綜合改革。擴大重病、大病免費醫治範圍，避免造成居民“因病而窮”的境地。鼓勵社會民間資本開辦醫院，以緩解我國醫療資源供需矛盾。

　　2.加大對教育的財政投入

　　以政府財政投入、多渠道教育經費，對兒童學前教育、中小學義務教育、職業培訓教育等實行免費，同時降低民辦教育的辦學門檻，對民辦教育加大支持力度，享受公辦學校的一些優惠政策，壯大民辦學校規模，提高民辦學校教學質量。

　　3.完善養老保險機製

　　重構我國養老保險製度，打破城鄉界限和職業界限，建立基於國民身份的單一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破除我國社會保障製度長期存在的“二元結構”，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製度，實現城鄉全覆蓋、人人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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